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胡丹娃，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多种。现居南京。代表作有《活在福地》《尼采魔咒》《四月五日》等，作品见于《十月》《钟山》《黄河》《北京文学》《上海文学》《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等。

在这部七个乐章的大协奏曲结尾，

我为你们写下一个不完全终止式。

——题记

I

四十年前那个金色的时代，我在南京城南一家文化馆工作过几年。有一年春天，我们文化馆面向社会开办作曲训练班，我幸运地被馆里任命为这个班的班主任。之所以说幸运，是因为我在少女时代就梦想当作曲家，高考恢复那年还不知天高地厚去考过音乐学院作曲系，能在作曲训练班泡一泡是多么美的事。馆里将此重任交给我，我猜还因我是从基层上来的，方便与学员沟通。

文化馆藏在秦淮河畔千年夫子庙的古建筑群里，给我们作曲训练班上课的是艺术学院的作曲家达鸣老师。他不仅课讲得好，还写得一手漂亮板书——汉字气势磅礴笔力千钧，五线谱别具创意妙趣横生。作曲训练班的学员都是基层单位的作曲爱好者，不少是业余文艺宣传队的骨干，男生居多，个个劲头十足仿佛自己是贝多芬，毕竟进了作曲训练班离当作曲家已经不远。他们却并不总能笃志凝神，上课时喜欢低声讨论达鸣老师板书的艺术特色，有的还在下面悄悄临摹，以致忘了听讲。达鸣老师上课爱提问，尤其讲和声学，而他一提问，下面就冷场。达鸣老师用的教材综合了苏联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伊戈尔·斯波索宾和美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瓦尔特·辟斯顿和声学的精华，加上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又有机揉入曲式学、作品分析的内容，非常精彩，非常实用。我恰好在少女时代像攻杀国际象棋一样专研过作曲理论，所以，每当达鸣老师提问遭冷场，我就代替学员回答。结果，这个作曲训练班好似专门为我一人所开。有一天，达鸣老师又提问了，他的话音刚落，就有不少同学望向我，等我这个班主任来撑伞，其中当然也不乏等我出洋相者。

达鸣老师的问题是这样的——

什么是变格终止？

“嗯，这个问题我刚讲过的，谁来解释一下，讲不好没关系。”

鸦默雀静。

我刚要开口，一个清亮的声音在教室后排座上响起来。

“变格终止是由下属和弦进行到主和弦。通俗点说，就是从四级和弦到一级和弦，它通常用在乐段和乐章的结尾，形成一种与正格终止完全不同的和声效果。有时也作为正格终止的补充结尾，用来达到扩展乐段或乐章的目的，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最喜欢用变格终止的是伟大的马勒！从马勒一到马勒九（马勒的九部交响曲），都可以听到这伟大的终止式。变格终止也叫教堂终止，经常用在教堂圣歌结尾那声庄严的‘阿门’响起时，所以也叫‘阿门’终止。不过，并非只有西方音乐才用到变格终止，它也常出现在我们中国乐曲的结尾，比如《茉莉花》的终止式。”

啊，这几乎是把达鸣老师所讲的内容全背了出来，又加上了她自己的积累。班上的男生坐不住了，纷纷拧身后转——

一个年轻的姑娘，自带聪慧，眉清目秀，乌黑的头发束在脑后，着红底白花衬衫，亭亭玉立。姑娘让男生们眼前一亮，也惊到我了，更让达鸣老师喜出望外。

“你能上来写下这个终止式吗？”达鸣老师发出邀请。

姑娘毫不怯场，离开座位穿越过道，晃动着长至腰际的马尾翩翩走向讲台。上了讲台，黑眸掠过，嫣然一笑，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稳稳写下两个罗马数字，列出一个变格终止式：Ⅳ—Ⅰ。然后，她玩儿似的在黑板上的空白五线谱上画出一个美少女般的高音谱号和一个雨伞样谦恭的低音谱号，一个富有生命的高低音谱表跃然于黑板上。接下来，她向我们展示了更为惊人的传奇——

她在低音谱上熟练地标出原位下属七和弦的根音，继而从下往上依次标出三音、五音、七音，呈现出这个原位和弦的四个声部。接着她做好两个和弦之间的连接，各个声部朝着自己的解决方向有序进行，构成一个完美的变格终止式。

