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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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蛋听起来应该是个男孩的名字，一个男娃娃，叫这样的名字没啥说头，但虎蛋真是个女孩子。在沙洼洼这样的地方，女孩子叫这样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还有叫狗狗牛牛的女孩呢，那又怎么说。虎蛋已经过了二十了，还不是刚刚过了二十，是差几月就够着二十一了，在村里，这是一个很不妙的年龄。但虎蛋自己并不这样认为，或者说虎蛋自己根本就没有想到过年龄是个什么东西。年龄在她身上，一直就是一个不存在的存在。

开始做早饭的时候，坐在小板凳上择小油菜的虎蛋，突然停下手里的活儿，仰起头对正在案板上揉面的方菊萍说：“妈妈，哥哥啥时候回来看我们呀？我都有点想哥哥了。”

虎蛋这一问，真就把方菊萍问住了。她一边在案板和锅灶间忙碌，一边思量着应该怎样回答虎蛋的问话。在她心里，一直有一个巨大的负累，她觉得自己亏欠女儿虎蛋的太多了。

然而，对她来说这又是没有办法的事。

长久以来，方菊萍就被这种无能为力又心有不甘的情绪反复折磨着。这么多年来，她从来没有因为虎蛋的情形嫌弃过她，倒是随着年龄渐长，越来越对虎蛋的憨萌和不谙世事生出许多的依恋来。

听女儿这样问，方菊萍想了一阵说：“哥哥可能这阵子忙呢，不忙的时候，就回来看虎蛋了。”

“哥哥啥时候就不忙了？”

“不忙的时候就不忙了。”

“啥时候是不忙的时候？”

“就是活儿都干完的时候。”方菊萍想了想说。

“啥时候是活都干完的时候？”虎蛋歪着脑袋接着问。

“就是……放假的时候。”

“放假的时候是啥时候？”

“他们啥时候给哥哥放假？”虎蛋紧接着又问。

…………

这一次，方菊萍果断地没有接虎蛋的话。

方菊萍害怕女儿这样无休止地问下去，她不是应答不了这些带着奶腥味的车轱辘式发问，而是虎蛋这种绵绵不绝的提问，会在某个时刻，像子弹一样猛然击中她内心深处那个最薄弱的地方。那种时候，会有一股气流从后背直冲脑顶，一时间仿佛千钧巨石压在她身上，让她的身体从上到下漫开一种将要坍塌的感觉。

在那种即将崩溃的边缘，她会瞬间失去意识，脑子变成一张未经涂抹的白纸。

每次这种感觉过后，方菊萍全身的骨头都像散了架一样，怎么也收拢不起来。这种体验是恐怖的，方菊萍越来越惧怕这种情况的发生。

虎蛋刚出生的时候，看上去虎头虎脑的，据丈夫丁二斤说，当时他从护士手里接过孩子的时候，她两只眼睛圆溜溜地睁着，两只黑眼珠一动不动地盯着他。那一刻，儿女双全的他内心热浪涌动，整个一张方脸都情不自禁地乐开了。

直到女儿快上小学的时候，方菊萍两口子才隐隐感觉到有点不对头。虎蛋不仅身子长得慢——比同龄的孩子个头矮一大截，头脑还不太灵光。乡里人把这种情况叫“瓜”，城里人叫傻。好长一段时间，方菊萍和丁二斤都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

那年秋天，方菊萍拿着好几年种地积攒下的积蓄，带着虎蛋先后去了市里和省城的大医院，面对那些将信将疑的诊断结果，她始终不甘心，又请省城医院的医生介绍了上海的一个神经科的权威专家，最后检查的结果，是一种只有百万分之一概率的病，让虎蛋得上了——出生前就得上了，在娘胎里就得上了。

那个专家对方菊萍解释说，其实人类对疾病的了解非常非常有限，这种病大多是先天的因素，药物干预没有什么作用，目前全世界任何一家医院、任何人对这种病都没有办法。专家劝方菊萍想开一些，没必要在虎蛋的这个病上花钱了，如果生活压力不是很大，让孩子快乐地生活着就是最好的，她有她自己的一个世界。

那一刻方菊萍反而释然了，那种释然不是认命，而是“既然老天爷能给，老子就能受”的豁达与坦然。她要了那个年轻专家的电话，并听从他的建议，带着虎蛋在上海逛了一个星期。

外滩、东方明珠、南京路、豫园、朱家角古镇……凡是她在旅游地图上看到的，引起她注意的，都带着虎蛋去了。她把自己和虎蛋收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像一对平常的母女游客一样，不紧不慢地坐地铁、挤公交、打出租，有说有笑地吃着美食，喝着饮料。见到虎蛋喜欢的小玩意，她随手就给她买上。

最后一天，她们去了方菊萍自己一直想去的鲁迅公园，那里有鲁迅纪念馆。上学的时候，她在课本上读过这个人太多的文章，知道他的故乡在南方，他一生中有许多时光是与一座名叫上海的城市有关的。后来他在那里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了，方菊萍对他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当她在那张上海旅游地图上看到“鲁迅公园”那个并不醒目的标识时，她一下就锁定了它，那一刻她仿佛又回到了十五六岁的中学时代，一种渴望与羞怯同时顶撞着她的身体。她想知道一个写了那么多文章的人，他和他的学生在一起是怎样生活的。

在鲁迅公园逗留了大半天，她渐渐意识到人与人生活的差异，有时候用千差万别都是难以形容的。一个人一生中遇上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波折，那些高兴与哭泣的瞬间，都不可能被另一个人完全复制，这一切甚至都不能完全用幸与不幸去界定、去衡量。你眼中的不幸，也许在人家看来只是件稀松平常的事儿；而你认为的幸福，在别人眼里也许只是鸡毛蒜皮，连个笑料都算不上。连鲁迅这样伟大的一个人，也有过许多困苦和无助的时候，他的一生中也有那么多无解的东西要去苦心追索。而她——方菊萍，一个身处边地乡村的女人，还有什么是不能承受的呢。

在这件事情上，丁二斤除保持了自己一贯的木讷之外，还表现得对女儿虎蛋更加爱怜了。

爷爷丁解放却坚决不愿接受这个事实，他认为自己的孙女既不“瓜”，也不傻，只是脑子笨一些罢了。俗话说女大自巧，孩子长大了，一切自然就好了。在孙子丁树进县城读中学之后，他拒绝让孙女离开乡里的学校，毅然决然地坚持每天接送虎蛋上下学。

在学校里晃荡了五年，虎蛋最终在爷爷丁解放去世的那年秋天，被乡中心学校的李校长劝退回来了。全校师生都知道虎蛋是个智障的孩子，还不仅仅是智障，她的个头好几年都不见长高一寸。教室里有一个她专属的座位，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她的课桌上除了课本之外，更多的是各种积木拼图和卡通玩具。同学们还时不时把自己的毛绒玩具拿到学校来，送给虎蛋玩。老师对她的要求是上课不出声，也不能乱跑——这个要求虎蛋遵守得非常好，因为她只会自个儿和自个儿玩。

自从哥哥丁树去了县城读中学之后，虎蛋除了自己和自己玩之外，又多了一件牵挂的事，那就是不停地问方菊萍和丁二斤，哥哥啥时候回来。一开始全家人都把这当成了虎蛋智力逐渐变好的转机，但这样问了几年之后，却一点也不见好起来的迹象。

每年秋天，方菊萍都会打电话询问上海那个姓张的专家医生，每次他总是用一句“让我们一同期待有奇迹发生”来结束他们之间本就简短的通话。

尽管如此，方菊萍依然觉得他是一个好人，每次她总能从他那平常甚至平淡的对话中得到一丝奇怪的安慰，反而觉得虎蛋即使这样永远也长不大，不去经历一个成年人要经历的一切，其实也挺好的。

丁树隔一周从县城学校回来，虎蛋就像尾巴一样跟着他。还要让他牵着她的手，走到哪，牵到哪。

丁树在她离开学校的时候，为她买了一套剪纸的工具，没想到虎蛋从此抛开了其他各种玩具，有模有样地拿起小剪刀，照着图案剪起来。全家人都发现，虎蛋开始玩剪纸的时候，神情是异常专注的，有时候口水流了好长自己也没有觉察。后来她用彩色卡纸，剪出了很多蓝色的太阳和红色的月亮，其他各种形状的都有，竟然没有一个是圆形的。

后来她又剪出了许多四条腿的花公鸡和没有耳朵的兔子。

十六岁的那一年，她剪出了一头怀孕的母牛——它的肚子里怀着一个看上去几乎和它自己差不多大小的牛犊。

后来丁树读完高中，上了大学，之后又通过省考在市里参加工作，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每次回来，虎蛋都要向丁树展示她的剪纸，一张一张地解释，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方菊萍在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上海那个张医生所说的——虎蛋自己的世界。

“她的世界和别人的世界不一样，”张医生在电话里用他纯正的上海口音轻声细气地说，“她有她自己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她的思维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你们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想法去要求她，限制她，改变她，那样的话她会很痛苦的。”

大概是丁树大学毕业后的那年秋天，丁树仔细地翻看完虎蛋多年积攒下的那半纸箱剪纸作品之后，突然向全家人宣布，在虎蛋脑海里，存在着一个超过常人三维世界的世界。也就是说虎蛋事实上比别人看到的世界更加透彻，更加多元，也更加丰富。在她的世界里，她是她，也不是她，可能是她，也可能不是她。她可能是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人也可能是她，她也可能是任何一个动物……

方菊萍听儿子这么说的时候，又想起了上海张医生说过的那些话，这难道就是虎蛋自己的那个世界吗？难道在她的世界里，太阳从来就不是圆的？对，肯定不是圆的，只有别人看到的太阳才是圆的，也许在她看来，圆形就是方形。在她看来，月亮也不是白色的，只是人们认为那是白色——只是人们给了它一个白色的命名，也许一开始就应该命名为红色，只是人们把它们弄错了而已。

