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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吴仕民笔耕不辍，连续为读者奉献了《铁网铜钩》《御窖重器》等多部长篇小说佳作。他的长篇小说新作《剽牛立碑》以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省普洱市“民族团结誓词碑”为枢纽，讲述革命历史斗争的传奇，传承民族团结进步的佳话。小说民族地域色彩浓郁，故事新颖别致，情节悲壮激越（如“沧西城之战”、军民“洒血护碑”等），既写出了我国西南边陲各民族告别旧中国与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衷心愿，又写出了他们为实现民族团结与进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作出的卓越努力。

《剽牛立碑》带领读者走进70年前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重温少数民族政策的春风化雨与深入人心。新中国成立以后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副师政委、独立团长张钧山，率部进入属于哀牢山区的云南普洱少数民族地区，攻下沧西县城，解放滇西。驻守此地的沧西县长兼团长张忠义，带着残兵败将越过边境，逃入缅甸境内，凭着直升机、美式武器等伺机卷土重来。在国共双方交锋过程中，张忠义妄图阻挡革命潮流，但最终归于彻底失败。张钧山带领杜云良等解放军得力干将，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制定周密的军事斗争策略——诸如团结少数民族群众，深入石门寨、龙竹寨少数民族村寨调研，对少数民族头人进行耐心、细致的民族政策宣传，关心少数民族群众生活，免费给他们送种子、送农具等，帮助他们搞生产与克服困难，促成石门寨与龙竹寨“和解”。这不仅彻底粉碎了张忠义的阴谋诡计，而且让各族人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为国家谋独立、富强，为各族人民谋利益与幸福的政党。正因为如此，以石门寨佤族部落头人达勐为代表的各族人民，坚持以剽牛、立碑与盟誓等古老而独特的少数民族方式，表达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共同团结进步的美好而强烈的心愿，表达当家作主的自豪感与各民族一家亲的政治信念。

《剽牛立碑》刻画了一批性格各异、栩栩如生的各族人物形象。如张钧山的沉着、指挥若定与勇挑工作重担，杜云良的机智与为护碑救人壮烈牺牲，达勐的憨直、豪放、莽撞、知错就改与忠勇爱国，岩邦的善良、虚心、身怀绝技与英勇护碑、鲁娜的活泼、开朗、浪漫、刚烈与豪爽善饮，力宝的英勇不屈与视死如归，李甲柱的聪明灵活等。作品渲染了云南各民族的奇异风情，如哈尼梯田、哈尼族古乐器巴乌、彝族服饰查尔瓦、傈僳族弩弓、拉祜族男女头上的“魂毛”等，都给广大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为一部少数民族题材小说，《剽牛立碑》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对云南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生活进行了热情洋溢的书写。在呈现普洱地区各民族风情的同时，真实描绘出这些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落后的生活风貌，使人们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实现各民族翻身解放的历史进步意义。石门寨及龙竹寨等佤族部落、村寨，就是很好的例子。石门寨有200多户人家，总人口上千。高大而结实的寨门、门上悬挂的硕大牛头骨，尤其是寨子里的雌雄木鼓，以及吃烂饭、过新米节、魔巴（巫师）念咒祭鬼等，代表着佤族独特的民族风情与历史文化。但佤族村寨在历史演进中的生产、经济水平，以及文化、教育与社会制度等，都处在较为落后的状态，保留着原始氏族社会的风气。领导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摆脱贫困，教育少数民族抛弃旧的落后习俗，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进步，正是中国共产党少数民族政策的核心内容与重要意义所在。

《剽牛立碑》写到组织少数民族首领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到内地发达地区参观学习，展示出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殷切关怀。在实施这一措施上，张钧山周密筹划，卓有成效。他先组织观礼团，继而开展细致的思想工作，派人护送他们从宁洱到昆明。观礼团从头到尾开启了长达三个月之久的系列活动，这些少数民族代表不仅看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广泛接触到现代文明、现代知识等新生事物，也意识到本民族、本地区存在的差距，切身感受到党的亲切关怀与新中国发生的历史巨变，受到生动而直观的党的民族政策等教育，思想、情感上产生巨大变化。《剽牛立碑》传递着鲜明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吴仕民在小说中告诉读者，无论是佤族、拉祜族或其他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还是西南边陲留下的孔明庙，抑或是西南各民族的抗英与抗日战争等，自古以来都展示出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佤族司岗里神话认为，佤族、拉祜族、傣族、汉族都是从同一个司岗（崖洞）中出来的。拉祜族与其他一些民族，还保留着葫芦生人的神话。孔明庙及公明山等还保留着三国时期诸葛亮治理这片地区留下的遗址，传承着诸葛亮教当地少数民族立柱悬空建房以防瘴气与湿气等美好传说，这些神话与传说折射着我国各民族间的相通相融。1934年，佤族等民族在班洪抗英，抗日战争时期傈僳族等民族用弩弓、长刀、土铳抗日，都表明了各民族一致御外、保家卫国的神圣家国情怀。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传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