赞叹声不绝于耳，我简直要为姑娘鼓掌了。岂料她并没完，红着脸对达鸣老师说：“老师，我可以在琴上弹出这个终止式吗？”

“可以，可以啊。”达鸣老师为她掀起琴盖。

姑娘走到钢琴前，略略思索了一下，纤纤十指在C大调上落下，于是我听到一个明亮的下属七和弦，好似晴朗日子里的阳光，让整个人焕然一新。指尖移动，和弦已连接到主和弦上，一个变格终止圆满完成。这被2020年代的音乐粉丝誉为“媚药”的终止式在1982年的作曲训练班上激起不小波澜。

“你叫什么名字？”达鸣老师问，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好学生。

“端木子吟。”

“你是哪个单位的？”

“卤菜公司。”

“卖鸭子吗？”有个男生问。

全班哄堂大笑，正所谓“男性造作起来，女人都得靠边站”。

达鸣老师竟也忍住几分笑，大约是为端木子吟文质彬彬的名字和卤菜公司赳赳武夫般的名字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端木子吟尴尬地立在自己绘制的五线谱前，如休止符一样孤独无助。教室里的气氛让我感到压抑，我独自为端木子吟鼓掌，我不鼓掌谁鼓掌？这班上就我和她两个女人。我的掌声是对端木子吟的赞赏，也是对这郁闷气氛的抗拒。

达鸣老师的掌声也响起来，男生们几声稀疏的响应后爆发了潮水般的掌声，毕竟是学作曲的，知道每一步都不易。端木子吟圆圆的脸庞上露出笑容，晃着马尾翩翩返回自己的座位。

“我班同学将来争取出几个人，有信心吗？”达鸣老师愉快地将双臂撑在讲台上，望着同学们。“有信心吗？不要迷信权威。”他又说。

但没人敢应答。

“我班同学要好好学和声啊，不学好和声，曲式学根本没法学。”

“你们看，不难嘛，有信心吗？”

“有——”雷鸣般的回声，沸腾的男性气泡。

达鸣老师满意地点点头，开始分析端木子吟所做的和弦连接。他对端木子吟给予充分肯定，但是他在末尾这样说：“到了创作阶段，真实水平才会体现出来，差距会拉得很大，我要看的是创作。”说罢，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两个漂亮的大字加惊叹号——“创作！”引得教室里又一阵赞叹。最后，他转过身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所以，要准备迎接新的挑战。”这话是对全班人说的，也是对端木子吟说的。

在这堂课结尾，端木子吟被任命为课代表。达鸣老师建议再选一位男生，可我暂时还没看出哪位男生合适。我明白达鸣老师的意思，“作曲这件事得有男生参与。”在中外音乐史上，男性从来都是音乐界的主导，十八、十九世纪的女音乐人只能做男音乐家背后的英雄，连舒曼的妻子克拉拉也只能是“失去姓名的音乐家”。到了二十世纪，一个又一个克拉拉打碎男性光环冲破垄断，走到台前创造了独立乐坛的奇迹，在音乐史上留下一段段佳话。即使这样，还是会有人认为作曲是男人的事。那么，在这个班的男青年里，最适合当课代表的那一个会是谁呢？

此刻，一个三十出头、穿白衬衫、留郭凯敏头的男生站起来，毛遂自荐道：“我愿意当课代表！”全班人都愣住了。

端木子吟飞快地望向那位仿佛来自最火的电影《庐山恋》中的男生，正好这男生也望向她，两个人的脸都红了。

我想起了这男生的名字，晓东军，电子元件厂职工文艺宣传队的小提琴手。

两位课代表定下了。

达鸣老师的板书，没有人舍得擦去。

II

日子的行板中，我总惦记着端木子吟。那天的课如第一乐章充满戏剧性的快板，给我留下无尽的回味和期待。这位有点神秘的姑娘似乎有种玩音乐于股掌间的本领，其素养绝非一日养成的。她靠什么养成，靠什么生存？这些我都感兴趣。我在她的身上还看到一点自己的影子，时常因她想起七十年代一些与我的作曲爱好有关的人和事。