这样反复推演的时候，方菊萍对虎蛋仿佛又多了一些理解。虎蛋幼稚的言语和笨拙的行为，在她看来已经与傻这个字没有任何关系了，内心深处也不再认为虎蛋的出生是命运对自己不去抗争的惩罚。

事实上命运是不应该惩罚她的，在沙洼洼这块土地上，能够读书读到高中，最后又不得不返乡嫁给丁二斤这么一个只读了三年小学的半文盲，在她看来这已经是所有不幸当中最大的不幸了，老天还想怎样捉弄她这样一个女人呢？

方菊萍烙了一大盘韭菜饼，做了一盆酸汤面。她做得非常仔细，但每一张饼上都留下了虎蛋的指印。

客厅里的电子挂钟响起十二点钟声的时候，丁二斤准时回家了。三个人围着厨房里的小方桌坐定，虎蛋像往常一样，用两只小手小心翼翼地卷上韭菜饼，第一张递给了爸爸丁二斤，第二张递给了妈妈方菊萍。最后自己才拿起一张，用双手绷着，一小口一小口往下咬。那动作仿佛是为了特意聆听饼子酥皮与牙齿咬合时的咔嚓声，又仿佛是专为了将饼子咬出某种特别的形状来。

“你给刘嘉丽去电话了吗？”吃完第一张饼的时候，丁二斤端起碗，一边喝汤一边问方菊萍。

“今天没有，不是上个月才刚刚打过电话么？”方菊萍边吃饼子边回答。

“我就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一天都在想些啥。”丁二斤说了这么一句，便慢慢仰起头，又拿起一张饼撕了一大块，接着呼地就把小半碗汤面全都喝掉了。

关于这件事情，这是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儿子结婚已经三年了，在这三年当中，他最盼望的，也许就是儿媳刘嘉丽怀孕的消息，可是最终等来的却是她根本就没有生孩子的打算。这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两个人结婚，不就是为了生儿育女吗？既然不打算生儿育女，那结婚干什么呢？

当全家人知道了刘嘉丽不打算生孩子的消息之后，儿子丁树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他们两口子能够感觉到儿子丁树在有意躲避他们，因为回来之后，即使他们不张嘴过问，单从他们的眼神中，丁树也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催促和询问。

今年春节，儿子提前两天开车送来了几大包年货，之后就推说单位事儿忙，今年过年在市里刘嘉丽父母家待两天就得上班，春节他们就不回老家沙洼洼这边了。

虎蛋拉着丁树的手问：“嫂子咋不回来呀？”

丁树说：“她忙，她上班忙呢，她一大摊子事呢，我也是有事路过，很快就得回去上班啊，工作忙得很。”

虎蛋依旧如之前见到丁树回家一样，推开哥哥给她带来的礼物，拉着他的手，一刻也不愿分开。但这一次虎蛋要给他看自己最新的剪纸作品时，丁树却看得十分敷衍，十分马虎。

方菊萍要做饭，他推挡着不让做，说回来时已经和朋友在县城吃过饭了。总之他想尽一切办法，在太阳落山之前脱了身，开车返回市里去了。

儿子丁树的这番举动，让丁二斤感到莫名的诧异，但方菊萍却没觉得有什么奇怪。儿子现在需要自己的生活，这是她几十年一直在乡下含辛茹苦的夙愿。当初她自己高考落榜，其实是有很多条路可供她选择的，比如复读，来年再战，或者南下打工，再不济就在市里或者县城找家理发店，当个学徒，学个理发美容的手艺，也可以在城里混口饭吃。

可是……她却无可奈何地选择了赶快嫁人。

那时候他哥方旭贵已经三十多了，一直找不到媳妇，无奈之下，鳏居多年的父亲方有田狠下一条心，选择了偏僻农村最臭名昭著的婚嫁方式，咬牙决定为儿子换亲。

方有田找媒人说下了沙洼洼老户丁解放的丫头——也就是丁二斤的妹子丁彩霞，方菊萍也应约和三十大几的丁二斤订了婚。

那年秋天，久病的父亲完成了娶媳嫁女两件大事之后，在入冬后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不留遗憾地撒手西去，他们兄妹也从此各自过起了自己的小日子。

方菊萍嫁到丁家两年后生下了丁树，可丁二斤的妹子——她的小姑子也是嫂子丁彩霞，却熬不住乡下的日子，留下一张皱巴巴的纸条，说要到外面打工，从此便杳无音讯。

方旭贵和丁二斤搭伴找了三个月，连个人影也没找着，花了不少冤枉钱不说，还把自己弄得跟个叫花子一样。后来听人说，丁彩霞哪里是出去打工，分明是跟着一个相好的男人跑了。这样一来，按照当初两家决定换亲时的约定，方菊萍就要无条件地回到娘家门上去了。

可……怎么回？

那一年，方旭贵来过丁二斤家三次。

那时候丁树的爷爷丁解放还在，方旭贵一来，家里好吃好喝的管够。只要方旭贵开口说一句要人，丁二斤就打算留下娃娃，把方菊萍送回娘家去。头砍了也就碗大个疤，男人说话不能不算话，要不然咋在这世上活人哩。

但方旭贵每次一来就是个抽烟，偶尔端起清茶杯子抿一口，还故意把话题往旁的事上扯一扯，扯完了就是大片的沉默。至于接妹子方菊萍回去的事，一句也不提。

到了年底，方旭贵第三次来了，依旧一言不发，炒菜馍馍摆上桌，清茶杯子端上来，再怎么礼让，他索性一口不吃一口不喝了，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一大把年纪的丁解放心里过不去了，他知道事情得有个了结，不能总这么撂着，就把方菊萍和丁二斤叫过来，声气凝重地说：“是这话，错在咱们丁家，是咱们老丁家对不起娃他舅，你们俩……给娃他舅给个话吧。”

丁解放的话音一落，丁二斤就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呜地一声哭开了。

方菊萍抱着儿子坐在炕沿上，瞪了丁二斤一眼，然后对公公丁解放说：“爸，当初是你们老人做主说下的事，现在事情成了这个样子，还是你说，你说咋办……就咋办。”

丁解放递给方旭贵一支烟，又划着一根火柴点上，然后说：“树娃他舅，那我就说一下，后面你妹子要再生下个儿娃子，周岁满了就过继到你方家门下，给你养老送终。若是你妹子再生不下儿娃子，等有一天你老了，干不动了，由我丁家后人给你养老送终。就这话，你看咋样？”

听了这话，方旭贵从椅子上站起身，对方菊萍和丁二斤说：“那——就这话，妹子妹夫，你们两个嘛，踏实把你们的日子过。”

然后又转头对丁解放说：“姨父，那就是个这，我回了，羊还得放哩。”

说完他就抽着烟出门去了。

此后每到年头节下，丁二斤都要去妻哥方旭贵家里转一转，坐一坐。一开始是父亲丁解放打发他去的，后来但凡方菊萍做了油馍蒸了包子抑或是炖了肉，丁二斤都会给方旭贵送过去一份。两个男人本就话不多，后来依旧话不多。见了面，一个说“来啦”，一个“嗯”应一声。

要走了，一个说走了，一个应一声，嗯——然后就走了。

后来丁树长大了，丁二斤有时候就打发丁树去舅舅家送这送那。每次回来，丁树都会大张旗鼓地抱怨，舅舅又给我给钱哩，我不要，舅舅硬要给……所以我就拿上了。

小的时候，十块八块的，上了中学之后，每次都是一张一百的。特别是虎蛋的身体情况越来越明了之后，方旭贵到妹子妹夫家的时候更多了。

吃完午饭，方菊萍收拾着碗筷。虎蛋擦完矮桌，又把三只小板凳推到桌子下面，然后从窗台上拿过自己的小纸盒，开始安静地摆弄起她的剪纸来。锅碗相撞的叮当声，也不能打扰她的那种专注。

吃完饭丁二斤把碗一推就出门去了，他没说要去干什么，但方菊萍知道他肯定是上地干活了。农忙的时候，丁二斤会把自己的午睡取消掉，况且这一阵子他心里一直烦着呢。

方菊萍听出丁二斤话中的意思了，她得准备一下，去一趟市里了。

2

方菊萍先是坐最早的一趟城乡公交来到县城，再去长途车站转乘飞天快客，赶到市里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两点了。那时候正是午饭后的休息时间，她打算先不惊动儿子儿媳。

她在市医院东面的一个小吃店坐下，要了碗酿皮，特意嘱咐让老板娘多放了芥末。她本想慢悠悠地吃，借以打发时间，但发现小店里除了她，再没有别的客人，胖乎乎的老板娘招呼完她唯一的顾客之后，开始坐在柜台旁边的椅子上打瞌睡，她感觉自己如果那样散漫地吃下去，可能会打搅人家午休，就快速扒拉完扫码付账出了小店。

即将入夏，城里比乡下要热得多。方菊萍沿着林荫道来到一片绿地，几排半大的槐树下，一丛丛茂盛的丁香呈三角形摆开，枝头紫色的碎花散发着浓烈的香味。方菊萍漫步在碎石子砌成的小径上，设想着怎样与儿子对话。

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怎么跟儿子丁树好好说过话了，除了简单的问候，日常的应答，她和儿子的沟通几乎没有。

丁树小的时候吧，方菊萍觉得他只是个孩子，还小，跟他说什么，他也不会懂。突然有一天她发现儿子长大了，成个大小伙子了，成了大男人了，她又觉得儿子已经什么都懂了，甚至比她懂得还要多。

