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迎春——从沁芳闸到浮桥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午后，大观园内的姑娘小姐们陪着老祖宗行牌令，令官鸳鸯说出“左边一个‘天’”后，黛玉脱口对出“良辰美景奈何天”，一心怕被罚的黛玉没有留意到宝钗此时对她的注视。第二天，在宝钗的审问下，黛玉终于意识到了昨日的“失言”，“良辰美景奈何天”是她这样的贵族小姐不该知道的，只好央告道“好姐姐，原是我不知道随口说的。你教给我，再不说了”。宝钗一番“你当我是谁，我也是个淘气的”真心剖白，倒自此获取了黛玉的真心。原来爱读《西厢记》《牡丹亭》的，不只是沁芳闸桥边桃花下叛逆的宝玉和黛玉，还有看似正统保守、拥有“停机德”的宝钗，甚至还有“偷背着我们看”的读书人家的长辈。在“读书有禁区”的年代，文学的“理想读者”也总是能找到接触文学的路径，并在某个契机下找到自己的同类人，或在桃花飘落的池水边，或在菊黄蟹肥的酒桌上。
宝黛钗三人难得地有了共同的秘密，成为读者层面的相知。然而，宝黛钗三人都不会知道，在他们的故事发生的两百多年后，有无数的人手不释卷，在一字一句地研究他们的对话和生活，成为他们的狂热“读者”，也以他们为中介，更好地欣赏和理解《西厢记》《牡丹亭》。现实生活中的和虚构的大观园中的“读者”形成跨越时空的对话，关于文学，关于生活。
《红楼梦》或许是文学与读者相互成就的最鲜活的案例。从脂砚斋始，对《红楼梦》的执迷（obsession）绵延了几百年，即便是在极限反传统与无休止追求创新的现代时期，对《红楼梦》这样一部“腐朽”的封建贵族小说的阅读和讨论也没有停歇，恰恰相反，彼时不少在文坛举足轻重的人物都对《红楼梦》表现出了极大的阅读和阐释兴趣。最重要的莫过于蔡元培和胡适二人。1916年，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其中不少人物都是康熙朝重臣的影射；1921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认定《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是曹雪芹自己家族故事的文学记录。二人的不同观点分别成为后来红学“索隐派”“考据派”的起源，构成了著名的“蔡胡之争”。蔡元培信奉一种讽喻的古典文学传统，胡适则坚持运用自己从西方学习来的实证主义方法。蔡元培和胡适无疑都是极为优秀的文学研究者，他们也代表了两种类型的“专业读者”。换句话说，他们对《红楼梦》的阅读不仅仅是作为读者个人的兴趣，也带有向其他普通读者介绍《红楼梦》以及推广个人观点的意图，今天大部分读者对《红楼梦》的理解和接受基本都建立在蔡元培和胡适的研究基础之上。即便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贾宝玉，这一千个读者也大多会承认贾宝玉身上有曹雪芹的影子，承认贾府的兴衰起落有彼时政治形势的投射。从某种意义上说，蔡元培、胡适“培养”了现代以来《红楼梦》的一代乃至几代“读者”。
可贵的是，蔡、胡并没有成为《红楼梦》读者培养者市场的垄断者，而只是引领者与催促者，诸如陈独秀、李长之等名人均曾发表对《红楼梦》的专业看法并产生重要影响。1933年，著名作家茅盾更是受开明书店之邀进行《红楼梦》的节编工作。开明书店的本意是为了推出一个更适宜让青少年阅读的版本，茅盾需要做的工作其实是“洁化”《红楼梦》。然而，此时已经完成了《子夜》的茅盾对《红楼梦》的节编夹带了太多他个人的观念“私货”。他认为《红楼梦》是“一位作家有意地用了写实主义的作品”（茅盾《〈红楼梦〉节本导言》），于是那些包含曹雪芹飞扬的想象力的“通灵宝玉”“木石姻缘”“金玉姻缘”“警幻仙境”等等“神话”皆被删去，大观园里众姊妹结诗社、猜灯谜等等风雅故事也全不保留，《红楼梦》瞬间变成了一部只是描写封建制度下婚姻不自由的痛苦的写实主义作品。如此简单粗暴的删削无疑损害了《红楼梦》的精神气质，影响了一代青少年读者对这部伟大作品的理解，但从“读者”茅盾的视角来看，这是一次文学主张的古典实践，是个人文学创作生涯中观念转变的一次具体呈现。相比于蔡、胡的学术争论，茅盾作为专业读者的出版实践某种意义上产生了更为强烈的外部性，而茅盾本人特殊的文学与政治地位也使得这种外部性有了深远的影响。