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刘家思

对话者：刘勇 过常宝 沈立岩 肖瑞峰 高玉 孙少华 马旭

“没有信念理想，只靠个人恩情的师承关系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尊师崇师是重要的甚至必不可少的学术之途。”

刘家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古典文学专家刘跃进先生的回忆性散文集《从师记》出版后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社会反响强烈，媒体多有关注。这不仅是一部叙事、描写与抒情紧密结合的追忆之书，也是一部打开学术之门的启蒙之书，是新世纪散文从文化散文到学术散文的标志性作品，是当代学者散文的重要收获。作者以朴素自然的笔墨，记述了数十年来个人求学与从师的经历，把自己从师深造的有得之言融会在一个个生动的细节、片段中，使人读之兴味盎然，启发深长。它将一个学者成长的自叙传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结合起来，既展现了一个文学梦想者的执著追求，也书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代学者心灵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因此，这部作品既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也具有深厚的人文精神，预设了很强的审美空间，蕴含着多种阐释和解说的多种可能性。咱们先谈谈这部作品的思想内涵。

刘勇：我认为刘跃进先生《从师记》的写法和精神，在当下包括今后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我和跃进先生是同龄人，对一些问题深有同感，这本书给我最深的感动就是尊师情怀。尊师是因为从师，从师才有崇师。五四那代人对老师辈的极其尊重也是五四留给我们的重要的精神财产。

过常宝：像《从师记》这样表达真情实感、梳理学脉学理、体现学术文化品格的作品，确乎很少，值得珍惜。这是一部求道、传道的书。这本书描述了自己孜孜以求，以毕生的信念和奋斗而寻道的过程，书中写了自己独学无友、找不到登堂入室门径的苦闷，也写了一时贯通、豁然开朗的喜悦。书中还写了几代人接续传道的过程，比如吴晓铃先生将郑振铎的手书和手稿整理为640多则《西谛书跋》，还接续郑振铎先生未竟的事业，主持编纂《古本戏曲丛刊》工作，而刘先生本人又继续完成了最后四集的编纂工作。这种一脉相承的热情和信念，来自对事业的热爱，也来自一代代老师言传身教，来自师道自身的感染力。刘老师如今也成了学界前辈，桃李天下，是为师而有成就者，他将自己的求学悟道的经历，展示为“一个可以触摸的学术境界，一种可以贯通的学术精神，一段可以仿效的学术人生”，其实也是一个传道的过程。它将召唤、启发后来者。

沈立岩：《从师记》的原名是《闻斯行之》，刘跃进先生说：“我为人处世向来胆怯，时常退让，但求学问道却很积极，颇近于‘闻斯行之’的风格。”我觉得所谓“胆怯”“退让”，其实是他为人谦逊、淡泊名利的反映，而“闻斯行之”，却是他求学风格的真实写照。正如孔子所说：“不践迹，亦不入于室。”我们都是在老师的引导之下走上学术之路的，没有这种引导，我们常常会歧路亡羊、迷失方向。跃进师兄的尊师重道和转益多师，堪称当代学者的楷模。不论是授业之师还是间接师承之师，抑或是私淑之师，他都执弟子之礼甚殷，不仅学其道术，亦且学其为人。而他对师恩的铭感于心、念念不忘，更能见出一颗返本复始、不忘其初的赤子之心，最为令人感动。

肖瑞峰：《从师记》读后最深刻的印象，首先就是作者对各位恩师的浓烈而又深挚的情感。那种“念兹在兹的感恩之情”，令人想到《增广贤文》中说的“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其次是作者在追求学术的历程中的锲而不舍、锐意精进。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保持执着的向学之心和向上之志。

孙少华：《从师记》反映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求学经历，也展现了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一代学人的集体记忆，一个学者半个世纪的读书、学习、生活经历，都在《从师记》一篇一篇的散文中陆续呈现出来。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和其他人的单个交往，但同时也看到了他们整整一代人和共和国的风雨历程。这本书名义上写“师生情”，但里面也有着作者深深的爱国之情：个人学习、生活、工作的成绩与进步，无不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息息相关。

马旭：《从师记》的宗旨，重回“尊师重道”，在书中，跃进先生为我们介绍师长们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文献基础、恢宏的视野、高度的文化责任感和坚强的毅力。

