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灯，女，学者、作家，湖南汨罗人。中国现代文学馆客座研究员，现任教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著有《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大地上的亲人》《我的二本学生》等。

2020年，因为疫情，出门变成了一件不确定的事，我不得不暂停延续了几年的家访行程。

2021年1月，林晓静考研结束后，我获邀来到了她广东饶平的家。2022年1月，何境军结束考研“二战”，我去了他广东廉江的家。

在我的学生中，晓静和境军遭遇了大学生活的疫情挑战，遭遇了史上最难就业季，历经了考研的压力和挫折。在此以前，面对二本学生越来越难以立足社会的现实，我一直忧心忡忡倍觉压抑，疫情过后，我深刻领悟到，相比教育对年轻人生存的左右，时代的大势才是决定他们命运的关键。显然，比之晓静的波澜不惊，妈妈的人生轨迹，更能凸显时代大势对个体命运的影响和渗透。

时代就在身边，很多时候，我们对此会毫无感知，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境军的成长，则让我认识到教育过程中外界力量适度介入的意义。相比同龄人，境军来到广东F学院，除了个体足够的觉醒和努力，同样离不开背后家庭的奋力支撑。

记下晓静和境军，是希望文字的黏性能够给疫情防控期间的年轻人，留下些微生命的剪影。让我欣慰的是，尽管两位历经了疫情的折腾以及“二战”的失败，但并未被沮丧的情绪主宰，他们坦然进入一些小公司，在广州那些并不起眼的角落，悄悄安放需要休憩的心灵。他们的淡定让我安心，他们勇敢走向社会的勇气，也让我感知到一场更为重要的成长已经开始。

2022年1月，我还去了温钰珍广州萝岗和韶关新丰的家。钰珍是我入职广东F学院教过的第一批学生，她内心的笃定和日子的宁静，让我看到一代年轻人安身立命的可能。除了时代和家庭负载的幸运，钰珍顺利立足社会，是否还有其他要素？对她的寻访，为我透视其他学生的命运变迁提供了参照。

我知道，正是本书中更多学生的出场，丰富了此前我叙述的二本学生群体，他们展示的驳杂和丰富，让我意识到，任何整体性的表述都面临天然局限。

一 妈妈的梦，晓静的梦

路途中

D7513到达饶平站时，天色尚早。

在熙熙攘攘的下车人流中，一股熟悉的潮汕气息扑面而来。火车上临时认识的小女孩，此刻正被爷爷奶奶牵着，急匆匆地汇入归家的人群，年轻的母亲，怀抱稚嫩的孩童，手推行李，小心寻找拥挤人群中的缝隙。和我熟悉的故乡车站比起来，潮汕地区的火车站，最大的特点是人多、孩子多、人气旺、热闹非凡。

临近春节，和所有卷入春运大军的人流一样，这些在饶平站下车的旅客，正急切踏入归家的旅程，盼望和家人早日团聚。

广州距离饶平有四百五十七公里。在学校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晓静来自如此遥远的地方，广东F学院的生源，大都来自省内，我作为外省人，对时空、距离的丈量尺度，总是不自觉地以“省”为单位，但眼前的不同景象和陌生方言，让我对于省内距离有了真实感知。说起来，我没有给晓静上过专业课，只在大二那年，应全校思政课的统一安排，给他们班讲过几次“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她比别的孩子主动、热情，总爱坐在第一排，眼睛里始终闪着光。我曾经给她牵线介绍过一次兼职机会，工作内容和她热爱的民俗调查有关，她因此对我更为亲近。

