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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张桂梅校长的事迹已经广为人知，并受到国家层面的高度肯定，影片《我本是高山》的剧情内容可能早在观众的预料之中。在一部影片已经被“剧透”之后，观众最关心的就是创作者会如何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如何完成更有深度的人物心理挖掘，如何凸显情节中的情感和思想内涵。

《我本是高山》海报

和关于张桂梅的各种报道、采访比较起来，影片的艺术效果初看起来有点中规中矩，但如果我们用心品味影片中一些细节的用心用情、视听语言的别具匠心，我们仍然会收获许多动情时刻，发现许多令人惊喜之处。

向内探索的编剧策略

《我本是高山》的核心情节是张校长筚路蓝缕地创办华坪女高的过程。这是经典的戏剧式结构，即在人物追求动机的道路上设置重重障碍，让观众看着人物如何用信心、智慧、勇气和毅力去克服困难，完成挑战。在障碍的设置上，不同的影片有不同的考量。如果是类型电影，人物主要向外用力；在一些文艺片中，人物内心的犹豫、纠结、矛盾和痛苦可能会成为情节的重心。

影片中，张校长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完成一项教育壮举，遇到的困难主要有：经费短缺，教师队伍难带，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学生家长不支持。看起来，影片主要关心人物面临的外部障碍，而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关注较少。这种编剧方式带来的风险是，人物过于坚定无畏，只需要在外界的风雨中劈波斩浪、奋力前行就可以了，这会导致人物高度扁平，其立体性和人格魅力会受到削弱。对此，影片采取了两种补救策略，一是展现张校长的疲惫、无助时刻，渲染她与丈夫之间的深情，避免将人物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铁人”；二是用“走心”的方式，让张校长带领观众向内探寻，去发现受助者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的落后，进而深刻地触及受助者的灵魂。

具体而言，在张校长艰难的办学之路上，影片尽可能地淡化客观困难，而是聚焦于受助者的内心迷茫和精神贫困。例如，关于资金缺口，这本是华坪女高面临的最大生存挑战，但影片对此处理得比较轻易。至于教师队伍的稳定，影片也有涉及，但危机也被搁置了。看来，影片把真正的着眼点放在学生身上，因为这才是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意义所在。

影片意识到，在学生的学习中，端正学习态度，找到学习内驱力是关键。这就可以理解，影片对于学生如何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并没有细致地进行方法和路径上的呈现，学生刻苦的细节也不过是通过高声朗读和打着手电筒在走廊苦读的镜头一笔带过。因为，如何让学生意识到，她们应该读书，必须读书，完成内心的自我觉醒，这才是最为要紧的。

为了唤醒学生的内驱力，除了张校长常规的训话、谈心教育，影片还精心设计了几个令人震撼的场景：张校长说要解散女子高中，学生们只能去一中借读，并预言她们在一中会成为被嫌弃的对象时，学生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付老师来了之后，指挥学生竖起了旗杆，升起了国旗。这两个场景颇有深意，影片希望学生为了尊严而读书，为了梦想而读书。付老师的出现看起来有些突兀，实际上是为学生提供一个样板，让学生意识到，通过读书，她们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像付老师这样活得洒脱自信，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影片令人感动之处正在于，让观众看到了张校长如何帮助学生走出人生的迷茫，摆脱精神上的麻木和认命的妥协姿态。