每周一次的作曲课让我们得以愉快地见面，她对任命她的课代表身份似乎并不感兴趣，只是尽着自己的责任。她在教室墙上贴了一张自己绘制的图表，上面是用简谱制作的和弦标记法，既有唱名标记法，也有音名标记法。每次上课前，她将课程讲义早早分发好，开水早早灌好，忙完就静静地坐在座位上，预习将要学习的新课。班风因她好转多了，一些上课心不在焉的男生一下热情大增。课前半小时教室里就热闹起来，钢琴上做视唱练耳的，黑板前做和声习题的，座位上探讨基础乐理的，翻天覆地的转变盖因有了端木子吟。男生们最感兴趣的还是读墙上那份端木子吟绘制的简谱图表，尤其是五线谱不好的男生，一边读一边感受制作人的善解人意。男生们对这张图表的兴趣差不多赶上了他们对达鸣老师板书的兴趣。课代表晓东军对端木子吟最感兴趣，端木子吟对他却无多少热情，只在感觉到他的注目时一低头，一浅笑，腮间藏起不易觉察的暖晕。只要一上课，她就仿佛换了一个人，浑身每个毛孔都为音乐张开，激情四射，又似那充满紧张感的半音向着她上方的小二度攀藤揽葛，让我感到她与作曲家之间真的就差一个小二度。再遇到达鸣老师提问冷场，我索性不代劳了，救场的角色自然交给端木子吟，我发现她比我回答得更好。

有一天，我下班后路过一家卤菜店，进去买鸭子，一个穿白色工作服、戴白色工作帽、戴白色口罩的姑娘放下手中正看的书站起来，澄波粼粼的眼睛迎向我，让我对自己的倒影大吃一惊。

“端木子吟！”

“胡老师！”

姑娘丝毫没有尴尬，倒是我一下万般失落，没想到真被班上的男生说中了，端木子吟是卖鸭子的。

“你在这儿工作？”

“是的。胡老师，你要盐水鸭还是酱鸭？”

“酱鸭吧，来半个前脯。”

“好。”

“你刚才看的什么书？”

“瓦尔特·辟斯顿的《和声学》，在图书馆借的。”她很兴奋，转身拿出瓦尔特·辟斯顿的另外两本专著，《对位法》和《配器法》。

“嗬，都借来了呀！你从什么时候爱上作曲的？平时在哪里练琴呢？我那天看你弹琴，看得出你有基础。”我一口气问了一串问题。

“我平时在一家刚开的琴行练琴，那里花钱可以学琴、练琴。”

“多少钱一次？你一个月收入多少呀？钱够用吗？”

她说了数字，然后道：“紧一紧就好了。我太喜欢了。”

她感动了我。天哪，这不就是我吗？一个七十年代的我在八十年代重现。

“告诉我，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我想考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系作曲专业。”

哦，作曲系，这正是我七十年代为之奋斗的，最终碰得头破血流，她该知道有多难啊。考作曲系作曲专业，钢琴至少要八级以上，得熟练演奏诸如《车尔尼740练习曲》、肖邦《C小调革命练习曲》、拉赫玛尼诺夫《音画练习曲》，抑或李斯特、克里亚宾、卡普斯汀的练习曲，此外，巴赫、贝多芬、莫扎特、克莱门蒂、门德尔松、德沃夏克等作曲家的作品，要么马思聪、丁善德、贺绿汀、周广仁等中国作曲家的钢琴曲，一律要求背谱演奏；作曲这一块，要在规定时间内根据指定歌词谱写一首带钢琴伴奏的艺术歌曲，创作一部器乐作品，都是四个声部的写作，或者按指定的音乐片段或更小的音乐动机直接即兴弹奏，发展成一首单三部曲式的钢琴曲；理论这一块，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和声学、对位法、作品分析、音乐史、文艺概论样样得考，还不包括文化考试。然而这些加在一起，都不及钢琴考试之难。她的目标还是中央音乐学院，比我那时还要伟大。

“你下学期到文化馆练吧，我跟馆长说说。我们那儿也有钢琴训练班，比外面的便宜多了。你就在那儿学，在那儿免费练琴。”

“真的吗？胡老师，那太好了。”

我快流泪了，她竟然有这样的志向和理想，若放在七十年代那会儿还能理解，如今八十年代了，人务实多了，可居然还有人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和我当年一样生活在梦里。我忽然觉得我们作曲培训班的使命不只是普及群众文化、提高基层的音乐创作水平，我们该真的培养出一两个作曲家，哪怕做一抔泥土为他们根植梦想。我想起达鸣老师的话，“我班要争取出几个人”。

