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读者·真实·来信

（《我应该怎么办？》发表后）收到许多读者写给我的信……许多读者对作品中的人物薛子君、李丽文、刘亦民的命运遭遇倾注了极大的同情，向作者询问薛子君等人应该怎么办？希望知道他们的结局。有的读者把小说中的人物当作真人真事，要求作者把薛子君等人的通讯地址告诉他们，要和薛子君等人通信联系；有些读者则直接给薛子君写了信，委托作者转交给她……

——陈国凯《他们这样办！》，《作品》1979年第11期

“后来呢？”——如同听山鲁佐德讲故事的国王，这个古老愿望里深植着读者翻开下一页的动力。借用科学哲学里的“范式”概念，这大概是因为用某种范式来理解世界，是人类心理上的某种基本倾向，一种基本的认知需要，它能产生意义和提供安慰。在这一点上，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有着相似的社会功能，如学者陈新所言，都寻求某种“心理上的确定性”。拿小说叙述来说，即使作者和读者知道小说创造的世界并非自己所经验到的世界，但是那个世界具有人的想象力所创造的潜能，而被这种潜在性吸引的人，会“对于有关开头、中间和结尾，有关潜能和原因的重现形象，有着一种固着型偏爱”。在这个意义上，克默德说小说总在某种程度上使自身成为亚里士多德所言的“完整的情节”。

当然有必要说明，在不同读者那里，这种“固着型偏爱”的保留和表现程度是有差异的。毕竟自西方意义的“现代”以来，小说读者在几个世纪间经历了重要变化。比如一些读者的期待视野，不再执着于传统意义上讲述完整故事的小说，而是关注小说呈现的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意义的怀疑。又比如，从不同层面对当代读者进行划分，也可以窥见其阅读习惯、兴趣、眼光已经发生了多样化的变革：在文学接受上，读者在情感反馈、作品评析、理论探讨等方面有不同侧重；在消费方式上，如今除了购书的读者，还有付费阅读的会员、给连载打赏的“粉丝”型读者以及盗版网文的读者等；特别是从专业性的角度，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和学院体制的培养，在一般读者之外，具有文学理论素养和专业批评能力的读者日益增长。

不过，如果回顾20世纪的中国文学，那些受18、19世纪西方经典作家影响的、受传统现实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的、习惯听“反映现实的完整故事”“通过文学认识整体性的历史理性”的读者，曾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例如，“新时期”的“伤痕”“反思”小说，曾在当时众多读者间激起强烈反响，许多读者来信的内容则折射了在特定历史时期，面对现实题材小说，读者念兹在兹的两方面：一是对小说人物结局的高度关切，二是对“真实性”的追问（故事背后有真实原型吗？）。开头的引文，即是这种反响的一个缩影：作者谈到《我应该怎么办？》发表后，引来大量读者来信，有人倾诉了与小说高度相似的亲身经历（这不是巧合而是历史投下的高密度的“均质阴影”），经历刊出后又链接起了更多现实中涌起的情感巨浪。这不仅是通常情况下，读者对人物结局的好奇和移情，在读者来信所依托的情感动力中，还包含着当代历史的特殊性——彼时读者对“真实性”的重视，也意味着一种将文学与实际社会生活高度对应的阅读方式。曾作为制度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其意识形态力量，将文学现象注入政治隐喻以实现种种社会动员，也为读者预置了这种阅读方式。

此外，“新时期”的这类读者来信，在与“前三十年”某些“读者来信”的比照下，也显示出读者表达空间的扩大，以及随着主体意识复苏，交流个体情感的普遍需求。这就不得不提到，“当代文学”前三十年间，“读者”一度是一个含糊但又被赋予极大话语权的概念，“读者意见”被等同于“群众意见”“工农兵大众读者的意见”并因此获得合法性。“读者来信”成为体制化的文艺路线后，就像斯炎伟指出，无论是真实的来信、被编辑组织加工后的来信还是冒充“读者”的来信，它们的功能都逐渐往发动批判上倾斜。进入“新时期”后，“读者（人民群众）”意见的权威性仍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文艺界共同倚重的话语。尽管前期读者来信的语言依然带有政治话语层累的痕迹，尽管在重建文学秩序的过程中，一些“读者来信”同样不乏建构性，但随着“思想解放”和历史语境的逐渐变化，“作为权威批评的一种延伸”的“读者来信”的总体面貌，毕竟改变了。

