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2024年第1期｜米青：地球上的最后一年
“你们的也是儿子吗？”他问我。
“也是。”我说。
“我们有两个。你们呢？”
“一个。”
“其实，”他沉吟了一会儿又说，“我们早些年有过一个女儿。”
我不知说什么，也不知该不该提问。
又是他开了头，他说：“你平时睡得好吗？”
“不太好。”
“我每天晚上要看着电影才能入睡。”
“我要听瑜伽放松术。”
我们同时笑了。
“她呢，不受影响？”他问。
“一丁点也影响不到她。”我说。
他到站，我跟到门口送，他回头冲我挥手。这一站很小，火车立刻启动了，我看着他在后面变得越来越小，挥着手。
我想我们不会再见面。我忘了他的名字，只记得编号的最后三位是“979”。不是他的编号，是他妻子的。他来送妻子，他和我同岁，也六十二岁。“979”比我的女友梁玉大。他说：“只要还有生育能力，营地就会留下她们，新星球需要人，就像我们刚建国那会儿。”我笑，我说：“梁玉早就绝经了。”他说：“她也是。就让她们折腾这一回吧，反正成不了，人家要她做什么？”我说：“女人就这么想离开吗？”他说：“也有男人。”
梁玉不在家时我勤快起来，每天晨起跑步，周身轻盈充满活力，好像甩掉了一半体重。这么多年的夫妻，梁玉简直成了我的连体婴。“979”也一样。我们就像年轻的朋友似的，尽情享受着女友不在身边的美妙时光。他每天睁开眼便发信息给我，倒计时我们独身的日子，告诉我他这一天的计划。最后两天，他去见了她的初恋情人，我受到启发，去见了我的前妻。
一星期以后，我去车站接梁玉。我站在出站口，忽然记起二十五年前的场景，也是这样来接她。我有种时光交错的恍惚感，甚至不确定能不能在公共场合认出她的脸。我想我只认识那个在客厅、厨房和卧室出现的她。我紧张、兴奋，一如当初。她夹在人群中出现的时候，显得很小很精致，还好我认出来了。她面色苍白，眼神明亮，长头发扎成马尾，胸前别着一枚金属徽章，有一种陌生的性感。我接过她的行李，我们像两条鱼在洋流中汇合。
我向前走，觉得她一直在看着我微笑。人们看着她。人们看的是她的徽章，上面刻着“PG”——盘古公司的简称。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梁玉的胳膊伸进我的臂弯。我想起二十五年前，她第一次从老家追过来见我，那时我还没离婚。我没来接她，因为前妻已经开始怀疑我，而我还没有做好准备。但是我想，今天也许就是二十五年前的那一天。我总是要接她的，她也总是会抛弃我一次，该还的总是要还，我替梁玉，也替前妻还。
果然，梁玉终于说：“他们要我了。”我迟迟不问，就是不想听见这个结果。她的表情，和当初我终于答应娶她时的表情一模一样。
“你都不祝贺我吗？”她说。
“你都不能生，他们要你做什么？”我恶毒地说。
“可是，我有钱。”她说，“他们需要钱。年轻人没有钱，也没有经验。”
“什么经验？外星移民的经验？”
这时“979”发信息来，说他的妻子也通过了。
梁玉没再说话。
此后梁玉每星期去上海集训，为期两天。我只去火车站送她，去火车站接她。我一次次地回忆起过去，她每周六从大连坐火车来，待一晚上便回去。我有时找不到借口走开，便不去送她。现在她也说，不送也可以，反正我无事可做。这样分开、重逢、再分开、再重逢，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比二十五年前强烈得多。那时我只是被夹在两个女人之间而已，可现在我却是主动爱上了她。你没法不爱上一个要去火星的女人。“盘古计划”像一个光环围绕着她，她像手捏净瓶的菩萨。夜里我时常醒来，把她从床的另一侧拉过来，搂进怀里，抚摸她依旧光滑的身体，不带一点欲望。
前妻又发过几次信息约我见面，我没去。后来我闲极无聊，点开她的对话框，发现她已经将我删掉了。
那是一个黄昏，电视开着，梁玉坐在她最喜欢的那把餐椅上，我坐在我的躺椅上。她忽然喊我：“快看，德安，快来看。”电视音量调大了。我从昏昏欲睡中惊醒，立刻坐直身子，梁玉通常喊我“老周”，这时我尽可以忽略她，继续陶醉在睡与醒的模糊地带，那是生死边界般幽暗神秘、令人着迷的所在。她会转而去忙其他，忽略掉我的忽视。只有当大事发生时，她才会叫“德安”，这些年她极少这样叫我，我们生命的河流已渐渐接近入海口，水流越来越平缓。
电视上是关于火星移民的广告，盘古公司的。我“哦”了一声，表示看到了，便向躺椅深处靠去。跟了我三十年以后，这把躺椅已与我的身体完全贴合，不论以何种姿势待在里面它都能让我舒服得如同死去。
梁玉把我拖起来，我换了认真的表情，等待她的长篇大论。
可是她一手拖着我的胳膊，眼睛在房子里看了一圈，缓缓地说：“地球就像一个住了一辈子的家，到处都塞得满满的。”
没有错，我跟着她的目光看过去，书架、餐桌、茶几上全是东西。过道上摆了一把按摩椅和一只纸箱，卧室门口有一台跑步机，大概有十年没开过，但是像其他的东西一样，也不会有人丢掉它。它们就像我和梁玉，无用，但又要在这世上继续待下去。
“对的。”我又躺进去。她已经走了，进入别的房间。这里的每一扇门后都是一个洞穴，我们像两只老兽栖居其中，我挺享受这种感觉。孩子早已离家，长辈们死去，朋友都同我们相仿，没有对照，时间停滞不前，早上刮胡子，我确认自己没有比前一天更老。也许存在一种侥幸，时间把我们遗忘了，它不一定能照看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即使不是永远，至少它有可能遗忘一段时间。
那句话里，我忽视了前面的“地球就像”四个字。我忽视了她与我不同，这种不同年轻时便在了，只是我早已习惯分歧，所以忘记了它的存在。
梁玉决定去火星。
第一次我陪她到营地大门，可是他们不许家属参观，只让志愿者进。我发现有几个来者与我同龄，甚至还有不少比我更老，当然更多的是年轻人，我原以为梁玉会是志愿者里唯一的老年人。返程的火车上，邻座男人很眼熟，我想起在营地见过他。我们聊起来，我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动机，花费天文数字，买一个死在异星球的机会——甚至有可能死在飞船上，尸体直接丢进太空，永远游荡下去，中国人所谓游魂，用在这里再恰切不过。“979”说，他们只是想重新开始。那时他还显得很豁达，是因为笃定他的妻子不会被录取。