对晓静而言，通过上大学，从故乡饶平来到广州，是一种深刻的变迁。

走出站台和过道，我远远就看到了车站出口的熟悉身影，晓静身后，跟着妈妈和弟弟。妈妈留着短头发，穿着牛仔裤和针织衫，满脸灿烂的笑容，弟弟清秀的脸庞，略显腼腆。

从饶平车站通往晓静家乡的路，正处于大修大建阶段，一半的路面，处于开膛剖肚状态。妈妈热情地告知，路面正在铺设水管，因饶平靠海，每到涨潮季节，海水容易倒灌。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饶平隶属汕头，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才划归潮州范围，县城距离海边很近，公交车也就三四十分钟车程。妈妈将饶平发展缓慢的原因，归结到它划归潮州后一直被忽视的地位，多年来，这个紧靠潮州市区的县域，仿佛被遗忘了般地处于灯下黑的境况，以致短短二十公里的直线距离，狭窄的山路成为最快的捷径。但眼下，这种境况正被切实地改变，到处开挖的路贯通后，将很快将饶平和潮州连通一起。伴随道路的扩建和升级，路边新修的房子，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显然，“要想富，先修路”的发展路径，此刻正在饶平变为现实。

浓霜中沿路看去，到处是果树的身影：密集的龙眼林，颜色鲜艳的柿子树，正在开放的梅花园。妈妈兴致很高，“你要是早点来就好了，梅花一片一片盛开，特别漂亮，我们这儿果树好多，橘子、杨桃、梅子、柿子、荔枝、龙眼，好多好多。”一路上，妈妈反复强调，饶平在潮汕一带被严重忽视，在一波一波的规划浪潮中，没有赶上任何机遇。县里最大的工业园，她能想到的企业，除了一家洗发水公司，还有一家以盐焗为主叫无穷鸡翅的工厂，此外，海边的捕捞业，算是饶平经济的重要补充。当然，随着漫山遍野的茶园越来越多地扑入眼帘，任何一个初到饶平的外地人，都能看出饶平经济与茶叶之间的牢固关系，而不时出现的密集村庄，则昭示了这片土地人多地少的天然矛盾。

饶平的地势，一边是平原，一边是山地，北边的山地，与福建相邻，“前面那些山，看着很近，走过去要一天”。车子沿着正在修筑的马路行驶二十分钟后，拐入了一条通往山区的县道。事实上，我们刚刚驶离高铁站，晓静便告知，她高中就读的华侨中学就在路边，远远看去，校舍古色古香，颇具学府规模，弟弟念的饶平二中，则在她学校的对面，两个孩子，就读于县城最好的中学，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妈妈骑着摩托车，以最快的速度，往返八十公里，每周接送晓静和弟弟。妈妈对脚下的这条马路烂熟于心，每一个细节的变化，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但她不知道，雨天接送晓静，只要听到女儿说大雨打在脸上很疼，作为母亲本能的一句话，“你将头藏在我的衣服里”，女儿瞬间就会泪流满面，这是属于晓静的秘密，是一个母亲无法触及的女儿情感流淌的盲区。

有意思的是，正是沿着脚下这条被官方编码为084的县道，晓静连接了她的小学、初中和高中，一直接到四百公里外的广东F学院。

车子开到一处山脚下，妈妈建议我们停下来，去游览旁边一座山顶隐藏的水库。登上山顶，在层峦叠嶂的山峰中，到处可见郁郁葱葱、规规整整的茶园，刚刚经过的县城，看起来近在眼前。岭头水库藏在一处大坝后面，外人根本发现不了这一出美景。对于山脚下的村民而言，水库的存在，保障了几千人的饮水安全。在我朦胧的印象中，水库的修建，和七十年代尚未瓦解的集体经济有关，在陌生的地方，这是最容易勾起乡愁的载体。晓静妈妈和我同龄，她对水库的印象，和我一样都来自那个时代的共同记忆。在忙碌的日常中，她经常抽空跑到山上，看看风景，伸伸懒腰，悄悄放松一下劳累的精神。

妈妈的家，在江西赣州的一个客家村庄，和源盛、早亮、魏华一样，晓静的妈妈同样来自外省。赣州娘家和饶平婆家比起来，地势要平坦很多，也要开阔很多，但村庄的人口却日渐稀少。随着人口的外流，她娘家的亲人，早已迁居到了附近的小镇。

妈妈有六姊妹，上面一个哥哥，下面四个弟弟，她位居老二，从小在男孩堆中长大，性格因此多了一份阳刚和果敢。事实上，因为家庭负担重，她从小就没享受过独生女儿的宠爱，更因哥哥生病，她实际上承担了长子的重担。小学毕业，妈妈因一分之差没有考上初中，原本在小学任教的叔叔，可以帮忙说点好话，但叔叔骨子里认为女孩没有读书的必要，压根就没为她争取唾手可得的机会，“一辈子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没争取念上初中”。

