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幻文学中的“新人类”书写略观
《小灵通漫游未来》，叶永烈著/杜建国插图，少年儿童出版社，1978年
《豹人》，王晋康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1月
《荒潮》，陈楸帆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8月
《机器之门》，江波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年3月
科幻小说不仅是人类发挥自身想象的场所，也是不断“建构”人类自身、形塑新人类的一个重要领域。如果说文学为人类提供了认识及反观自身的场域，那么在科幻文学的语境中，人类总是与新人类共存、合作、竞争，其主体性也被不断挑战、消解和否定，由此，演绎着人类文明进化的“另类史”，也构建着“文化墙纸”（cultural wallpaper）的重要版图。
何谓新人类？相对于传统的自然人而言，新人类指利用科学技术，结合新理念、新创意对人类进行部分设计改造或借用技术模拟创造而成的新物种。中国文学中的新人类想象由来已久。《列子·汤问》第十三篇《偃师造人》被认为是中国首部科幻小说。其中写到古代传奇中最神奇的机械工程师偃师，曾献给周穆王一个比起现代机械人还要出色、能歌善舞的机械人偶。唐朝关于机械人偶的记载则更多，《朝野佥载》有关于机器女招待、机器化缘僧人的相关记载。宋代《梦溪笔谈·象数》中记载了捉老鼠的木制机器人。这些带有科幻感的古代传奇故事成为构拟新人类的早期场域。
晚清以降的百年中国科幻，从来对新人类形象充满书写的冲动与热忱。满清末造，列强欺侮，国事蜩螗，人心惟危。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反思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特性和现实命运。其时，形成一股欲革除痼疾，以焕新颜的“新国民”思潮。清末科幻作家倚借科学畅想之力，幻想习得开颅换脑之技，将龙钟之老翁改造为雄壮之少年（《新法螺先生谭》），开设“洗脑院”，对那些愚昧冥顽之人进行洗脑（《女娲石》），如此以强制手段对民众进行洗脑，再造新人的文明改造之法，可以说是晚清科幻小说中的共同特征。
如果说晚清科幻着意在于“革新”，那么十七年时期的科幻作品则致力彰显科技之趣，开启民智，对新人的建构主要体现在人体潜能的开掘上。《失踪的哥哥》提出用超冷速冻的方法保存生命、《失去的记忆》通过反馈刺激恢复记忆的设想皆是此列。改革开放后，步入新时期的科幻文学霞光初绽，迎来更为开阔的面向。出现了穿上飞行衣追捕坏人，飞越祖国大好河山的少年（《神翼》）、在墙壁上行走如飞的人（《神秘衣》）、隐形人（《隐形人》）、带电的人（《霹雳贝贝》）以及家庭机器人（《温柔之乡的梦》《小灵通漫游未来》等），中国科幻小说作家以丰茂的想象、巨大的热情投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之中。
20世纪90年代末及至新世纪科幻，中国科幻作家在对新人类的建构上主要聚焦于基因改造人、机器人和赛博人三类形象。这与生物科技、纳米科技、信息科技、认知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发展相关。科技丰富人类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使得时间性、空间性、物质性和具身性的概念化发生了巨大变化，赋予技术人员前所未有、几近神的权力，使其通过重建物种来创造新人类。王晋康、韩松、陈楸帆、江波、阿缺等作家塑造了豹人、癌人、缸中之脑、机械人类、电子人类等形形色色的后人类形象。这些作品对物种伦理和存在诗学展开了新的思考，反思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纵观上述新人类形象的演变，中国科幻作家的相关书写呈现出两个明显特征：
第一，晚清至新时期的新人类想象服务于民族国家复兴的目标，有较强的工具化色彩。无论是晚清抑或是十七年时期乃至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新人类想象及形塑都是有其“目的”的。晚清科幻小说将民族国家复兴与身体自新等同，对新人类的想象旨在启蒙国人，进而达到新民化智，革除弊端，民族复兴的目的。十七年时期及至新时期的新人类形象则意在科技兴国，发展生产力，与反动势力斗争，树立社会主义新人标杆。因此，与其说当时的作者着意于塑造“新人类”，不如说更多的是想塑造能担负起富国强民、推动现代化建设之重任的“新人”。