什么都懂了她还跟他谈些什么呢。谈人生吗？谈理想吗？在儿子面前，她显然是没有资格谈这些的。

其实丁树上中学的时候，她就发现儿子对自己家庭的来龙去脉已经一清二楚了，因为从那时候起，她就发现丁树变得特别明事理了，他会用一种十分特别的语气和父母说话，和他舅舅说话。

儿子身上这种无形的东西，让方菊萍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羞愧。仿佛当初嫁给丁二斤，不仅是对婚姻的亵渎，更是对儿子精神世界的玷污。在儿子面前，很多时候她就像一个做了坏事被人识破的女人。

丁树上了高中之后，又一次变了，首先是投向她的目光没有那么硬了，看上去没有那么冰冷了，开始有了温度，后来竟然渐渐变得柔软了。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她觉得长大的儿子什么都懂了。

虎蛋的这种情况，是有可能遗传的，虽然概率不大，但理论上谁也无法排除。方菊萍一直翻来覆去地想着，她内心的担忧是不是也是儿子小两口的顾虑？

她有这个想法已经好长时间了，也许这就是儿媳刘嘉丽迟迟不愿生育的症结所在，她早就想揭开这个谜底，但又害怕把这个沉重的事实一下子推到他们面前，让他们感到绝望。

有时候她又觉得根本不是她想的那样，现在的青年人，和她们这辈人的观念已经完全不同了，开心地过完自己的人生远比生一堆孩子更为重要。另外关键的一点是，人家是城里长大的孩子，和农村人的思维可能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或者他们担心的这些，都不对，人家有自己另外的想法。

思前想后，方菊萍觉得太难了，人一辈子真的太难了，什么都不在你的掌握之中，什么都难以预料。可难归难，有些事情到了那个紧要关头，就得咬牙挺过去。生而为人，就是要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的。这些难关看不见摸不着，说穿了就是你人生中遇到了大大小小的事，面对那些事情时做出的选择。

那个选择的瞬间，就是难关。那种时刻，必须咬牙硬挺。

当初她嫁给沙洼洼丁二斤的时候，邻里乡亲谁不说他爹方有田是在作孽啊！可当儿子丁树出生之后，她就觉得释然了。她为她的嫂子丁彩霞离家出走的时候，感到了绝望，恨不得亲自找到她，狠狠唾她一脸。但事情最终还是平复了，她的内心也平复了，偶尔再想起跑了的丁彩霞时，竟然一点也恨不起来了。

虎蛋的状况在上海被确诊的时候，她不仅开始感叹命运对自己的不公，甚至连抱着虎蛋一起跳进黄浦江的心思都有了，可是最终她没有那么做，她把自己的不甘悄悄收了起来，她选择了平静地面对向自己涌来的一切。一个人拼尽全力，不过是为了度过平凡的一生。生活本就如此，很多时候它并不跟随你的想法去做出一丝一毫的改变。

凡俗的日子会让一个人放下很多东西，譬如理想，譬如未来。放下了，日子就是简简单单的，再难也变得不那么难过了。总是这也放不下，那也放不下，就会难，一直难，难到你不得不在绝望中做出一些突兀的选择。

方菊萍在树荫下一只形状古怪的木墩上坐下，伸开攥着的手指，手心里竟然是湿漉漉的，她有点无措地相互搓了搓手，又下意识地推了一把放在腿上的包，随即干脆将手指插进有点干燥的头发中揉了揉，又轻轻往后抿了几下。她垂着头，暗自为刚才自己内心的那些想法感到好笑。

就在这时候，她发现自己面前出现了一双脚尖，她慢慢仰起头接着往上看。是一双男人的脚，黑色的皮鞋是八九成新的，黑色的长裤垂在脚踝处，再往上，一个匀称的身材渐渐显露出来，白色的短袖衫扎在腰带里，再上面，是一张五官端正的长方形脸盘，下巴像雕塑一样有棱有角，上唇和鼻子的结合处，像熨过一样舒适，饱满的额头下嵌着一双灵动的大眼睛——方菊萍瞬间愣住了，站在她面前的，是儿子丁树。

那一刻，她放开目光，选择与儿子对视。

儿子兀自并拢脚尖，紧握的两手贴着裤腰杵着。他的短发本就十分整齐，这时候看上去更加规整了。他站在她对面不到一米的地方，嘴巴半张，仿佛随时要大声吼叫出来。

方菊萍站起身，脊背斜对着儿子，她蓦地感觉身体被一种巨大的疲惫击中了，又一屁股坐回木墩上。她把头缩到两肩之间，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仿佛要把所有的空气都吸进自己的身体里。

她两只手捂着脸，上身快速起伏着，手腕和小臂一个劲儿抽搐不止，泪水从指缝里快速渗出来。紧接着她的背也开始抽搐了，呜呜的抽泣声一丝一丝从身上的每个毛孔向外挤，她尽力压制着它们，不让它们穿过自己的身体。

她想把它们咽下去，憋回去，可还是有一些哭声不听话地挤了出来，和丁香花的气味混合在一起，滚落在面前的碎石小径上。

她眼前除了儿子没有来往的人，没有谁看到她正午时刻的哭相，这一切只有默默注视着她的儿子看到了。那些挤出来的哭声落到地上，又迅速弹跳起来，顺着她的小腿往上爬，它们是冰凉的。

慢慢地，她的身体开始不自禁地抖了起来。

丁树也哭了，他同样不敢放声大哭，只是鼻子一抽一噎的，仿佛那声音正从他身体深处一点一点往上顶。那沉重的哭声落下来，与方菊萍的哭声掺杂在一起，在他们母子中间散播开来，又迅速在绿树和花草的遮挡下消隐。

片刻之后，丁树终于忍不住了，他狼嚎一样哇地哭了出来，这声音刺破了正午城市闷热的长空，在绿树枝头回荡，附近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并没有谁注意到这声音。

方菊萍先是被这尖利的哭声惊到了，随之她纷乱的思绪便被一阵清风拨开，仿佛洪流中的一叶小舟，被推上了安静的堤岸。就在这时候，方菊萍感觉一双有力的大手将自己整个儿提了起来，紧接着又被揽入怀中。她泪眼朦胧，眼前的绿树和脚下的石子小径已经不复存在，她自己僵硬的身体突然好像快要融化了。她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她从生下来一直就是幸福的，她没有受过一点委屈。她的丈夫是爱她的，她的儿子是聪明的、是优秀的，她的女儿是健康的，没一点儿毛病，她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午饭后丁树接到了父亲丁二斤打来的电话，问他是否已经接到方菊萍，儿子这才知道母亲来了市里。既然母亲没有打电话给他，他觉得母亲必然有她的考虑。母亲是不常给他打电话的，这一点他知道，尤其是他成家之后，他发现本就说话不多的母亲，和他说话时变得更加小心翼翼。

他知道母亲一贯的主张是不打搅儿子小两口的生活，让他们安心过好自己的日子，不让他过多惦念老家沙洼洼这个他出生的地方。她一心所想的就是他能够走出那片土地，离开农村，甚至忘掉那里的一切。在她心中，她是为他活着的，为虎蛋活着的，为他们一家活着的。至于她自己，是完全不重要的，怎么样都可以。自从她选择了自己的婚姻方式，她心里就没有自己了。丁树知道，母亲心里又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工作生活在城市的他们。

丁树的哭声让方菊萍瞬间惊醒了，她轻轻拍了拍儿子的后背，赶忙让自己平静了下来。儿子这个举动让她有点不知所措，她知道儿子在心里埋怨她，但儿子不会说出口。在她心里，儿子已经是这个世界上最懂她的人了。

丁树开车把方菊萍安顿在家之后，自己就匆匆出门上班去了。儿媳刘嘉丽舞蹈专业毕业之后，考进了市里的群艺馆，当了辅导员，最近正在带着团队排练，准备参加省里的一个舞蹈比赛。小两口平日工作都忙，中午基本是各顾各的，只有晚上才能一起在家。

儿子出门之后，方菊萍在屋里慢慢踱了一圈，客厅，卧室，书房，都是干净整洁的，厨房里没有什么油烟味，冰箱里除了一些速食和水果，没有别的蔬菜。

这套位于十五层的三居室，是儿子考进市政府工作的头一年，方菊萍做主给他买下来的，这不仅用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在银行贷了一些款。她知道儿子很懂事，很努力，但她不想再让儿子受一点委屈，更不能让儿子重复他们那样的生活，甚至与他们的生活都不能再有粘连。

说穿了方菊萍是憎恶自己的，在生活这个舞台上，她是太过亏欠了自己的，她甚至觉得自己对自己有罪。她不想让这种亏欠和自责发生在儿子身上，她不能把这种不情愿的生活传递给她的下一代。儿子应该有自己的生活，这种生活包括体面的工作、美满的爱情、幸福的家庭。她尊重儿子的选择，他已经成家了，那么他就应该一切以小家的利益为重，至于沙洼洼她和丁二斤虎蛋生活的那个家，他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这种观点她在儿子刚刚结婚的那一年就曾提醒过他，告诫过他。在这一点上，她是执拗的——回乡探望父母——人们眼里一个儿子应该做的事，在儿子心目中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事，甚至是天性使然的事，方菊萍却是排斥的，她觉得儿子不必对他们过于挂怀，儿子虽然已经长大了，可他还那么年轻，理应按照年轻人的方式和意愿去生活。她觉得他们对儿子所要求的一切，应该到此为止了。

