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0月14日至15日，文艺报社、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师范大学在长沙共同主办新时代文学评论现代化发展推进会。会议就如何深刻理解和有效建构新时代文学评论的中国特色，新时代文学评论现代化发展，当下文学评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地域文学、青年文学写作等议题进行交流，碰撞思想。

——编 者

传播大于创作、传播大于评论的时代，我们能够做什么

处在时代的节点上，评论家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如何发挥文学评论的作用，是当下非常迫切的问题

韩少功：文艺评论绝不是文学创作的啦啦队，更不是寄生虫。人类社会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从信息短缺变成信息过剩，我们每个人都是接收信息的垃圾筒，铺天盖地的信息把我们淹没了，这个时候文艺评论的重要性就显示出来了，我们需要一大批明白人、聪明人来引领广大的读者受众，通过文艺工具和载体来读解各种各样的信息。

梁鸿鹰：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正在推进，无论是文艺创作也好，文艺理论批评也好，都要自觉服务好大局，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来推进。我们的文化氛围、创作氛围是如此多元化，特别是现在传媒极度发达，传播大于创作、传播大于评论的时代我们能够做什么，要进行更加深入的讨论和思考。我们要开展专业评论，还要有勇气在自媒体上分享富有穿透力、思想力的评论，让评论到达普通读者，推动一个更好的文学评论生态的建立。

汤素兰：从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到2016年中国文联十大和中国作协九大，再到2021年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在新时代以来这三次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三次重要讲话，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动员、部署文艺工作，为新时代文学带来前所未有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随着文学创作生产、传播介质形式新的变化，文学评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了实质性的嬗变。

新时代文学评论要建构中国的理论话语

文艺批评海量意见的生成和专业化稀释导致文艺批评陷入了众声喧哗的混乱状态，加剧了文艺批评的窘困境遇

昌 切：当下的文学批评的关键问题是丧失了主体性，被外来的东西所牵制。这个牵制造成了目前文学批评的堕落，我甚至用了一个词“批评的黄昏”。文学批评的现代性应该有对理性的张扬，应该强调理性的自主以及个人的自主和主体性。

陈汉萍：文学批评面临的挑战。一是批评对象批评实践出现了新的变化。量的巨大，导致总体性视野建构变得困难。批评家队伍对批评现场的介入，越来越依赖于作协机制、出版机构与高校刊物的联动，越来越依赖于各种刊物的排行榜，通过刊物排行榜去建构总体性视野。二是文艺新形式的出现也需要研究者转化视野，更新知识。互联网批评高度发达，微时代人人都是批评家，真正专业性的有价值的批评不能很好地起到引领作用，学院的生产机制规约了批评话语、批评趣味、批评文体，造成了批评的疲软，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才情横溢、痛快淋漓的批评变得越来越少见了，批评效力成为了问题。

何同彬：现在批评话语当中争鸣打不开，庸俗化，削尖脑袋和搜肠刮肚夸作品，这种批评话语必然同质化，说得花团锦簇其实毫无意义。在专业批评区域，或者主流批评文学场域当中，争鸣缺失，专业批评者的失语，只能让位于新的批评话语，这是非常可怕的状况，文学不能陷入这样一个局面，要面对生活，面对真正的文学生活和文学批评。

朱自强：以儿童文学为中心讨论新时代文学批评的现代化问题，一是目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农村题材泛滥。我们不是题材决定论。写农村题材未必没有现代性，但是可以看到农村题材作品很多在现代性表现方面是缺失的。回避城市实际上就是某种程度回避现代性和现代化。在农村题材的很多作品中，表达怀旧、守旧，都是和现代性相悖的。二是关于文学创作中的儿童本位思想。独尊成人经验，压抑了儿童自主的探寻欲和行动力。我们不能只给孩子一粒种子，这样孩子们就容易失败在起跑线上。你多给他些种子，允许他去自主探索和行动，孩子就会成为发现新知识的人。

罗宗宇：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评论。要树立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展作家作品和思潮现象评论的评论观。要突出各民族文学交往、交流、交融的评论和研究。要加强互联网思维，推进民族文学批评理论、文体形式和话语方式的创新，加强对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特别是少数民族文论话语的继承和转化，推进民族文学批评理论、文体形式和话语方式的创新，特别是要建构能够有效阐释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新媒体文学创作和现象的理论话语。