叶永烈的科幻作品经常涉及各类科学发明，其中不乏关于人体机能增强的科技想象，《将计就计》《飞檐走壁的奥秘》写到依据仿生学研制的能变色、攀附、飞翔和潜水的“奇特的衣服”“走壁鞋”等装备，人类穿着这种衣服或装备可以更便捷地从事消防、电工、登山，从而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发挥作用。叶永烈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盗魂》与江波发表于2011年的《移魂有术》均涉及记忆移植。二者创意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却呈现出不同的意涵指向。《盗魂》写了某国间谍集团为了窃取我国一项重要的国防科研成果，麻醉并绑架我国一名科学家，将间谍的记忆分子和信息灌进他的头脑中，由此引发科技界盗魂，我国公安对此展开侦破的故事。《移魂有术》讲述了一个用RNA人脑复制技术“移植灵魂”进而争夺遗产的故事。如作者江波所言，小说是他的一个智力游戏，即更多出于核心设定本身的有趣好玩演绎而来的故事，这与《盗魂》及《将计就计》中的对人体的改进为了服务于铲除外敌，维护国家安全的设定截然不同。随着科技的发展，当下的科幻小说越来越关注科技本身，更加注重塑造“新人类”本身，进而探析新人类的产生对人伦家庭社会产生的影响。
二是在新人类书写中，当代中国科幻呈现出某种“失根”的焦虑与“寻根”的渴求。这种焦虑首先是人类面对新人类的出现时表现出来的犹疑与惶恐，这在王晋康身上最为明显。无论是他的处女作《亚当回归》，抑或是《生命之歌》《新人类四部曲》，均流露出对自然人时代的眷恋。《亚当回归》中的主人公虽然接受了新智能时代，但他究竟是不彻底的新智能人，是带了前朝遗绪，意识深处有“故国山河”印记的新人。
与美国科幻《机械姬》《终结者》反人类的后人类形象明显不同的是，王晋康笔下的新人类常试图与自然人媾和共处。王晋康将后人类当作与人类合作的对象，但他笔下的自然人常常是保守的、排斥的，整体对新人类群体是拒纳的态度。因此，代表传统的旧人类与象征革新、探索甚或不无激进的新人类在王晋康笔下被推到对立的两大阵营中，而新人类不得不面临被剿杀的命运。《生命之歌》中的机器人元元、《豹人》中混合了豹子基因的运动员谢豹飞、《癌人》中的海拉均难逃人类世界敌视杀戮的命运，《类人》中人类更是对像产品一样被车间造出的类人展开了不遗余力的围剿。
在《生命之歌》中，王晋康征用了儒家话语及思想资源，将其作为科学家孔昭仁拒纳机器人元元的根柢与支撑。江波小说中的新人类也同样充斥着“失根”的焦虑，《人间蒸发》中的人类自出生便被在后脑勺中植入了芯片，化身为“新人类”，社会安全局根据这个可以对公民身份进行登记，并勘察人们脑子里所有的一切。然而，主人公约瑟夫却戏剧化地遭遇了身份乌龙，需要各处求证“我是谁”，陷入存在的荒谬。江波作品中的新人类大多秉持着人类世界的信仰与坚持，《寻找无双》中，王十二穿越时空，执拗地化身电子人与无双相遇。《魂归丹寨》中的刘满贵选择回归故乡，使得文化根源作为生命个体生存依据的意识彰显。由此，我们看到了文化传统缓解新人类失根焦虑的可能性。上述新人类小说极大地扩展了文学对人类生活可能性的描述，表达了变化的人类观念及其与新人类的纠葛，形塑了个人和集体的生态社会想象。为后人类时代人类可能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中国式经验，具有积极意义。
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量子通信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发生，迅猛发展的科技使得科幻作家经常性地为焦虑感所胁迫。如何书写网络化、信息化与智能化的深度融合，以及应运而生的“新人类”，理解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上经验的非线性、多声部和多样性，以及它与非人类实体的相互关联性是当下需要思考的命题。一切恰如罗西·布雷多蒂所言：“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把握地说，我们一直是人类。”为了更好地进入未来，作家需要结合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经验，重新思考既定的思想体系，生物学的、道德的和自我理想化的人类的N种走向，以科幻之笔镌刻于文化墙纸之上。而好的科幻，定如梦境世界一样，会成为世人精神觉醒的站点。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科幻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及影响研究（1949—2017）（18BZW145）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