影片更令人深思的地方在于，它让观众看到了山区家长令人痛心的精神贫困。山英的父亲，为了让儿子结婚，可以让山月辍学嫁给四十多岁的男人，导致山月死于家暴。山月死后，父亲又把主意打在了山英身上。当张校长听闻山月父亲喃喃道“养大一个猪还能卖2000元”时，怒斥山月的父亲和哥哥。尤其山英的奶奶颤巍巍地给张校长鞠躬，坚决要带山英回去嫁人时，我们感到一种深深的悲哀，这是一种因袭沉重，是精神贫困的代际传承。还有唐小萍的母亲，在生活的重压下，彻底崩溃，沉溺于酒精中不可自拔。当张校长扶起醉成一滩烂泥的唐小萍母亲，让她到学校食堂做事，这是生活上的帮扶，更是精神上的“扶志”。影片中，山区真正令人绝望的并不是物质上的贫瘠，而是精神上的贫困。张校长办女高的初衷，不仅是为了帮助这些女孩走出山区，更希望她们能改变父辈的观念，完成山区的“物质脱贫”和“精神脱贫”。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影片的编剧思路，那就是有意忽略外在的客观困难，侧重于展现学生的内心迷茫和懈怠，以及家长的精神贫困。影片用了大量的篇幅让观众看到，张校长如何通过苦口婆心的劝解，振聋发聩的点化，来激励学生为梦想而读书，为人生的尊严与自由而读书。

确实，影片中张校长身上缺少弧光，但那群学生的观念和命运因张校长而发生了深刻改变，这就是创作者的初衷。当那些女孩从浑浑噩噩、听天由命的状态中，慢慢有了自主意识和人生梦想，并为了梦想而拼死一搏，这种人生态度本身就会让她们受益一生。这时，我们理解了张校长反复说的那句话：一个受教育的女性，可以改变三代人的命运，她的母亲，她自己，她的下一代。这时，我们也明白了，当梁局长问张校长“我们教的书还不一样”时，张校长掷地有声地说：“当然不一样，我这是在救人！”

《我本是高山》剧照

“山”与“光”的意象有丰富的内涵

影片反复提到华坪女高的誓词：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就是人杰而非草芥，我站在伟人之肩藐视卑微的懦夫！“高山”在这段誓词里意指一种高远的人生境界和恢宏的人生理想。“我本是高山”这个片名，暗示了人物自强不息、不甘命运摆布的志向。而且，影片在诠释“高山”这个意象的内涵时，经过了多重指涉，对观众形成了不同层面的人生启迪。

“高山”在影片中大多数时候其实是作为“阻隔”“闭塞”“艰险”的意象出现的。影片中出现大量张校长翻山越岭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大远景中的空镜头群山苍翠，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景象；小景别的行路镜头中，我们得以近距离看到道路的崎岖和张校长每一步的艰辛。这时，“高山”实际上阻碍了村民走上小康的康庄大道，也阻隔了他们与现代化观念融合的途径，当然也拦住了渴望新生的女性。影片有意识地在远景和小景别中，为观众提供了观看“高山”的两种视野，对观众形成了巨大的心灵冲击：如果像游客一样远眺，那些高山是壮丽的风景；如果像张校长这样近距离去感受，这些峭壁峡谷见证的是生活的沉重，是精神的枷锁和人生的脚镣。

张校长的信念就是让大山里的女孩能够走出来，“飞得高高的，远远的”。但是，张校长又觉得，走出大山只是第一步，成为“高山”才是真正的人生追求。张校长在意识到这些女孩观念的保守落后之后，和老师们带着学生们登上了群山之巅，俯瞰远山。老师们告诉学生，在她们的远方，有更好的大学，有更美的风景。这时，“高山”就是一个梦想的舞台，代表了一种更为高远开阔的人生境界。“高山”的另一种理解是成为提升他人的阶梯，也就是华坪女高誓词里的“伟人之肩”。张校长和那群默默奉献的老师，在鼓励、引导无数山区女孩走出大山，拥有更美的人生风景时，她们俯身成为一座高山，供这些女孩一步步登顶。

影片中的另一个重要意象是“光”。影片的第一个场景，就是张校长打着手电筒上楼，在黎明的薄霭中，手电筒的光有些微弱，但又无比醒目，成为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张校长艰难地走上楼梯，是“攀登”的隐喻。当张校长来到教室之后，她打开灯，疲惫地坐在窗台上，打开窗户，窗外是逶迤苍茫的远山。在这场戏中，“光”与“高山”都出现了，这奠定了影片的主题基调，犹言张校长是点灯之人，是为世界带来光亮之人，她的人生志向是成为一座高山，但这座高山并不指向她人格的丰碑，而是女孩们站上她肩膀的阶梯。