我看了合同，有六百六十页，我和梁玉细细地读了前四百页，后面的我们再也读不下去了，梁玉直接翻到最后签了字，用黑色的签字笔熟练地写上她的名字，像签一份健身房会员协议。我也签了，儿子家兴也签了，他特意从国外回来签这个字。
“你们在火星会不会有火星名字？”他说。
“现在有编号。我是A9701，A是国籍代号，数字按照报名顺序排列。”
“有这么多人？”
“我们这个营有五百人，据说还有另外五十个营。但是也不一定，有人说盘古公司夸大了数字。”
“夸大与否，他们也已经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了。”
他们俩聊得很热闹，家兴不停提问，梁玉回答了所有保密协议以外的问题。他一定没有劝过她，我当然是失策了。他也许打心底里恨她，巴不得她从地球上消失，虽然从表面上看，他们就像一对真正的母子。我后悔叫他回来。我应该自己和她谈的，坦诚地，如同当年她追我一样勇敢。我如今才知道，承认对一个人的依恋是多么难的事。
我踱到阳台上去，点了烟。梁玉一定看见了，可她没喊我。所有人都知道我戒烟十年了，可是她现在不管我了。烟头一红一红地在对面的玻璃上明灭，玻璃里面就好像有另一个家，那个家里梁玉和家兴都在笑，她拍他的头，他由着她拍。我刚才错了，他们是相爱的。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怎样做母亲，即使是继母。也许，假如她自己能生育，她和家兴的关系就不会这么要好了。我知道我前几天接站时说的那句话有多残忍。现在向她道歉还来得及吗？向她道歉，说我从来没介意过她不能生育这回事。其实，当然，这是假的，我介意过，大家都介意不能生育的女人。如今我更加这样想：假如她有亲生骨肉在这里，在地球上，她就一定不会想去火星了。
但是生育的话题还是不谈为好。
他们还在聊，梁玉在比画，打手势，说的是火星的样子？将来的家？盘古公司给他们画的大饼？她从来没对我讲过这些。家兴一脸兴奋，也许他被说动了。他也要走了？以他的专业和年龄，申请一定更容易通过。
我一支一支地抽，尼古丁的味道很臭，让我恶心。可是梁玉由着我这样抽，不管我的死活。也许她只是想在最后一年同我好好的。她明显温柔了，我们还是不大说话，但她总叫我“德安”，在发这两个音节的时候她像个小姑娘。可是更有可能，她在练习着抛弃我，就像她练习着抛弃地球一样。她在营地学习的那些技能都是为了这个。她连地球都不要了，我不过是垃圾中的垃圾。
家兴去他妈妈那里过夜，然后赶明日一早的飞机回北京。他站起来抱抱她，亲她的头发。他喊我前妻妈妈，喊梁玉妈，是他自己定的。一种奇特的技能，他打小就能游刃有余地游走于她们两个之间，从中获益，一点负担也没有，尤其我前妻是那样一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可是他说她们都一样。
好在，他只是觉得去火星很好，他支持梁玉，不想劝阻她，而他自己并没有这个打算。大概率是舍不得他那些女朋友们，我想。前妻有一句话倒是对的：他像我一样招女人。也不对，他远胜于我。
“梁玉！”我大声喊着，拍着门，没有声音，我用力砸门，还是没有一点声音。我害怕了，去楼下叫来服务员。他在柜台上睡着了，很不高兴，哗啦啦摇着钥匙。门一开我冲进去，梁玉坐在床边，还是我走时的姿势。她一直看着我走过来，一动不动。我这才发现她双目空洞失焦。
我抓着她的肩膀晃：“梁玉，是我，德安。火车要开了。”
她终于有了反应，瞳孔活过来，像死鱼翻了个身。
“你回来了？”她说，“我等了你很久，你没回来，我睡着了。”
我看看床铺，床单和两只枕头整整齐齐，没有一丝皱纹。
“我们该走了，”我把行李都挂到肩上，“火车要开了。”
“你去了很久。”
“嗯，不好找。”
我走在前面，她拖住我，我回过头，她嘴巴动了动。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放下了。”我说。回旅馆的路上我想了很久，想出来这三个字。
火车一启动我就睡着了，我一夜没合眼，跑了十几里路，抱着包袱到处找。我睡得不好，不停地做梦，梦里还是在找，一手拖着锄头，一手抱着包袱。医院的人说，我该往城南去，那里有个小山包，有人把死掉的女孩扔在山上。我在路上买了锄头，打算挖个坑把她埋进去，不用很深，但至少野狗野猫不能轻易地把她刨出来。我一直往南往南，走得两只脚上的泡都破了，天渐渐亮起来，可是我还没找到小山包。火车就要开了，我听见它拉响了汽笛，列车员吹响哨子，梁玉坐在车厢里望着我，家兴坐在她对面，我急了，挥着锄头就在路边挖起来，忽然有人抓住我的手，说不能挖，夭折的孩子不能埋进土里，对活着的孩子不好，她会带走活着的那个孩子。我认得他，他是医院的清洁工，就是他告诉我小山包的事。我推开他继续挖，他忽然抢过孩子，用力一丢，我看着我的外套在空中散开，接着是梁玉的衬衫和背心，接着是孩子白晃晃的身体，我眼睁睁看着她掉进一条河里，水面立即吞没了她，像一只野兽漆黑的大嘴张开又立即合上，连骨头都不用吐出来。
我一急便醒了。
“怎么了？”梁玉问。
“没事。”我说，“做了个梦。”
“你一直说梦话。”
“我说什么了？”
“没听清。”
我们没再说话。我以为她会问我孩子放哪儿了，但她没有，幸好没有。大概因为旁边坐满了人。有人不停地瞥过来。我想好了，到家以后她问起来的话，我要怎样回答。
我趴在桌上想再眯一会儿，太疲倦了，头像一面鼓似的紧绷绷，绷得眼睛疼。这时我听见有人说：“也是来看病的？”
我知道是坐在对面的女人，和梁玉一排，两只眼睛生得很开。我知道她正盯住我，却在和梁玉说话。
“回去了？”
我知道梁玉点了一下头，又点了一下头。
“没治好？”
她们有可能就这么聊起来了，眼睛生得很开的女人可能也有一个生病的孩子，可能也在这所医院，可能也是先天性心脏病。全国有心脏病的孩子都到这来看。
女人就是这样的。
我猛地抬起头，看到梁玉错愕的神情。我醒得正是时候，她的嘴张得就像一口打开的泉眼。现在她只好堵上了。我的神情一定是可怕的，我两天两夜没合眼，没刮胡子，半个月没洗澡换衣服。梁玉也是，可是她毕竟哭过。她是可以哭的，想怎么哭就怎么哭。可我的眼干得要着火了。那个女人也闭了嘴。