“胡老师，我早就知道你了。”端木子吟口罩上方的双眸忽然透出点顽皮。

“哦。”

“我在湖南路剧场看过你演出，你的舞跳得太好了，舞姿好美。我还拍下一张你跳舞的照片呢，改天我带给你看。”

我的天，这真没想到。那个剧场早不存在了。那时的照片我自己一张也没有留下，那会儿很少有人有照相机。我对她越发好奇了。

“你是怎么爱上作曲的？家里有人搞音乐吗？”

“我妈妈当过中学音乐教师。”

“怪不得。你妈妈现在呢？”

“她1977年就去世了。”

哦，我心痛起来，是那种真痛，她的母亲竟和我的母亲同一年去世。

“那你父亲呢？”

“父亲也不在了。”

我的泪已出。这真像是编排好的，她的身世竟和我的这么相像，父母双亡。她简直就是七十年代的我在八十年代重现。

“那你是怎么到这里工作的？”

“分来的。”

“哦。去作曲训练班是卤菜公司的决定吗？”

“不。是妈妈留下的一首歌。”

我的心被她妈妈的那首歌带上了天堂。

这天晚上，我的心碎综合征发作了。每逢遇到有所触动的事，我的心碎综合征就会发作。我的爱人坐在床边关心地问我遇到了什么事。我讲给他听，他提醒我，这个端木子吟听起来像个精灵，你要当心。

可我想帮端木子吟，像当年我的老师们帮我一样。

III

七十年代是一个金色的时代。金色回想中第一重现的是我当过车工的那家工厂。那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百人大集体工厂，我的十年光阴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度过的。我十七岁进厂，干活儿笨手笨脚，车刀总是磨不好，一不小心手指还会被砂轮吃掉一块，厂医务室是常去的地方。重视职工文化生活的厂领导发现我有文艺潜力，就对我说：“你给我把厂里的文艺宣传队抓好就行。”意思是其余的就不指望我了。我于是常常有机会参加脱产排练，那是最偷着乐的时光。排练场就在厂里，哪个车间空着，哪里就是排练场。车间都有活儿时，厂领导就给我们在隔壁大厂借个场地。大厂的人平时戏称我们厂的女孩子是“小厂飞出的金凤凰”。我们排练时，他们爱趴在窗上偷看。最有意思的是正式演出时，厂领导一个不落全来观看，全厂工人无一人缺席。我们宣传队最经典的节目是蒙古族舞蹈《挤奶舞》，那是革命现代舞剧《草原儿女》中的一段集体舞。我自然是第一个出场。但见我，一个跃步上“舞台”，眺望一眼辽阔的草原，翩然转身招呼同伴，于是提着奶桶的女工在置满大小车床的车间里移动脚尖摇步摆肩整齐而出，从工人师傅的膝前穿过，来到“牧场”愉快地将牛奶挤进奶桶。

宣传队越办越好，我们常常出去参加区里的汇演，有时候还代表区里参加市里的演出。厂里对我包容到即使我自说自话从外面买双芭蕾舞鞋把发票拿回厂里报销，工会主席也二话不说给报了，只是签过字后叮嘱我：“以后不要先斩后奏呀！”那个年代工厂才子才女不少，厂越小，人才越多，却不是每个厂都像我们厂那样尊贤爱物。那时，我们的舞蹈都是我先从外面学来，再教会宣传队。模仿多了，自然想自己创作一点节目，少不了要写写曲子。于是，我为自己编的独舞写音乐，为自己编的小舞剧写音乐，真正自编、自导、自演。我们厂的乐队很棒，只有几个人，却管乐、弦乐、键盘乐齐全，乐手都是高知的孩子，和我一样。他们对我这个女娃娃写的曲子一点不嫌弃，心甘情愿地演奏。乐队队长名叫金波，患有小儿麻痹症，笛子、提琴都好，懂音乐，他常说的赞语“可以、可以”激励着我不断创新变化。有次在外面演完了，省音协的老师到台前问曲子谁写的，金波指着我说：“她！”老师说：“写得好啊。”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专业老师的评价，很开心。那种开心，是一种为我们厂宣传队的开心，为我们乐队的开心，总之是一种非常大度的开心，最开心的是再次听到金波的口头禅“可以、可以”。这样的金波后来却患上抑郁症自杀了。我常在作曲训练班的课代表晓东军身上看到金波活着时的影子。

