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 序

我常想，这世间的好文字都是要勘破些什么的。李叔同勘破红尘，所以有“长亭外，古道边，夕阳山外山”，史铁生勘破生死，所以有《我与地坛》，胡兰成勘破情欲——也可能是更深的沉迷，所以有《今生今世》。什么也勘不破的俗人，只有埋头赶路。

川端康成的小说《雪国》开头写道：“穿过长长的隧道，前面就是雪国。”少年时代起，我着迷于幽暗尽头的那一抹微光。在我看来，那就是东方的审美和格调。还有一年，去西宁，带了一本陈渠珍的《艽野尘梦》路上看，书上写的是民元之前，他带兵驻藏的经历，还写到一个爱上他的藏女西原，一路跟着他，最后历尽艰难回到西安，却死了。常读的还有沈从文在沅水漂泊，写给女友张兆和的那些私人信件。读着这样的文字，总觉得他们都是特别认真赶路的人，在途中，处处可以安身立命。

年轻时，我借同乡王阳明之口说，“地理是我记忆的核心”。我那时说的地理，是“一次次的离去、抵达、思乡、怀念以及旅途中归属感的疑问”。它们构成了一张复杂、密致的网，是一个人成长并获得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部分。

我现在多么怀念那些远游的时刻，“到处地方都有个秋风吹上心头的时候”。灵光闪现的一霎，让四时沧桑、胸中海岳如通了电般，圆融正觉了起来。那是多么美妙的一刻，每个词都坐到了世界的实处，而凌乱着的物，也在天地间的秩序中一一归位，如同头顶的星空，无言中却有大美。

就像华莱士·斯蒂文斯找到那只“田纳西的坛子”，让凌乱的荒野和山峰重新得以安排。“荒野向坛子涌起，匍匐在四周，不再荒凉。”

临济宗的义玄禅师有一偈，“在途中不离家舍”，途中的一棵树，一片云，都可以是家。他还有一句话是，“离家舍不在途中”，离开了家，也并没有一个旅途可言，人生本是一场远行。

不执着，也不疏怠轻忽，活到五十岁，我好像才学会走路。有道是，“不离家舍，常在途中；途中家舍，触处相逢”。同样的意思，在我喜欢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那里也得到了印证：“离开本土而又不真正离开家是一种诱惑，这是一种产生于旅行癖好的乐趣。”

偈云：“人从明州来，却入庐山去。”我现在生活的地方，以前就叫明州呀。

1.湘湖记

去越王城时，下起了大雨。雨如箭镞，攒击着湖面，十余步外人影莫辨。湖上影子，唯淡墨般长堤一痕，和远处船形建筑一座。两千余年前，此地是吴越两国交战的古战场。那风声雨声，似乎也带着兵气了。

萧山的由来，据说就是这般：越王勾践兵败，退入此境，登山，四顾萧然，跟出来的老兄弟们都没几个回来的，故名萧山。

眼前百米高的城山，就是古越国的一处古堡。山前有广场，廊柱、石坊、台阶都是新砌的。雨委实太大，那越王城遗址的一段城墙，只得远远看一眼，而洗马池、佛眼泉、山后古道，那些生长出诸多传奇的去处，竟生生地被雨隔着，不能近前一步。

这样也好，可以看湖。

桑君给我看湖。是去年初冬的湖。她曾陪家人来此，拍了几张，喜欢得不行。我一看，果然好，初看像是西湖，山光树影笼着雾气，都是虚虚的，线条洗练得像是明人小品。我疑心她是用手机软件处理过。桑君竟似为这湖鸣屈了，说这湖本来就这么好看的。

但我好像更喜眼前这湖。大风大雨，浩浩渺渺，天与水，与山与树，没有遮掩，也没有转折。它不再是小品，而是墨色酣畅的宋元山水。“雨过河源隔座看”，是我喜欢的李义山的名句，还有前句，“星沉海底当窗见”，也好。星沉雨过，一隔一看，一沉一见，如在目前。有人说李诗是写男女幽会事，在我看来，那实在是与天地精神接通的一瞬。

湘湖，能否给我这样的一瞬？

说到此湖的宋元气象，是因其阔大。却不承想，此湖，真的是一个宋人筑的。时在宋徽宗政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112年。

