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主人公深陷极端境遇，你不妨大谈作品对人性的开掘；如果作品胜在内心描写比较丰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供你使用；如果一不留神写到底层人物，‘现实主义的复归’是个不错的说法；如果涉及环境污染，生态批评和绿色批评的概念可以挪用……”

在12月2日举行的第七届扬子江青年批评家论坛上，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副主编李松睿的一番辛辣解剖激起了赞同。论坛围绕“理论的焦虑及其限度”与“文学的破圈”展开，李松睿认为，当下，文学批评工作者对理论工具的驾轻就熟，要远超对作品独特性的把握，“我们因为缺乏足够的勇气和艺术敏感，于是纷纷把新的作品纳入既有的知识结构里。”

近来，文学破圈成为热点话题。岁末时节，全国青年批评家聚首扬子江畔，以青年批评家的新经验、新视野，从“理论工具的运用”这一具体角度切入、再谈破圈话题，碰撞出不少让人耳目一新的火花。

暂且搁置文学与大众之间究竟有没有“圈”的争议，在浙江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讲师顾奕俊看来，至少，流量明星微博荐书或作家走进直播间带货，并不意味着“出圈”。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刘月悦深表认同：全网青年昵称余华“潦草小狗”，是文学破圈吗？这只是网红效应和媒介事件。刘月悦说，文学的出圈需要文学话语和观念的变革，“目前文学的尴尬处境在于，对很多人来说，它已经不再是滋养精神生活的重要养料了”。

古典文学时代，“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在跫音未远的20世纪，文学也曾是我们想象世界、理解自身的方式。“就像路遥《人生》里黄亚萍喜欢高加林，喜欢的原因是他看起来像保尔·柯察金，或《红与黑》里的于连。她喜欢男性不是直接喜欢他，而是经由一个文学形象为中介来触动情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思说。

从文学的高光时刻黯淡离场，“先别谈出不出圈，多想想怎么把圈子里的事情做好，否则，出圈也是出了个寂寞。”顾奕俊幽默地说道。

那么，圈内人如何做好圈内事？在此基础上如何为文学赢得更加广阔的受众？

在《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看来，让文学批评变得更加真诚、精准，是重建文学与大众连接的一条管道。他接着李松睿谈的“理论滥用”剖析背后的原因：当面对一部平庸的作品而不知从何谈起时，评论家的惯常做法是用学术话语把它包装得“很高端”。当前对文学评论生产的旺盛需求，也催生了部分人滥用理论的“自动化”批评。而创作与批评是鸟之双翼、车子双轴，缺失了哪一翼、哪一轴，都会制约文学的展翅高飞、行稳致远。

历史上，钟嵘、刘熙载、严羽、赵翼、王国维等大家的精彩文论，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的审美观念、情感结构，也培育了我们对文学的亲近、对文化的自信。立足文学破圈乃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视域，今天，我们特别需要怎样的文学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程旸用“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来描绘他心中的理想批评——批评者既要设身处地进入作家的心灵活动，体贴地触摸和猜想那些隐秘的心理，又要站得比作品更高一点，高明的批评家对作品的取舍和评价通常是出乎意外，又入情入理、富有启发性的，这种评价会不同程度地修正作家的看法、影响读者的阅读，进而对文学史发挥长时期的影响。例如，卢卡奇有一篇关于巴尔扎克小说《农民》的批评文章。从巴尔扎克坚持反对拆散大庄园、主张维持长子继承权的“保守”立场，卢卡奇敏锐抓住了作者担心文化毁灭的历史心情。他说，正是这种矛盾，体现了巴尔扎克作品的“伟大性”。

做好“圈内事”不等同于“躲进小楼成一统”。沧海横流中，文学需要坚守，也需要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中调适自我，向开阔处行进。

“莎士比亚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他与英国女王、赞助商、资本和观众的密切关系，启示着我们对‘文学理应保持纯粹’的观点作出反省。”陈思观察到，莎士比亚的《驯悍记》，一个关于男性如何驯化女性的故事，以戏中戏的结构，被处理为“醉汉的白日梦”，这样，莎士比亚既讨好了（男性）观众又调侃了观众。在这个互动关系中，他的作品既赢得了市场，又有自己坚定的立场。

“作家应该积极‘入场’，找到现场，或重建现场。”陈思说，“这个现场肯定已经不在杂志、出版社、作家、批评家围合而成的场域之中，作家和批评家走进直播间，也许是重建现场的方式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