晓静知道，这是妈妈内心深深的隐痛，也是左右妈妈诸多人生去向的隐秘诱因。

念小学的时候，妈妈根本没有时间学习。外婆家属于典型的农村大家庭，赶上了七十年代的那波婴儿潮，多子女、贫穷是其基本底色。从记事开始，每天早上五点多，天还麻麻亮，妈妈就会被外婆催促早起，赶在上学前去挑水、洗衣服、割草、干各类应季的农活，“从来就没睡好过，一上课就打瞌睡”。放学回到家，妈妈必须立即投入劳动状态，放牛、拔猪草、砍柴，一大堆忙不完的家务活等着她来干。妈妈对大集体的生活，有着深刻印象，父亲一年到头在外修路、修水库，轮到她和哥哥拿着箩筐去大队领取稻谷时，总是被队长告知家里超支。哥哥沉默不语，她会质问队长，为什么爸爸在外面干活，明明工分高，家里反而会超支？

到十五六岁，妈妈完全被家人当作了一个成年的男劳力，她学会了极为复杂的犁田、耙田、打农药，懂得下种的时节和技巧。为了增加收入，她甚至开始在各类工地当小工，不是挑砂浆、挑砖，就是在高高的脚手架，来回运送建筑材料，甚至参与危险性极高的抛砖工作。分田到户后，碰上去粮站送公粮，她总要挑着重重的担子，走上仓库临时搭建的高高悬梯，将谷子倒进深深的库房。在妈妈的少女时代，作为家庭的主要劳力，她和外公外婆一起支撑这个家，直到九十年代初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风潮从沿海传往内地，她终于决定跟随外出打工的表姐，去外面的世界看看。

从此，将每个月的生活费留下来，剩下的工资全部寄回去，成为妈妈外出深圳打工后，和家里最为直接的关联。从江西嫁到广东后，除了初期短暂地回过娘家寻找退路，妈妈很快意识到，故乡早已不能给自己提供任何依仗，所有的一切，只能自己扛。

晓静眼中的外婆家，更多时候，只是一个挂在嘴边的地名，从小到大，她去外婆家的次数寥寥无几，以致每一次跟随妈妈过去的场景，都异常清晰。她记得妈妈第一次带她和弟弟回江西，两个孩子，只买了一个座位，拥挤中，疲惫的妈妈轮流抱着他们度过了漫长的旅程，她还记得弟弟在冬天的雪地里，第一次看到满地的洁白，满脸错愕地问妈妈：怎么到处都是盐？

小家庭负担重，婆家和娘家天遥地远，作为独生女，自从嫁人后，妈妈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去顾及江西父母的生活，她因此心生愧疚，却毫无办法，事实上，多年来，关于娘家亲人的困境，她并未逃避，一直在分担。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弟弟在二胎双胞胎女儿出生后，从满月起，一家人一直躲在晓静家，其中一个孩子，在饶平独自养育到三岁才送回江西。年迈的母亲知道女儿的心思，总是宽慰，“那么多年，你打工的钱都给了家里，已经帮了很大的忙”。

晓静妈妈历经的“外出打工，嫁往外地”的人生轨迹，和我诸多同龄姐妹如出一辙。我童年记忆中的远房表姐、堂姐、表妹，还有村庄一起长大的小伙伴，在随后轰轰烈烈的时代大潮中，大都历经了外出打工、回馈家庭，然后在婚姻的惯性中，开启按部就班、生儿育女的人生路径，并在各自越来越快的日常忙碌中，逐渐模糊了曾经清晰、童稚的面容。多年来，我常常想起这些年幼时代朝夕相处的姐妹，在时间的起起落落中，她们恰似大海中不起眼的浪花，仿佛突然之间，随着长大成人变为事实，便在我的视域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以教师的身份，在家访提供的便捷中见到晓静妈妈后，得知她的人生轨迹，会突然在瞬间的回望中，穿越时空隧道，看到那个曾经熟悉群体的隐匿命运。

