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艺术
塞科托作品《星期天的下午》。资料图片
2023年2月，非洲最大的当代艺术博览会天达开普敦艺术博览会将虚拟与现实融为一体来探讨时间的概念，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用自己的创意和作品来探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联系，反思历史遗产到底意味着什么。南非曾有过一段灰暗的历史，种族隔离制度带给南非巨大的创伤，南非知名艺术家、作家苏·威廉姆森认为，这段过往留给南非最重要的遗产就是记录和重新构建历史的能力。
Ⅰ.种族隔离时期黑人艺术的多样性
南非种族隔离时期（1948—1994年）是南非历史上一个充满冲突与挑战的时期。种族隔离政策将南非人民分割成不同的种族群体，限制人们的权利和自由。尽管面临种种限制，南非的黑人艺术家仍然创作出了丰富多彩且独具创意的批判性作品，以表达他们的抗争和对自由、平等的渴望。黑人艺术以其多样性和创造力成为一种强大的反抗方式，音乐、戏剧、文学、雕塑以及视觉艺术等都成为表达自由意志和抗议的媒介，不仅为黑人社群提供了文化认同感和抵抗种族隔离政策的勇气，也展现出南非人民的坚韧品质与不屈精神。
杰拉德·塞科托（Gerard Sekoto，1913—1993）是南非最著名的现代艺术家之一。作为城市艺术和南非黑人艺术的先驱，他的成就对20世纪南非文化景观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塞科托的作品融合了非洲民间艺术和欧洲现代艺术手法，以独特的表现主义风格描绘了黑人社群的生活场景，南非约翰内斯堡艺术画廊于1940年收购了他的作品，使他成为非洲首位有作品被博物馆收藏的黑人艺术家。
塞科托善于运用鲜明色差的对比来进行创作，他的作品《第六社区的黄房子》《星期天的下午》《手拿橙子的女孩》《带石头的囚犯》《监狱院子》《街头音乐家》《奥马尔》等，描绘了南非人的日常生活场景，与其流亡巴黎后以原生活地作为素材进行的回忆性作品形成呼应，映射种族隔离政策下的社会矛盾。《第六社区的黄房子》中利用墙壁、窗户和门的结构将画中三个人物彼此分开。红色屋顶和黄色墙壁形成色彩对比，人物和前景道路上的阴影与路面、门廊和窗户内部的浅蓝色调形成呼应。画面上两个冷漠的行人与懒散的女人形成人物张力，金色的光环笼罩着三人，光线、阴影和颜色阐释并概括了凝固而沉重的瞬间。作品巧妙地传达了贫困和失业的普遍人类境况，但同时仍保留着南非的典型环境。《黎明》则描绘了一个男人与公牛搏斗的场面，他的妻子和孩子在旁边观看，这幅画象征着塞科托对“自由终有一天会到来”的信念。1947年，塞科托自愿背井离乡离开南非前往巴黎，从此再没重回故土。
这一时期，音乐和戏剧也成为城市黑人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非的黑人音乐家将传统音乐和西方音乐元素融合，创作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音乐作品，表达了他们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米里亚姆·玛卡芭（Miriam Makeba，1932—2008）作为一位著名的南非黑人女歌手和活动家，以其高亢的嗓音和对种族隔离的抗议而闻名，被誉为“非洲妈妈”。玛卡芭将祖鲁语和科萨语融入歌曲中。《啪哒啪哒》（Pata Pata）是玛卡芭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歌曲，最初是用科萨语创作并演唱的，“Pata Pata”在科萨语中意为“触碰”，在这首歌里表示一种舞蹈。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舞蹈在约翰内斯堡郊区小酒馆里很流行。男舞者站成一排，双臂向前伸展，掌心朝下，而女性则依次拍打每个男性（方式类似于现今的安检搜身），之后男性也会对女性做同样的动作。这首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不断重复的简单歌词及音律，“来跳啪哒啪哒，哦，来跳啪哒啪哒，像这样拉着我，哦，像这样拉着我……”，歌词和曲调都充满了浓郁的非洲传统音乐的韵味。
《啪哒啪哒》让玛卡芭以南非民族歌者的身份出现在世界音乐舞台，也让玛卡芭将科萨和祖鲁文化带上了世界舞台，使她成为南非传统文化的象征性人物。20世纪60年代初，玛卡芭准备回国参加母亲葬礼时，发现自己的南非护照已被注销，她成了无国籍的人。从那时起，玛卡芭开始审视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于是越来越直言不讳地批评种族隔离制度和白人少数政府，南非政府也一度禁止国内销售其唱片。与玛卡芭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南非著名爵士女歌手和作曲家多萝西·玛苏卡（Dorothy Masuka，1935-2019），她的音乐作品表达了对种族隔离的反对和对自由的追求，其音乐风格在南非一度很受欢迎，但当歌曲反映了更严肃的社会问题时，政府开始对她进行质疑，禁播其歌曲，1961年玛苏卡被流放，一直持续了31年。