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她其实不像丈夫丁二斤那样抱有执念，生与不生，她都听儿子儿媳的，只要他们愿意，就是她想要的结果。儿媳刘嘉丽一方面顾虑自己纤细高挑的身材，害怕过早生了孩子，身体会走形。她是搞舞蹈的，虽说青春迟早都会一去不复返，能保留得更长久一点不是更好吗？方菊萍知道儿媳特别在意这个，这可能是女人的天性，更是她们这一代小年轻最看重的东西。丁树心里又有着对虎蛋那种智力缺陷的担忧，虽然他知道遗传概率极小，但从理论上来讲，毕竟是会有家族遗传的可能的。

绳从细处断，事从怕处来——有时候真就是怕什么来什么。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没必要非去赌这么一把。很多时候，方菊萍的内心其实是迷茫的，这种迷茫像一个罩子一样罩着她。罩子里时时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压在她身上，想将她压垮，因此她就不得不时刻用力撑着。

丁树出门上班大概一刻钟，方菊萍也锁上房门下了楼，走出小区来到街上。儿子离开时叮嘱她在家休息，说等他下班了和刘嘉丽一起接她去外面吃饭。她的回应不置可否——这种不置可否其实就是推辞。

她当然不会听儿子的安排，更不会掺和到他们小两口的日子当中。她看到儿子了，他精神气色都很好。家里上上下下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说明小两口日子过得规整清爽。这就对了，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方菊萍盯着眼前被阳光晒得脏兮兮的柏油路面，有气无力地走着，她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要垮了一样，走了没多远，她又停下来，慢慢转过身子，回头看着小区里高耸挺拔的楼房，它们像矗立在那里的蜂巢，规整又僵硬，但又透出某种隐约的魅惑。

看了一阵，她又因为闷热低下头，转回身子继续往前走。侧面莫名地吹来一阵风，她稍微愣了一下，下意识地想，每个人的生活原本都是沉闷的，但只要走起来了，就会有风。对，那扑面而来的的确是风，那风还不小，风中裹挟着油烟味和淡淡的花香，迎面向她撞来，躲都无法躲开。

正午时间，街上的行人不多，街边的一片树荫下，几个穿着背心的中年男人聚在一起，顶着刚刚到来的酷热下象棋。看年龄，他们比丁二斤也大不了多少，但他们消闲和自在的神情，却是丁二斤远远无法相比的，她打心眼儿里为丁二斤感到羡慕。但风并不理会她的想法，她放慢脚步，眼前是长长的街道，她慢悠悠地一直往前走去。

医院是眼下所有城市里“生意”最好的地方，什么时候都人满为患，越大的城市，越是如此，没有例外。这种情景在方菊萍眼里是不足为奇的，她走过的医院的确太多了。让她奇怪的是现在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病人？他们得的都是什么病？真的需要都到医院来治疗吗？河西走廊以西算是人口稀少的地方了，全市最大最好的医院，也人满为患。

方菊萍对这里已经轻车熟路，她在一号楼大厅挂了号，穿过排队的人群，径直上了电梯，来到六楼，在走廊东面倒数第三间诊室门前停下。

门前的长椅上坐着两位手持挂号单子的老人，像是一对老夫妇，又像相互不认识，面部大都被口罩蒙住了，只露出被皱纹包裹着的眼睛。方菊萍是从头发上判断他们年龄的，她觉得他们应该在65岁到70岁之间。男人身体高大壮硕，偶尔抬起来的左手总是一抽一抖的，右手握着一根木制手杖，手杖上有两个金属环箍。旁边的女人看上去要年轻一些，她手里拿着一张单子，始终不拿正眼瞧男人，嘴里却在不停咕哝着，似乎很不情愿来医院，那些小声的咕哝，听上去自然就是无尽的埋怨了。

一刻钟后，方菊萍进了诊室。就是在这间诊室里，张大夫第一次确认了虎蛋的病情，也是他推荐她带着虎蛋去省城的专科和上海专家那里做进一步确诊的。确诊之后，也是他一次次给了她希望——说不定过几年这种病就有办法了，毕竟一切都在进步。

每年的这个时间，方菊萍都要来一趟市里的大医院，每次都是给上海的专家打过电话之后。她总觉得上海的专家就算水平再高，但毕竟离得太远了。即使通了电话，她心里依然感觉不踏实，尽管那又轻又细的上海口音并没有敷衍她，但她仍然被迢迢数千公里的距离困惑着。因此，每年来到这间诊室，也就成了她雷打不动的选择。

张大夫鬓角的头发已经花白了，蓝色口罩上边的两角处，鱼尾纹呈散射状地扑向耳梢。当方菊萍在他桌边椅子上坐下来的时候，他一眼就认出了她。

她还没有开口，张大夫就开门见山地说：“还是不见消息，那就是研究仍然没有突破。对于一种疾病的研究、进而找到治疗的方法，有时候需要几年……有时候……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一定有什么进展。”

说完了，他又突然小声问:“孩子还好吧？”

方菊萍点了点头。

张大夫说：“这就好，只要孩子目前一切正常，就让她陪着你们一直往前走吧，真到了那么一天，你们也要平静地接受现实。”

方菊萍嘴唇动了动，又小声问:“还是没有药吗？”

这回张大夫没有开口回答，而是冲她摇了摇头，然后开口叫下一个号。

方菊萍知道自己该走了，她站起身冲张大夫点了下头，出了诊室。其实她早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果，只不过她在期待，她一直在等待着会有奇迹发生。毕竟这是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什么都在变，世事变化更是日新月异，说不定虎蛋的这种病，突然之间——就有人攻克了……

穿过医院长长的走廊，方菊萍下楼来到空旷的就医大厅，突然有一种想要大哭一场的冲动，这种冲动来得毫无缘由。她觉得这世界是属于她的，却又没有哪一样好的东西与她有关。一直到出了医院的大门，来到大街上，她都没有找到那种释怀的感觉。

3

丁二斤无法理解儿子儿媳在要不要孩子这件事情上的决定，他认为这都是方菊萍对丁树和刘嘉丽过于放任造成的恶果。他甚至觉得儿子是不是书读多了，把脑子读坏了。对此方菊萍向他解释说，他们毕竟和我们不是一代人，一代人和一代人是不同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有他们想要的生活，他们不认为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孩子。

方菊萍从城里回来时，为丁二斤买了一身夏天的衣服，也就是一件短袖衫和一条薄的牛仔裤。给虎蛋买了一条棉布连衣裙，她特地对虎蛋说这是她嫂子给她买的。

她从县城打车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虎蛋拿着连衣裙端详了一阵，就坐在沙发上穿上了。方菊萍坐在一边的茶几旁吃饭，她就围着她转圈。转一圈就要问一声，妈妈，好看不好看？妈妈，好不好看？

方菊萍有一句没一句地支应着，心思却全不在她身上。

“妈妈好不好看，你说好不好看？”

虎蛋一旦兴奋起来，就会反复地问下去。丁二斤是无法忍受这些的，当然他也不会呵斥她，他对虎蛋的任何呵斥，也是方菊萍无法忍受的。这种时候他的做法就是识趣地走开，要么出门去干活，要么上床躺下。

方菊萍没有办法连续不断地回答女儿的提问，这种提问，一个正常人是没有办法一直应答下去的。但只要方菊萍埋头只做她自己的事，有意地避开不去理会，虎蛋就会在某个时刻放弃追问，放弃纠缠，慢慢回到自己的世界中。

方菊萍刚刚嫁给丁二斤的那段时间，她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是麻木的，婚礼的当晚，她甚至有意把自己灌醉了，否则她没有办法接受和丁二斤赤条条躺在一张床上的现实，更不可能心甘情愿任由这样一个男人摆弄自己的身体。后来男女之间的那层纸被捅破之后，她就以认命为由，在内心劝自己接受了丁二斤。

这种接受先是从身体开始的，她为此感到奇怪，她明明是抱定了抗拒的决心的，到头来却心甘情愿地全部接受了。丁二斤除了长得普通、岁数大一点之外，并不是那种鲁莽的男人，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也明白一些事理。他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但他还是扭下来了，吃到嘴里的时候还是觉得很甜。重要的是强扭了之后，方菊萍也没有表现出怎样的抗拒。

这就是他们的婚姻，总觉得哪里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它不是奔着物质去的，更不是奔着爱情去的，这婚姻里根本没有物质，更没有爱情，有的就是简单的一日三餐所维系的温饱和乏味枯燥的漫长岁月。这种土里来土里去的日子，就这么被祖祖辈辈过着，谈不上幸福，也谈不上不幸。

方菊萍毕竟是读完高中的人呀，算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有见识了吧，但又能怎么样呢？这乡村、这土地就是一个泥潭，一旦走进去，怎么挣扎也出不来了。况且她祖祖辈辈就是生活在这个泥潭当中的。它能让你在绝望中看到希望，但这个希望永远都会在你前面，看似伸手可及，却总是差那么一步，即使你拼尽了全力，哪怕就差那么一点点，却永远也无法握住。

一个农村女人，谈爱情是奢侈的，这是方菊萍内心对自己最大的遗憾。有时候她觉得丁彩霞当年的出走，其实是一个极其正确的选择，至少她为自己的生活选择过、争取过，她用逃离这种决绝的方式来对抗别人强加给自己的生活。虽然二十多年了一直没有丁彩霞的消息，但方菊萍坚信她的生活是幸福的，她一定是找到了自己的归宿，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没准她就生活在南方哪个繁华的城市里，在一个什么单位上着班，每天穿着干净的衣服，太阳晒不着，雨淋不着，风也吹不着。或者她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一家小店、小公司，虽然不能挣到大钱，但养家糊口是绰绰有余了。她在一个不错的小区里有自己的房子，孩子也已经成人，或者小一点，还在上中学或者大学。她重新找的那个男人，也一定是爱她的，他和她并肩打拼，把日子和小家打理得有条有理。算起来丁彩霞今年也四十多岁，一个生活在城里的女人……四十多岁，看上去应该还是很年轻的。如果会保养，时不时地做个美容什么的，自己还会收拾会穿搭，那她应该还会十分地干练精致。