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评论家且发挥批评效力

文艺评论本身应以更多样的形式发挥自己的作用，重新获得文艺评论自身的活力

韩少功：对评论家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新的文学散布在、溶解在、融化在各种新媒体里面，希望评论家有多媒体视野。二是要多学科打通。鲁迅先生很多散文杂文，是我心目中最棒的中国文学批评，他特别主张要多读本份以外的杂书。别林斯基、本雅明、伊格尔顿等大批评家，从来都是杂食类动物，不是偏食类动物，他们的批评写出来既是文学批评，又是文化批评，又是思想批评。三是文学批评要直面难点，直指人心。批评家和作家应该共同面对世道人心，比如价值观危机、国际地缘政治的恶化、家庭成员之间信任感的消失、人心的凉薄、人际冷漠、生育率下降、人口危机等等，背后都有种种问题需要我们去面对。

梁鸿鹰：评论是建立在思想性的基础上，要把一些成果吸收进来，成为知识的生产者、思想的策源地或者发声者。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全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对于评论者来说，要进行一些思维转化。评论工作者要对社会、对文艺、对文学发声，要看清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传统，探索创造新的传统。

陈汉萍：怎么发挥批评效力？一是批评精神的建构。批评家要有勇气去介入文艺现场，从文艺现场选择作品，发现新作。宏观的视野跟批评的总体性视野建构相辅相成，营造良好的、健康的创作与批评生态。二是批评话语的创新。批评话语要跟批评实践相适应，要回答文艺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批评话语要面向传统，向传统学习，发掘传统的潜力，实现古代文论批评话语的现代化。文艺批评要面向世界汲取中西理论话语。批评队伍的建设和批评实践的丰富既要有文学批评的素养，又要有媒介素养。

郭冰茹：新时代文学批评有三个关键词， 一是重建宏大叙事，二是民族形式探索，三是综合写作的运用和文体跨界写作方式的运用。重建宏大叙事，实际上就是要重建人性、重建人的主体性和重建历史整体性问题。文学批评要回应新时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化建设的脉络，我们可以尝试在宏大叙事层面做一些理论上的工作。二是关于民族形式探索。文学批评从古代文学批评的话语建设中找到可资借鉴的理论基点，很多优秀作家都是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资源中汲取力量。如何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建构自己的话语自觉和话语体系，确实是做批评的人必须要关注的问题。三是综合写作。综合写作就是把传统的严肃文学跟类型文学或者畅销文学的写作模式叠加在一起创造出一种新的写作类型。

崔昕平：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有没有边界？现在有这么大的出版和创作量，应该说到了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因为创作量已经保证有丰富的作品面世，如果及时跟进，在创作极大丰富的时代，儿童文学的相关理论也会有非常大的突破。第二个热点是回到本土。本土特色的儿童文学提请我们注意应该有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理论武器对它作出阐释。当然这不仅仅是儿童文学的困境，也是中国文论普遍面临的问题，需要一套相对独立的话语体系。

如何重建批评的文风

文学评论要具备多种笔墨，重建我们的内心

梁鸿鹰：作家通过创作构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文学评论家可以对作家心灵世界进行探寻，对于作家在写作当中不经意显现出来的灵感，进行阐释。也有读者认为评论者写的东西不具备文学性，在抽象的理论当中打转，背离了文学的初心。文学评论应该有相当大的文学性和审美的感召力，文质兼美。作家要具备多种笔墨，我觉得评论家也要具备多种笔墨。文学评论要重建我们的内心，要把标准、门槛、到达率、社会反响统筹起来考虑，我们不能讲别人讲过的东西。

在杨辉《新时代文学批评的几个“打通”》中，一是古今打通，打通传统和现代，发掘某些重要的古典意象。在我们的时代语境中，面对生活和现实问题，赓续传统，扎根现实，面向未来是非常重要的。古今打通其实破的就是内在的自我设限。二是文学和艺术之间的打通。像苏东坡、黄庭坚很多作家是多种文体、多种艺术形式兼善，可以同时是书画家、著名诗人、文学家。三是文体问题。赓续传统，建构中国话语，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文体问题，古典评论很多都是点评式、印象式，这种话语方式背后跟文学评论的思维有非常大的关系。

韩松刚：我们的文学批评和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存在一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实现人的现代化和评论的现代化。一是文学批评得了“语言病”。很多同龄人文章写得非常精彩，但是整体状况受限于教育体制，文学批评话语过于僵化。很多论文写得很漂亮，论据论证都非常精彩，但是读完之后感受不到文学评论的语言丰富性。二是“知识病”。好的评论文本是多学科交叉的，包含文学、社会学、心理学各种学科，很多评论者的知识过于单一，导致他们的评论也非常单一。三是“思想病”。我认为阅读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之一。