另一位南非颇具才华的音乐家是兼小号手、长号手、短号手、歌手和作曲家于一身的休·拉马波洛·马塞克拉（Hugh Ramapolo Masekela，1939-2018），他被誉为“南非爵士乐之父”。马塞克拉以其爵士乐作品和撰写知名的反种族隔离歌曲而闻名，代表作有《索韦托蓝调》和《带他回家》等。1968年他凭借《放牧》（Grazing in the Grass）一曲登上了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冠军。
音乐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扮演了一种独特的角色，传达了非洲人民的希望、愤怒和团结。从早期反映南非人民普遍经历和关切的歌曲，到后来成为改造现实的利器，音乐在反对种族隔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音乐具有同样魔力的还有戏剧。南非的戏剧家通过创作反映种族隔离时期生活的戏剧作品，展示了他们在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坚韧与智慧。阿索尔·富加德（Athol Fugard）1932年生于南非卡鲁沙漠地区的米德尔堡，因其对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社会深刻而悲观的分析而享誉国际。他的多部剧作被改编为电影上映，包括《血结》（1961）、《波斯曼和莱娜》（1969）、《哈罗德少爷与男孩们》（1982）、《通往麦加的路》（1984）和《我的孩子们！我的非洲！》（1989）等。《哈罗德少爷与男孩们》被认为是富加德的自传式戏剧之一，讲述主人公陷入种族隔离的历史遗留问题中并努力挣扎的故事。这部90分钟的独幕剧以1950年的南非伊丽莎白港为背景，围绕17岁的白人男孩哈里以及他与两名黑人仆役山姆和威利的关系展开。哈里受过良好教育，他与支持南非种族隔离的酗酒的父亲之间存在矛盾，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角色始终缺失，而哈里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山姆和威利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山姆拥有大智慧，很爱笑，也很幽默，他与哈里和威利建立了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就像跨越了种族藩篱的一家人一样。当哈里得知父亲从医院回家后感到不安时，山姆会试着安抚他，鼓励他专心做作业。山姆在剧中成为哈里非常渴望的父亲形象的替代。富加德试图用他的戏剧表明，种族不应该成为障碍，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每一种关系、经历和记忆都会受到所处政治环境的影响。
杜米勒·费尼（Dumile Feni，1942—1991）是被称为“黑暗之子”的南非当代艺术家，以描绘南非反对种族隔离斗争而闻名。费尼的才华在他的艺术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许多绘画作品虽然完全以线性方式完成，却具有浓厚的雕塑特质。《阿尔伯特·卢图利肖像研究》是为在南非发起反对种族歧视的非暴力运动祖鲁族酋长、教师、宗教领袖卢图利所创作，画作并未按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三维的雕塑，而是用象征性手法使绘画本身兼具了雕塑的内在属性。通过绘画和雕塑，他揭示了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所经历的苦难和压迫。
艺术家从个体层面利用多样的艺术形式，以其深刻的洞察力和情感表达，通过他们的作品记录了非洲人民的生活经历、挣扎和抗争，深刻揭示了种族隔离时期的苦难和希望，传递了他们对不公正现实的关注和抗议。与这些艺术家个体创作紧密相呼应的是一些团体的艺术活动，这些艺术活动也激发了人们的抗争精神，成为抵抗和改变社会的催化剂。
Ⅱ.反种族隔离的标志性艺术活动
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艺术活动在抵抗压迫和争取平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标志性的艺术活动包括音乐会、文化节和博物馆艺术展览等形式，它们不仅凝聚了南非人民的力量，也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关注和支持。
音乐会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标志性的艺术活动，人们通过音乐的力量向全世界传递对种族隔离的抗议和呼吁。曼德拉音乐会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盛会，1988年和1990年，反种族隔离运动在伦敦温布利体育场举办了两场音乐会，呼吁南非政府释放自1962年以来一直被监禁的纳尔逊·曼德拉。1990年曼德拉在第二场音乐会上首次公开露面，并向全世界争取释放他的人们表示感谢。众多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艺术家纷纷现身演唱会以示支持。前文提到的几位艺术家如休·马塞克拉、米里亚姆·玛卡芭等都出席了音乐会。