我一直看着窗外，没有再睡着，也没人再说话。到家时是傍晚，微蒙的天光仿若黎明。火车像从一个黎明驶入另一个黎明。明亮的灯光把车窗变成镜子，我和梁玉脸对脸坐在里面，看上去很要好。
“我离婚了。”“979”说。我没想到他会特意跑来找我。
这是第五次集训期间。我们的妻子在同一个营地，梁玉说她常常见到“979”的妻子。我遵照她的要求不再送她到上海，只去火车站接送。我们还是没有聊这件事。我没有告诉她我有多么不想她离开，还有我那迟来的爱意，随着最后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发觉自己越来越爱她。我不确定我过去有没有爱过她，就像我不确定我有没有爱过前妻。我想男人通常是这样。只是在争夺我的战争中，她胜出了。女人就是这样，她们总有用不完的爱。梁玉显然比我的前妻更冷静、更坚定、更能忍受痛苦和等待。我顺从了她，和妻子离了婚，和她结婚，我们生了一个女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虽然人们已经在着手移民火星了，可是他们还是没能在产检中查出她的病。我们各自的家族都没有心脏病史，没人知道为什么。
“已经离了吗？”我很吃惊地说。他提过这个念头，我以为只是气话。我以为他们很相爱。
他灌了一口酒。他是山东人。
我没料到他会跑来，人到这个年纪不可能再有新朋友。他一定觉得没法对其他人说。人们对于火星志愿者的看法两极分化，几乎没有中立态度。
“我向法院提了离婚诉讼，判决这两天就会下来。律师说会赢。”
“可是……”
“我想协议离婚她不同意，我只能起诉。”
我似乎明白了：“你想逼她留下？”
他把剩下的酒倒进嘴里，辣得龇牙咧嘴。
“孩子们天天和我吵，要我劝她。他们不敢和她吵，再说吵也没用，都知道她的脾气。”
“你们钱够吗？”
“当然是因为钱。”他说，“她卖了学校。你们呢？”
“当初她买了两只股票。”
“什么时候？”
“可能，二十二年前吧。”
其实我记得，不需要“可能”。我当然记得，二十二年前女儿三岁。
“什么股票？等等，我想想……盘古上市那年？”
“对。不然我们绝对负担不起这笔钱。”
“你老婆很有眼光。当初听说这个公司，我以为是个笑话。股票大赚了吧？”
“都卖了，去年。”
“可惜了。”
“没什么可惜的。不然她去不成。”
“你赞同？”
“不赞同。”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不然还能怎样？我从来没说服过她。”
我发现我们亲热时，她再也没有要求我采取措施。她摘掉我的套子，说“用不着了”，我以为她想再次怀孕。失去一个孩子再要另一个，当然是这样的。可她一直没有怀上。
“你说她们为什么去？”
“据说，报名的人有三分之二是女性。”
“他们也确实需要女人。开荒需要人口。”
“开荒。”我重复这个词。
他把酒瓶控干，全倒进他的杯子。我的还未动，他并不劝我。
“我问过她。她说，想去个新地方重新开始。我说我可以陪你去海南、泰国，大家都去那里养老。北极也行。移民也行，哪里都行。”他说。
“她怎么说？”
“她说地球不行了，到处是垃圾。地球快被糟蹋完了。我说我从来不知道你这么环保。”
他笑，一仰头把酒干了。我看着他等他说完。他磨磨蹭蹭地吃着菜。再抬头看我时，眼神明显醉了。
“她说，不是那个垃圾，是记忆垃圾。”“979”说。
后来我才知道，梁玉去医院戴了环。事情已经过去了两年多，我之所以才发现，是因为我其实并不想她怀孕，女儿的死让我心生恐惧，况且，我很清楚，她如果自己有孩子就不会对家兴这么好了。
我买了个老式日历，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便是撕掉一页，用力团成球丢进垃圾桶。等全部撕完，就是梁玉离开的日子了。这个比手机和手表上的日期都好，捏在手里有充实的质感。我常常揉搓那些剩下的时光，它们在手心发出沙沙的声响。现在，我和她还剩下薄薄的一小叠，一根手指那么粗的厚度。我想如果不是生在这个年代，如果不是因为什么都电子化了，摸不到了，她也许就不会想走，我们就可以白头偕老，直到有人先离开——不是离开地球，只是离开人世。
“德安。”梁玉在叫我，我转过身去，看见她站在厨房门里，门框像相框一样镶嵌着她，我一时有些恍惚，想起我去她的学校讲课，下了课，她在后面喊我——“周老师。”
“什么事？同学？”我说。
她的眼睛吃惊地瞪圆了，她向我走过来，从客厅与厨房的交界处——就像从宇航飞船上走下来——我想她终于从火星回来了，我活着等到了她。
“德安？”她抓着我惊慌地说，“你叫我什么？”
“我叫你什么？”我重复她的话。
“你叫我同学？”
“我怎么会这么叫？”
“你真的叫我同学了。二十五年前你就是这样转过身，对我说：‘什么事？同学？’”
“你肯定听错了。”我说。
她父母知道了我们的事，都不同意，她跑出来了。那年她刚毕业，没找到工作，一点钱也没有。这些都是我后来知道的。她跑出来，用身上剩下的钱买了火车票，跑到我这里来。我没有接她的电话。那天晚上的事我也记得一清二楚：家兴和他妈妈海岛旅行结束，我去机场接他们回家。他们错把放有冬装的行李箱托运了，我到的时候，母子两人一身夏装，抱着胳膊瑟瑟发抖，还冲我傻笑。前妻晒得很黑，胸前晒出一道分界线，但她黑了反而好看些，有异域风情，不会那么苍白，白得刻薄。
“德安？”是梁玉在叫我。
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记起这些久远的细节。我从来不知道我记得这些，甚至记得她裙子的花纹，暗红色的，一个一个的圆圈互相嵌套。
“我没事。”我对梁玉说，“刚才可能有点恍惚。”
“也可能是我听错了。”她扶我坐下，小心翼翼，就好像我已经七老八十了。她看上去却格外年轻，黑了，瘦了，皮肤紧绷有弹性。也许是因为集训，因为那些体能训练和基础物理课。还有，再有三个月她们将启程，远赴一颗新的行星，成为未来的一整个文明的母亲们，这么伟大的事能让任何一个人返老还童。他们可以重新开始，人类可以重新开始，抛弃所有伤痕累累堆满垃圾的过去。我嫉妒她。
不，她没有听错，我就是喊的“同学”。
当时她曾经多么喜欢这个称呼，我们亲热的时候，她要我一遍遍地这样喊她，用力地大声地喊：“同学！”“梁同学！”
“嗯，我有事告诉你。”说完她停了片刻。
我等着。
“他们说，我还可以生育。”