那个人叫杨时。

越地的湖，取一湘字，我总百思不解，这与湖南人何干？看了杨时的履历才明白。杨时，福建人，熙宁九年（1076）进士，先官湖南浏阳，然后到浙江的余杭和萧山，任知县。

他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的门下弟子，程颢说他聪明，领会得快，“杨君最会得容易。”又说他自信满满，谁也不能驾驭。他学成南归，程颢送他远去，感慨说：“吾道南矣！”那心情，几百年后的王阳明得着了王艮，差堪比拟。

程颢死后，杨时跑到洛阳，投到程颢的弟弟程颐门下，著名的典故“程门立雪”，说的就是他的故事。说的是，一日，他与同学游酢去程府求教，正巧碰上程颐静坐小睡，二人便肃立等候。当时天降大雪，待程颐一觉醒来，雪已经下了有一尺深了，两个虔敬的弟子已立成了雪人。一个至今想来还是异常温暖美好的故事。

杨时来任萧山令时，一定想起了三十多年前来浙江明州任鄞县令的江西人王安石。王介甫一代名臣，后来位极宰辅，在神宗支持下发起变法。杨时初入仕途时，这位政治老人在反对派的攻击下已经落职闲居江宁。若要站队，杨时和他的老师都是熙宁变法的反对派，但这并不妨碍他把治鄞时的王安石作为自己人生的样板。庆历七年（1047）秋天，王安石花了大半个月巡视鄞县各乡水利，尔后疏浚东钱湖，在各乡建了许多塘坝.三十多年后，杨时在萧山城西“以山为界，筑土为塘”，建成这样一个巨大的人工湖，以解九乡旱涝，也很难说不是来自青年王安石的启迪。

此湖周围八十余里，湖域面积四万亩，《萧山县志》上说杨时为邑令时指挥这一工程，“经理庶务，裁决如流”，可见也是个能吏。湖建好后，他想起了自己曾经任官的潇湘，名之湘湖，也是一番寄托。

湖中旧有八景，什么晚钟，什么棹歌，大抵后世文人穿凿，我只是记住了一个山脚窑烟，说的是此湖筑成后，湖底的黏土成了烧陶的好料，湖边人多以制陶为业，环湖窑场林立，一到暮色时分，湖边山脚，窑烟缥缈，如一空空幻境。大雨天不见窑烟，我想现在这里的窑场应是都关闭了吧。

离开浙江后，杨时被宋徽宗召为秘书郎，做了京官，后来屡有升迁。从他写给当道的一些时事札子来看，他论茶法、盐法、边事、军制，对北宋末年的经济和军事政策多有建言。到南宋建炎四年（1130），他辞官回了老家，去研究他的性理学说去了。

他虽然以“二程”嫡传的理学家的身份进入官场，一生都在精研心性之学，但他面对的，一直是人的世界。在政治架构内，他做过牧民的县令、新法的反对者、皇帝的近臣，他从来没有生活在一个玄之又玄的超验世界，即使谈性，谈理，也都是人间的消息。从此人身上可知，中国的哲学，一向都是在人间的哲学。

他的学问，自有朱熹等后来者承继；他在萧山留下的这个湖，遗泽千年。

雨中远远望见的，湖边那幢船形建筑，是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我知道跨湖夜月，也是入了旧八景的，但雨中看去，那桥似乎也隐入水汽中不见了。

我很快就知道，博物馆为什么是一个船屋的外形。馆中主藏的，是一只史前时代的独木舟。此舟是跨湖桥新石器遗址考古发现的，距今约八千年。

出土的还有水稻、茶籽、陶釜，但我的目光已经黏在了这只上古时代的木船上。

还在一个星期前，陪同广州来的谢有顺君，刚去看了七千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我总觉得，对史前时期文明的一种想象，如同泅渡一片无人的水域一样，对今人是一种挑战。兀地看到这八千年来的古舟子，我不由深吸一口气，这片水域实在是太深太广了些。

我们所能想象的，也就是一个有了文字之后的世界。甚至安于时世，连这种想象力都不再具备。

但在萧山，只要有足够的好运气，还是可以遭遇接通古今、接通天地精神的一瞬。因为此地有春秋的山，宋朝的湖，还有一只上古时代的古舟子。

2.方岩记

昔年郁达夫从金华去方岩，既是冲着胡公庙香火之盛，也是慕此地风景幽静灵秀。郁达夫为文，如嚼老姜，苦辛味居多，独独这篇《方岩纪静》，写山水，纪风俗，也写宋儒习性，通篇皆有静气，在他的文集中是个异数。

上方岩，先经芝英镇。这也是当年郁达夫走过的路线，就连山下那座坍塌在荒草丛中的石亭子，也曾进到郁达夫的眼里。这让我恍惚觉得，八十年并不远，他好像昨天才来过，或者，他就是身旁坐着轿子登山的一个香客。

