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江文学评论》“地方性的辩证法”学术工作坊在沪举办
为切实加强当代文学评论的理论建设、壮大当代文学评论人才队伍，2023年，《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深入高校文学院，举办了系列学术工作坊活动。9月14日，首场场学术工作坊“当代文学研究创新机制的现状与问题”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圆满落幕。11月28日，《扬子江文学评论》第二场学术工作坊“地方性的辩证法”在上海顺利举办。本期工作坊围绕“地方性写作的现状与问题”“地方性话语建构的历史与当下”“地方性想象的可能与限度”等议题展开，希望通过对地方性话语的建构及其限度的深度研讨，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探索新思路、新方法。陈思和、张新颖、何言宏、张生、陆梅、张定浩、张屏瑾、黄德海、李伟长、叶祝弟、金理、来颖燕、黄平、木叶、方岩、项静、王晴飞、康凌等专家学者出席研讨。工作坊由《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主任童欣主持。
《扬子江文学评论》主编贾梦玮在致辞时回顾了《扬子江文学评论》与上海的学术队伍和学术资源之间的重要关系，希望能够通过组织系列学术工作坊来加强刊物与各地批评家的联系，激发学术活力，拓展交流合作空间。
复旦大学中文系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以1980年代出现在寻根文学中的地域写作为切入点，指出了地方文化的发掘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的新变与局限。陈思和对当下新增的诸多“地方性”概念能否深描当代文学的肌理表示了怀疑，但他仍期待它们能够释放文学的审美力量，召唤出更多优秀的作家与批评家。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新颖表示，正是“地方”的相对性及过渡性使其成为一种解放性的力量，既为写作者深入“地方”又超越“地方”提供了可能，也为文学由外而内凝聚为个人的志业提供了可能。如何在为“地方”赋能的同时保有对这种赋能本身的警惕，是文学的理想、也是文学的现实。
借由戴维森《北方的观念》一书，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言宏强调了“世界性的北方”，并由此将“地方”指认为一个能够同时连通个体与全球的情感结构。“地方”的共同体不是抽象观念的集合，而是种种抽象观念通过种种具象结构在个体处的最终落脚。对“地方”的阐释学不能光展示地方风情，那些差异性的个体、那些不够“地方”的个体更应成为“地方”的研究对象。
通过考辨现当代文学中“地方性”的精神流变，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生指出，每一次的文学的兴变皆与“地方性”的发现有所关联。借由赫尔德对地方“整体氛围”的考察，张生认为，比之将“地方性”指认为一种解放性或对抗性的力量，辨认“地方”究竟在何种意义中才能构成解放与对抗，或许更为重要。
从翻译的准确性出发，《上海文化》副主编张定浩以格尔茨《地方知识》一书为例，指出“地方知识”并不等同于“地方性知识”，“地方性”的奇观化与景观化已在相当程度上遮蔽了飞地式的、更为细微的“地方”。而如何认识“地方”，恰与批评家对自身所处位置的确认直接相关。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平指出各地作协推出的作家方阵、“新南方文学”与“新东北文学”分别对应了如今讨论地方性话语的三个不同层次，即文艺体制的地方实践，及如何利用“地方”实现文学的“去中心化”与文学的“破圈”。作为“新东北作家群”的深耕者，黄平指出，“新东北文学”从来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文学，它所指向的不是东北文学的变化，而是从东北开始的文学变化。所谓文学的“破圈”，其实是将文学语境中的个人困扰，转译为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的能力。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方岩对黄平的“新东北文学”论提出了异议，他质疑了地域性及区域性概念中所包含的前现代因素及权力话语，认为无论是“新东北”之“新”、还是“新南方”之“新”都不免带有学术上的幻觉。而黄平将“新东北文学”厘定为“处理失败者情绪的文学”，实则带有本质主义的意味，恰恰证实了“地方性”的话语困境。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金理指出，“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文学”皆是界限不明且面目模糊的论域，它们能够为当代文坛提供的实验价值与情绪价值都十分有限。而黄平对《漫长的季节》的解读中所透露出的对“父一代”失败的共情和对“子一代”尊严的忽视，所显示的其实是一场对往昔秩序的体认。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项静指出，“地方性”在创作领域及批评领域的表现不尽相同，出现在创作领域中的诸多地方知识与地方想象，至今未批评领域得到合理规划。对“地方性”的反复诉说其实是对“地方性”的重复消耗，是批评家和理论家创造力弱化的表现。