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70年代，类似茅盾所产生的这种外部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化，更确切地说，这一时期读者对文学作品的接受有了更为清晰的指引，文学与读者的联系被更多文学之外的因素支配，但这并不代表这一联系就变得廉价而松散，恰恰相反，文学与读者之间形成了更为扎实的相对关系。这种关系成为一种范式，也成为外力借文学之名向读者进行的单向度的输出，文学在读者中的影响力空前提高。在这一时期，如何理解包括《红楼梦》在内的文学作品显然是有标准答案的，李希凡、蓝翎等人的年少得志压倒了胡适、俞平伯等一众权威学者。在那样激情燃烧的岁月，“文学”本身究竟如何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维护文学阐释者的正统性与权威性。这无疑是文学与读者关系最为和谐而稳定的时期，“文学”逐渐成为成为一种高贵而抽象的能指，“读者”则以群众之名变得整全而单一。
这一特殊年代中文学与读者的关系一直蔓延到80年代。1982年，路遥发表中篇小说《人生》，引起巨大轰动。据路遥自己后来回忆，“小说《人生》发表之后，我的生活完全乱了套。无数的信件从全国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来信的内容五花八门。除过谈论阅读小说后的感想和种种生活问题文学问题，许多人还把我当成了掌握人生奥妙的‘导师’，纷纷向我求教：‘人应该怎样生活？’叫我哭笑不得。更有一些遭受挫折的失意青年，规定我必须赶在几月几日前写信开导他们，否则就要死给我看。与此同时，陌生的登门拜访者接踵而来，要和我讨论或‘切磋’各种问题。”（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此时的“文学”依然带着特殊年代的神圣光环，文学与读者依然处于一种指引与被指引的理想状态中。文学与读者之间依然是血与肉的联系，是彼此信赖与仰仗的和谐共同体。这可能是文学最后的高光时刻，是读者对文学最后的拥抱与仁慈。
我们无法确切知晓，究竟是在哪一年的哪一天，文学失去了其崇高地位，变得边缘而寂寥，但我们知道，对不同文学作品的研究与阅读有了更大自由的同时，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共同作用，在将文学与读者的紧密联系一点点拆开。作家再也无法如当年的路遥一样收到事关生死的读者来信；除了专业学者，也无人再关心林黛玉究竟是6岁还是12岁进的贾府。另一方面，文学作品如《红楼梦》《人生》者，却又在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读者的世界。1984年，著名导演吴天明将《人生》搬上大荧幕，当红小生周里京出演，一时风头无两；1987年，王扶林执导的电视剧《红楼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陈晓旭、欧阳奋强、邓婕出演的林黛玉、贾宝玉、王熙凤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与此同时，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剧、琼瑶小说改编的言情剧纷纷进入大众视野，掀起一波又一波收视热潮。我们不能说这是文学的功劳，却也无法说这全无文学的功劳，但“读者”却自此分裂出一大部分“观众”。
我们由此终于来到我们正在面对的当下。必须承认的是，当下的文学场域是复杂的，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文学之外，通俗文学的概念渐渐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宽泛和多元的大众文化，认真阅读传统文学与纸质书的读者当然大有人在，但以新媒体浸淫网络文学与各类文化产品的读者更是难以计量。从图书馆到手机屏的变化剧烈且真实，但“读者”却从未缺席，这一群体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被看见、被认识、被理解。学院中的传统文学研究者们依然在一个一个地开着作品研讨会，讨论纯文学的叙事，讨论叙事中的你我与他，包罗万象的文化研究则已经在社会学、经济学、媒介学、历史学乃至民族学、人类学等各种维度中讨论与文学相关或无关的一切。