刘家思：《从师记》的思想内容是比较丰富的。那种浓浓的尊师情怀是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应该说，《从师记》也呈现了一个优秀文史学者的炼成史，作者是以自己的成长历程，自己接受的恩师与学界前辈的惠泽，成就了自己，志在传承文脉，崇尚道统，惠及社会。可以说，他是布道。不仅是在布学术之道，也是在布人生之道，也可以说是布为师之道。作者对于这种学术之道和尊师情怀的表现，我觉得有先秦诸子散文的遗风。是不是有这种深厚的历史传承呢？

刘勇：从师的经历，尊师的情怀，古今中外都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各种思潮流派，推进着学术的发展，激活着思想的飞跃。我再举几个现代文学的例子，鲁迅师承章太炎，在“立人”“宗教”等问题的讨论上，都可见章太炎的影响；徐梵澄在鲁迅的帮助下成长起来，在鲁迅的影响和扶植下，翻译了《苏鲁支语录》等尼采的著作，是中国最早的系统译介尼采专著的学者；徐志摩当年特别崇拜英国哲学家、剑桥大学教授罗素，毅然放弃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追随罗素，虽然徐志摩没能成为罗素正式学生，但是一直对罗素保有一种师生之情，后来更是多次译介罗素的文章，几度邀请罗素赴中国讲学，将罗素关于教育、科学等问题的观念引入中国社会；九叶派诗人穆旦、郑敏等人，正是在西南联大教授燕卜荪的英国诗课程上受到西方诗艺审美观念和文艺理论的熏陶，对现代主义诗歌产生兴趣，形成了抽象、智性的诗歌风格，推动了中西诗歌的融合。从这些都可以看出从师经历是多么的特殊和重要，对一个人的成长，甚至对一个流派的形成都是必不可少的。

过常宝：《从师记》是一部体道、卫道的书，维护的是学统、师道，维护的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尊严和广大。书中所描写的叶嘉莹、罗宗强、姜亮夫、曹道衡、傅璇琮、魏隐儒、俞平伯、王伯祥、吴世昌、吴晓铃等师辈学者，他们虽然处境不同，有的从海外归来，有的经历过人生磨难，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传统文化、传统学问的热爱。比如叶嘉莹先生，1979年回国执教于南开大学，勤勉讲学，自云“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那一辈人对传统文化和中国学术的痴情和责任感，令人感佩，他们可以说是用自我的生命来印证、照亮了民族文化的来路，所体现的就是一种卫道、传道的精神，书中说：“老人家用生命书写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那种真挚、深情的爱，她要做中国文化的传灯人。”“传灯人”这一表述十分准确，写出了那一辈学者精神的强大。同样，刘老师将自己的所有学术成就和精神感悟，都归功于各位师长的引导，归功于一种揣摩、学习、体验的功夫，写出了传统学术精神对于塑造自己人生的意义，实际上也就揭示了传统学术以道化人的魅力。《从师记》为我们塑造、保留了一个久远而深厚的师道和学统，阐发了这个师道和学统的独特魅力，捍卫了学术共同体的文化价值和尊贵气质。

沈立岩：《从师记》不但让我们看到一位优秀学者的成长之路，更让我们看到一种古老的尊师文化的传承。所谓“传道、受业、解惑”，其道、其业、其惑，皆非谋生求食之类可以尽之，而关涉个人安身立命乃至文化之前途命运。因此师生之间的关系，遂因此而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种人伦。而这种中国特色的师生关系，在当今的时代已经越来越被一种职业化甚至商业化的关系所取代，其利其弊，该如何评说？从《从师记》中，我们看到跃进师兄对中国传统尊师文化默默而执着的践行；一位位名师的音容与风采，正有赖于这些文字而得以保存、传续。在这些文字之下，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古老文化的脉搏依然在跳动。

刘勇：我特别想举京派的例子，以此来说明师承关系所起的作用。因为，京派实际上就是一个由师承关系形成的流派，他们的群体言说，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都与师承关系密切相关。我长期研究京派文学，深切感到上世纪30年代的京派最有凝聚力，也最有魅力，而到了40年代的京派乃至以后的大京派就明显松散了，就不聚气了，也就失去了活力与张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30年代形成的那种师承关系淡薄了，松懈了。当然，师承关系并不是个人恩情，事实证明，没有信念理想，只靠个人恩情的师承关系是不可能长久维持的。尊师崇师是重要的甚至必不可少的学术之途。