在“地方”所包含的世界维度这一问题上，《探索与争鸣》的主编叶祝弟指出，作为方法的“地方”所呈现出的跨学科与跨文化特征，或多或少地表明有关“地方”的讨论已然成为考察当代中国在本土化与全球化之间所遭遇的种种现实的鲜活切片。“新东北文学”所呈现的不仅是那些失败者或成功者的命运，而且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所走过的城市化建设之路，以及所作出的文化选择。
就地域写作所呈现出的风格辨识度而言，《文学报》主编陆梅认为“地方性”是一种需要从普遍性与规范性中淘洗出的内在个性。比之外部的、同质化的“地方性”定义，讨论一个人精神上的原乡性与文学上的审美性，或许更为可靠。
《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黄德海指出，“地方性”并不是一个创作上的概念，而是缘于批评家之于文学与地方经验的再生产。缺乏更具创造性的“地方性”作品而空有大量驳杂的“地方性”评论，使得“地方性”的“辩证法”所表征的恰是“地方性”的无从安置。
上海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李伟长认为，大多的地域书写是以回观的方式写就的，“地方”作为兼容真实感与虚构性的写作对象，需要不断探索其恰当的表述方式。尽管文学“破圈”的前景并不十分明晰，但就目前诸如《潮汐图》《缓步》《空想炮》等作品的出版情况来看，“地方”仍是归纳、阐释文学与社会文化关系的重要方法。
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屏瑾认为，当前中国“地方”研究的内部情况并不统一，因此，讨论“地方性”的前提是为不同层次的“地方性写作”找到分别的对应物，重建地方与整体的对话关系。
《上海文化》编辑木叶认为“地方”所具有的虚构性并非“地方”的问题，而是“地方”的特质。真正具有价值的“地方性”理应是一场能够高度统合抽象与具体的自我命名。他期待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地方作品的出现，从而激发具有创造性的理论的诞生。
《上海文化》副主编来颖燕指出，对“地方性”的建构与反思是同时发生的。就文学作品的编辑与出版而言，“地方”的概念越是宽泛，它所能容纳的同一地域的作家作品就越多，所承受的关注与质疑也就越多。而就地域写作的筋骨而言，时间与方言都应该既被视作切入“地方”的路径，也被视作”地方”所呈现的风景本身。
借由周作人的《地方与文艺》一文，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晴飞特别指出了现代文学中的“地方”与当代文学中的“地方”，实则具有不一样的理论质地，而一个有价值的“地方”定义理应在观念以及构成观念的现实条件上，同时让作家获得足够的解放感。
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康凌看来，真正的“辩证法”并不在“地方”这一概念本身中展开，而是在批评家与作家之间展开。批评家经由命名的冲动而带来的普遍化的地方想象，既为地域书写的研究解决了一些问题，也带来了更多的新问题。唯有先廓清“地方”这一话语的当代起源，才能对当下多样态的地域书写作出准确说明。
本次工作坊由《扬子江文学评论》副主编何同彬作学术总结。何同彬指出，“地方性的辩证法”是一个既能汇聚不同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也能汇聚不同代际的批评家与学者的命题。与会的批评家、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做出的全面、深入且极具思辨性的学术讨论与思想交锋，既为地方性话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层次，也使得其间的路径问题得以进一步地明晰。
未来，《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部还将在全国多地持续举办系列学术工作坊，深挖具有代表性与争议性的文学议题，推动当代文学的资料收集与理论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