我不断用“那时”来表达汉语的时态，在年代之间跳进跳出，因为唯有“那时”才能够比较好地表达我对那时的敬意。那个百人的工厂，是我金色七十年代的第一位老师。

我爱着音乐，凭感觉玩着它，工具箱里的纸上全是哆来咪，直到有一天遇见我的第二位老师。

蔡敬民老师是一位竹笛演奏家，时任教于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他正对传统十孔竹笛进行革新。他的研究突破了十孔竹笛音域狭窄、转调受困的限制，大大提升了中国竹笛的艺术表现力。大约是在蔡老师新竹笛研究的初始阶段，有一天我的好友威儿带我去他家玩，当蔡老师得知我在工厂当车工时，便请我帮他做点东西。我接过蔡老师递上的图纸，像接住一份秘密图纸。当车工的，谁没干过点私活儿呢，我便在闲暇时间帮蔡老师车做竹笛革命需要的零件，用的是车间里随处可见的边角料。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这场竹笛革命后来的影响，却也感到几分神圣。我做的零件，蔡老师十分满意，作为回报，他将他的书房对我敞开，让我想看什么书只管拿。你猜我第一次借的是什么书？当我将伊戈尔·斯波索宾的《曲式学》从书架上拿下来交到蔡老师手上时，蔡老师笑了。

“啊，喜欢看这个？”

蔡老师让我带回的不仅有《曲式学》，还有《基本乐理》等基础理论书籍。从此，我真正迷上了作曲。我的简谱知识和五线谱知识都是无师自通，啃线谱乐理不算难，曲式学的线谱谱例也能看懂，我窝在车床旁用功的样子，很像后来端木子吟窝在卤菜店鸭子堆里用功的样子。

我成了蔡老师家的常客。蔡老师住在一个类似于城中村的地方，只不过那里住的都是高校的知识分子。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后，我竟嫁到这个村子里的一户老师家，和蔡老师成了邻居。

那时除了在蔡老师家借书，我还常去南京图书馆，那里有我父亲的一位老朋友，祁叔叔。我的幸福不仅在于拥有一张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在南图读了不少艺术专著，还在于能读到一些不能搬回家的资料。祁叔叔在外文资料室工作，他常常为我准备好我想看的资料，当然是中文的。已记不清是些什么资料，只记得读资料的感觉：我在外文资料室里阅读，没人嫌弃我，没人撵我走。还有一种幸福就是在图书馆装满卡片的细长抽屉里扒拉着卡片查找各种书目的手感。1970年代的南图，是我金色七十年代的第三位老师。因为蔡老师，我开始读音乐启蒙的书。因为祁叔叔，我的阅读扩大到整个艺术类书籍。文学书的博览则缘于好友威儿家的藏书，她家住在一幢民国建筑里，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那个时代也有一些灰色记忆，我的心却明亮着。

那时，像后来我的诗人朋友所说：“心里充满了电量。”