“《从师记》看似没有‘抒情’，但‘情’无处不在。亲情、友情、师生情，在作者简洁的语言、平和的叙事中缓缓流淌出来。”

刘家思：由此我们可以明白，尊师情怀与文脉传承不仅是一种个体行为方式，而且是一个国家文化的传统，从古至今一直被传承着。刘跃进先生的求学经历，成长的心路历程，不仅是他个人的生命体验，也是我们整个知识分子精神传承的典型反映。在这本书里面，作者巧妙地将个人与家庭，群体与社会，民族与国家等等这些问题在一起，使我们对之有了更加具体而深刻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基本的写作策略，就是将个体的自叙传与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融合在一起。

过常宝：《从师记》是一部悟道、明道的书。在读者感觉中，刘跃进老师最幸运的是碰到了那么多名师硕儒。这是刘老师之幸，也是时代之幸。很多评论者都用转益多师来概括刘老师的求学过程，但这一过程并不那么简单。同行们都知道，这些前辈学者所研究的方向不一样，有研究诗词的，有研究小说的，有研究文学思想史的，有研究文献的，有研究先秦的，有研究明清的，学术观念和研究理路也不尽相同，学习者难以做到兼收并蓄，重要的是体会其中的一以贯之的道。如罗宗强先生注意历史节点、重要事件，喜欢做“编年考证”，姜亮夫先生强调要打通文史、有所谓“三个不做”，魏隐儒先生认为必须靠苦功夫熬出来，刘桂生老师有所谓“四把钥匙”，等等，这些能够被体认，被深深记入脑海之中，并能够在数十年后从容写出来的，就是具有普遍意义或者适合自己的治学之道。同样，作为一个卓有成就的学者，书中也包括了很多作者自己所悟出的治学之道，比如说四种读书法：钱锺书的开卷有得式、陈寅恪的含而不露式、陈垣的探源求本式、严耕望的集腋成裘式。刘老师指出其中共性说：“能在寻常材料中发明新见解，在新见材料中发现新问题，在发明、发现中开辟新境界。”这就非常见得道性了。当然，《从师记》还讲了做学问的传统与创新之道，讲了学术和社会辩证发展之道，还以自己的名号阐发了社会和人生互博互助之道，等等。

沈立岩：跃进师兄这样兼具作家的敏锐感知和学者的清明理性，因而独具慧心与慧目的人，则更能传达那种极富透视感的历史经验。而如静水深流一般蕴乎其中的真实，则赋予《从师记》一种难能可贵的历史深度。

高玉：刘跃进先生是学者，所谈论的问题又非常专业，这是非常特殊的，和一般新闻记者以及年轻学者所系是完全不同的，其眼光和深度都是不一样的。读《从师记》，我觉得刘先生在学术道路上基本上没有走弯路，这与他一开始就得到了名师指导有关系，当然也与勤奋好学、勤于思考、举一反三等有很大的关系。

刘家思：正如大家所说，刘跃进先生的人生有两个方面是区别于许多人：一是他曲折的人生经历和广阔的生活阅历。刘跃进先生出身于编辑家庭，生长在北京，开始读小学就寄学东北，回北京之后又随父母下放，14岁回北京独立生活，高中毕业后插队。就是在这种磨砺中，他的阅历变得更加广阔，使他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生活资源。二是他接受名校名师的教育和个人持之以恒的执着追求。他承传着纯正深厚的学术文脉，使他走向了学术正途，而且自小就形成了文学梦，考上大学后，他“从文学青年到青年学人”，开始走向了为学之路。那么《从师记》在艺术上有什么特点呢？我个人觉得，这本散文集以平实的文字进行真挚的叙事、真切的描写、真诚的抒情，展现了独特的艺术魅力。

肖瑞峰：作者娓娓道来、不疾不徐、却充满艺术魅力的文笔。不事藻绘，洗尽铅华，甚至摈弃夸张、比喻等作家、包括非虚构文学作家习用的修辞手法，更不用谐谑之笔对学者身上常常难免的乖张、迂阔、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行为进行善意的调侃，以增加吸引人眼球的所谓“可读性”，而纯以平实的语言，从容不迫地追述导师们的学术风范，而自有浓情深意潜转于其中，兼具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

