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家与某个素材的相遇，是一种机缘，就像作家与写作的相遇。事实上，有时候不是作家选择了某个或某种素材，而是素材选择了作家。但一个优秀的小说家一定具备一种能力，即从词语、意象或生活碎片等景观中生发想象，并在思考与探索中寻找小说深刻的意义，通过汲取日常的经验和感知，把握生活的本质，使小说在人物的生活、故事与世界观中变得丰富且具感染力。尽管小说写作有时若西西弗斯推着巨石上山，艰难又未必能够实现自己想要的结果，只有当故事和人物带着写作者飞奔时，或许才会迎来一片新的世界，但即便推至山顶之际巨石遽然滚下，他们必须再一次回到原点，也不会放弃这份天真的希望和理想信念。当然，优秀的小说家对写作的认知，也一定不能仅仅局限在想要作品成为个人的记忆，更要竭力使之成为集体的或折射众生相的，并始终抱有捍卫文学尊严的责任之心，或许才会使作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尽管每一篇作品的完成，都意味着一场告别，但与笔下的人与事共存，难道不已是写作的幸福所在？何况那些给予写作者力量的人与物，都是他们用尽爱与痛紧紧抓住的。千忽兰的这篇《阿力麻里》亦是如此。

在初次读到《阿力麻里》这篇小说时，我想到两部作品，一本是尤瑟纳尔的《哈德良回忆录》，一本是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若以形式和结构而言，前者采用的是书信体，透过老迈的哈德良留给继任者马尔库斯·奥列里乌斯的书信，记述了一位帝王在生命终结之际对人生、爱情、政治、艺术等命题的观察与思考，以及他是如何从军人一步步成为王者的。文人、艺术家、旅行家、情人等诸多形象在小说中被还原的同时，古罗马时代的历史细节也一一呈现。《看不见的城市》则由55个城市故事构成，短小但意味深长，不仅显示了城市的秘密，也展示了城市的真正魅力在于它是柔软的，是吸纳众多，无所不包的，虽然小说的历史背景带出的真实存在过的两座城市只有忽必烈帝国的都城和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但这两座城市的对峙却显示了城市作为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不同的价值。之所以要在此谈及这两部小说，是因为《阿力麻里》这篇小说也像它们一样（部分的暗合），是写人生、历史的，地方性与个人情感的有效糅合，也反映着作者在情感之外对人类文明的深刻思考，印证了一个好作家通过直觉便能够判断出自己置身于时间与细节构成的那片广袤之地的具体位置，并能够像一个心灵手巧的裁缝，手持针线，将记忆中成百上千的时间点与画面串连一处，绘制成一幅浮世图。在《阿力麻里》里，那陪伴“我”走过一程的人，带来的尽管是别离的铭心刻骨，“我”却依旧心怀感恩和果决，独自踏上了阿力麻里这方土地。爱在往日的光影中以回忆的形式一一复现，但此刻阿力麻里的历史人文却成为治愈“我”心灵之伤的良药。事实上，在读到这篇小说前，笔者是第一次听说阿力麻里，对于它的浅显认知，也是来自百度百科：阿力麻里位于霍城县西北的克干平原……耶律楚材《西游录》云:“西人目林檎曰阿里马，附郭皆林檎园，故以名。”《长春真人西游记》云:“土人呼果为阿里马。盖多果树，以是名其城。”元朝刘郁著《西使记》云：“出关至阿力麻里城，市井皆流水交贯，有诸果，惟瓜、葡萄、石榴最佳。”千忽兰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片历史厚重却时常为人忽略的土地，如是写到：“没有人会去阿力麻里，人们都去赛里木湖和喀纳斯湖。”甚至为更具体地将阿力麻里表述清楚，她借用了一段历史资料：

阿力麻里在元时代初期被称为中央帝国——欧亚的商业中央，世界的商业中央。也被称为中亚乐园——亚洲中部的欢乐园，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来过这里，著名的历史作家波斯人志费尼来过这里……阿力麻里是欧亚的中央帝国……