芝英，最早名官田，是晋时官军屯田之所，因有灵芝产于其间，明永乐乃改此名。其实芝英还有一个旧称，汝南郡，这是河南上蔡的一个古地名，移用至此，也是两晋之交迁居此地的中原豪族难忘故土。郁达夫到此时，说居民千户，多应姓者。我特意留意了一下族谱，应氏集居此地已逾千年，他们的远祖，可以追溯到东晋时的镇南将军应詹。

穿镇而过时，特意去了当年郁达夫停轿去买油纸做雨具的半面街。街面入口处狭窄，往里有一半月形小广场，街两旁店铺林立，集中了永康当地打制五金器具的传统手工艺人，有打铁、打铜、打锡、打银、钉秤、铸锅的，那些摆放的器具都带着金属沉稳的光泽。永康的小五金工艺，源自东晋，又有南朝时炼丹术的推动，也是所来有自。永康地处金衢盆地要冲，田少人稠，民国时，这里的手艺人挑着家什外出谋生，近到金华、衢州，远到上饶、南昌，皆是他们的劳碌身影。诗人早年打过铁，说这条街也是当年的一个劳力市场，东家要雇手艺人，也都到半面街来物色。

古驿，义庄，道观，书院，祠堂，使这个千年古镇在外观上还保留着传统中国社会的浓重痕迹。尤其是祠堂，迄今保存完好者，尚有五十余座。小宗祠堂、思文公祠等，皆是明清时就建了的，水磨青砖，廓梁浮雕，皆外观宏大，做工精细。传统中国，皇权不下县，能维系两千年传统中国于不坠，宗族制功莫大焉。这些祠堂，曾是古镇等级最高的建筑，举凡祭祖敬宗、训诫子弟、催课完粮、息讼御盗，民间日常里的一些重大活动，都是在此举行。

应氏后裔，于晚清时崛起两人，皆与洋务有关，一是曾任苏松太道、曾得李鸿章专折叙功的应宝时，一为曾任驻西班牙使馆参赞的应祖锡。于这么一个传统的腹地，却有子弟投身于时代前沿，也是世风渲染吧，却也证明中国文化自有其生生不息之力。应祖锡故居为一清中叶砖木混构，重檐歇山钟楼，三合院式，上下两层，硬山顶，门窗、花拱等处的花鸟雕刻，刀法精微，见辄心喜。

在镇中一处祠堂里——祠堂太多，委实想不起了——喝过岩茶，吃过永康本地产的烤包子和馄饨，向着方岩脚下而去。八十年前郁达夫登山，说石阶密而且峻，盘旋环绕，需一个钟头方得上去，那是因为他走的是前山。我们走的是后山（前门在修缮），山径清幽，鸟鸣啾啾，间有笛声可闻，上山的途程是短了许多，但郁达夫所说的岩下街是不及见了，想当年香火旺的时候，这些专靠胡公庙吃饭的生民，生意都是好的，日子也过得富裕。

胡公实有其人，那就是北宋初年的胡则。胡则在公元11世纪南方的一场大旱中，上疏请求朝廷，免江南各地身丁钱，为官时又宽刑施仁，故此在他死后，多地百姓立庙祭祀。胡则是永康人，又在方岩读过书，故庙在此处方称正宗。但即便宋时文臣地位极高，死后民间称“大帝”，也是僭越，数百年来没见官方禁止，也真可怪也欤。据说胡公大帝极为灵验，这也是数百年来吸引着香客络绎不绝上山的原因吧。

从后山上来，穿过一极险峻之峰门，即为天街，也就一略宽的石径。山顶平地，林木丛生，亦明瑟可爱。胡公庙即在天街另一侧。庙门依山而建，内极宽大，我看供奉的胡公面相，也就是连环画上常见的文官模样，只是多了些慈悲与蔼然。大概民众总是按着他们的理想，来制造心目中的偶像。天街西侧，有一绝壁，笔立数百米，大藤垂于下，旁边石上书“千人坑”三字，却有一本事，说的是方腊陷永康时，乡民避难于山顶，乱兵攀藤而上偷袭，山上砍断藤索，多有坠崖死者。乱世中，幽僻如方岩，也是难逃兵祸，即便有灵验的大帝，也是护佑不得。