我等着她的解释。
“他们有一些那样的技术，不便于公开的，至少不能在地球上使用。”
地球上、火星上，听起来更像人间和天界。
“所以，到了那里就可以摆脱地球法律了。”我说。
“文明初建期是可以破格的。”
我用力挥挥手，想赶走什么。
“你会结婚吗？”
话一出口，我立刻明白这句话不该问，她们那里也许没有结婚这回事。
“我们会携带一些胚胎，也鼓励自然受精。”
“所以，你会结婚吗？”
“我想，我可能会再生育。”
“你会不会结婚？”
她没有被我的声音吓到，她不是二三十岁了，我想，经过这些年，她已经克服了我，也顺带克服了所有的男性，在新的星球上，男人是什么？
“考虑到人口增长的效率，不会产生家庭，有些像母系氏族的样子。”她解释道。
我又使劲挥手，我想要赶走的就是这种态度，它令我气愤。
她抓住我的两只手，温柔而坚决地把它们按在躺椅的把手上。
我想象不到那是什么样子，我所知道的关系只有家庭和婚姻，我所能联想到的只有一个很不好的词，我不想再聊下去了，今天从一开始就是不对的。
“你想到哪里去了？不要侮辱我。”她捏疼了我的手。
我们不知从何时开始有默契的，三十岁？四十岁？也许只是近两年的事。一开始我们总是吵架，有过那么一段时间，我非常懊悔，觉得上了当，觉得不过是从一个泥潭跳进另一个泥潭里。可是更糟，两个泥潭一起吞没了我。
她很有力气。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力气的？也许从不断地抱着女儿看病开始，也许只是最近半年，集训的结果。
她好像变成了男人，我则成了女人。也许只是年龄的缘故，年龄让我们调换了性别。
“德安，”她说，“我想去看看家宁。”
她没去过，这些年都是我去。刚开始，每年的清明和祭日，她都让我去，我坐高铁到北京站，再坐地铁到医院，靠在医院门口吸完半盒烟，便回到火车站，在那里坐一个下午。
我想起当年那个梦。我用梁玉的睡衣裹着她，外面包上我的外套，搂在怀里，换了一辆又一辆公交车，她像红孩儿一样越来越沉。我把她放进了水里。他们说不能埋。那里是一条河，我实在走不动了，我看见一条河，梁玉还在等着我，家兴也在等着我。
回来以后，我妈问起来，也说幸好没有埋。可是梁玉还是没有再生下孩子，她每年都会小产。
他们说她不能去看她，不然还是会小产。我告诉梁玉我在一棵枣树下埋了她，在树上刻了她的名字——周家宁。她每年都问我，那棵枣树多大了，有没有结枣子。
我听说，即使是那个我当年没有找到的小山包，也已经被开发成景区了。
我知道那不是梦，虽然它看起来非常像梦，像一串串的梦，漆黑的夜，我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从一个梦闯进另一个，永无止境。我绝望了。
再后来我们就避孕了。
这些天我越来越频繁地想起往事，我记得那只锄头的手感，火车上对面女人的眼睛，我们到家后家兴惺忪的睡眼；还有，我把家宁放到水里时，她的手好像掉出来，碰了我一下——也许只是我的错觉。
“家宁。”我说，“家宁。”
“我想去看她，在我离开之前。”
她要处理“后事”了，这么快吗？是我太慢了，我应该忘得快一些，最好先把梁玉忘了。
我摇着头。去不了。
“你反正还会有孩子，不差这一个。”我说。这是我最后的奋力一击。
她不理睬我的恶毒。“我要去，德安，不然永远没有机会了。”
从什么时候起，我伤不了她了？
“我不记得那个地方了，我最近记忆力不大好。我老了。”
“德安，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我知道那个小山不在了。”
“那我们还去干什么？”
“那条河还在。”
我猛地抬起头来，她的脸在我眼前晃动。
“咱妈说的，”梁玉说，“她去世那天夜里把我单独叫进去，你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我妈去世那天的事我全记得，我还记得，我们连夜把她运到老家的坟地里，挖土机挖出一条碗口粗的蛇。蛇跑了，大家看见一窝蛇卵，一半在土里，一半在雪里。他们说这些蛋很珍贵，让我收起来，保护好。我脱了羽绒服，跪在雪上捡，送葬的队伍停下来，哭声停止了，人们看着我把蛇蛋一颗一颗捡出来，我的姨姥姥——我妈的妹妹在一旁数：一、二、三、四、五、六。我一层层地包裹了，她接过去。哭声重新开始。我妈葬在我爸旁边，再往南是我二叔和爷爷、奶奶的坟，我和梁玉将来也要来这里。
现在那里只剩我的位子了。
“那条蛇，后来被人打死了。”我说。
“什么蛇？”
“就是挖坟挖出来的蛇。我听说它回来找它的蛋。蛋好像也弄碎了，后来很乱，姨姥姥说被人踩碎了，我羽绒服上全是蛋清蛋黄。我后来还做过噩梦，梦见大蟒蛇张着血盆大口来吃我，其实它未必有那么大，我只是心虚。”
“我不记得什么蛇。”梁玉说，“妈告诉我了，周家宁被你丢到河里了。河还在，我只是想看看那条河。”
我品味着她说的每一个字。
“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去。”她说。
“你还记得抬棺材的时候吗？妈的骨灰盒从棺材上掉下来了。他们说这不是好兆头。不过，坟地里有蛇是个好兆头。”我说。
轮到我来找“979”。我知道我只是想出去走走，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没有重重山峦环抱的城市，只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夕阳不会落入山谷，只会跌回大地的怀抱。我并不真的关心他和他的婚姻。虽然我老了，但我时不时也会有逃离的冲动，想离开我所习惯的，让我安稳度过一生的一切。我看着窗外这样想。我想我能理解梁玉，我只是恨自己没有同样的勇气。我努力地设想自己是她，火车经过一条条隧道时，我想象她正在宇宙中行驶，穹顶的一排排灯盏正是茫茫行程中的星河，这样的孤独感会让人彻底忘却，自己所有的幸福与不幸。
在出站口，“979”身边站着一个女人。
“我妻子。”他向我介绍。
我错愕了一下，没想到他们会一起来。我握住她伸过来的手，她的手指很软。
女人开车，她丈夫和我坐在后座。我不知怎么开口。
她先说话了，“我们没离婚。”她的侧脸在后视镜里对我说，安慰似的。
我冲着镜子笑笑。“还去吗？”我问。