作者为何要不厌其烦地交代阿力麻里的历史，我想有着两重深意：一是倘若要理解任何一种生命或城市存在的方式，就必须要了解它赖以生息的土地，甚至这片土地上的季候变迁。何况时代更迭，如今的阿力麻里早已物是人非，元末时剩下的已是断壁残垣，明初便荡然无存，方圆二十五公里卫星探测的城墙遗址里时下只有覆盖其上的新世代的尘埃和每年四月在阿力麻里大地上盛开、人工嫁接的杏树。然而，当往昔的宫殿铺展、异国官员商人美人高人云集的阿力麻里在小说里“我”的想象中浮现，感伤遽然袭来，因它真是像极了“我”和他情感的起初，华美坚固，义薄云天……而它此时的荒芜又像极了“我”眼下的失落情感：在沙面的白天鹅宾馆，他们面对珠江并不清澈的水，一人喝了一杯美式冰咖啡，赠送的点心是油腻的干薯条……历史与现代的文明反差在这一刻的交叠，以一段情感衔接，不得不说是千忽兰的智慧所在与其构思之精巧，甚至为将这一氛围烘托得更为浓烈，当故事里的男女主角面对面坐着，无言相对时，连斜阳晚照也如回光返照一般。“我们决定说再见。”多么坚决而果断，爱时若烈焰灼身，毫不畏惧，从不退却，不爱时深明“明夕何夕，君已陌路”，所以绝不拖泥带水，真是“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二是千忽兰以虫洞理论的介入，让历史碎片（成吉思汗率十万部下西征遥远的花剌子模国，将士在果子沟开山架桥时，陪伴他在阿力麻里坐阵的是忽兰皇后等）与小说里“我”的个人成长史（主要是“我”与母亲）在平行世界获得了时空上的连接，这也意味着当事物所显示的样子成为主人公情感和思想上的功能，关注主观时间体验便成为理解个人生活的独特途径，且带着历史语境。譬如在小说里，当成吉思汗和忽兰皇后率十万战士进入果子沟的虫洞，世界被一个人和一个帝国征服了，而在博格达峰下，“我”抚着水晶杯和母亲喝茶说话，谈起的却是“我”被欺凌的往事。历史的恢弘与小说里“我”的个人成长记忆平行向前，无疑再次确证了小说家只有赋予了主人公一个特别的灵魂，之后让其带着作者的种种意愿进入文本的主题与经历，才能获得双重的共情：作者与小说人物的、小说人物与读者的。即便在写作过程中，灵感会改变小说人物心理或情感的方向，甚至随着小说的推进，小说家才能逐渐“发现并揭示其中无法回避又含混不清的中心的更深刻意义”（帕慕克语），但主题一旦确立，便几乎再难以更改。

事实上在一遍遍阅读这篇小说的过程中，我发现试图为之定下一个明确的主题是困难的，但困惑带来的欢喜又无以言表，一如小说里所探讨的生命与爱情的意义，无须也永远没有答案。但我相信这种在叙事中以高涨的情绪感动上升到伦理道德的反省，以及对阿力麻里历史碎片的巧妙化用，无疑使得文本超出了作者最初的构想，即她“完全投身于个体相对而有限的现在的时刻，忘却往昔与将来”，此刻便意味着永恒，而幸福恰在日常生活甚至平庸之中。如果说这篇小说还有着更为深层的含义，我以为是个体生命或个人情感的偶在与道德和历史人文的关系，只是千忽兰在体味和书写生活制度中的爱与痛时，又悄无声息地抛下了一个尤为值得深思的问题：人生是否有完满的两情相悦？她给出的答案是，爱无荒芜之色，只有生命一如既往的平和，也从未消失，只是短暂的与世隔离；痛也从未消失，只是在时间长河里变得淡然无味。这自然也指向着她或小说里“我”的中年心境，爱与痛皆是生命真实的见证，更是灌溉虚构之花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