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视野中的文学演进
摘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是对于中国文化发展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文化建构的价值指引，具有人类文明一般形态的特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统一性”特征指明了中国文化自身发展谱系的内在一致性与相关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特征表明了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和价值理念。“创新性”是维系“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征的动力机制。“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个体文明、族群文明、人类文明的融合，其重要的价值内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据此我们可以更好地从内在机制和外在动力整合的角度，理解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在文学世界中的反映。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中华文明 中国文学
如何从内在机制和外在动力整合的角度，来考察和判断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在文学世界中的反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百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始终离不开对于传统与现代及其关系的判断，这既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又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践过程。在此过程中执于一端的考量是屡见不鲜的，这也导致了百年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对此问题经久不息的热烈讨论。这绝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和学术的探讨，而且是直接影响社会发展实践和文化建构价值取向的重大问题。其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领域，而且表现在经济、伦理、教育、文艺等各个方面。西学东渐以降，对于中华文明发展的价值评价，虽说文化价值立场大相径庭，但很多是从传统与现代冲突的视角进行研判的。应该承认，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冲突不仅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事实存在，而且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常见的一种机制和模式。因此，考察百年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主要发展态势的话，“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如何面对百年来中国社会文化的这一重大问题，在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发展理念上取得全社会的最大共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保证。值此关键时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他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这既是对以往文化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对未来中华民族文化建构的价值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五大特征，阐明了古老而新生的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这里包含几个环环相扣的层面和多重的重要涵义。
第一，“连续性”与“统一性”特征指明了中国文化自身发展谱系的内在一致性与相关性。中华文明五千多年血脉相承绵延不绝，无论是文明内部的转换还是文明外部的进入，都没有中断文明的主脉。这种源远流长的“连续性”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日臻严密完整的生命体系，呈现出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的“统一性”，这是中国文化能够实现现代性转化的内在动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具有人类文明一般形态的特点，因为在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中，也借鉴了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资源。像百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一样，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是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而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也是努力与人类文明进步同向而行的。以洋务运动为标志的物质文化变革、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制度文化变革、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的思想文化变革、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思想解放等，就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一个个连续过程，构成了一个逻辑与实践相统一的文明形态。
“连续性”与“统一性”逻辑不仅体现在百年来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也体现在中国古代文化与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古代诗歌文体的发展过程就形象地体现了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特征。从《诗经》的四言诗、汉代的五言诗，到隋唐的七言诗、宋代的词，再到元代的散曲，诗歌形式的主体形态虽说因时代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是其格式、韵律演变的内在规律是一脉相承的。而从文学整体发展来看，虽说中国的文学时代是按照不同的政治时代来命名的，但是无论是文学观念还是文学主题，中国文学都通过不断的理论阐释和创作积累，代代相袭保留了基本的理念和风貌。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分期分段，并不只是为了标志不同时代不同的文学特征，更是在深层次表明文学史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之间的“连续性”和内在的“统一性”。这从文学经典的形成和传播过程中也可以清晰地表现出来。至于从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宏大视角，来梳理和阐释民族精神和民族境遇的统一性，更是显而易见的。