艺术展览也是黑人艺术家表达自己观点和抗议的重要途径。“第六社区博物馆”是一个充满历史记忆的场所，是为了纪念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开普敦被强制迁离的第六社区的历史及文化的博物馆。第六社区在因种族隔离制度被摧毁之前，是一个在语言、宗教、经济状况、原籍地理区域等多个层面存在着多样性的社区，于1966年被宣布为白人区，于是6万多人被强行迁移到开普平原的荒芜外围地区，他们在第六社区的房屋被推土机夷为平地。第六社区博物馆基金会建立后，一直致力于推行流动的博物馆运动，通过在城市的不同地区建立收集点和创造讲故事的机会，为散居各地的原第六社区人的回归行动和记忆叙事提供支持。1994年博物馆推出了首届展览，名为“街道：第六社区寻踪”。21世纪初开始，博物馆在开普敦布伊顿康特街历史悠久的萨克斯·富特伦大楼，建立了“第六社区博物馆重返家园中心”，成为举办相关活动的热门场所之一。博物馆通过展览、口述历史记录和艺术品等，展示了当时社区的多样性和迁离带给人们的痛苦，以及对和解和正义的呼吁。第六社区博物馆以象征性的方式参与到历史和记忆的建构中，成为种族隔离政策下南非黑人社区生活和抵抗精神的象征。它通过艺术和文化遗产的方式保留了这段历史，使记忆得以延续。
“诗歌巴士”是一次别开生面的文学之旅，最早由门杜艺术团发起，众多艺术家响应，是在社区间开通巴士并以诗歌和表演为主来展开沟通合作的活动，后发展到南非各地，人们在旅途中欣赏诗歌表演并参与讨论。这个活动不仅提供了一个文学交流的平台，也让人们通过诗歌的力量思考和反思种族隔离的历史。2000年9月举办的“诗歌巴士”之旅由马利卡·恩德洛武（Malika Ndlovu）和卡迪佳·希格（Khadija Heeger）等南非诗人带领。恩德洛武曾创作了《出生在非洲，但是》来表达身处特殊时期人们的困境：“出生在非洲，但/被用另一种母语哺乳/听着外国摇篮曲入睡/当我死去/却祈求去往上帝的天堂/出生在非洲，但是/出生在指定的土地上/远离祖辈的那棵树/努力找寻自己命运的方向。”恩德洛武的诗歌正像种族隔离时期的诗人丹尼斯·布鲁特斯（Dennis Brutus）和凯奥拉佩策·考赛瑟尔（Keoraetse Kgositsile）一样，通过将意象植入叙事，来唤起人们对种族隔离的反思。恩德洛武在诗歌《莉迪亚》中，将风拟人化为高声哭诉过往创伤的女人，而将被埋葬被遗忘的女人的身体象征化为被遗忘的历史：“这风是一个被困扰的女人/她充满记忆的狂野/唱着真相和悲剧/关于我们被埋葬的遗产/我们的奴隶制度/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否自由。”
社团或项目类的标志性艺术活动不仅仅是艺术表演，更是一种叙事方式，将个体意识升华为集体意识。通过艺术，人们能够凝聚力量、表达声音，并将种族隔离的不公正传递给全世界，用艺术的力量讲述着故事，诉说那段不能被遗忘的历史，唤起人们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期许。
Ⅲ.重新建构黑人的自我认同
艺术家们通过个体及群体性艺术活动解构了种族隔离时期的历史，揭示了其中的权力结构、偏见和不公正。他们通过艺术的力量提出重新审视历史，促使人们对社会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在自我意识层面，艺术家们拒绝被定义为种族或民族的刻板印象，而是探索个体和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塞科托在1943年约翰内斯堡举办的新团体五周年纪念展上，试图打破“非洲艺术家”的种族烙印，将个性化置于创作前景。在文化认同层面，他们挑战传统的种族概念，超越了传统的边界和划分，提倡包容性和多元性。通过重新定义文化身份，他们用艺术重新建构了黑人的自我认同，打破了过去被主流社会塑造的形象。这种重新建构不仅仅是关于个体的认同，更是关乎整个社区和群体的认知，传达一种认同的力量、尊严和价值。此外，他们关注边缘群体，通过解构主流历史叙事中被边缘化的历史事件和被遗忘群体的沉默，唤起大众对这些群体的关注。
《还原凝视》是黑人艺术家集体（BLAC）的艺术展创意，呼吁黑人艺术家“反过来凝视白人”、跨越“肤色界限”来进行自由的艺术表达。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视觉文化中，白人一直作为“主体”，象征着权力和自由，其他人都被视为不自由的“客体”。展览为黑人提供平台，通过艺术家的眼睛来审视过去，从黑人的视角探索，并解读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权力和社会关系的本质。伯尼·苏尔（Berni Searle）是南非女艺术家，她的作品包含着表演性叙事和自我形象建构元素，以体现历史、土地、记忆等。在苏尔的作品中，她质疑白人可以自由支配黑人身体的做法，认为黑人是被剥夺了主体地位的存在。《还原凝视》展览正是要将黑人的主体地位夺回来，而展览中的大多数作品都与种族隔离遗留问题有关，都试图在解构后建构起反抗和重塑身份认同的方式。
通过解构过去的叙事，艺术家们为建构新的认同和价值观铺平道路。同样，通过建构新的身份和文化意义，艺术家们为解构过去的偏见和压迫提供了具体的替代方案。历史与现实、记忆与遗忘、解构与建构，这些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力量使得人们不断反思，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为社会带来深远的影响。
（作者：蒋春生，系北京物资学院外国语言与文化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