从永康至芝英五十里，从芝英到方岩又二十里，七八十里地，也就为看山。方岩的山，果然是雄奇的，郁达夫说“绝壁陡起，高二三百丈”，绝无夸张。从顶上的望景台看去，四面的山几乎都是柱状的，山体从上到下，一般粗细，加一锥状的山顶，如硕大的帐篷，也如林立的粮屯。“峰的腰际，只是一层一层的沙石岩壁，可望而不可登”，郁达夫有文在此，任何的描绘都是贫乏的了。这种成片的巨岩，我见过的山中，只有雁荡差堪比拟，若有画家要写景，也只有油画方压得住，郁达夫说中国画的画山点石功夫，无论怎样的皴法皱叠，都有未到之处，确是到过方岩的人才说得出来的行话。

灵岩也是去了的，乃一极幽深的洞，几乎对穿山体。山顶有一观音塑像，是新塑上去的，线条不甚灵动。有洞穴之地必有宗教和哲学，我所爱者，还是后者，离此相去不远寿山下，五峰书院所在的那处山洞。

那洞，如蛤口翕张，亦如覆船扣于崖下，郁达夫所说“冬暖夏凉，红尘不到”之所也。洞内支开数张大桌，喝茶，说话，也不觉局促和喧闹。顶上洒落的一缕细泉，长年不断，被风吹散，时作潺潺水声，让人总也听不厌。洞前静潭，映着被五峰挤压着变得缩小的一方天，飞鸟，流云，绿树、红花，皆在触手可及的水镜里，“仰视天小，鸟飞不渡，对视五峰，青紫无言”，八十年前感动郁达夫的那种极大极深的静，我也是体味着了，只不知那布幔般遮在四面的，巨厚、瀑布、桃花、覆釜、鸡鸣五峰，又各是哪一座？此次上方岩，好在可与八十年前的郁达夫一路对话、争辩，想到此处，不由微笑。

五峰书院、学易斋、丽泽池，朱熹、叶适、吕东莱、陈亮等宋儒们时作勾留的这些处所，都是在此洞的另一侧，依山而成，无椽无瓦，又不侵风雨。郁达夫说，不看金华的山水，不知宋儒苦心，他们借山洞作讲堂，大多是想借了自然的威力来压制人欲，但我看真正的修学者，他们的天机也是奔放泠如的，书院、学易斋这边固然高冷，向东步出数十步入此天然涵洞，听风听瀑，看云看树，也是运思者的乐趣罢。

1938年日军侵浙，浙江省府在省主席黄绍竑率领下迁入五峰书院所在山岩办公，以避日军轰炸，一直到1942年。黄绍竑把裸露在外的办公楼漆成黑褐色，既与山体伪装成一色，也示不忘国耻。洞前有一省府南迁纪念石碑，这是郁达夫1932年秋天来时所未能见的。

下得山来，在永康还逗留了两日，去看了厚吴、大陈、塘里等古村。那都是些散在平原上的村落，移步换景，秀色处处，良可回味。塘里古村，聚居的是三国时的孙权后裔，这里有个叫孙孝贤的乡绅，1927年在老家开办了同文书局，以木印和石印印刷账簿、课本，到1938年浙江省府西迁，书局的印刷业务一下到了鼎盛。我找了很久，想看看当年的印刷机器和书籍，村人告，已找不到一件实物了。这让我再次想到了宗族制和乡绅阶层在传统中国社会的作用，他们是基石，也是一种文明的薪火传承者，维系着传统中国县以下的基层社会的文脉和秩序。乡绅一死，群氓遍地，这八字，几乎可作一部20世纪史的缩略来看的。

3.温岭记

站在山下我闻到了大海的气息。看不见大海，大海就在数里开外。盛夏的天空，将雨未雨，是铅灰色的，带着点浑黄。空气里带着点腥甜的浑浊。然后登山，突地有了风，就好像关得严严实实的屋子里启开了一条缝。

这里是北雁荡山的余脉，约两百米的高度，在地图上，它被标识为“温岭长屿硐天”。《嘉庆太平县志·地舆三》载：“屿不甚大而最有名，并石苍、黄监或统称长屿。”它是因山峦蜿蜒起伏，犹如海上一座狭长的岛屿而得名。我来这里是看一处历时千余年的采石场，一座自南北朝开采经宋元直至晚清的巨大的工场。

它没有想象中环形火山般的荒凉。它现在是如许的安宁。山静如愁，山道也是空的。路边一个个蓄满了水的巨大的石潭，其洁净就如同一个个刚张开的眸子。但这也只是让我微微地惊讶，惊讶于此间的秀色。道旁看到原太平县旧衙前的擂鼓石和一截龙柱，掩映于树丛间，是明成化年间的旧物，几乎完好。