丁彩霞中等个头，那时候的她不胖也不瘦，身材匀称得像精心修剪过的小树苗。还记得她哥方旭贵娶她的那一天，她穿了一身当时十分时兴的红外套——红衣、红裤、红皮鞋，脸上擦了淡粉还涂了大红嘴唇，头发也是请镇上理发店的女师傅给盘起来的。丁彩霞一亮相，一下就将她们家土气的小院子照亮了，前来帮忙的亲朋和吃酒席的乡邻，都不由得暗暗发出一声惊叹。

他们为老大不小的方旭贵能娶到丁彩霞这样标致的丫头感到莫名的愤怒，但他们把这种愤怒全都藏起来了，脸上只有僵硬发黑的微笑。那天的丁彩霞太漂亮了，鸡蛋形的脸盘上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鼻子和嘴巴的大小也恰到好处，总之那是一张无可挑剔的脸，那是一张叫人不由得会心疼的脸。那张脸与她哥方旭贵那张粗糙的长脸是极不相称的，不仅仅是因为年龄相貌上的悬殊。人们的愤怒，更多的是对促成这桩婚事的方式的反感和鄙夷。

而那场本就简陋的婚庆酒席，在丁彩霞进入新房之后瞬间就冷清下来了，人们僵硬的微笑渐渐演变为无声的埋怨。方菊萍她爹方有田赔着笑脸，挨个地给大家斟酒递烟，用几近讨好的表情挽留着，人们还是礼节性地扒拉了几口就匆匆起身离席了。那种尴尬的婚庆场面，在十里八村是从来没有过的。以至于后来丁彩霞离家出走——再也没有找回来——且长时间杳无音信之后，人们心里那团看不见的怨气才慢慢消隐。

那是丁彩霞嫁给方旭贵的第二个年头，当时正是春天，方菊萍清清楚楚地记得那个日子。那一天距离立夏已经不远，地里的麦苗差不多有半拃高了，正在等待浇头水。白杨树的叶子已经完全展开，阳光洒上去的时候，会泛起一种绿中带黄的颜色，庄前屋后的空气中飘满了它们散发出来的那种辛辣味道。已经怀孕六个多月的方菊萍正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她身子已经很重了，而且有很重的妊娠反应。对于这一点，兴奋又笨拙的丁二斤是毫无办法的。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为她买来她想吃的一切，当然这一切又十分地有限，因为开在乡镇集上的菜店水果店，除了日常的调味品和洋芋大葱白菜萝卜这些菜蔬之外，不可能有天南海北的各样水果。那时候，她想吃一个西红柿都是不可能的。丁二斤给她买得最多的，是苹果罐头和山楂罐头，那也是她怀孕期间吃得最多的水果。

丁二斤其实也是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在沙洼洼这样的地方，想要更好的条件，的确是没有可能实现的。那段时间她已经不吐了，感觉特别能吃，总有一种吃不饱的感觉。为了让她晒太阳，丁二斤在院子里摆了一张木板沙发，放上靠垫后坐上去，正好能够打开她日渐笨重的身子。

那时候阳光正透过薄薄的衣衫，照在她的肚子上，仿佛穿透了她的身体。孩子也感受到了阳光的温暖，在她肚子里轻轻蠕动，她能感觉到那种生命在身体里生长的旋律。

方菊萍正要闭上眼睛的时候，她哥方旭贵慌慌张张地推开院门走了进来。

一进门他就喊：“丁家人在不在？”

那出口之后又猛然抬高的吼声中，掺杂着说不出的愤怒和怨恨。

那时候丁二斤已经上地干活去了，最先听到方旭贵喊声的是丁二斤他爹丁解放，那会儿他刚刚眯了个小觉从炕上坐起来。听到方旭贵粗重野气的声音，他立刻就从房屋里走了出来。

那会儿方菊萍也从舒坦的慵懒中清醒过来，她冲着方旭贵叫了一声哥。还没等她起身，觉察到事情有点反常的丁解放已经向前迎上去了。

他一边走一边说：“他哥来啦，快进屋里坐，进屋里坐。”

方旭贵像根木桩一样在院子中间站住了，他黝黑的脸盘上涌满了厚厚一层怒气，却又不知道如何一下子爆发出来。他嘴唇嗫嚅了半天，呼哧着吐了几口粗气，几次欲言又止。

当终于说出一句囫囵话的时候，他整个人就像一座碎石山一样塌了下去，无力地蹲在了地上。

“彩霞不见了……找不见了。”方旭贵颓然地说。

他的声音院子里能够听清，但已经比进门时的话音小了许多。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丁解放也愣住了，但他只是停顿了几秒钟，之后就把垂着的双手插在腰里，对着空阔的院子说：“找——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人找回来，我不信她能跑到哪里去。”

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丁方两家开始了对丁彩霞的寻找。开始的三五天，两姓人家的本家兄弟叔侄都出来帮忙，毕竟是跑了一口子人啊，明知道无望，但找还是要找的。

亲戚家，同学家，周边几个火车站、汽车站，但凡有一丝可能的地方，都分头去找了。传说中邻乡那个相好的，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能找的地方都找过了，线索越找越模糊，只能悄无声息地作罢。最后只剩下丁二斤和方旭贵两个人不得不坚持，他们从乡里找到县城，从县城找到市里，又从市里找到省城，然后挤上绿皮火车，去了当时打工最热门的南方沿海地区。

除了把身上的钱花光还差点把自己弄丢之外，关于丁彩霞的消息，他们仍然一无所获。灰头土脸地回来之后，只好去乡里的派出所报了案，把丁彩霞暂时列为失踪人员。

在内心深处，方菊萍百分之百承认自己曾经为丁彩霞当初的勇气折服过。在一些不眠之夜，她常常会想到丁彩霞的模样，每每那个时候，她还是会在心里前前后后多思忖一会儿。在她的预期中，她们的人生已经从丁彩霞出走的那一天，开始发生了变化。准确地说是丁彩霞的人生发生了变化，尽管她对她的生活一无所知，但她仍然坚信自己的判断，那就是——丁彩霞的人生一定是美好的，是为一个乡里女人所羡慕的。

她觉得迟早会有一天，会从不知哪个地方传来丁彩霞的消息。她甚至设想过丁彩霞带着自己新的家人，光鲜亮丽地回到沙洼洼这个被戈壁包围的西北小村庄。虽然沙洼洼已经变了——可以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人们的住房被翻新成了砖头水泥的套房外加小院，连后院也是整洁的。房前屋后村道街道，全部是标准化的水泥路柏油路。但丁彩霞一家到来的光鲜程度，仍然会使这个名叫沙洼洼的村子感到惊讶。那时候她的到来已经不能叫作回家了，而是省亲——回老家看望自己的兄弟姊妹，看自己的亲戚朋友。她对生活的态度和她个人的眼界，也已经完全不同了，她们是同一块土地上出生的同龄人，因为后来生活环境的不同，她们断然不会再有相似的人生了。

方菊萍不太相信吃苦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尤其是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吃苦，成年后大概率会成为鲁迅笔下的“闰土”——愚讷、沧桑而苍凉。她觉得她哥方旭贵和丈夫丁二斤就是那类从小就开始吃苦的人。在村里乡里，她见过太多太多从童年到少年直至青年中年老年都一直在吃苦受累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多年甚至一生所吃的苦，照亮他们的未来之路了吗？事实证明并没有——他们面前只有一条无法看清的夜路。

后来当方菊萍自己也不得不成为他们当中一分子的时候，她甚至觉得恰恰相反。她后来的人生一如她早年所经历的那样，一路上满是惨淡，黯然无光。很多时候一个人一天天累死累活的，也不过是维持了最基本的生存而已。

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生活与命运。

方菊萍对生活的付出是诚恳的，对别人的付出亦是如此，可命运给予她的又是什么呢？世上没有那么多将心比心，一味地付出，只能使得漫漫困苦更加得寸进尺。她明知太过考虑别人的感受，就注定自己不好受，但她依然做不出另外的改变和选择。余生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她也想过要为自己而活，可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不就是儿子女儿和丁二斤这个小家吗？让他们过得好不就是自己好吗？所有人的生活都是琐碎的，也是令人疲惫的，因此在这凡俗的生活中，一定要给自己保留一份快乐的东西。可是，对她来说什么是快乐的呢？到了这种时候，方菊萍发现她的生活中其实已经没有自己了。

曾经错过的岁月，就像逝去的河水，永远不会倒流。命运其实没有给她太多选择的机会，却一路为她设置难题，如果面对某个难题的时候，她曾经选择放弃的话，那么她的人生早就结束了。但她选择的是面对——与困难迎面交锋。虽然她觉得并没有完全取胜，但她自己也并没有被那些难题打败。

自从丁二斤得知刘嘉丽不打算生孩子之后，他就为儿媳的这个决定感到不满。但作为老公公，他对此又无计可施，便明里暗里把压力施加给儿子丁树。

儿子肯定敏锐地感觉到了这些，他没有勇气违拗自己的父亲，便明智地选择了疏远。丁二斤也知道自己与儿子儿媳缺少对话的基础，便时不时催促方菊萍去做他们的工作。但他能感觉到她在这方面并不十分上心，私下里，他有时候会把这件事情与妹子丁彩霞的出走联系在一起——他觉得方菊萍不用心劝说刘嘉丽早点要孩子，甚至支持他们的什么丁克生活，完全是因为丁彩霞从他哥方旭贵身边逃走的缘故。