沈立岩：跃进师兄自道其写作的原则，是“不做作，不矫情，不卖弄，不虚伪”，我相信我们每个读他的文章的人都会有相同的印象。我觉得这不仅是跃进师兄为文的原则，也是他为人的风格的真实写照。这种为人与为文的高度一致，使得他的文字具有了一种“秋水文章不染尘”的境界。

孙少华：《从师记》达到了中国“非抒情”散文的“抒情”境界。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悟，就是看似没有“抒情”，但“情”无处不在。通读全书，作者的亲情、友情、师生情，在他简洁的语言、平和的叙事中，如潺潺小溪，缓缓流淌出来，让人感到文学与学术、求学与读书的快乐与温情。汪曾祺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散文不兴旺，很难说这个国家的文学有了真正的兴旺。”这句话或者有点绝对，但我想说的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除了严肃的学术研究，还是要写点散文。毕竟，义理、考据、辞章，这是我们的文化传统。

马旭：“文如其人”，一个是指跃进先生温润尔雅的人格而创作出来的这部书，另一个就是跃进先生高超的写作技巧。他写他的老师，如写姜亮夫先生的严格，叶嘉莹先生修辞立诚的风范，罗宗强先生一丝不苟的形象，都描写得非常细致。以细腻的笔法来写老师，总归一点，即是对老师的尊重，如跃进先生说：“这些老师，或亲炙，或私淑，还有的是我老师的老师，如文学所的前辈学者，我很感念他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将这种感念之情表而彰之，让更多的读者从不同侧面了解前辈学者的为人风范和学术业绩。”

“学者散文早已有之，一直草蛇灰线地贯穿在从古至今的文学史之中。《从师记》展现了这一文体蕴含的巨大创新发展活力。”

刘家思：我读了《从师记》之后，又把《跂予望之》《走向通融》《回归中的超越》拿来读了，如果将这些散文按传统文体细分的话，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记叙文，第二类是学术随笔和评论，第三类是杂文，但以记叙文为多。其记叙包括回忆自己求学过程中的恩师和前辈的记人散文和回忆自己成长经历的纪事散文。但是无论哪一类，如果我们将他散文总体特点归纳出一个字的话，就是真。他总是在平静的叙事中寄寓着深情，在质朴的文风中传递出真挚，显示了一个学者创作的真诚姿态。可以说，《从师记》做到了真实感人、真诚动人、真切悦人。那么，这种文体是不是也有文脉传承呢？

刘勇：《从师记》的写法和它的精神内涵是自古就有的，是有着深厚传统底蕴的。但近几十年来这种写法不多了，这种精神的传扬不够了。因此，我认为刘跃进先生《从师记》的写法和精神，在当下包括今后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跃进先生的《从师记》，内容丰富，艺术上手法也多有新颖之处。

孙少华：每一个文学研究者，心中多少都会有一个文学梦。严肃、严谨的文学研究，有时候与文学梦有一点冲突和矛盾。文学研究者的文采、情感，往往被严密的逻辑、乏味的文献包裹得严严实实。即使作者在学术论文中偶露峥嵘似的“文采”展示，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生怕这种“文采”会消减学术论文的严谨性。其实，这是一种对文学的误解。我们看明清人的笔记、日记、读书札记，无不在义理考据中展示着辞章的优美。学者写散文，一直以来都是一种时尚。这其实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学术传统，只不过很多时候，没有被正确认识、传承下来。刘跃进先生在长期的周秦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求学、读书、治学的经历，撰写的散文集《从师记》，是一部出自学者之手，对文学研究者、爱好者都很实用的好书。

马旭：我自己认真阅读这部书后，对这本书的理解是这种写法与传统传记文学写法是有一定联系的，上编实际是自传，下编是别传。自司马迁开创《史记》列传体以来，我国传记文学的核心就是要具有实录精神，不虚美，不隐恶。而下编的别传，跃进先生记录自己的老师，引入日记和书信，让别传更具有真实性。