她说：“不去了。不过听说再等几年，费用会降得很低。”
“她只要坚持活着就可以了。”“979”笑着说。
“孩子们需要钱，没办法，我不能太自私。”她说。
“数额真的很大。”
“有内部消息说，盘古公司的现金流出问题了。这次移民比原定计划提前了三十年，他们收取高额费用就是为了缓解资金压力。”
我看着外面被黄河流水冲击出来的大片平原，笔直向前冲去的高速公路，可惜没有太阳是雨天，玻璃上有一层白雾。我觉得轻松多了。和陌生人聊这些当然比和熟悉的人简单得多。
“我生病了，阿尔兹海默病。”我说。
“梁玉知道吗？”“979”说。
“还不知道，我谁也没告诉。”
“确诊了吗？”
“昨天确诊的。”
“她在集训？”
“对。”
“第几期了？”
“第十期。”
“你想让她留下来吗？”
“一开始反对过。”
“我挺羡慕她的。”女人说。
后视镜里她的眼睛仿佛一双年轻人的眼睛，在车站时我太紧张了，没注意到她的眼睛大而长，眼梢有一点皱纹，像金鱼的尾巴，随着她的神情散开或收拢。她发根的地方有一点发白，是染发后又长出来的。“979”的头发是灰白，白与灰掺杂，半长的，四六分。男人从来用不着掩饰自己——我忽然想起梁玉说过的这句话，大约是很久之前的话了。也许是在她三十岁时，由女孩变成女人的阶段。
“你有什么打算？”
“她还有三个月就要走了，我不打算告诉她。”
所以我才来这里，告诉陌生人这些话。
我们在他家楼下的小餐馆吃饭喝酒。雨下大了，有人站在廊檐下避雨，有人卷起裤管冲出去，空气中隐隐有下水道的气味。
“你能跟我说说你们孩子的事吗？”
我喝多了，没有喝多的话我绝不会提这种要求。我想让自己喝多，忘记礼貌和顾忌，忘记捆绑我六十五年的规则。然而我也只是提了这么一个问题而已。可是要不了多久，我就会忘记全部的规则，这正是某种意义上的返老还童、穿梭时光。
他们对视一眼。“979”明白我的意思，他一定也告诉过她。他们坐在我对面，同样的坐姿和神情，像一对真正的夫妻。我自己坐在这一边。也许是火星的事让他们好起来的，我猜测，也许火星事件之前，他们并没有这么要好，在一个陌生的星球面前，他们重新成为了一家人。
“四十多年的事了，提它做什么？”“979”说。
“四十三年。”女人说，“我那时十九岁。”
她脸色苍白，我知道这种体质，我前妻也是，喝得越多越苍白。我是相反的，我会发红，从额头红到脖颈，像一只熟透的蟹。
“979”看了看她，没阻拦。
“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我把他送走了。我自己在家里生的。”她简短地说。
“是一个租来的房子。”“979”说。
“生下来就送走了。”她说。
“为什么？有没有找过？”我说。
“我不想要。”她说。
“找过。”他说。
“你找过？”她愕然地看着他，“什么时候？”
“你报名去火星的第二天。”他说。
“为什么？”她说。
“我想你可能想看看他，在走之前。”他说。
“我永远不会想看到他。你以为他能留下我？”她说。
“他是无辜的。”
他们沉默下来，她低头啜着酒，心不在焉，像在喝茶，她的脸色白得像纸。
我有点自责。也许不该提。
“我们有过一个女儿。”我开始讲述我们那件事。
他们同时看过来。她的眼睛很亮，分辨不出是眼泪还是酒精的作用。我从未对任何人完整地讲过家宁的事，连家兴也没有。有那么些年，大约在我四十到六十岁之间，那段记忆变得非常遥远，像梦境一样虚幻，可如今它又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我讲起家宁手心的痣，她的向下生长的脚趾和指甲，和梁玉的一模一样，等她过了四十五岁，十根脚趾便会虬曲如同鸵鸟的脚爪，如同想抓住大地的树根的形状。
然后，作为回报，她讲了她的故事。人们只有交换痛苦才能减少痛苦。这个年纪的人总会有些关于痛苦的存货，不能对任何人讲的，却会在机缘巧合下，对完全陌生的人敞开心扉。
“爸，你今天已经撕过一页了。”家兴说，他打开手机让我看日期。
我扒拉了一下垃圾桶，果然看见纸球，同样大小，我是以完全相同的力度和姿势揉搓它们的，如果把它们摊开来，撕裂处的形状也会完全相同。这种自我重复的生活也许真的没什么好继续的了。所以，我才让自己得了这个病吗？这是我自己的办法，而梁玉有她的办法。
“好几回了。”我说。我把明天那页粘回去。
“不用麻烦吧，反正明天还是要撕。”他说。
他懂什么？他反正有无穷的明天。
“你替我找找药。”我说。
我把那些药藏起来了，梁玉明天就会回来，我怕我忘了藏。
家兴伸手到书柜上面，他还要踮起脚才够得到。我是不用踮脚的，我总是顺手把东西藏到这里，比如烟。除了书柜上面还有冰箱上面、吊灯上面和热水器上面，因为高。他们从来都想不到去那些地方找。
“你个矮子。”我说。
他的手在半空收回去，说：“你自己来。”
我先是发现我不踮脚也够不到了，接着发现最大程度地踮起脚尖还是够不到。家兴替我取下来。他没有像以前那样笑我，他不肯笑一个老病人。
“等我走了你自己能找到吗？”他问。
“你往里推了，你不往里推我肯定够得到。”
“我是说，你能不能记得放在这里？”
“我当然记得，今天早上我们刚去的医院。”
“你能记得家吗？”
“有导航。”
“你记得门牌吗？”
“我还不至于到那个地步。再说我都记手机里了。小区、门牌号、手机号、生日、身份证号、你的手机号，连社保号都有。”
“我想告诉妈。”
“先别。”
“先别？她下个月就走了。”
“告诉她她就不走了吗？钱难道白白丢掉？”
“告诉她她就不会走了。”
“你确定？”
“你是不是担心她知道了还是会走，所以才不说？”
我看着那些瓶子盒子，想不起来怎么吃，饭前还是饭后，每日一次、两次还是三次。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病，它的运作模式很像自我逃避和欺骗的一种，只可惜来得不够早。
“这儿，写着呢，你让医生写下来的。你还说你能自己过？”他把药箱角落里一张小小的纸卷抽出来。写得非常清楚——饭后半小时服用，一次半粒，每日两次。饭前一小时服用，一次五片，每日三次。字也工整。我想起来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医院返聘的，有可能比我还老，我怀疑她的脑子还好不好用。
“这么小的纸谁能看见？”我说。
“爸，你很爱妈。”他说。
他们这一代人才会天天把爱挂嘴上。