第二，“包容性”与“和平性”特征表明了中国文化的同化能力和价值理念。“包容性”促成了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格局，“和平性”则彰显了中国思想文化“中正平和”的价值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包容性是一种开放、宽容的文化价值观，是文化发展的基本逻辑和实践过程。文化的包容性既是对于中国文化历史进程的经验总结，也是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价值引领。中国文化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嬗变，始终保持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和系统性文化基因，就是因为其具有不断汲取其他文化养料为我所用的巨大同化能力。“中华文化认同超越了地域、乡土、血缘世袭、宗教信仰，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用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文化的包容性来自文化的自信，自信的文化一定是开放包容的，正是中国文化的这种包容性，才形成了文明的连续性，文明流脉至今不断。
首先，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包容性体现在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过程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史观具有“四个共同”——“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从今天中华民族构成的角度，考察中国文学千百年来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无论是文学审美风尚的总体风貌，还是文学作品的个性特征，都包含了不同时代各民族的重要元素。《诗经》汉赋、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说唱文学、雕塑壁画、歌舞音乐等“既有大量反映少数民族生产生活的作品，又有大量少数民族作者的创造。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各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例如《敕勒歌》、《木兰辞》、《格萨尔王》、《玛纳斯》、“花儿”等少数民族文艺创作，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经典。
其次，中国文化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对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接纳和融合之中。“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提示我们，人类文化具有两大属性：文化的多元性与文化的共同性。这也是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特征。这种属性是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而人类文明发展自古以来就具有包容性，“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
就中国文学的构成和发展来看，从古代到当代，它不断汲取其他民族与地域文学的元素，产生了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学经典和辉煌的文学时代。例如佛教文学对于志怪传奇小说、高丽及西域音乐对于唐诗、日本近代文学对于晚清文学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世界文学的影响集中而深入，从文学观念、文学主题、艺术形式、文学语言等多方面影响了中国新文学。20世纪30年代国际上“红色的三十年代”对于中国左翼文学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以后苏联文学对于中国“十七年”文学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学等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等等，都表明了中华文化面对外来文化所具有的海纳百川的强大包容性。
包容融合是文明发展的逻辑和事实，即使在文化冲突中也存在着相对同一性。这是人类文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多元文明的同一性原理。人类文明多元共生共存，人类文明的同一性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孤立的文明同一性时代、有限的文明同一性时代和周遍的文明同一性时代。这期间虽有文化的分化和冲突，但是时至今日，从经济到观念的同一性逻辑仍然是文明发展的基本逻辑。在这样一种历史事实与历史逻辑的前提下，需要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进行综合性的辩证理解，将其视为人类文明共通的可借鉴资源。无论是 “人类文明新形态”，还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都是这样一种具有极大包容性和丰富性的文化形态，具有个体文明、族群文明、人类文明相融合的内涵和属性特征。
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符合人类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的基本逻辑。如果可以使用当下理念评价历史事实的话，梳理和反思中国文学的思想主题就会发现，我们的文学主题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经典化的作品。而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使个人性的主题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思想内容，出现了像“问题小说”“创造社小说”和湖畔诗派诗作等创作，成为五四时期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运动的表征。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人的文学”和“世界人”等口号，与“全人类共同价值”内涵是相近的，并且直接形成了五四初期文学的主题。“爱与美”主题中对于爱与美的追求本身就是一件美好的事，五四作家对于“爱与美”的追求背后，正是他们对于“恶与丑”的批判。“包容性”文化属性和“全人类共同价值”文明观，为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
“包容性”文化属性带来文化功能的“和平性”，进而促使文化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无论是文化冲突还是政治斗争，随着双方力量的转换和交流调和，往往都有一个从激烈到平和的过程。而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中，“爱与美”的文学就可能从社会和人性深处逐渐凸显，这既是对于激烈冲突历史的疗伤，也是对于现实人生理想的新的萌生。五四时期“爱与美”的文学、新时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题与社会历史发展主潮如影相随、动静相依，体现出对于美好人性的祈盼。从文化和合的原则与人类理性逻辑来看，这种主题文学内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思想，应该成为我们在研究历史问题时新的视角。要将文学作品放在历史的长线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视野中研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深入理解历史问题蕴含的当下思想意义。