影片中张校长和学生经常用到的一个道具是手电筒，这是照明的工具，更是照亮人生的希望之光。最后的一个场景中，张校长和卢老师查询了山英的高考分数后，隔着峡谷与山英喊话。在暗沉沉的黑夜，他们手里的手电筒和油灯，成为一道道光。这时的“山”仍然是天堑，但有了“光”的呼应，张校长和山英完成了令人感动的精神交汇和人生接力。这一刻，融注了张校长全部努力的意义，她给这些女孩的世界带来了“光”。这些“光”使女孩们可以跨越大山的阻隔，成为更好的自己，甚至像张校长一样，成为一座“高山”。

影片看起来像一部励志片，但它实际上在鼓励一种更为普遍意义上的人生向往，那就是突破自己的现实处境，成为更好的自己；同时，鼓励每一个有能力的人，担负起“点灯人”的责任，并为他人的进取提供精神力量和榜样的引导。

人物刻画的得失

对于一部传记片来说，创作者需要解决三个核心问题：人物为什么要做某件事；人物在做这件事时遇到了哪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人物在百折不挠地做了某件事之后，收获和成长是什么。《我本是高山》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处理，可以说是有得有失，有令人惊喜的创新之处，但也留有部分遗憾。

影片省略了人物的成长史，让张校长一出场就已经创办了华坪女高。这意味着，影片的情节重心是华坪女高的生存与发展之旅。影片为了避免人物的空洞化，通过他人之口拼凑出张校长的前史：张校长在丧夫之后，为了逃避悲痛，将全部的爱都倾注到学校，在学生身上得到人生救赎。这个点的挖掘极为动人，也具有极为深沉的情感与人性力量。但是，从人物关爱学生的起点要进阶到鞠躬尽瘁地创办一所免费女子高中，显然有不短的距离，影片对此过程付之阙如，导致观众对于人物的了解产生模糊之感。

在某种程度上说，《我本是高山》仍然难以逃脱伟人、英模等传记电影的某些通病，主人公像一个精神标杆，在影片中供人景仰，受人崇拜，却很难让人亲近。对于张校长身上那种超人一般的毅力，圣人一般的崇高，清教徒一般的苦修，普通人根本无法企及，也难以跟随。这不是因为张校长过于特殊，而是影片没有提供足够充分的契机，让我们深入地与张校长的内心产生共情。

影片对于几位多次出场的老师，也没有去用心刻画，导致他们像工具人。当张校长说教师不再有周末休息之后，大部分教师都辞职了，只留下三位老师。影片的尴尬之处在于，没有解释这三位老师为何会留下，也没有表现张校长后来是怎么解决教师问题的。当然，我们可以用影片的刻画重心是学生来解释这种缺憾，但作为“点灯人”的教师，他们的存在感不足，必然会影响影片的情绪感染力。

相对来说，影片对于几位学生家长的刻画倒是入木三分。山英的父亲一生被贫穷压弯了腰，当张校长想带走山英，并塞过来800元钱时，他没有表现出有骨气的凛然，而是接下钱后说：“她走了哪个来做饭？”山英的哥哥还大打感情牌，求妹妹帮帮他：“你不帮我，我们家的香火就要断了，以后我也会帮你。”这些细节，真实无语，但又令人深感痛心。影片没有简单地渲染农民身上的淳朴、勤劳、坚韧，而是无情地向观众揭示他们令人触目惊心的短视、狭隘、麻木、冷酷。这些人物的出场，不仅向观众强调了“扶贫”的任重道远，也间接说明了张校长创办女子高中的深远意义。

本来，《我本是高山》这样的电影特别适合在人物的苦难和成功、温情和感动时刻大力煽情，但影片整体而言比较克制，没有用道德情感的泛滥来冲淡直面现实的冷峻和洞察人性的犀利，以及高举理想与信念火炬的坚定。当然，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影片的艺术发挥空间有限，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但它创作的诚意，它在情感和思想表达上的力度与深度，它对于观众的警醒与启迪，仍然成就斐然，意义重大。

（作者系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教授、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