——临近傍晚，我们结束了半天的游玩，从县道拐过一条机耕路，进入到一个群山环绕的村庄，来到了晓静的家。

在密密麻麻的房屋中，晓静家新建的楼房，高高耸立，极为亮眼，恰如进门处，妈妈在墙角收拾的小花园，只要让人见过一眼，就再也难以忘怀。

拜老爷与深圳梦

第二天一早，晓静妈妈开始打扫庭院，收拾小花园。随后便挎着大红色的供品篮，去马路边的小卖部购买供品：香蕉、砂糖橘、萨其马、香烛。根据风俗，当天是村庄拜老爷的日子，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拜老爷的惯例，坚如磐石地根植于村民的内心。

拜老爷的场所，在后山一片茂密的树林中，树林离村庄不到三十米，远远望去，庞大的树冠相接一体，恰如竖在村庄背后的天然屏风。穿过一片古旧房屋中间的石头小径，赫然可见一条石板台阶通往林中，拾级而上，很快便到了最茂密的树冠下面，向左拐个弯，再爬几十级台阶，我们便到了老爷宫。老爷宫规模不大，修建得极为精致、华美，宫门口挂了两个大大的灯笼，上面写着“阖乡平安”的祝语。老爷宫前面的香烛台烟雾缭绕，桌子前面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供品，其中粿条与写有“全家平安”的元宝，极富潮汕特色。我悄悄留意晓静妈妈的祭拜程序，学着先摆供品再点香，拜完天地，再拜老爷，一种庄重仪式滋生的敬畏感油然产生。有意思的是，祭祀的过程虽然严肃，整体的氛围却家常而放松。妇女们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地排队等待敬拜，显然，老爷宫不仅承担了村人的信仰、寄托，更是村庄女性日常的公共空间。

拜老爷结束，我们从另一个方向下山，很快便进入通往其他村庄的水泥路。妈妈兴奋地带领我们登上屋后的一块高地，村庄的面貌一览无余，瞬间完整地呈现在眼前。昨天傍晚，晓静带我从村庄的前面进门，穿过的房屋大都为红砖水泥所建，站上高处后，我才发现密集的砖瓦民居背后，隐藏了村庄真正的秘密，显然，这是一个古老的村庄，从东往西看，传统的民居，围合成一艘船的形象。灰色砖瓦形成的屋脊，白色的墙壁，狭小的窗户，彰显出一种庄重的美感，和浩天村庄雕梁画栋的绚烂比较起来，晓静村庄显示出一种质朴的厚重。

也许，靠海的距离，左右了建筑风格的选择。

我们从山坡缓缓而下，不知不觉从另一个方向进入村庄。待到靠近，我才发现，那些古老的建筑，从裸露部分的墙壁看，大都用石头砌成。墙壁上模糊的标语，隐隐约约叙述着村庄在革命年代和红军的关联。我后来才知道，饶平和我的故乡一样，因地处偏僻，是最早的革命老区，我脚下古老的石头路，曾经有红军的队伍走过，一种真切的历史感扑面而来，这种感觉，和昨天晚上村庄给我的印象完全不同。

老房子里，每走几步，就有一间“摇茶房”，村庄久远的“制茶”历史由此可见。妈妈提到，多年前，村庄的道路没有修通时，经常有海陆丰的人跑过来，躲在隐蔽的深山中制作毒品或者假烟，他们雇用不会说当地话的越南人，和外界始终隔绝，唯有呼啸而过的警笛突然响起，旁人才会猛然意识到深山中的秘密。道路修通后，这些暗处的污垢，一夜之间神奇消失，茶业的品牌瞬间擦亮，坪溪单丛，成为当地的耀眼名片。

村庄的女人不少，一路走来，不时有人和晓静妈妈打招呼。更有一些热心的老人，将我们拉过去喝茶闲坐。晓静作为村庄少有的大学生，尽管也会被人善意地开玩笑，“读了大学，只怕还没初中毕业的茶老板赚得多”，还是会被一些家里有孩子念高中的母亲，细细打量悄悄询问。也有一些看起来淡漠的脸孔，从虚掩的门后一闪而过，晓静妈妈告知，这些都是外来媳妇。外来媳妇多，早已成为村庄的特色和秘密，她们大多来自河南、广西、云南、江西、贵州、福建，也有几个越南姑娘，其中福建女子最多，因饶平毗邻福建，村庄采茶高峰一到，必然会从福建请人过来帮忙，一些女子就此留下，至于越南女性，大多偷渡过来，我估计，和正敏、沐光村庄的情况差不多。