第三，“创新性”是维系“连续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特征的动力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不只是一种传承或回归，也不是重复，而是发展和创新。没有创新性，也就没有了连续性，连续性的本质包括这种创新因素。“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实现传统文化的变革和提升。传统文化必须经过这种转化和发展，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的建构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总结和当下选择。从文化理论和实践的视角考量，其实质还是如何理解传统与现代的文化关系问题。文化的现代性既包括现代文化本身，又包括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首先在于对“传统”和“传统文化”本身的现代性理解和开放性阐释。历经百年，现代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现实和精神面貌。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初起，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某种相克相生的关系属性，将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叛逆和异类尚具有几分真实，但是百年之后，以五四新文化为起点的现代文化作为新传统已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具有了当下性和世界性的意义与价值。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是一个不断继承传统、融合他者、涅槃新生的过程。我们要看到相异文化相遇时的冲突与矛盾，也要看到冲突后更加漫长的融合、新生过程。
过去我们说到“传统文化”，大多毫无疑问地指向了中国古代文化；我们说传承传统文化和文学，也同样是指向老子、孔子、唐诗、宋词等这些古代的思想人物和经典作品。这里有一个思想的边界值得高度注意：文化传承不是重复，文化复兴也不是复古。在这样一个社会日新月异的时代前提下，有无必要对传统这一概念本身进行再理解、再阐释、再定位呢？“传统”，是一个变化的、动态的概念，其本质不仅是由物质文化和经典所构成的，而且是由一种动态的思想体系构成的。既然是一种动态的思想体系，就具有创造和创新的能力，即要不断发展变化。因为思想就像人的生命一样，永远都要为自己寻找出路。大到中国近代以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依次变革过程，小到父子关系、婚恋观念等，都显示出现代文明对于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深刻影响。
现代文明对于中国文化与社会最大、最深刻的影响莫过于人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构不只是一种文化畅想，也是一种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人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从《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伤逝》中的子君到《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的形象塑造及其精神风貌刻画，可以看到不同时代中国年青一代觉醒与反抗的不同文化动力机制和人生境遇，表明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时代性差异。崔莺莺与张生偶遇，发出“兰闺久寂寞，无事度芳春”的慨叹，流露出她对异性的渴望，表达了一种生命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人生价值最基本的权利，是人的解放的起点，表明其具有了自由解放的诉求。而其后“闹简”和“赖简”所表现的“假意儿”和出尔反尔，是个体生命的觉悟与传统伦理的束缚之间的纠葛，揭示出她作为封建淑女在传统中反传统的犹豫和艰难。最终，崔莺莺们的婚恋理想还是得依赖“金榜题名”和“父母之命”的传统伦理来实现。子君与涓生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与崔莺莺张生一样，两人的自由恋爱也不被亲情和社会所认同，面对环境的压制，子君勇敢而清醒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一认识表明，“五四”一代青年自由解放的追求，已经在生命的觉悟之上升华为思想的觉悟。这种思想的力量来自以自我意识为本位的现代个性解放思想，是在传统之外反传统，因此与封建伦理发生本质性的冲突。虽说子君涓生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崔莺莺张生仍然具有某种相似性，但是与后者不同的是，子君涓生宁可与亲情社会亦即传统社会决裂，也不放弃自己的追求。当然，这种矛盾冲突的结果必然以觉悟者的悲剧而告终。小芹的爱情追求在崔莺莺子君思想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思想意识。小芹不仅有着与二者相通的生命觉悟，有着子君的自我意识，而且还有着其所不具备的政治意识。她向村长抗议：“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说理了?”而小二黑告诉小芹：“不用理她! 我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这种意识明显不只是此前崔莺莺的生命觉悟，也不只是子君的思想觉悟，而是一种现代民主政治意识。这种力量是崔莺莺子君们所处时代所不具备的。村长说：“小二黑满有资格跟别人恋爱,谁也不能干涉。”区长对三仙姑“讲了一会儿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跟小二黑订婚完全合法……让小芹跟小二黑结婚”。这种意识与行为不再是觉悟者个人的，而是已经超越了封建伦理的层面而成为一种普遍的法律保障，显示主人公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新的变化。从生命觉悟、思想觉悟到政治觉悟，这构成了人的解放的完整实践过程和逻辑顺序。传统的创新性是传统得以维系和连续的关键，而人的意识的变革是传统创新的根本。
在深刻阐释中华文明的五大特征之后，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明确指出，“希望大家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抓住了现代文明在文明理论阐释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文明的现代性是当下人类文明核心要素，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质内涵，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完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目的，就是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现代性文明的集中体现，代表着人类最前沿的思想，在百年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对于百年中国文学的影响，也体现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并深刻影响了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因此，中国现代文化发展与马克思主义是分不开的，二者是同位一体的文化流脉。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文化建构的起点而非终点，正像“文化自信”不是思想的终点而是起点一样。现代文明建构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价值引领就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只是为了中国文化本身，更是为了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的丰富和发展。这种文化融合的背后，有着一种强大的历史逻辑和文明发展实践的支持。而“文化自信”经过文化的传播，获得了他信，经过他信，实现了共信，最后是要达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终目的。通过对文明的发展过程和价值特征的考察和阐释，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涵不仅只指向现阶段的中国文化，更通向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文明未来。
（本文注释内容略）
作者：张福贵，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