他们是换门亲，丁彩霞的出走意味着他们丁家首先毁约，她是完全有理由离开他们丁家，并由此获得一笔赔偿的。但方家人并没有这么做。丁二斤觉得这就是方家的恩情，再怎么说，他丁二斤也是个儿女双全的人了，而既是大舅哥又是妹夫的方旭贵，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一个……每每想到这里，丁二斤就觉得是他们丁家对不住方家。说到底他丁二斤对大舅哥方旭贵是有亏的，他是欠着他的呢。这欠着的，他是永远也无法还上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是从心底里有点恨他的妹子丁彩霞的。

乡村之夜的寂静是无与伦比的，丁二斤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的心情非常复杂，他一直怀疑自己的婚姻对他们四个人来讲，是否是一件正确的事情，当初他如果拒绝了父亲丁解放与方家老人筹划的换亲举措，那他们又将是怎样的一番人生呢？尽管现在回想这些已经毫无意义，但他又无法让自己停止去想。

多少年来，丁二斤都在回避去思考这个问题，白天的时候，他可以用不停的劳作来压制这些想法，到了晚上和方菊萍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他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卑微的感觉。这种感觉完全不能用“鲜花插在牛粪上”之类的俗语来形容。

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他去摆弄她的身体就是一种侵犯和亵渎。因此每次上床之前，不管自己多累，他都要刷牙洗脸洗脚，尽量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仿佛只有这样，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他对换亲这件事情的负罪感。最先的时候，他在自己洗漱之前，总会不声不响地为方菊萍打好一盆冷热适中的洗脚水。但后来这个习惯渐渐没有了，在他们的生活中被省略了，但丁二斤自己刷牙洗脸洗脚的习惯却一直没有变。

在他心目中，方菊萍一直是鲜花一样的存在。在他们的这桩婚姻里，她是实实在在的受害者。她越是表现得心甘情愿，他越是愧疚难当。

后来……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丁二斤竟然认为虎蛋得这种怪病，就是他们这桩换门亲婚姻结出的恶果。

4

不管人的心里搁着多少事，夏天还是说来就来了。

村街两旁、房前屋后，白杨树的叶子已经油亮亮地展开了，清晨的空气中弥漫着它们略带辛辣的气味。

这个时间段，人们大多都是在地里忙碌的。这些年粮食不怎么值钱，所以整条整条的农田里，种植粮食的地块并不多。农人们根据以往的经验，各自调整着自家的种植结构。但大多数人家依然遵从着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对半的种植比例，这是因为粮食作物虽然价格低一些，但收益是有保证的；经济作物出售价格时高时低，很不稳定——高收益的同时也隐藏着更大的风险。事实上，很早以前，丁二斤就对自家三十亩地的种植比例进行了调整，每年小麦玉米这些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都不会超过三分之一，他把更多的地用来种植经济作物。

早年间他种孜然和茴香这类调味香料，前些年他又开始大面积种植洋葱和辣椒，近些年他又分出一部分地块，搞起了花卉制种。这种计划周全的种植方式，保证了他多年如一日相对稳定的经济收入。这里面的原因除了有他自己勤劳能吃苦以外，更多的却是方菊萍的智慧。好！

现在种地和早年已经大不相同了，并不仅仅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那样简单重复的劳作，而是需要一定智慧的一种经营，也就是要在有限的耕作面积上，尽可能用最低的投入换取最可观的收入。能做到这样，不光需要对农产品市场的把握和判断，还需要对国家经济发展形势有所预期，这些都需要知识和信息的支撑。这方面丁二斤很早就放弃了自己的执拗，在眼光和远见方面，他一直保持着对老婆方菊萍的信任和赞许。

今年他们家的地除了屋后面的一块用来种瓜菜之外，剩下的全部种了制种花卉，波斯菊、百日草、虞美人、美女樱、矢车菊、太阳花都有，每种花三五亩不等。去年种的麦子装满了两个铁质的粮仓，几乎够他们全家吃三年的了。

这两年花卉制种的价格正在往上走，而且花卉种植管理简单，水和化肥的用量也很小，采收也可以由机械来完成，除了苗期管理用一些人工之外，其他成本相对要低很多。重要的是花卉制种从种植到田间管理，再到收获，整个环节都有种子公司的片区技术员全程跟踪，对种植各环节进行指导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公司还有一个相对稳定的保底收购价。

很多人认为这样的公司可能会存在骗人的现象，方菊萍却并不这样认为，相反，她把这种所谓的订单式种植看作是相对可以预见的未来。她觉得没有一家打算骗人的公司会把种子和技术服务都送到种植户的田间地头。

去年一年下来，他们家的收入明显高于往年，连水费化肥这些农资成本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投入和劳动量双双减少，而收入增加了，这种此消彼长，当然让丁二斤高兴万分，今年料理自家的花田，他自然是更加上心了。

他每天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开着他的电三轮去他的花田，快速地巡视一圈。花卉种植要比一般的农作物播种迟一些，所以尽管已经入夏了，有些花还处在苗期。哪块地种了什么花，哪块地已经浇过水了，哪块地的花正在出苗，哪块地的花已经到了间苗期，哪块地的花需要蹲苗……丁二斤对这些几乎烂熟于心。

巡视一圈之后，丁二斤会停下来抽支烟，决定今天要干什么活。他是那种把农活做得十分精细的人，种植花卉也一样，只要是技术员叮嘱过的，他几乎能够按照要求完全做到。

去年，他的花田就被选成了花卉种植的示范田，附近好多村里的种植户都过来参观，连外乡镇的也开着小车来看。精心的管理，带来的是丰厚回报，他没有理由不去这么做。

在中间那块美女樱地里拔完三趟草的时候，方菊萍提着水壶和饭盒来了。两个煎鸡蛋，三张葱油饼，半碗小米粥，这就是丁二斤的早餐。

丁二斤坐在地头上开始吃早饭的时候，方菊萍已经下地拔草了。

紧挨他们家花田的地里，种着一片麦子，绿色麦子就要没过膝盖了，有的已经开始扬花。清风徐来，坚挺的麦叶像锋利的箭镞轻轻摆动，飒飒有声。就在这瞬间的摇晃中，麦子乍然间又长高了一些。又仿佛从地下伸出了无数舞动的小手，欢呼着迎接阳光的照耀。这个时间段，在田野上劳作是幸福的，天气不冷不热，视野中一派青绿，连空气中都涌动着蓬勃向上的朝气。

丁二斤不紧不慢地吃着饼子，看着拔草的方菊萍，他感觉整个身体都被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填满了。

这时候，他迷彩服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一段前奏过后，响起了《追梦人》的歌声——让青春吹动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电话是村主任王小奎打来的，通讯录中，丁二斤把他备注为村长。王小奎是丁树的同学，从小学一直到初中都是。但在考高中前的最后一个学期，他们分班了，王小奎不怎么学得进去，就选择去上职业中专学机修。辍学在外面跟人干了几年之后，索性回家贷款买了台大型农业机械，专门干起了乡里耕地和平整农田的活儿。

没过几年，他的机器竟然能把从播种到收获再到耕地这些庄稼活儿全都揽下来。就这样，被认为上学不咋地的王小奎，重新回到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土地之后，却找到了自己的奔头，成了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农人”。

凭着自己的干劲和在乡里乡亲中的好口碑，两年前村委会换届的时候，他被推举为村主任，也成了上面文件中“带领大伙振兴乡村”的领头人。

丁二斤不紧不慢地接通了电话，王小奎厚重有力的声音马上响了起来。

“老丁呀，你现在人在啥地方？”王小奎在电话里急急地问。

没当村主任之前，王小奎都叫丁二斤叔，当了村主任之后，就开始叫他老丁了。

丁二斤仰头喝下最后一口小米粥，回答说：“在地上——在我的花儿地上干活哩。”

“你等着，我这就过去找你，有事哩。”王小奎说完，不等丁二斤应声就挂掉了电话。

事情起于一起网络舆情。

在一家短视频平台上，有个自称做公益的小主播发出了一个“被拐女子寻亲”的救助视频，视频中一位面容枯槁的中年妇女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双眼无神地对着镜头，小声诉说着想要回家的愿望。

拍摄者在拍摄视频的同时，配了一段语速很快的画外音，大概意思是说躺在病床上的这位大姐，二十多年前被人拐骗到了南方某地，现在的她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且已经重病缠身……她身无分文，想要与远在西北的家人取得联系——她想回家，请广大网友帮忙寻找家人。

视频一经发出，很快引起围观，不到一天时间浏览量就过了百万，留言和评论竟然有万条之多。网民们急切地想知道视频中的女子到底是谁，她都经历了什么。还有人根据视频号主人留下的信息，开始了一场寻亲接力，人们都想尽力去帮助这个不幸的女人。视频下面更多的评论，则是对拐卖妇女行为的声讨和愤恨。

三天后，“被拐女子寻亲”上了热搜。这样的舆情很容易处置——有图有真相，顺着时间地点的经纬梳理下来，有关方面经过一番比对，视频中这个病恹恹的女人，竟然与二十多年前登记失踪的丁彩霞比对成功了。

王小奎对坐派出所的警车来找丁二斤有些情绪，一再对两位警官中那位年龄大点的说：“铁所长，坐了一次你们的警车，我怎么感觉后背都凉飕飕的。”

铁所长笑了笑说：“没错，这就对了，这就是人民公安的威慑力。”

王小奎嘁了一声说：“什么威慑力，我看还不够，那些拐卖妇女儿童的家伙，你们应该有一个枪毙一个，有两个枪毙一双，这样才更有威慑力，判几年就放出来，等于为虎作伥。”

铁所长脸色立马阴下来，看了眼正拿着几张打印照片反复辨认的丁二斤，偏过头瞪了眼王小奎，小声说：“王主任，你会不会说话，我们这是在办案呢。”