由是窥之，在80年代这样一个“文学的年代”，“读者”身上体现出了过渡性，在媒介、市场迎来变革的前夜，也孕育着文学观念、阅读体验表达、与作者的连接方式等方面的变化。

二、不仅仅是“下蛋的母鸡”

一个女工！一个天真而又美丽的姑娘！她看过莫泊桑的许多短篇小说，生平只见到过莫泊桑一次，就爱上了他，用她整个心——像她晶莹的双眸一样纯洁的心——的全部热情爱上了他。

——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

在《金蔷薇》这部讲述“作家劳动的美好实质”的札记里，有一则伤感的故事：一位巴黎的年轻女工读了莫泊桑的小说后爱上了他，她攒了一年的钱置办衣履，怀着倾吐情怀的决心来拜访他。莫泊桑不在家，而他的一位居心不良的朋友告诉她莫泊桑和情妇出游了。姑娘大受打击，被这个朋友乘人之危地占有，后来沦为妓女。莫泊桑当初听朋友讲起这件事时，并没有太大反应，然而他在弥留之际却为此痛苦不已，“愿意跪下来吻她的足迹，恳求她宽恕”。熟悉现当代文学史的中国读者，不难联想起那些文学能显著地赋予作者偶像光环、引发崇拜、催化爱情的时代——尽管有时对作家的崇拜也裹挟着某种青春的狂热、幻想或错觉。也许文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阅读经验，能帮助读者意识到隐含作者与作者本人的区别。考虑到很多时候隐含作者的人格更加高尚，读者也许爱上的是前者。

不过，笔者更想指出的是，这则故事还持久地提示着一种情感规律：如果读者对作品里的世界产生了感情，往往就会对（知之甚少甚至素未谋面的）作家产生感情。这种感情的范围可以很广，包括喜爱、仰慕、好奇、同情、希望与之交流等等。——尽管听起来是人尽皆知的事情，然而这对于恒久渴望与他人产生情感联结的人类却意义非凡，并且将在新媒介时代释放出原本蛰伏的与作者建立连接的潜能：

首先，从现代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知识领域的分化所带来的专业化——来看，专业化能促进分工协作和科研探索，但也造成了不同专业领域之间的信息壁垒和文化区隔。专业化和科技进步不足以给人提供“终极意义”，也尚未能提供一种促进沟通理解的新语库。而文学与科技不同，“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人类经验的共同分母之一，通过这一分母，人类可以交流和对话……”（略萨）其次，其实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作家与读者的分野，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社会分工。但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后工业时代，随着生产关系的调整、服务型经济的发展、智能技术的应用和新媒介的兴起，作家与读者的界限出现消泯，并且在以新的关系模式容纳、激发连接的动力。由于网络空间极大改变了读者接受和互动的方式，社交工具的留言、评论和私信功能让读者更容易联系到作家，乐观地说，这有助于实现表达的权利，为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交流带来可能性。

在文本生成层面，读者的反应可能参与到创作过程中，比如有的连载小说作者，会根据读者反馈来调整后续内容，也有网络小说邀请读者进行接龙创作。文学阅读和交流，也成为读者发挥主体性的过程，例如“豆瓣阅读”和豆瓣网的文学小组，目前之所以有文学生态活力，与用户群体的文学趣味和对内容质量的注重有关，有些作者会首选把作品在发布这里，并可能引来文学编辑的注意。

在线上线下的交往层面，当作者和读者的“生产者—消费者”关系进一步凸显时，读者对作家作品的情感，将被一些更直观、更外在化的关系机制所编码。简言之，读者为爱付费，除了买书，更典型的是网络文学网站的读者打赏，这是网站维持运营的重要盈利方式，放大了读者对作品的控制权，也使金钱关系与情感关系密切交织。除了网络文学圈尤为显著的互动方式——打赏、催更、粉丝群交流等，还有的读者故事，似乎葆有某种“乘兴而行”的轻盈。譬如2021年3月，音乐人高晓松在微博上说：“因为喜欢一位年轻作家的文字，从出版社要到联系方式，一个人背着包翻山越岭来看他。在下雨的泉州打着摩的找到一处干净的小民宿，心里潮湿湿地去街上逡巡了。”（这位作家就是《夜晚的潜水艇》的作者陈春成。）对既定规则的“逃逸”，以个体经验探寻“存在的瞬间”——也许是这样的小说与读者的精神连接点。