然后下到了山体的腹部。

到了山顶，觅一洞口，缘着石壁上狭窄的石级逐级而下，愈往前行，境界愈大。窟与窟相连，移步换景。抬头看上方坛口似的一片天，已下到了百余米处。原来这个巨大的采石场竟是在山体的腹部。原来这整座山体，让一千多年来的工匠们都给凿空了。依势取石留下的石硐风景，或如古钟，或如覆锅，或如桶壁，或如巨兽，千姿百态。其硐有的孤立，有的串联，有的环生相叠，有的几硐并峙，深幽曲折，雄伟险奇。硐内凝灰岩削壁成廊，天窗顶空，石架悬桥，层叠有致，变幻莫测，宛若岩石的迷宫。

自南北朝以来，一千余年，上千个形态各异的石窟。为了防雨水侵蚀石质变硬，开口都极小，内里一例都别有洞天，幽深莫测。斧削过一般齐整的石壁，壁上的木楔，隐约刻在石上的姓氏和计件数字，就好像采石工们全都工间小憩去了，呼啦一声，他们又会叮叮当当地劳作开来。

那些凿石的人，那些背石头的人，他们都是把影子刻进石头里的人。他们的身影曾经在洞里幽暗的光线里晃动。晋人，唐人，元人，宋人，明朝人，清朝人。一个个世代劳动的叠加，造就了这个石窟。这里的石壁、洞顶、石级，石头里的每一处缝隙，都遍布着他们的掌纹、汗水、血渍。

那些从山体里开采出来的条石，顺着水路，走向了四面八方，它们砌入了哪些房屋，成了哪些建筑的墙基？如果石头有记忆，那会是怎样一部历史？而一方生民，正是靠这些血汗里挣来的银子生息着。一代一代，直至今世。

就像一个漫不经心的阅读者，我被震慑了。震慑我的不是自然造化，而是无处不在的手工的痕迹，劳动的痕迹。从这些痕迹间，我看见了一种日常营生所筑就的伟大的文化，闻见了手工时代那一缕飘荡至今的气息。

走出洞口，恍恍乎耳边还响着叮叮当当的采石声，那声音从明清、从更早的宋元年间传来。

然后去看了石塘，一个古老的渔业集镇，新世纪千年曙光最早升起的地方。这里所见最多者，还是石头。《台州府志》也曾这般记载：“塘多泥筑，少石砌者，惟此塘独砌以石，故即以为全岛总称。”镇中房屋、道路也大多随地势升降而建，石屋、石街、石巷、石级，果然是个石塘的样子！

大海尚在休渔期，猛烈的阳光直射空旷的海面，暑气逼人。渔港边，几艘渔船正在修理，几个皮肤黝黑的焊工正在操作，焊花四射。在车上看了一圈沿岛公路，我退回到海边一家私人客栈，看一本20世纪80年代版的《牡丹亭》。

看石最多的，还是在石塘下面的一个小村，里箬村。它原本是属于箬山镇的，这个镇的建制撤销后，它就并入了石塘。这里地处箬山内侧，东西北三面悬海，故又名内箬。“有山焉，层层包裹，故曰箬。又分内外两层，故曰外箬里箬。”镇志上这般说。

最早是来自福建的陈氏一支在此定居，繁衍生息，已历百余年。村里现在的一些风俗，还是闽地一带的。民国十九年（1930）的《陈氏卜园记》说，一个叫陈和隆的商人是这里最富有的，他的祖先从福建东部迁徙而来，及至陈的祖父，“始置渔船”，到陈和隆时，“三世经营航运得宜而告富有”。陈和隆发家后，在海边营建了一座几乎全由石头砌成的宅第，“远望渔船风帆沙鸟，无不毕陈于前，洵足乐也”，又有小花园，“设施得宜，遂觉草有忘忧之意，花含解语之容，鱼多情而听琴，鸟识趣而逐酒。瘐信之赋小园，尚无此乐境也”。

此时已是傍晚时分，西斜的阳光射在鱼鳞般叠合着的石屋群上，于石墙的转折处，切割出一块块黑白，石花窗里的一盆盆鲜花，于夏日黄昏之际重又恢复了生机。那一刻，这个海边的石头小村像极了欧洲老电影中的一个镜头。月亮慢慢高出山冈和村庄，世界正在加快下行，这个沉到夜的底部的小村，又会是如何的风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