王小奎欲言又止，尴尬地抿嘴笑了笑。

辨认的过程就是确认的过程，A4大小的照片正面侧面有好几张，有两张脸部几乎与真人差不多大小，不光丁二斤一眼就认出来了，就连方菊萍也认出来了，尽管人瘦了，年龄也大了，但脸型基本没有变。

看着手机里的视频，又看着照片，丁二斤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嘴唇一抽一抽地哆嗦着，对于视频和照片里的这个女人，他一时也说不上是应该爱她还是恨她。

尽管如此，警方还是要进一步进行DNA比对，按他们的说法，丁彩霞是失踪人员，多年来属地警方一直没有放弃过寻找，既然现在线索找到了，就得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这个丁彩霞，就是当年的失踪人员——丁二斤的妹子丁彩霞。

铁所长看着丁二斤说：“派出所光所长都换了五六个了，这个失踪的案子，我们始终没有放弃，现在终于有眉目了——你们一家就要团聚了。”

他的意思，可能是要丁二斤表现得激动一些，甚至说一些感激的话什么的。因为另一个警察胸前的执法记录仪，在他的示意下刚刚打开了，并且后退一步调整好了拍摄距离。但丁二斤在点头肯定了照片和视频中这个人就是丁彩霞之后，并没有如铁所长期望的那样，表现出万分的激动和感激。毕竟这个消息太突然了，他内心是不可能平静的。他的内心被一股难以名状的情绪包围着，他既渴望重新见到失散多年的妹子，又对她当年背叛家人的行为暗自感到愤怒和痛心。

丁二斤深深地呼吸着，他想让自己快速冷静下来。

铁所长显然对丁二斤的反应不甚满意，又拿过一沓文件，向丁二斤和方菊萍解释说，这是警方多年来查找失踪人员所做的一系列艰苦卓绝的工作，这是其中一些惊险的解救过程，你们看一看。

但丁二斤的表情始终是僵硬的，和面前绿意盎然的田野相比，完全是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木雕状态。

方菊萍摘下防晒口罩，招呼王小奎和两位警官去家里坐，有什么事，到家里再一一细说。她是怕地上干活的人多，万一传出个什么风言风语，那就不好了。

铁所长叮嘱另一名警察收好提取到的几根毛发，转头对方菊萍说：“家里不去了，DNA比对结果可能很快就会出来，我们会及时和那边警方取得联系，进一步核实有关情况，一旦确定，我们将立即派人员前往解救。到时候需要你们亲人出面，我们再电话通知你们。”

王小奎在一边插话说：“人就在医院躺着呢，用不着解救。关键是治病，关键是把病给治好——南方那边医疗条件到底比我们这边好很多，老丁你说是不是？”

丁二斤愣在那里一言不发，方菊萍也有点蒙，这事真来得太突然，叫她也有点倒不过来。

憋了好半天，丁二斤才说：“这事我得和娃他舅，也就是我妹夫商量一下。”

铁所长又安顿了几句，他们的警车要走的时候，王小奎推说还要在这边找几个村民协调浇水的事，先不坐他们的车回村委会了。铁所长轻描淡写地握了下他的手，道了声谢就开车离开了。

等警车从田间道拐上宽阔的乡道走远之后，王小奎才小声说：“丁叔，这个事是不是来得太突然呀，人找到了当然是好事，但人可是病着呢……这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看病花钱，那可是个无底洞，这你们应该比我清楚，医院里躺上一个月，就能把你地上一年挣下的花掉。”

方菊萍能听出王小奎话里的意思，丁彩霞以这样的方式出现，成了一道摆在丁方两家人面前的难题。一番思前想后，她突然觉得身体有点支撑不住了，两腿一软就坐在了地埂上。

丁二斤和王小奎忙伸手要架着她的胳膊往起搀，方菊萍用手挡开，示意他们自己不用扶。顺势转头语无伦次地埋怨丁二斤说：“人家问话呢，你也不吱一声……你说这人都病成那样子了，怎么……还要去南方那边接回来吗？接回来怎么个治法？这家里地里的活都没人干……”

丁二斤搓着手叹了口气，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

王小奎听方菊萍开始埋怨，知道老丁在家里也不拿事，就轻叹一声，对方菊萍说：“婶子，这样的事情一时半会儿确实没法决定。但是血浓于水，你们的亲人是有下落了，你们肯定也不愿意看着她一直病下去吧？再说了，总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南方流浪吧？丁树可在市政府上班着呢，可不能叫人拿这个事说三道四。”

方菊萍心中有些无奈地抬起头，她明白王小奎是为他们一家着想，也确实提醒得很有道理。她的眼神转向丁二斤，丁二斤深吸了一口气，勉强笑了笑。他伸手揉了揉眼窝，掏出一支烟递给王小奎，自己也点上了，喷出的烟雾渐渐弥漫在两人之间。

丁二斤沉思片刻，放低声音说：“王主任，你说得对。这事我们得好好商量一下。”

王小奎吐了一口烟说：“要不这样，先让人家公安做DNA比对去，一旦比对上了，确定了就是咱们的丁彩霞，你们最好提出个意见——就是先让把丁彩霞的病给治好，这样的话对谁都好。像这种被网上热炒的情况，两边的民政和卫生系统都能争取到一些政策支持……总之，一旦你们把人接回家里来，这些事情办起来就难了。”

方菊萍静静地听着王小奎的话，她的眼眶悄悄湿了。丁彩霞当年的离家出走，给他们两家带来了什么后果她心里一清二楚。如今她虽然有了音信，人却成了这么个样子……她看着丁二斤的脸，知道他心里一定是乱麻缠住了鸡大腿，一时理不清，也捋不顺。

她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她真的连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王小奎见状，也安慰几句借故离开了，他知道丁方两家的情况，清楚这事对他们两家来说都是件麻烦事。但从他的角度，也只能提醒这么多了。

方菊萍慢慢环顾四周，仿佛看到绝望和无助在田地间水一样流淌，也在丁二斤的眼眶中闪烁。面对一些突如其来的难题的时候，大多数人都是懦弱的。就眼前这件事而言，她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迅速处理好它，当然，这种能力她的男人丁二斤更不具备。

丁二斤木桩一样立在田埂下，眼巴巴地盯着方菊萍，迫切希望她能很快拿出一个十全十美的方案来。

方菊萍被丁二斤盯得有些发毛，就大声说：“你去给我哥说一声呀，愣在这里干啥哩？”

说完她就收拾起提饭的布袋子，起身回家了。

5

“被拐女子寻亲”的视频一共只发了两期，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首发的那个视频号将那两段视频全都删除了。但转载量却大得惊人，凡是那些点赞过千的，下面的评论都十分有意思，不少人自然追踪起了视频女主的身份，一些追踪社会热点的视频博主，更是在视频前加上了自己的追问，使网友的关注有了持续性。有人很快从医院获得了一些有关女子病情的消息，认为这种病，长期从事那种行业的女性患病率最高，而且得了这种病，患另一种病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这些消息引起了更多网友关于女子身份的猜测，有些人质疑视频中的女子可能并非被拐人员，而是另有隐情；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家庭主妇，因为家庭变故而陷入了困境，最后选择了一条堕落之路。这些猜测在视频下面的评论区引发了热烈的讨论，网友们纷纷表达着自己的看法，并试图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更多的信息。

其中一些热心的网友开始调查女子的家庭背景、生活经历以及人际关系等，试图从中找到线索。他们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和人际关系网，联系到了女子住院的主治医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虽然这些努力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但是这些网友的追踪和调查，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复杂和神秘，因为自那条视频曝光之后，关于被拐女子更新的视频再也没有了。有当地的网友找到了视频中的那家医院，简陋的医院已经被长长的警戒线围了起来。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人开始追溯这个事件背后当年的社会背景——二十多年前，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的确高发频发，与其相似的情形是，一些地方——尤其是南方一些地区的地下色情服务门店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几乎蔓延到了全国。当年许多年轻女子去南方所谓的打工，其实从事的就是这种行当。当然，她们中有一些肯定是被骗后才走上这条路的，但她们中的大多数，还是抵不住金钱的诱惑，自己做出的选择。

方菊萍翻看着视频，一开始她是一条一条认真往下看那些评论的，后来就是快速地浏览了，因为大多内容雷同，就算是有些见地的，其实也只能是猜测。而她一开始想知道的是，这个女人到底是不是丁彩霞？

当这一点第一时间被确认之后，困扰她的就是：这个女人要回家了，他们应该怎么办？

如果当年她被找回来了，那是另一回事——她是丁二斤的妹子，方旭贵的老婆，是她方菊萍的嫂子。现在回来……带着一身疑问，带着一身病，这明眼人一看就是个累赘呀。她深知一个有大病号的家庭会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丁二斤没有回家，直接从花地上骑着电瓶车去邻村找方旭贵。

方菊萍趁午饭前把电话打给了儿子丁树，并把网上的那些视频转给了他，她一再叮嘱儿子不要担心，更不要为这事操心，家里这边都会处理好的。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儿子却出奇地冷静，他在电话那头停顿了几秒钟，大约是翻看了一下视频，然后就对方菊萍说：“妈，你们先啥都不要做，该干啥干啥，在没有官方……公安方面的通知之前，你们和我舅舅——什么都不要做。”

方菊萍犹豫了几秒钟才说：“我们能做啥呀，还不是干着急。”

丁树说：“你们也不要急，仅凭一个视频就能确认这个人是二十多年前失踪的那个人？这是不是太草率了？记住，先等警方的消息——相信DNA，相信科学，仅凭相貌判断怎么能行呀，失踪二十多年快三十年了，一直找不到，突然冒出一个人就说找到了，就是她——还让你们辨认。你们还能下肯定的结论，你们是不是也太草率了？警察找你们的时候怎么不马上给我打电话？”