金赫楠：传统文论的有效性，建立在古典社会文学作品的写作传播方式和评价体系上。文学范式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背后包含了文学观。文学形式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形式，背后是一整套审美和文化心理，而文学最本质的属性是人，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人的血肉和气息，而过度学院化的文学评论有时候会进入一种“无人之境”。作为评论家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今天我们的读者到底是谁？我们写的文章是谁在阅读？我有时候很担心，费了半天劲，读了几百万字，写了一篇文章，发在一个期刊上，除了同行和作者本人之外，没有其他读者，这也是我们应该讨论的话题。

地域之变造就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之新

要如何开创出属于当代的美学经验和写作脉络，是当下湖南青年作家包括湖南文学研究者的一个新的课题

贺绍俊：地域一直是文学很重要的因素，社会形态的地域性正在压迫自然形态的地域性。南方的土壤悄悄改变着作家们观察的状态和方式，从而造就了“新南方写作”。最近读到潘峰的《天地扬尘》以湖南人的精气神在写作，写得自由潇洒，我称他是一种“去格式化的写作”。南方文学是流动的，作家也是流动的，湖南的作家也一直处在流动的状态中，从最早的韩少功去海南，田耳去广西，郑小驴一去一回，给湖南文学带来了活力，以及交流的可能性。不要担心流动性，而是要找到在流动性中推进地域文学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我读到几位湖南青年作家的作品，最大的感受是他们都很有才气，也有比较充分的文学准备，能够充分放飞自我，但也要警惕以个人为中心，把思维困在自我的茧房里，个人与社会脱节。不同于老一代作家依靠生活经验写作，这些青年作家更多的是一种知识性写作。知识性写作也在考验年轻作者掌控知识的能力。如果要给年轻作家提建议的话，我建议他们不妨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让自己的生活经验融入到知识性写作之中。在历史上，湖南文学是有着深厚传统的文学大省，要如何开创出属于当代的美学经验和写作脉络，是当下湖南青年作家包括湖南文学研究者的一个新的课题。

徐 勇：《家山》里的家山不仅有家乡之义，更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浓郁的民俗和醇厚的家风，同时又是家国的另一种表达，小说把传统的重铸这一命题纳入到了现代政治的框架内展开思考，很好回应了传统文化的重构和再造之难题。某种程度上《家山》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传统的重铸。所谓传统的重铸首先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并以家风传承为依托，作者以沙湾村这样一个大的宗族体为切入点，以家庭和家族为依托，展开传统的重铸和再造的尝试。

申霞艳：近年来许多作品，包括金宇澄的《繁花》、林白的《北流》、林棹的《潮汐图》都在方言运用上做了大量探索。一种语言呈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全球化是整个世界不可逆转的潮流，但是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下，地方性也是重要的一维，甚至在全球化的语境里面地方性显得更为重要，我们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求建立自己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在这个过程中方言的作用非常大。民间典故的运用在《家山》里面表现得非常突出，对于入乡随俗和移风易俗的探索，对于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和本土重新融合，在《家山》中都做了大量探索。

谢 淼：《中国文学研究》有一个合作了两年的栏目叫《湖南文学与湖湘文化》，在当代文学史上，湖南作家常常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展现出了很强劲的创作实力，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期，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未央的《祖国我回来了》这些颇受欢迎的红色经典，到80年代陆续获得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些作家获奖的时候不到40岁的占了一半以上，包括莫应丰、叶蔚林、孙健忠、谭谈、未央、水运宪、张扬、韩少功、石太瑞、彭见明、何立伟、蔡测海、刘舰平、彭学明等作家，奠定了文学湘军的影响力。新世纪以来，在唐浩明、王跃文、阎真、汤素兰、何顿等作家的带领下，“湘军五少将”等青年作家也崭露头角。近几年来，湖南青年作家的创作成绩显著。青年作家周静的童话《一千朵跳跃的花蕾》获得第十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纪红建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从年龄分布来看，“80后”是主力，“90后”“00后”的创作者正在后来居上，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这些新兴文学创作群体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泛文学阅读也影响了作家的创作，在“90后”中表现得很明显。文学边界的扩大不仅影响了青年的创作，也改变了青年读者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