“你觉得妈好，还是妈妈好？”我说。
很奇怪，明明是同一个角色，这样说出来却完全不一样，他肯定明白不一样，五岁就明白，他实在比我强多了。当年前妻闹到学校去，在我上课的教室外面喊“周德安搞学生”，我被停职两年，只好在外面办培训班谋生。梁玉和她不同，但是相比之下，我更怕梁玉那副安安静静的样子。
“你也要给我出这种难题？当年妈妈问得还不够多吗？”
“梁玉有没有问过？”
“也问呀，女人嘛。”家兴老气横秋又怡然自得的样子，像是经历了许多女人。
“你有没有恨爸爸？”
“我？恨你的是妈妈。不过她现在也不恨你了，段叔叔对她挺好的。”
“你妈妈她还好吗？”
“身体还好，就是有点健忘。”家兴又说，“先别吃惊，不是你那个病，就是年纪大了罢了。我上次回家，她说幸好当年提了离婚，我没戳穿。明明是你提的，当时她开着车，你和我坐在后面，她生气把我们两个赶下去了，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那天很热，我们走散了。后来你自己跑回家的，衣服全湿透了。”
“其实是妈把我带回家的。”
“梁玉？”
“嗯，我在路边借了个手机，给她打电话。”
“你记得住她的号码？你才五岁半。”
“记得住。”
“为什么不给我打？”
“你们两个都气疯了，我不想回家，妈让我回家。那时我还叫她阿姨。后来的五六年她们两个一直抢我。”他骄傲地笑了，为自己天生的魅惑女人的能力。又说，“尤其是我八岁以后。”
我知道。他八岁那年，家宁去世的，最初的半年，梁玉把他当救命稻草，总是叫错名字，总是半夜三更到他屋里去。
“我被她们弄得生不如死，你倒是渔翁得利。”我说。
“你笨呗。你是聪明一世，遇到女人就糊涂，有两个女人爱你是多好的事？幸福比别人多一倍。”
“你以为总有那么多便宜可占？你自己的事怎样了？”
“爸爸，当年，妹妹怎么没跟着你们回来？”
我一时语塞。
“爸？”
“提这个做什么？”
“我再不问，以后可能就没机会了。”
“我暂时还不会彻底糊涂。”
“我心里其实一直对妈有愧疚。你们俩回来以后，她对我特别好，有几年我会做噩梦，梦见家宁，在梦里我把她杀了，埋在小区的秋千架底下。我带她去荡过那个秋千，我让她自己坐在上面，她摔下来了，磕破了头，那回妈揍了我，我跑了。”
“你跑到你妈妈那里去，让我们一顿好找。有两个女人爱果然是好的。”
“嗯，其实她比我妈妈脾气好。尤其家宁不见了以后。”
“不见了……”
“对我来说她就是不见了。我问你们，你们都不说。”
“嗯，我告诉你永远不要再提妹妹，就当没这个人。”
“我大概猜到了，她治不好了，你们又不能把她带回来，所以就留在北京了。”
“嗯。”
“是这样吗？”
“差不多。”
“我想知道真相，我梦见她很多次。”
“梦见什么？”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却再也没有梦见过她。
他摇头，“记不清了。小时候多，这两年少了，我想她已经投胎了。你别那种表情，我小时候就是这样想的，我在梦里告诉她让她去投胎，不要回来找我了。”
“你还说你记不清了？”
“你知道妈每天晚上都到我房间来吗？”
“每天吗？”
“嗯。她陪我睡到天亮，再回大床上去。”
我不知道。
“一直陪到我上高中寄宿。”
“到你十五岁？”
“有两床被子，而且她穿着整齐的睡衣，分体的那种，严严实实的。我们知道你不会同意。”
“你是男人。”
“所以才没告诉你。”
“我有几次起夜看到她在你屋里，她说是你做噩梦惊醒了。”
“她总是等你睡着了才去，凌晨起来就把被子叠好放进柜子。她也不只是为了我，那些年她也挺难的。”
“她有我，我这个做丈夫的。”
“我听见她蒙在被子里哭，我不太确定是梦还是真的，朦朦胧胧地，听见女人的抽泣。爸？”
“嗯？”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妹妹怎么了？”
“有什么好说的。”
“爸，妈说明天你们要去北京，看妹妹。”
“她告诉你了？”
“嗯。”
“她真是什么都和你说，你什么都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谁是她丈夫？”
“医生说你得这个病容易暴躁。但是控制一下情绪会有利于病情。”
“你是回来看我的？还是回来打探消息？”
“我回来看你和妹妹。”
“你也要去？”
“嗯，我买了三张票，明天去北京的。我们先在火车站接着妈，然后和她一起去。”
“我没打算让你去。”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爸。”
我看着他，那是一双中年男人的眼睛，我仿佛看到当年的我注视着我自己的父亲。不知道这种灵魂出窍的情形是不是老年痴呆的症状之一，我要记下来，下次去医院问清楚，要记下来的还有，换一个年轻的大夫，不要那个老的。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纸笔，这是我现在每天要努力记住的唯一的东西——带上这张纸和这支笔。手机密码我一定会忘，我的指纹已经很难使用，面容也不见得可靠，我无法依赖这些。
“我给你讲个故事。”我说。
“别逃避我的问题了，逃避了这么多年，你要躲到哪里去？”
我要躲到死亡里去。不，现在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可以逃到我的病里去。他也知道，所以他不让我逃了，作为一个退出舞台的老年人，我现在不得不面对他和他的问题，他已经不是那个比我矮半截的小孩子了。
“讲完这个故事我就回答你的问题。”
“好，一言为定。我相信你不会再骗我了。”
“我是没有那个力气了。”
他握紧我的手，嘴唇抿进去，是歉疚的表情，歉疚而坚决。
“我去上海认识的那个朋友，‘979’，是她的事。”
“嗯，他叫什么？”
“我忘了，我只记得‘979’，这个好记。”