几句埋怨让方菊萍接不上话，她也感觉自己理亏。儿子长大了，有些话就应该听儿子的。她拿着电话贴在耳边，好一会儿都说不出一个字。

虎蛋见他们不说话，就吵着要和哥哥开视频，丁树那边却已经把电话挂掉了。

方菊萍拿着手机坐在沙发里，看着茶几上几张虎蛋没有完成的剪纸发呆。

虎蛋接过手机摆弄着，想让方菊萍重新给哥哥拨过去，看到方菊萍脸色灰暗阴沉，又轻轻放下手机，小心翼翼地说：“妈妈，我饿了。”

方菊萍这才意识到，她该做午饭了。

对于丁彩霞的突然出现，方旭贵的反应是木然的。这么多年下来，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无数种预想的情形在他脑海里出现过，可以说能想到的结果他都想到了。事实上，他一直就没有承认过丁彩霞是失踪人员这件事，他知道她是为了逃婚离家走掉的，她不能接受比自己大十多岁的方旭贵做她的男人。

当这种事情在家人的操纵下成为现实之后，她当然要逃离。

这也是当初方旭贵最终放弃寻找的原因。与其强扭硬拽，不如选择放手，给人家另外的一片天地。说穿了，若非不得已，谁愿意把自己的一辈子撂在这黄沙漫漫的乡村野地上呀。当他在广州火车站外的广场上下定决心的时候，就对丁二斤说了这样的话——不找了，找回去又能怎么样哩？

那时候丁二斤当然是一脸惊愕，他虽然不能容忍丁彩霞对丁家的背叛，但又对她的杳无音信无可奈何。事实上那时候的他们都已经绝望了，与其说他们是在寻找丁彩霞，不如说是在困境中漫无目的地游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目标，到一个城市，火车站汽车站找一圈，就算把一个地方找过了。火车站汽车站这些地方的确集中了大量的打工人群，是打工者的集散地，可一个大活人散进人群中，无疑像大河里掉了一根针一样，找到的概率能有多大呢？但只要方旭贵不说不找的话，丁二斤就不能有任何退缩。他知道方旭贵的放弃更多是出于无奈，可他当时给出的理由是——跑出来……兴许彩霞会有个好日子过哩。

这句话仿佛足球场上的传球，方旭贵一脚把球踢到了丁二斤脚下，怎么处理，刹那间变成他的事情了。但那时候丁二斤真的已经相当疲惫了，他想回家，他想家中的老婆——更害怕方菊萍也生出什么意外来。

二十多年之后，终于有了丁彩霞的音讯，可这时候她的处境却完全不是他们曾经设想过的样子。当初如花似玉的一个小姑娘，如今成了一个面容枯槁的老女人。丁二斤原本是不想认出她来的，就像父亲丁解放曾经说过的那样——就当她已经殁了。但当他从警察手中接过那几张大幅的照片与视频比对时，他的表情代替他说了真话。

那张脸一眼就能辨认出是他们丁家人的脸，那眼角眉梢，那圆形的鼻头，别人家是长不出来的。

丁二斤骑着电三轮找到方旭贵的时候，方旭贵正在河滩上放羊。河滩上的草稀疏瘦弱，来不及长高就被牲口啃掉了。

刚刚剪完毛的羊洗过水之后，看上去很白，它们的下巴被青草染成了绿色，仿佛在以此证明自己并没有辜负眼前的美味。方旭贵盘腿坐在一块精心修剪过的羊皮上，旁边趴着一条年轻的黑狗。

这些年，方旭贵把自己的十来亩地全租出去了，自己专心地养羊。他的羊每年出栏二三十只，存栏数始终保持在四十只上下，多了他不养。他选择的是放养——也就是放牧，多了一个人经管不过来不说，村子周边的河滩上、田间地头也没有那么多草。圈养起来对他来说成本高消耗又大，弄不好就没啥收益，是不划算的。这几年城里人把饲料羊吃怕了，有人专门盯上了他的放牧羊，一入冬，就专门开着车来乡里亲自买，价格也比圈养的高一些。虽然放牧投入的人工多一些，但方旭贵也落得个逍遥自在。

丁二斤的电三轮在他不远处停下的时候，方旭贵的黑狗先迎了上去，绕着车子跑了一圈。

丁二斤走下三轮车的第一句话就说：“哥，有音信了、有音信了。”

接下来，他两三步走到方旭贵跟前，把一张铁所长留下的打印照片递到了方旭贵手里。

方旭贵当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震住了，他一直愣在那张羊皮上没有动，像一根低矮的木桩。丁二斤又给他看了看晃动在手机里的视频，说：“你看看，这个女人是谁——像不像彩霞？”

方旭贵木然的神情在他脸盘上持续了很久，他的眼神被阳光扰动得无法集中，但他还是侧着身子，一边看看照片，一边看看视频，然后在脑子里飞速地回想一阵，仿佛在调动脑海深处一段遥远的记忆。

黑狗这时候已经识趣地趴在了一边，时不时伸出舌头，舔食草地上一两只过往的蚂蚁。

过了好一阵子，方旭贵才仰起头，斜睨着眼对丁二斤说：“她……得病啦？”

丁二斤点了点头。

“她……男人哩？”方旭贵问。

丁二斤摇了摇头。

“那她……儿女哩？”方旭贵又问。

丁二斤还准备摇头，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呜——呜——地扯开声音哭了起来。

“她……咋会一无所有？”

方旭贵像是在发问，又像在自言自语，这时候的丁二斤已经一句话也回答不上来了。

网络这个东西真的很奇怪，前两天还热炒不休的一件事，说没有就连个影子也没有了。“被拐女子寻亲”的视频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几个短视频平台上一条也找不到了，突兀得仿佛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更加蹊跷的是，两天后的一大早，丁二斤又接到了村主任王小奎的电话，他说：“老丁，前天那个事，派出所铁所长说那边警方已经调查过了，可能是个误会，那个女人不可能是你们家早年失踪的丁彩霞，你们可千万不要当真。现在网络上流传的那些东西，都是为了博眼球蹭流量，可信程度都不高。手机上传播谣言可是违法的事，你们可要做到不传谣、不信谣。”

丁二斤说：“啥不传谣不信谣的，那些东西不都是你和派出所所长开车送过来的吗？”

王小奎在电话里说：“好了好了，事就到此为止了，别的啥话都不说了。”

丁二斤问：“那DNA鉴定是个啥结果呀？”

王小奎有点不耐烦地说：“人都对不上，能有个啥结果哩。这又不是个啥光彩事，连上面都知道了……这事就算过去了呵。”

说完王小奎就把电话挂掉了。

这些话让一旁的方菊萍听得一脸愕然，这一次她及时把电话打给了儿子。电话响了三声，丁树才接。

丁树好像对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因此听到这样的结果，他并没有感到惊奇。他在电话里心平气和地说，怎么能听风就是雨呢，一个跑了几十年的人，怎么可能说找就找到呢，长得像的人多了去了，别听那些蠢货胡叨叨。他说话的口吻字正腔圆，话音里明显是在居高临下地埋怨一些人。

奇怪的是，丁树最后也说出了和王小奎几乎同样的话，叫他们不要相信手机上那些东西，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

方菊萍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一件事突然涌到自家门口，弄得她和丁二斤两个晚上几乎合不了眼。两天后，堵了家门的闹心事又去得无影无踪，突然什么事也没有了。她感觉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傍晚时分，方旭贵骑着电三轮来到了丁二斤家。很显然，他对这样一个结果并不满意。这两天他和丁二斤一样，也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一个结果，但时间仅仅过去两天，关于丁彩霞的消息就成了一个泡影，破灭了。

在客厅的沙发里坐定之后，方旭贵就点上了烟，一支接一支抽。丁二斤和他对面坐着，也抽着烟。方菊萍从厨房端来了馍馍盘子，又倒了茶，方旭贵连杯子也没有碰。

夜色渐渐沉了下去，屋里也跟着暗下来了。两个男人不说话，方菊萍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对他们来说，丁彩霞的出现给了他们额外的压力和警示，而她的再次消隐，则让他们从厚厚的冰层中艰难地爬了出来。她感觉生活总是在和自己开玩笑，和自己的家庭开玩笑，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暗暗操纵着这一切。

在丁二斤已经开始接连打呵欠的时候，方旭贵把又一支快烧到中指的烟把子丢到脚边上，用脚蹭灭了。他把两只僵硬的大手握在一起，又搓了搓，使了好大的劲才开口说：“你们……是不是嫌弃彩霞？”

丁二斤说：“我们……没有。”

方旭贵说：“你们……是不是嫌她脏？”

丁二斤说：“……没有。”

方旭贵说：“你们是不是……嫌她有病？”

丁二斤说：“……哥。”

屋子里的空气一时好像凝固了，像胶一样黏稠，他们每个人都被牢牢地包裹在其中。

“我知道……你们都不想要她。”

说这句话的同时，方旭贵从沙发里起身了，他宽厚的身板在地上投下一个移动的清晰的影子。一直到丁二斤和方菊萍送他到院门外边，他都没有再说一个字。

夏夜黑得快，也黑得瓷实。方旭贵一声不响地骑上电动车，昏黄的光束牵着车子在漆黑的夜幕上钻了一个洞，他的背影像尘烟一样快速隐入其中。

【作者简介：王新军，甘肃玉门人，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著有《大草滩》《民教小香》《好人王大业》《坏爸爸》《八个家》《最后一个穷人》等小说400余万字。多次荣获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飞天文艺奖等奖项，连续三届入选“甘肃小说八骏”。现为甘肃省文联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