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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
来源:中华读书报 | 刘跃进   2023年12月10日21:18

早在一百年前,文学研究所创始人郑振铎先生就提出过中外文学对话的设想。1922年,郑振铎先生在《文学的统一观》(见《郑振铎全集》第15册,第139页)一文中指出,以前的文学研究都是片段的,局部的,知道一个人的文学,却不知道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知道一个时代的文学,却不知道那个时代的文学来源和对后来的影响;知道一个地方的文学,却不知道与其他地方文学的关系;知道一种文学样式却不知道其他文学的多样。因此,这样的文学研究,如井底之蛙,缺乏一种全体的统一的观念,很难发现文学之美、文学之用。文学是世界人类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虽因地域的差别,其派别、其色彩,略有浓淡与疏密的不同。但是,其不同的程度,远不如其相同的程度。人类虽然相隔遥远,虽然肤色不同,而其精神和情绪却是相通的,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因此,研究文学,与一切科学、哲学一样,不能简单地分国别单独研究,也不能以时代为断限单独研究,而是要用“世界文学”的眼光去欣赏文学,藉此认识不同的社会,更好地理解外部世界。

提出“文学的统一观”的那一年,郑振铎先生年仅二十四岁。五年以后的1927年,他编写的《文学大纲》出版,实际上是一部世界范围的比较文学史。即使放在当下,这部著作依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三十年后的1952年底,郑振铎先生应中央人民政府之命创办文学研究所。他依然坚守世界文学的理念,认为研究中国文学,就必须把她放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去观察,去比较,才有可能挖掘出中国文学的独特价值和世界意义。这就需要开展系统的研究,进行深入的对话。文学研究所不仅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还要研究文艺理论、西方文学以及中外文学史,用钱锺书先生的话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文学研究所创立之初,就分别成立了文艺理论组、西方文学组和中国文学史研究组。

七十年来,文学研究所坚守中外文学对话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

2016年春天,鲁迅文化研究会主席周令飞先生造访文学研究所,商量筹备纪念鲁迅逝世80周年暨诞辰135周年大会,并初步商讨了中外文学对话活动等事宜。我们的看法不谋而合,一致认为这项活动将有助于展示和交流各国著名文学家及其优秀作品,有助于宣传和贯彻“一带一路”的国家倡议,有助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筹备,中俄文学对话会如期在2017年11月2日在北京成功举办。那次对话会由鲁迅文化基金会、托尔斯泰庄园博物馆和文学研究所海外华文文学中心联合举办。列夫·托尔斯泰玄孙、俄罗斯总统顾问委员会顾问弗拉基米尔·托尔斯泰,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令飞参加了会议,我代表文学所致辞,大意如下:

这次中俄文学对话会,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以来,中俄双方先后举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友好交流年”等双边活动。去年6月25日,中俄媒体论坛在俄罗斯北方之都圣彼得堡市隆重举行。今年5月,中俄两国领导人共同决定将2016年和2017年确定为中俄媒体交流年,在政治上互为信任,在文化上对话沟通,为提升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提供新的动力。

如前所述,过去十年,中俄双方举办了各种交流活动,但是还没有“文学年”。其中,中俄文学交流源远流长。我们这一代人,是读着俄罗斯文学长大的。19世纪前期的普希金(《奥涅金》《上尉的女儿》),中期的莱蒙托夫(《当代英雄》)、果戈里(《钦差大臣》《死魂灵》)、屠格涅夫(《猎人笔记》《贵族之家》《父与子》),后期的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奥斯托洛夫斯基(《大雷雨》)、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契诃夫(《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以及伟大的文学理论家别、车、杜(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都是我们熟读的经典作品。当然,我们最熟悉的还是托尔斯泰。他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可以说对我们产生了终身难忘的影响。苏联时期的红色文学,如高尔基、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也读得如痴如醉。最近四十年,我们对俄罗斯文学的了解有所欠缺,但是依然翻译介绍了很多好的作品,譬如国家组织的“中俄文学互译项目”就有俄罗斯文库,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有幸拜读过叶甫盖尼·希什金《爱情守恒定律》、安德烈·比托夫《普希金之家》、弗拉基米尔·沙罗夫《此前与此刻》等长篇小说,具有新的时代气息,感同身受。

