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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日，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戴锦华在上海图书馆阅剧场开讲。戴锦华在讲座中带着观众一同回访戈达尔、塔可夫斯基、安哲罗普洛斯三位电影大师的杰作、重访20世纪电影史以及当时群星璀璨的大师时代，共同在今天重新思考已然跨过“技术变革临界点”的时代。本次活动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教授毛尖主持。

活动现场

谈戈达尔：世界电影史当中任意门和旋转楼梯

“戈达尔之死对我来讲是某一种创痛，也是某一种提示，不仅仅是一个电影艺术家之死，某种程度上这个是迟到的或者是早来的世纪的终结。”在戴锦华看来，戈达尔曾经标识着一个世纪，变革的世纪，梦想的世纪，反叛的世纪，同时是电影的世纪，是电影艺术的世纪。

戈达尔的电影创作、电影成就的思考可以从他的开启处《精疲力尽》跳到他的终结处，也即他晚年的两部重要的电影：《电影社会主义》和《影像之书》。戴锦华认为戈达尔之所以被视为世界电影史当中任意门、世界电影艺术史上的旋转楼梯，是因为他在多重意义上改变了电影艺术的既定认知和既定格局，改变了电影艺术行走的方向。戴锦华提到电影史有这样一句话：“电影中一切重要的发明都出于偶然，自格里菲斯之后电影再没有真正的发明。直到戈达尔，他再一次成为电影史的断代人物。”自戈达尔开始艺术电影成为了点石成金的场域。他的成就，不仅在于开辟了新的电影修辞、电影语言，更重要的是他面对电影工业、电影体制宣战，对作为整体的西方资产阶级主流文化的挑战和颠覆。不是破坏性的姿态，而是戈达尔作为20世纪艺术电影导演的代表，没有将电影艺术束之于高阁，而是以他们的身体、目光，切肤地参与社会变革与实践当中。

在她看来，戈达尔成为了电影史从开启到今天为止的中间形态的断代人物。“我们没有那么幸运再一次经由偶然发明出一种电影的可能性和电影的语言，直到戈达尔出现。”

谈塔可夫斯基：天才的电影导演，也是天才的诗人

“他以电影作为媒介，去撰写他的哲学论文，去书写他的诗章。”塔可夫斯基常被称为电影诗人，这使得人们习惯于追寻着“诗人”这个能指反过来追索他的电影当中有哪些诗意表达和诗性创造。但戴锦华指出，正是塔可夫斯基电影语言的完全无迹可循、完全不守成规惯例、完全不以颠覆为目的，他自由自恃的、天才原创的、饱满喷发的电影表达自身使他的影像和视听，使他对时空、生死、我与他、人类与超人类力量的这种表述，成了一种我们只能用“诗”去修辞他的方式。

塔可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是《伊万的童年》，戴锦华表示：“1982年，我第一次看到《伊万的童年》的时候那种巨大的震撼，那种震撼是如此的强烈”。《伊万的童年》在小英雄的叙事当中达成了对战争和人极端独特的原创性表达。而后从《安德烈·卢布廖夫》开始，塔可夫斯基开始形成了他饱满的电影哲学表达，电影超越性的思考，继而又创造出了《潜行者》等具有塔可夫斯基式的语言、修辞的优秀科幻电影。

谈安哲罗普洛斯：伟大的希腊导演，毕生的政治斗士

作为20世纪的艺术家，安哲罗普洛斯与时代共命运、与时代当中的反叛者共命运，成为他艺术高度最基础的台阶。戴锦华认为，安哲罗普洛斯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成功使得时间和空间成为了他电影最重要的主题、成为了被叙述的对象。“他的影片形成了一种对时间与空间、对非线性的时间、对非整意的空间、对旅途、乡愁、批判、反思的这一系列，似乎是欧洲哲学思想的基本要素的原创性的呈现。”

“安哲罗普洛斯大概最宝贵的意义就是那种勇敢、诚挚的直面历史，不规避历史困境的姿态。”安哲罗普洛斯毕生是一个斗士，难以用二项对立式去勾勒安哲罗普洛斯的立场，他表达了某种真正的左翼性，即他始终和失败者站在一起，与失败者共同分担历史命运，无论这个失败者是怎样的历史暴力所制造的失败者。

借由戴锦华的讲述，在场观众得以在今天共同重访20世纪欧洲电影史。正如戴锦华在评价杰斯洛夫斯基“三色”时所说的，重访历史的目的在于建立起清醒的自我认知，以有效的文化实践去书写故事并反思文化。当我们面临技术变革的“奇点”时刻，面临“忒修斯之船”的本体论追问，共同面临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时，如何在交互当中创造新的可能性。以历史时刻提示人类命运，重新思考是人类幸福的开始还是人类生命的抹除。戴锦华坦言，尽管电影在萎缩，但在今天仍然只有电影能够把公共性的话题在共同时空中让人类共同的面对、体认并不断思索。

本次活动由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和上海图书馆联合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