因此，当我们再一次讨论文学与读者的话题，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我们首先面对的问题，可能是今天我们该如何定义“读者”。在沁芳闸桥下的落花中共读《西厢记》的，或在长辈的书房中偷读《牡丹亭》的，是文学的读者；在《红楼梦》中追寻古人事迹与形象影射的，或在其中寻觅作家本人身影与情感变迁的，是文学的读者；在网络时代用电脑和手机观看电子版《红楼梦》的，或以新媒体为中介广泛涉猎文艺与文化作品的，是文学的读者。而根据自己的观念节编《红楼梦》并出版推广的，在特殊年代里以别样的方式规范对文学的理解的，以及从各种维度进行文学评介与文化研究的，都是文学的读者。只是相比于前者，他们掌握了更为专业的工具或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更为强大的力量。拂去历史的尘埃，对于当下的文学场域来说，这些能力的拥有者正是被称为学者、批评家的群体。因此，与其说我们需要定义“读者”，不如说我们需要讨论在“文学”相对自由且边缘化的时代，“读者”何为？
在中国的传统文论中，“兴观群怨”“诗无达诂”“意境”等概念一直蕴含着丰富的对于“读者”的要求和期待，而到了近现代时期，从“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到“五四”一代学人从创作到刊物对“读者”市场的精心培育，“读者”始终承担着文化、文学创新与思想、社会变革的重要使命。而在西方文学理论中，19世纪流行的社会批评偃旗息鼓之后，20世纪的文学研究则经由多次重心转换，从作者到作品（如新批评），最终转向读者。于六七十年代产生广泛影响的接受美学也被理解为读者反应批评，他们认为读者的阅读、反应以及理解是文学意义生成的主要根源，读者应该与作者、作品之间形成动态的交往过程，作家的创作成果也因这种过程而从“文本”变为“作品”。也就是说，不管是在中国传统文论的脉络中，还是在西方文学研究的潮流中，“读者”从来不是单纯的被动角色，或被赋予社会与历史的重任，或需承担起生发现代文学意义的职能。而在今天的文学生态中，“读者”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古老的“身份”，固守传统阅读或成为新媒介世界中的原住民都意味着对大量知识、信息的涉猎、判断，更重要的是，意味着对“读”这一神圣行为的实践，意味着广泛的摄取与真实的反馈。
观察当下的文学场域不难发现，普通读者已经成为各方拉拢争夺的对象，他们当然可以且应该自由自在地读书，不管是在沁芳闸下和知己一起，还是在书房中、闺室里偷偷享用，“读者”的身份与同类相知的共同体理应是无禁区的。而当读者走向“专业”，或者走向传道授业解惑，冠以学者、批评家之名，便是在人为地丰富“读者”的内涵，这也意味着这类读者需要担负起更多的历史责任与现代使命。不管是在相对包容的前现代时期，还是在对“专家”的信任度跌至谷底的当下，他们的责任与使命的本质理应是不变的：可以是对某种观念与审美的欣赏与推广，却不该是执念与固守；可以是对某些作家与作品的偏爱与扶持，却不该是盲信与短见；可以是对一些乱象与混乱的忧虑与批评，却不该是谩骂与攻击；可以是对某些问题与意识的提炼与发现，却不该是哗众取宠与沽名钓誉。这类读者应该是文学与其他读者之间的“浮桥”，虽然摇摇晃晃却并不缺乏联通的根基，他们使得文学与读者可以通向彼此，同时又得以自由往来，绝无禁锢与牢笼。更为重要的，这类读者开辟了一条沟通与交流的“路径”，可以以敏锐的眼光为普通读者发现文学现场的好作家、好作品，可以以严谨的态度与学理性的表达为普通读者阐释作品，并在此基础上为普通读者建构与审美、个体、社会、时代相关的有效问题。这些问题或许再无往日的荣光和轰动效应，但它们与生命有关，与读者有关。
沁芳闸是整个大观园中活水的来源，或许可以说，沁芳闸沟通了乌托邦一样的大观园与真实不堪的俗世，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也恰恰是从沁芳闸引入的活水维持了大观园中花鸟草木的生机，灌溉了大观园中小儿女的青春年华，为那些满溢却无处排遣的幽怨与才情提供了出口。而专业读者建构的浮桥，理应担负沁芳闸的历史使命，激活文学普通读者、文学与世界的联系。从沁芳闸到浮桥，文学铸就时空、生生不息，桥下的落花中，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走过，并留下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