我渐渐地萌发了考学的愿望。父亲知道了我的愿望，便给我找老师。他找的是他的老朋友施佩秋。父亲一直默默地支持我，帮助我。

我的考学计划虽是异想天开，却得到了施阿姨的全力支持。施阿姨那时在电台当音乐编辑，在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她领着我去拜师，拜的是她的学长、戏曲音乐教育家武俊达先生。武先生看完我的音乐习作，满怀喜悦地对施阿姨说：“她的旋律不错，我看可以学起来。”就这样先生收下了一个热爱音乐的青年，我成了他的学生。我多年后读武先生的纪念文集，才知道他当时的学生都是知名人士，其中有正在南京大学研修中国京剧的美国留学生、中国第一位“洋贵妃”伊丽莎白·魏丽莎。唉，我一个初中都没上好的普通小青年能做他的学生是多么幸运啊。武先生毕业于蔡元培创办的中国第一所音乐学院——国立音乐学院，攻读音乐创作、声乐两个专业，他抗战时创作过许多进步歌曲，抗美援朝期间所创作的歌曲《打！狠狠的打！》脍炙人口，成为中国二十世纪的经典歌曲。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指挥家，在南京解放初期，曾把一支国民党军乐队改造成一支革命乐队。每逢重大活动，他都指挥乐队演奏，气势磅礴，有国家领导人曾赞赏过他的指挥风采。他教我时，正任教于江苏戏曲学校。他家是我最喜欢的去处，我的城南旧事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武先生面容俊朗，嗓音清亮，“伴随学过声乐人的特有共鸣和早年抗战时期艰苦生活落下的咳喘声”（引自武先生女儿武小雅《爸爸的笑声》），讲起课来神采飞扬，辅以他指挥家般潇洒的手势，极具感染力。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他给我讲音乐材料的发展方法，讲到重复手法时，用了贝多芬《命运》交响曲开头的音乐动机做例子，“咪咪咪哆——”随着他口中振聋发聩的命运敲门式动机响起，命运之神向“被命运扼住喉咙”的人类发起挑战！之后，音乐动机连续下行二度模进，发展成惊慌不安的主题；缩减后连续上行整体模进，分裂后又连续下行整体模进，构成新主题。之后，倒影重复，模进再模进，第一主题不断发展，敲门声不断，命运之神步步紧逼，威风凛凛。终于，振奋人心的第二主题出现了，觉醒的人类通过斗争战胜命运，冲破黑暗迎来光明，直至波浪壮阔。武先生也由坐姿变成站姿，像诗人一样手舞足蹈，热泪盈眶，几乎唱完了七分二十秒的第一乐章，展现了这位从民国走来的音乐家、教育家的无限风采。

那时，我隔些天便到武先生家上课。每次去了，我先向他呈上作业，他那么潇洒地挥臂哼唱，投入其中，好像那不是一首小青年的习作，而是一首即将由他指挥演奏的世界名曲，我幼稚的乐句在他口中变得那样好听。“我看你能行，应该勇敢地去闯！”武先生对我说。

我知道，施阿姨和武先生是在帮我圆梦，是在为我父亲的女儿圆梦。他们所做的是一个不论何时想起来都让我感佩到泪崩的传帮带、一托一，只是当我意识到这些时，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的第五位老师侯澄阶是在我学完曲式学后出现的。侯澄阶先生时任教于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即我后来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他是武先生和施阿姨在国立音乐学院的同学。当我学完曲式学，武先生向施阿姨提议让我跟侯先生接着学和声，于是施阿姨带我到侯先生家，满头银发的何澄阶先生如武先生一样收下我，不讲任何条件。我通过神圣的一托一，被传到侯先生手中。侯先生就住在南师对面，数年后我任教的学校就紧挨侯先生家。在学习曲式学时，我已经接触到一些和声知识，正式跟侯先生从头开始学和声后，我对原位和弦、转位和弦、和弦行进的方向、和弦的连接、根音、冠音、音程关系、声部间的关系、终止音、终止式等，这些音乐堂奥之谜有了深入探究的机会。伴随每次课后大量的和声习题，我的逻辑思维能力也得到锻炼。武先生所教授的曲式学和侯先生所教授的和声学让我受益终身。

时间到了恢复高考这一年，我终于要考学了。那时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为我准备好了盘缠，我向厂里请假出发了。

1977年上海音乐学院的高考报名场面是人山人海，大约有几千人。“我看你能行，应该勇敢地去闯！”武先生的话在耳边响起。气定神闲地报完名，我回到临时居住的牟老师家，牟老师也是施阿姨的老同学。在牟老师自制的仿古钢琴上，我弹着曲子。考试就要到来，我好像并不紧张，大约是因为终于能来此一搏，已经知足。亦所谓大将临战，不慌。仿古钢琴的音色太美了，我竟有几分陶醉。考试这天，师娘为我准备好早餐，是上海特有的早餐。

结果，我当然没有考上。

回到厂里，厂里竟没有一人为我难受，大家认为我考不上是正常的，因为全国才取两名。从领导到车间同事都为我归来而高兴，车间的同事告诉我，班组把我请假的日子全打了出勤。

我后来才知道，施阿姨、武先生、侯先生、牟老师都知道我不会考上，但他们都希望我去试试。抑或他们是为了完成我父亲的嘱托，把这颗革命种子传送到她想到达的地方。这颗种子终于走进考场，他们的心愿也就算完成了。

…………

(未完待续，全文见《黄河》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