我把他们夫妇统称为“979”，我现在说的是妻子，只是家兴听不出。他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几乎一生的时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称他们为同一个人也没有错。而且讲起来如果有不懂的地方，他就会问的，他是个爱提问的孩子。我还记得他小时候问过的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他长着一个小鸡鸡，却有两个蛋蛋。他问得最多的就是那个问题：“妹妹呢？”不论我怎么沉默，只要梁玉不在旁边，他就会问，直到我忍无可忍揍他一顿，揍得极狠，他一星期没能上学。现在他又变成了一个孩子，坐着凳子偎在我膝下，昂着脸等着故事，像一只小狗等着骨头，我又变成了那个年富力强的中年男人，世界再次属于我，不过“979”妻子讲的我记不太清楚了，只能凭着想象补充那些弄不明白的地方。没关系，这世上本来也不存在完全的事实。
这里是女“979”告诉我的故事——
那年我十八岁，上高三，跟着他从重庆去北京。他不知道我跟着他，他家里人也不知道。没人知道。我们买的是同一列火车的卧铺，但是不在一个车厢。我跟学校请了一周假，理由是我妈去世了，否则他们不会准我这么久的假，再加上我也确实讨厌我妈，我从小就讨厌她，八岁以前我的愿望是她出车祸死去，这样他的父母就可以领养我，我就可以每天和他们在一起。他比我大一岁，懂的比我多。他告诉我，没有妈妈只有爸爸的孩子也不算孤儿，不能随便领养。我也不太喜欢我爸，但不希望他死，所以在我九岁生日上，妈妈逼我许愿的时候，我忽然想出了新的愿望——和他一起去火星。我寄宿，每两周回家一趟，他们在这之前不会发现我失踪。我计划得很周密，抽走了户口本上必需的两个单页，钱也带得充足，连在北京的房子都提前租好了，离他家很近。我从小就是个思维周密的孩子，大人都说我将来会是个女科学家，和居里夫人一样。
夜里十一点的火车，我已经在车站待了一天，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兴奋而疲倦。他们以为我早上提着行李是去学校。我戴着口罩帽子，看到他们一家在人群中出现，没人发现我。那趟车人很少，我跟在最后一个乘客后面，一刻不停地盯着他，有时以为他发现我了，有时又以为他没有。上车以后，我到他的包厢去过几趟，门一直关着，什么都看不到，我给他发了信息，说：“我一直和你在一起。”我本来打算到北京安顿好一切再告诉他。可是我太兴奋了，我从来没有单独离开过家，离开家所在的城市。我坐在过道上看着黑魆魆的窗外，感觉自己像一艘进入太空的飞船，我将永恒地漂泊下去，永不返航。过道上人很少，有人经过就会看我，我的样子应该像一个乐呵呵的酒鬼。我已经两天没有合眼，吃得也少，兴奋而眩晕。他给我回了信息：“我知道。爱你。”那时我还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以为他看见我了，只是不敢出来见我。第三趟去他的包厢，是四点钟，火车正在经过一条又一条的隧道，我发现包厢的门开着，我走进去，三个床空着，他躺在下铺，面朝里睡，乱蓬蓬的头发像一只黑猫。我坐上床，他没有醒，我拉开被子，躺下来抱住他，我睡着了。我太困了，那一下忽然放松下来。后来的事我以为是梦，他脱了我的衣服……并不是很疼。可是他没有亲我，让我有点失望，我们以前常在学校银杏林里待一整节课，一直亲吻。
我没醒，我太困了，他做那件事也没有把我弄醒。只有一点点疼。我想，也许是因为第一次没有疼，所以后来我们每一次做我都很疼，疼到快四十岁才慢慢停下。我想这是对我的惩罚。列车员喊我的时候，整列车只剩我一个人。我立刻拖着行李追他们，没有，有的是另一班次的旅客，我被他们裹挟着带进北京城。
我不着急，等安顿下来我会立刻去找他。我享受着远离家的自由和兴奋。但他没再回我信息，也没接电话。我收拾好自己的地方，去他家找，发现他们不在那里，也没有人见过他们。
我还记得我在朝阳区的那间小屋，上床下桌，很小，但是很干净，刚刚装修好，还有很大的油漆味，呛得我不停地打喷嚏，只能一直开着窗。旁边那间也是一个女孩，比我大几岁，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她每天夜里都会听BBC，我在这边听得一清二楚。原本是一间房，中间用木板隔开的，她也打喷嚏，我们在走道里遇见，她跟我说多买些洋葱切开，摆在屋里会有效。
我边找他边复习，按照原来的打算，半年后我偷偷回老家参加高考，和他一起报清华大学物理专业，考试一结束我就去打工，赚学费。我不敢联系同学，怕暴露行踪，我爸妈会找来。可是我生病了，感冒、呕吐、失眠，我忍不住给一个女同学发了信息，让她帮我去找他过去的好朋友。我做好了被捉回去的准备。警察一定能定位到我的地址，我妈我爸会找来，带我回去。我其实已经想被带回去了，尤其是那天早上，隔壁女孩看到我又在洗手间吐，她笑着说：“你怎么好像怀孕了似的？”
我真的怀孕了，肚子很快像气球一样鼓起来。
前些年，我和我妈和好了，她主动找的我，她提起当年的事，说她确实去北京找过我，在胡同里，看到一个女的远远走过来，还不很显怀，但是走路外八字，明显是怀孕的姿势，蜡黄生斑的脸，明显就是个中年妇女。等近了，我妈看清我的衣服鞋子，还有我的脸，她转身就走了，回去跟我爸和我奶奶说没找到，别找了，再生一个吧，正好也怀孕了，应该是男孩。
我没把孩子打掉，有一大半是因为赌气，赌他的气，赌我爸妈的气，再说正规医院也不给我打，要我找家长来。隔壁女孩有时会主动借给我钱，说是借，她和我都知道我还不起，尊严已被我丢到一边，她伸手给我，我便伸手接住，钱、东西、食物，都不拒绝。我的时间都用来赚钱了，况且我也没有复习的心思，我不想提醒自己年龄的事，人们的目光提醒得够了。我在网上替学生做作业、教口语，或者做翻译，那时我已经平静下来，接受了现实。高考结束了，我从网上知道的，我甚至忘了这件事。天很热，我没法再穿着厚衣服遮挡肚子，几条胡同的人都知道这里住着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外地女孩，每天挺着大肚子一个人进进出出，他们习惯了，见怪不怪。我自己也习惯了。
我给我和我的女儿打算好了未来。我知道是个女儿，三个月就知道了，给我检查的大夫告诉我的，他很同情我。我学会了利用人们的同情，利用这些就和利用垃圾桶里捡来的鼠标、鞋子、盆栽月季一样，没什么不好，不用白不用，反正也是些多余的东西。房东也没有涨房租，他给考研女生涨了，给对门情侣涨了，只没给我涨，因为同情。