文学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有着多年的合作关系。很多俄罗斯汉学家在不同时期,到文学所作访问,我们也在不同时期到该所访问。我本人就曾亲自造访,至今仍充满温馨的记忆。在座的同事,有的是在俄罗斯留学,有的多次访问俄罗斯,保持着对俄罗斯文学的高度热情。今天,中俄双方学者有机会共同探讨文学,推荐中俄文学名著,我们倍感亲切。我相信,经过学术界和文学界的不断努力,中俄文学交流必将取得新的成果,开创新的时代。

此后,鲁迅文化基金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武汉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连续举办了五届“中外文学对话会”。一是2018年在天津师范大学举办的中法文学对话会,二是2019年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举办的中印文学对话会,三是2020年在绍兴举办的中韩文学对话会,四是2021年在绍兴举办的中日韩《故乡》对话会,五是2022年在厦门大学举办的中德文学对话会。每次的文学对话,国别不同,主题也不一样。中俄文学对话会是在2015年“鲁迅对话托尔斯泰”项目基础上的延伸,强化了中俄文学的比较研究。中韩文学对话会召开时,正值鲁迅先生诞辰139周年,韩国出版韩文版《鲁迅全集》10周年。借此机会,两国学者分别推荐了各自国家近四十年以来的优秀文学作品。在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鲁迅作品《故乡》发表100周年之际,中日韩《故乡》对话会在鲁迅的家乡绍兴举办。中日韩三国专家学者以《故乡》为研讨对象,以乡愁为联络纽带,共话东亚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精神故乡”。大会现场还举行了“故乡使者”的证书颁赠仪式,浓浓的乡愁,一直萦绕在与会者的心间。“中外文学对话会”的系列活动,不仅有学术的交流,对话国的互访,还举办了多种形式的文学讲座、诗歌朗诵、文化展览、艺术演出等活动,通过鲁迅与世界文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架起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化桥梁,开启一扇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的文化之窗。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的《跨时空文学对话》这部论文集所收录的论文,即发表于上述各个场次的文学对话会。正如文集栏目所展示的那样,这些论文涉及到中俄、中法、中德、中印、中日、中韩等国的文学特色、文学影响和文学传播,论题新颖,内容广泛,给人耳目一新的感受。作为读者,我从这部论文集中获得了很多知识。从鲁迅的《故乡》,我想到了我的故乡,想到了世界的故乡,想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我突然萌发出一种感动,那是文学给我的最本真、最难忘的阅读经历。当然,书中所收的论文可能还有不足,但我们的初衷是真诚的,也为这项有意义的工作付出过心血。我们要为这种真诚和努力喝彩。

早在两百年前,德国伟大的文学家歌德就曾提出过影响深远的“世界文学”的构想,并尝试着将英译的中国诗改写成有韵律的作品。如前所述,一百年前的郑振铎也在积极倡导“世界文学”,并系统编纂《世界文库》。他们都注意到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学都具有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特色。1935年,郑振铎在《世界文库发刊缘起》中说,伟大的文学家对于人类的贡献,“不以掠夺侵凌的手腕,金戈铁马的暴行,来建筑他们自己的纪念碑。他们是像兄弟似的,师友似的,站在我们的前面,以热切的同情,悲悯的心怀,将他们自己的遭遇,将他们自己所见的社会和人生,乃至将他们自己的叹息,的微笑,的悲哀,的愤怒,的欢悦,告诉给我们,一点也不隐匿,一点也不做作。他们并不在说教,在教训,他们只是在倾吐他们的情怀。但其深邃的思想,婉曲动人的情绪,弘丽隽妙的谈吐,却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读者们”。事实正是如此。世界文学的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注入了新鲜血液,如同绿水青山,装点了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从事的中外文学的对话活动,无疑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