无论来自哪里，生活几年后，外地女子都会说当地方言，并在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沿着古老的石板路，满心虔诚地去拜老爷。

在村庄诸多的外来媳妇中，晓静妈妈也是其中的一位。

作为外来媳妇，在嫁入村庄以前，妈妈有过几年的深圳打工经历。1990年，在家里负担极重，看不到其他出路的情况下，妈妈央求表姐带她南下，从广西到深圳的车费是四十元，家里连这笔费用都无法支出，她踩了三十里单车，想找刚刚卖出猪崽的姑姑借五十元，却没有借到一分，回家的山路上，她一路流泪一路自责，最后是哥哥的未婚妻拿出了这笔钱，二十岁的姑娘，才得以来到表姐口中改革开放的热土深圳。

初到深圳，没有技术，找工作并不顺利。表姐可以将她带来，却不能保证帮她进厂。和任何一个茫然失措的打工女孩一样，她和另外一个外省姑娘，结伴一起走遍横岗，一天仅吃一顿，最后进入一家制衣厂负责钉珠。此时的珠三角，正处于“三来一补”的高峰期，确实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但残酷的用工制度，也让很多人难以坚持。妈妈所在的制衣厂，一天的日程如下：早上七点上班，中午十二点下班，吃过午饭一点三十上班，晚上六点下班；吃过晚饭，从七点三十开始，加班到十二点。等到忙完，宿舍早已没有洗澡水，就算如此，每个月的工资仅仅五十元。还完债务，给家里寄了三十元后，妈妈和外省女孩决定离职，这样，第一份工作仅仅维持了三个月。

离职那天，为了不引起厂方注意，她们白天视察情况，晚上十二点以后，利用门卫睡着的机会翻出围墙，连押上的身份证都没有要回。两人的目标很简单，一定要去龙岗区，“整整走了一个晚上，别人说那里有鬼什么的，我说我们连命都不要了”。辗转找到一个老乡，在她宿舍藏匿了三个晚上，被老板察觉赶了出来，“没地方睡，我们跑去睡坟墓，深圳那时的坟墓，像个小房子，睡了三个晚上，全身上下都是蚊子咬过的包，脸上和手上，像被针扎过”。没有办法，只得先找个厂待下来，这样就去了一家玩具厂。

对晓静妈妈而言，转机出现在第三份工作，此时距离她来深圳已超过一年。在玩具厂安顿好后，妈妈始终留意新的机会。她打听到协调电子厂一直缺人，到处招工，但要通过考试，“很幸运，英语字母的大小写、数学混合运算，我都拿不准，但凭记忆做出来了”，这是妈妈第一次感受到知识的威力。同行的女孩没有通过考试，辗转到了别的工厂，最初几个月，两人还会在休息日互相走动，不知不觉就失去了联系，“不知她嫁到了哪里，也不晓得她过得怎样”。两个异地的姑娘，曾一起翻围墙、一起住坟墓，彼此壮胆，用心找工，在艰难的青春年代互相陪伴，终究在随后更为汹涌的时代大潮中，四处冲散，再难获得对方的一丝消息。

协调电子厂是一家合资企业，有两千多名职工，管理比以前的工厂规范了很多。“第一个月试用期，工资是三百八十港币，当时一港币折合人民币六角八分”。度过试用期，妈妈的工作进入正轨，因性格开朗、沟通能力强，加上靠谱、能吃苦，很快就当上了组长，每个月的工资，达到两千多，此时，她已成为家里的顶梁柱，每个月除了留下生活费，剩余部分都寄回了赣州的家。电子厂伙食好，“吃的早餐，从来不重样”。唯一让她不满的，是员工多，干任何事都要排长队。部门经理目睹她组长岗位的出色表现，对她极为器重，明确表示会重点培养，并不时将她抽调到办公室整理文件。面对领导的器重，妈妈唯恐辜负这份期待，诚惶诚恐，并不断强调，“我书读得太少，头脑简单，只怕难以胜任”，她的态度逐渐消极，直至最后逃避了这一人生的重要机遇。多年后，还原这次经历，妈妈承认，这是她人生最大的失误，“不是不想学，而是基础太差，能力有限，更重要的是，我已经二十四五岁了，总认为年龄大了，不可能一辈子在外打工，到手的机会没有珍惜，也就没有在深圳留下来”。