我打算继续做家教。刚开始就在网上做，等有了积蓄就租个房子，请个老太太来做饭，办小饭桌。我没想到这会成为我终生的工作，会办学校、当校长。我心底里那时还是觉得，等安顿下来，我总是还要高考，还要学物理的，也还要和他结婚的。
如果他不来找我，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真相，所有人都不会知道，包括那个火车上的男人——也是个年轻人，和他相差无几，他们有着同样的发型、身材和体味。这个年龄的男生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可惜那时我不懂，以为只有他是世上唯一的男人，只有他是我唯一可以与之交合的对象。
他来得可真是时候，就在我预产期前一星期。我在网上的收入还不错，赚够了住院的钱，孩子出生后的日用品也准备好了。是考研女生让他进来的，他站在过道里，我站在门里，过道很黑，门里也黑，我没开灯。我们愣了有一分钟。我终于记起有他这么一个人，终于记起来这大半年我把他忘了。人老了过去的一些细节反而会很清晰，我现在记得他拿了一只皮包，棕色的，和他的年龄不相配，应该是他爸的，他进来以后用两只手把包搂在胸前。我能感觉到他的紧张，我先笑了，问：“你家搬哪儿了？我怎么都找不着你？现在这个时代怎么还有找不着的人呢？”
他坐在皮箱上，我坐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他一来就把房间塞满了，他的头撞了两下床板。我开了灯，看清他的模样，没有任何变化。我肯定是变化很大，我从他的眼神看得出来。
“对不起。”他说。他做了很多解释，解释我们那些微妙的错过，中间穿插着很多“对不起”，他的视线不断地落在我的肚子上，又不断绕开这个话题。屋里的气氛渐渐放松，临近傍晚，太阳直射进我的房间，每天天黑前的两个小时我的房间有光照。我站起来说：“我去下点面条，你要不要吃？”
他抬手挡住阳光，说：“这么早？”
“我很容易饿。”我的手放在肚子上。其实我已经很饿了，因为不舍得离开才一直忍到现在。
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想，那张脸上此时必定再次闪过受伤的小狗般的神情。
“我跟你去。”他说。
他倚在厨房门上看我下面条，切菜，把菜叶撒进去，再撒点虾皮，补钙，汤也鲜。以前爸爸也这样下面条，他没教过我，可我就是想起来了，只爱吃这一种做法。
“真麻利。你以前在家可什么都不会，你记得吗？在我家帮我妈做饭，你把鸡蛋磕进垃圾桶，蛋壳放碗里。”他说。
“我走神了嘛。”我说。
“真像个小妈妈。”他说。
我愣了，他也愣了，我们都想起他妈以前那句玩笑，说我“真像个小妈妈”。
我盛了两碗，把皮箱摆在中间做餐桌，他坐在书堆上，我坐在椅子上，热腾腾的蒸汽覆盖着我们的眼镜。他还和以前一样，吃起面条来“吸溜吸溜”的，房间被夕阳照成粉红色，我忽然有种错觉，觉得我们已经这样过了很多年。
这时他忽然说：“孩子是谁的？”
“嗯？”
我听清了每一个字，却没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孩子是谁的？”
我对面的他的脸上，眼镜的雾气迅速消散。他又低下头，好像故意要让镜片再被熏白。
“嗯？”
他却不再说了，继续吃着，好像很饿。我放下筷子。
“怎么不吃了？”他说。
“你说什么？”我说。
“孩子……”他嗫嚅。
皮箱翻了，碗哗啦啦碎了一地，面条流到碎瓷片里。不是我掀的，虽然刚才我很想掀。大概是他不小心碰翻的。他蹲下去捡，我一把抓住他的手。
“你什么意思？”我哭了。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说了什么，即便是当时我也不一定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不是说的，是吼，边吼边哭边打，九个多月，我攒了太多力气。
来了很多人，整屋的租客都来了，考研女孩、那对情侣、离了婚独自带着女儿的妈妈。房东嘱咐过，我快要生了，要他们帮忙照应，他们是听见动静来的。那天恰好是周末，他们都在，连开夜班的出租车司机也来了，白天他通常都在屋里睡觉。我到现在都记得他们的模样、他们当天的穿着，虽然那天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那个地方，也没有再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们塞满狭窄的过道，探着头看屋内的我们，他们脸上露出犹豫不决的神情，没想好要不要采取行动。就在这时，我听到那个单亲妈妈的惊叫：“快！羊水破了。”我低下头，一股溪流从我的两腿之间涌出来，我没觉得有多疼，只是下体一下一下地抽动起来，像只发疯的猫。
去北京的火车上，家兴问了一路：“后来呢？”
“后来呢？”
我闭目假寐不睬他。问到旅程的最后，他恨恨地说：“我小时候你就是这么毒，老了也没变好些。”他从靠里面的座位钻出来，穿过过道去和梁玉坐一起。我听见梁玉说：“怎么能这么说他？”家兴说：“他讲故事，讲一半，故意不告诉我结局。”
“他现在孩子似的。”梁玉叹气，“我小时候他就这样，你记得吗？有一次我求了他三天他都不告诉我结局。”
“那个故事是他瞎编的，最后编不下去了。”家兴说。
“真是他编的？”梁玉说。
“他自己告诉我的。”家兴说。
“那这个故事也是他编的吗？”梁玉说。
“我不知道，应该不会，他不是小孩了。”家兴说。
“妈，那你还走吗？”他们的声音低下去，头凑到一起，我全神贯注地偷听，可是再没听见一个字。后来我也就真的睡着了。其实不是我不想把故事讲完，是我突然想不起来了，无论怎么用力想都想不起来。可是究竟是我忘记了，还是“979”当初没有把结局告诉我？连这我也搞不清了。我倒是可以胡乱编造一个结局，至少能自圆其说，骗骗家兴，可是我觉得一个故事无论怎样开头，又怎样发展，结尾却必须是真实的。我想我应该再问问“979”，那个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当年给了谁？现在又在哪里？他们后来是怎样又在一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