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关键之书”（一）：“有我”意味着思想的力量和情感的真诚
“关键”，原指闩门之木，字书上讲横曰关、竖曰键，二者和合戍守于宅前。这也构成了另一重想象，把门闩取下，铺陈在路上，从一个关键性的原点开始纵横交错，向广袤的天地延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关键之书”，它是我们阅读史的核心，气质鲜明的精神背景，值得涵泳的生命实感。
2024年1月，适逢中国现代文学馆第十一届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我们邀请卢桢、裴亮、余夏云、朱婧、龚自强、林云柯、臧晴、唐诗人、姜肖、赵天成十位青年学人共同开启这个话题，分享“我的‘关键之书’”。
——栏目主持人：陈泽宇
《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马尔科姆·安德鲁斯 著；张箭飞、韦照周 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10月
卢桢（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毫无疑问，是马尔科姆·安德鲁斯的《寻找如画美——英国的风景美学与旅游（1760-1800）》，我从朋友的“豆瓣”空间里发现这本书，便购入学习。书里谈的是西方的“如画美学”与文学产生和风景发现的动态联系，属于“艺术社会学”的范畴，运行其中的思维逻辑，唤醒了我对柄谷行人的《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涉及“风景之发现”内容的记忆，也直接激发我确立了“作家行旅体验与文学生成”的研究方向。
『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山室信一 著，（日本）岩波書店2002年4月26日第3刷発行
裴亮（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我博士就读于郭沫若先生的母校日本九州大学。从在日留学时期开始，我一致关注的领域之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在日本的同时代译介史，即通过梳理同时代的日本媒体、作家以及汉学家在新文学的发生、发展期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介绍、阐释和翻译等传播活动，试图还原和厘清中国现代文学如何进入日本语境、怎样被同步译介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将对中国现代文学日译史的探讨同对日本东亚观念与世界视野的变迁联系在一起考察，试图在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语境中探讨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构筑中日间同时代历史共识的中介路径的可能性，从而切入翻译与日本自身近代文化建构的理论问题，并揭示翻译与政治之间联结的复杂性。而这一问题意识与思考路径的确立，主要得益于受到日本京都大学山室信一教授所著『思想課題としてのアジア—基軸·連鎖·投企』（《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一书的启发。他所提出的“作为思想连锁回路的翻译（思想連鎖の回路としての翻訳）”为我的研究提供了经由翻译研究而理解同时代中日之间如何实现经验共振、思想共享、历史共通的具体方法。
“思想连锁”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方法，其观察的对象往往是亚洲内部的思想、历史、文化相互间连锁而成的网络、及其链接网络与网络之间的中间环节。而其研究的目的则是通过这些沟通路径、环节、因素的勾连而去建构一种亚洲地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史——东亚同时代史。这些“回路”包括诸如国际结社、留学生派遣、文学翻译、教员雇佣、出版物、殖民统治等等。其“思想连锁”视角的设定，是为了讨论伴随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建构，亚洲内部的知识、思想、文化和制度怎样在亚洲诸国间流动、交涉与互渗，从而形成了区域整体性的共通意识以及区域内部的独自性、差异性。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思想连锁”中间“环节链”或者“回路”的翻译，对于东亚近现代思想的流动、交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被压抑的现代性》，王德威 著；宋伟杰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余夏云（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对我而言，截至目前最关键的一本书是王德威教授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大约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接触到了这部书。那时候我对晚清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并有意以此为题做学位论文。我觉得这个过渡时代和我本人犹豫不决的个性有很大的相似性。作为历史中人，晚清的知识分子，从政治到文学都做了各种调试，但他们并不能预知哪个选择更好或更坏，一切都有待时间来检验。王德威教授用一种非常诗意、辩证的方式把这个“犹疑”的过程揭示出来，对我影响至深。而他行文中所出现的各种表述，如“群雌粥粥”“念兹在兹”等，也让人耳目一新。这些新的表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我今天的语言风格，成为一种无法抹除的写作烙印。
《上海摩登》，李欧梵 著；毛尖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朱婧（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我的“关键之书”是李欧梵教授的《上海摩登》。文学问题不能仅仅局限在文学本身，这本研究著作敏锐地从当下问题出发，将文学放在现代中国路线图以及社会转型、思想文化考察的思路对我的文学批评有很多启发。我的博士论文《再造上海摩登》就是以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为起点展开的。