堂嫂的经历，让妈妈在此后的人生中经常感慨，两人外出打工的时间不相上下，两人都做到了组长岗位，不同的是，念了初中的堂嫂坚持了下来，现在已是一家公司的高管，而念了小学的妈妈选择了逃避，没有在电子厂继续往上走，后来的境遇，两人天差地别。这是妈妈内心不甘的隐痛，也是她在无意识的个体命运对比中，对时代机遇的事后感知。

她未竟的深圳梦，就此在内心更为牢固地扎根。

当组长期间，妈妈作为基层管理者，被公司安排住在别的地方，相比人员密集的普工宿舍，管理层的住宿条件要好一些。在这里，宿舍守门的普宁阿伯，给妈妈介绍了一个男孩，也即晓静的爸爸，他在另一家工厂打工。在多年辗转漂泊的生活中，有一个男孩为了等她，可以从上午九点一直坚持到她下班，这让她感动，也让她内心不安。她尽管隐匿了一份对失去满意薪资工作的不甘，害怕如期而至的婚姻生活吞噬人生的希望，就如面对部门经理的器重，缺乏接受的勇气一样，面对男孩的追求，她仿佛找不到拒绝的理由，“吵了很多次，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跟着他跑”。两人最后商议，女方从电子厂辞职，男方也离开工厂，一人筹一半钱，接手双方看中的一个门面，“离职的时候，我的工资涨到了两千七百元”。两人看中的门面，需要三万元本金，女方积攒了九个月的工资，早已为未来的小家庭做好打算，但男方回到村庄的老家，筹借另一半本钱时却无功而返。

电子厂的工作已经辞掉，没有退路可走，男方拿不出本钱，盘下门面做生意的计划就此搁浅。门面很快被熟人拿走，并获得了可观收益，这是妈妈心中另一重更深的遗憾，此后的人生经历让她看清，相比电子厂提拔的机遇，盘下门面做生意更能看到确定性，“光是店里的存货，就不止三万元，里面还有一部长途电话，当时BP机流行，每个月光电话费，都能赚到不少钱”。没有任何纠结，爸爸提出结婚后，妈妈毫不犹豫将准备盘下门面的本金交给了父母，以此作为对家庭的最后一次回馈，然后和他回到了陌生的村庄。

在我走访的学生家长中，晓静妈妈对自己的打工经历最乐意谈起，描述也最为清晰。对比早亮和魏华妈妈提起南方打工经历的粗疏，晓静妈妈的讲述，让我深刻感知到“深圳经验”在她生命中打下的烙印。堂姐和自己境遇的差距，让她愈发坚信不同教育程度导致的不同命运。在和我聊天的过程中，妈妈不止一次地流露遗憾，后悔轻易离开电子厂，后悔没有领受领导的器重，后悔缺乏挑战的勇气，更后悔和丈夫认识后，意气用事，没有克服困难将看中的门面盘下来。

时代的巨轮就此滚过，任何一个细小和不起眼的机遇，或因为坚持或因为逃避，不经意中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对妈妈而言，深圳在随后炫目的发展中，更加强化了她和这座城市的关联。很多打工妹或许从未意识到这种擦身而过的在场机遇，晓静妈妈在离开深圳后，在随后的时空中，清晰感知到了命运曾经暗中向她显露的另外可能。