刘家思：学者散文其实早已有之，一直草蛇灰线地贯穿在从古至今的文学史之中。刘跃进先生在《历代文话》《历代文话续编》中寻找理论支撑，在宋代张鎡《仕学规范·作文》中找到了一个表述：“学者须做有用文字，不可尽力虚言。”可见，学者作文自古就有。《从师记》这种学者散文，在文体上也有其历史渊源，他是在赓续文章之道的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探索。我觉得，刘跃进先生的散文是对学者散文的自觉探索与成功实践，展现了散文这种文体蕴含的巨大创新发展活力。他将叙事、描写、议论甚至抒情统一起来，其在平静的叙事中寄予着深情，在质朴的文风中传递出诚挚，在直率的批评中进行启迪与引导，在回忆往事与缅怀师友中赋予学术大众化品格，显示了内在的宽厚与温情，孕育着内在的期待。

过常宝：像《从师记》这样表达真情实感，梳理学脉学理，体现学术文化品格的作品，确乎很少，值得珍惜。《从师记》实际上为我们保留了一个以道自任、以学传道、以文化人的悠久传统，保留了一个“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省乎吾身则必怀感恩之心的人文境界。这是从学者的乐园，是文化的胜景。而今，这一传统和境界，正渐行渐远。这本书，为行将熄灭的人文之光，又续上了一口气，此所谓传道。

沈立岩：《从师记》的意义不可小觑。跃进师兄的文字将个人的生活史、心灵史，与民族、国家的兴衰沉浮的历史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赋予一个因极度宏大而显得面目不清的历史以真切、清晰的质感，其价值必将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加凸显。对于我们，特别是我们之后的一代代学子而言，过去的时代正在变得日益遥远而模糊，特别是当这个时代的亲历者日渐远去和凋零时就更是如此。而那个宏大的历史，只有透过一个个亲历者的具体而微的视点和富于透视感的观察和叙述，才有可能保存下来并整合成一个血肉丰满的整体。

肖瑞峰：该书兼具文献价值和文学价值。作者博闻强记的特异秉赋让我们感受很深。经历的人和事，虽已时隔几十年，却记忆犹新。很多渐渐远去的学者的身影和面容，因为跃进先生的真切描述而穿越历史的风烟，重新活跃在我们眼前。就文献价值而言，它既是研究刘跃进先生成长史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刘跃进先生所记叙的各位名师的重要文献，还是研究刘跃进及其导师所身处的这个丰富而又复杂的特殊时代的重要文献。就文学价值而言，它提供了一种学者散文的写作范式。行文中既显示出作者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界的翘楚人物的谦逊、平和、温润的学术风范，也时时让人触摸到其厚重的学术底蕴。

高玉：我认为这本书主要有三方面的价值，即学术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首先，历史价值包括一般史和学术史两方面。《从师记》的历史价值首先是一般意义上的。刘跃进先生在上编前四章中所记述的他的求学经历，既具有个人特殊性，同时也是对那个时代的真实的纪录。至于其学术史价值也很明显。刘先生是大学者，少年时就有幸见过作家柳青、杨益言、梁斌、姚雪垠，不仅目睹他们的风采，而且和他们有过交流。求学时都是在名校，不仅在课堂上接受名师的教诲，而且在学习中长期向这些学者请教，深受熏陶。比如王达津、姜亮夫、曹道衡、沈玉成、罗学强、魏隐儒，都是业师。真可谓“名师出高徒”，刘先生对他们的回忆都是第一手材料，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其次，学术价值。《从师记》主要是记人叙事，回忆师长，所记均为名流，单篇多发表在《传记文学》刊物上，可见其专业性。同时，因为所记多是大学者，所述多是专业问题，所以又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再次，文学价值。《从师记》其中的篇章发表在《传记文学》中，我认为“传记”和“文学”就是对这本书的定性，归于散文文体，属于广义的散文，具有很强的文学价值。表现之一是其记人叙事具有很强烈的形象性，之二是饱含深情地叙写师长，让人深受感染。作者虽然是学者，长期著书立说，写那种冷静客观的文字也许是更顺手，但这些文字却不一样，虽然仍然笔触从容，但情感仍然从字里行间透露出来，让人能够感受冷峻文字背后的温情。之三是语言优美。书中讲了大量的专业问题，但文字通俗清浅，特别易读、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