三、并非射向虚空的箭

我把她引到那块石头前，让她看我写的诗。她默默地看了很久，然后问我要那片硬质合金，要我把我的名字刻上去。可是我不让她刻。我不需要刻上我的名字。名字对我无关紧要。我不希望人们知道我的名字，因为我的胜利是属于我的。

——王小波《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

在这段引文的文本内部，“我的胜利”是属于“我”的（但“我”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见证者“她”），而在文本外，“我”实际上已经有了无数见证者——是作者和我们读者共同实现了这一点。它恰恰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印证了：文学作品是在读者心中形成意义的，它真正的存在，始于被他人阅读接受的时刻。

这段引文还可以视为一个寓言——关于年轻的写作者（“我”正是一个青年）获得意义确认的“通灵”时刻，关于写作中涌动的对抗速朽的隐秘渴望。“我不需要刻上我的名字”，意味着写作的意义首先指向自我，就像在当下许多青年作家那里，比起把反映“总体生活”“整体性”作为写作目标，或是确信能通过小说向读者解释生活以至实现启蒙，他们更多的是将写作视为探索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的一种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读者——无论是从文本意义形成的角度，还是社会关系的角度。如果结合青年作家多样的写作平台、作品传播媒介和与读者交流的方式来看，这样的创作观念恰恰也会吸引、召唤、培养属于自己的读者。这里提及的青年作家，对应的是创作比较个人化、带有“纯文学”色彩的群体，大多并非高度商业化、类型化的写作，他们的读者也往往在网上形成一些个性化、小众的且相对松散的文学群落。

此外，还有更多的文学形态有其对应的读者群体，或者说消费语境下的目标受众。如果说印刷时代，作家面对的是面目相对模糊的“公众读者”，读者的想法很难直接、即时、大量地反馈给作家；而今，社会分层和多种信息渠道带来的“分众”传播也发生在文学领域，对作家而言，一个比较稳定的受众群体通常能增加写作的可持续性。

总之今天的作家依然需要读者，不过，需要什么样的读者，也还值得检视。一个问题在于，新媒介实现的连接互动和消费语境下的关系模式，也可能限制作家的写作。尤其是当作家和读者被高度纳入生产者—消费者的关系时，虽然可能给读者更多话语权和选择空间，甚至便于一些作家按照读者的反馈为其“定制”产品，但另一方面，具体的作者和读者，也容易被文化市场中其他力量裹挟或支配。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品，往往在内容、意识模式、矛盾的弥合方式上进行着罗兰·巴特所言“不光彩的重复”。比如一些粗糙、套路化的网文，为其受众“发糖”、造梦、提供“爽点”，固然有其存在的理由；但同时，由于商业机构在利润最大化的原则下，也更乐于迎合甚至制造那种消费故事的、缺乏批判意识的读者群体，所以作家有时就需要在销量与意义、生产日常消费品与追求卓越之间做出审慎的选择。

还有一个让人有些迟疑的问题——作家需要读者，但在不远的将来，读者还在乎作家是谁/人吗？比如当读者知道自己读的作品并非出自一人之手甚至有AI的参与，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阅读体验和评价？如果仅从生产—消费层面来看，人们使用某个产品未必要了解生产者和生产过程，类似的，对于只为了娱乐消遣的读者，作者是谁似乎并不重要。如果仅从符号—实存的简单区分来看，即使在书信或印刷时代，“作者”也未必是真人（比如是不止一人在用的笔名）；而电子媒介时代，读者留言打赏的作者可能是虚构人设，也可能是一个团队。

然而，文学阅读还有其特殊性，它彰显在具有文学审美性的交流中，使得读者会在意作者是“谁”，会自由、积极、主动地与作者作品进行对话——不论这种对话是通过言语文字、电子媒介展开，还是发生在想象世界。面对比特世界，对于人类这种脆弱的碳基生命而言，新的审美形式会被创造，审美活动并没有消失。而文字（无论是印刷还是电子形式）也仍然是文学读者与作者发生连接的重要桥梁；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体验文本，激发想象，调动情感，延续的仍然是审美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审美交流所提供的一种前景、一种值得努力的方向，依然是“交往理性”的展开——建立在主体之间的“动态的、双向交流的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