妈妈始终记得离开深圳后，1995年深秋第一次跟随爸爸来到村庄的情景。汽车到达饶平车站时，已是深夜两点，天气寒冷，衣服没带够，两人坐在外面瑟瑟发抖，车站保安一片好心，备了开水将他们叫进值班室，就这样熬到了天亮。待街边简陋的早餐店开张，各喝了一碗粥，吃了点榨菜，两人准备坐唯一的班车回去。没想到当天从饶平开往村庄的中巴，临时出事无法成行，折腾到上午十一点，直到碰上村里熟人的拖拉机，才搭上顺风车回家，“一路都是土，我攥着拖拉机，一路哭过来，进入村庄下山的坡，茂盛的大树将两边围住，中间看起来像一个山洞，树的缝隙只能透出一点点光，到现在，想起那条阴森的老路都害怕”。

在村庄定居不久，妈妈便强烈感受到了一种莫名的排外，她穿深圳买的连衣裙，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古老的巷道，从来没有过如此时髦的身影；她穿以前买的高跟鞋，有人在丈夫耳旁嚼舌头，说她从事不正当的职业；更有年长一点的本村男人，说外地人嫁过来，只能靠婆家养活，她回应的方式非常直接，“我这个外地人，不会要你们本地人养”。爸爸回到村庄，很快习惯了祖辈沿袭下来的生活轨道，对来自外省的妈妈而言，融入村庄却要经受艰难的煎熬，“最让人难受的，是村里没有人说普通话，找不到人交流”。为排遣寂寞，她会翻看打工期间留下的杂志，也会玩一玩俄罗斯方块消磨时间。爸爸每晚吃完饭就外出打牌，从没意识到妻子需要陪伴，妈妈忍无可忍，怀着晓静时，曾在辗转反侧的一天深夜，跑到村口河边茂密的竹林中，伴着流水声，在石头上枯坐了几个小时，直到打牌归家的丈夫，发动全家人到处寻找，才在密林中发现妻子的身影，“那种孤独，我怎么都忘不了”。

除了孤独，还有贫穷。

在大家庭共同的开销中，妈妈将私存的两千元花光后，随着晓静的降临，生活显露出严酷的一面。大嫂决定带她去茶场，通过挑选茶叶中的老骨头补贴家用，“一天十个小时，十块钱。”这仅有的挣钱机会，因为无法兼顾晓静的喂奶时间，很快也只能放弃。妈妈和婆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依据村庄的惯例只能分家，在叔叔、叔公的主持下，他们的小家庭很快独立出来。

在晓静记忆中，老房子的家，从来没有什么家具，但她记得分家后的第一件事，是妈妈带自己回了一趟娘家。找大娘借了五百元，转车揭阳，途经梅州，妈妈第一次踏上了归家的路。唯一的女儿远嫁外地，父母原本就竭力反对，但女儿带着外孙女回来，他们也不忍责备。妈妈一闪而过的念头中，包含了回到赣州就不再返回饶平的打算，目睹年迈父母的苦苦支撑，她立即意识到潜藏内心的冲动想法，和当初不听劝阻坚持远嫁并无差异。在娘家住了十几天后，她平静地回到饶平的村庄，回到丈夫身边，并在第三年，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晓静的弟弟。

在晓静看来，妈妈真正的成熟，从分家后第一次回娘家开始。意识到千疮百孔的故土并不能给自己提供任何依仗，妈妈很快学会了村庄的方言，很快融入了拜老爷的队伍，很快投入祖祖辈辈养家糊口、生儿育女的日常生活，并从内心接受自己就是村庄外来媳妇中的一员。她收起炫目的裙子，舍不得扔就用来遮盖茶园防止虫害，她搁起高跟鞋，任它变碎变烂不再沾边。有意思的是，无论妈妈怎样融入村庄，从很小开始，晓静就清晰感知到了妈妈和别人的不同：她是村庄第一个穿裙子、穿高跟鞋的女人，是村庄第一个骑摩托车的女人，是村庄第一个拥有驾照并喜欢飙车的女人，也是村庄第一个拥有QQ空间、玩抖音，并常用淘宝购物的女人。

流尽委屈和不甘的眼泪，两个孩子出生后，妈妈身上的活力，再一次被神奇地唤醒。

她与村庄的关系，彼此渗透而又互相塑造，恰如开放深圳和古老潮州的一次交汇。

……

（未完，全文见《十月》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