《表意的焦虑》，陈晓明 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
龚自强（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陈晓明老师的《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在我读本科时给我的巨大冲击，至今依然难忘。在那之前，我从没有想到一本文学研究的书可以写得如此挥洒自如，如此锋芒四射，又如此具有个人化风格。多年后当我开始写文章时，我总是试图模仿这种文风，但却只是画虎不成反类犬，徒然剩下很多哀叹。此刻我觉得，这本书其实就是我的“关键之书”，因为这本书，就连中央编译出版社这个出版社也被我记得很清晰，当然该书绿色的封面也始终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如同永远的精神之光。
《逍遥游》，班宇 著，春风文艺出版社·理想国2020年5月
林云柯（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副教授）：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来说，太多了，很难选出哪一本。如果让我缩小一个范围到当下，尤其是和这次问题相关的，我会说是班宇的《逍遥游》。实际上如果不是熟人出书，我已经很久没有关注国内文学了。之所以没有说更早的《冬泳》，是因为我觉得当时多少还是有一些流量性的推动在里面，而《逍遥游》出版的时候，我可以在一个相对平静的市场舆论下看这部作品。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很多我读本科的时候热衷的那些“文学性”的东西，比如先锋派、意识流，还有虚拟批评这个当时文学青年很爱玩的文学游戏——今天的读者可能已经很难体会了。所以抱着一种复古和追忆的情思，我重新开始读当代文学，然后我发现自己确实错过很多东西，希望能够弥补回来。
《百年中国文学总系》，谢冕、孟繁华主编，1998年5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初版，2017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图为2023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重装版中孟繁华著《1978：激情岁月》一册。
臧晴（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我的“关键之书”是一套丛书——“重写文学史经典”·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包括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洪子诚《1956：百花齐放》、孟繁华《1978：激情岁月》等多册。这套书将代表性的年份为核心，重返历史场景，还原历史细节，将文学史、思想史和社会史并置，来还原文学现象背后的生态环境，使得百年文学史鲜活易读、栩栩如生。我在博士期间第一次读到了这套书，认识到什么是具有历史现场感的研究，怎样才是以问题为核心的治学方法。我开始意识到，对单个文本或作家的品评离不开具体的阐释语境，而对其群体性价值的估量更应置入历史长河中进行参照比较，即应当在纵向上追溯其发生、发展的线索，为其所呈现出的种种形态找出历史的源头，在横向上通过比较的眼光来阐释出其中的个性与问题，避免在讨论中陷入静止思考。唯有如此，研究才能做到以史带论、论从史出，呈现出文学史中复杂的文化形态和多元的书写走向。
《先锋就是自由》，谢有顺 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
唐诗人（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这种“关键之书”好像还挺多的，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关键之书”吧，就走上文学批评这条道来看，关键之书就是本科时期读到的谢有顺老师的评论集《先锋就是自由》。我本科并非文学专业，只是自己喜欢读一些当代文学作品，读到格非老师《欲望的旗帜》的时候，顺便读了附在书后面的谢有顺老师的评论《最后一个浪漫时代》，当时有惊异感，瞬间领悟了文学批评本身的魅力。随后就专门找了谢老师的批评集来看，像《先锋就是自由》《此时的事物》，大开眼界，从此有了一种理想：不写蹩脚的小说了，写评论去。为了写好评论，我先去文艺理论专业啃了三年研究生，博士又回到现当代，现在又在文艺学。所以，我对评论写作的兴趣，是对文学、对思想的兴趣，我希望评论写作能表达我自己的所思所想。
丁帆《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载《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
姜肖（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看到这个问题，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一篇刊登于2010年第1期《文学评论》的文章《关于建构百年文学史的几点意见和设想》。当时我在读本科，记得读到最后那句带着叹号的结尾时，我忽然领会到文学史研究中“有我”的魅力，“有我”意味着思想的力量和情感的真诚。后来我逐渐发现，每一位令人尊敬的人文学者笔下都“有我”，或是表现为文本兴趣，或是诉诸于述学风格，或是隐含于对史料的抉择，或是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每一次的自我周旋，每一次雾中行路后的澄澈清明。我想这是人文学者的本真性之所在，也是我的心之所向。
《喧哗与骚动》，威廉·福克纳 著；李文俊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1月
赵天成（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讲师）：我知道这里更适合说一部深刻的学术书籍，但我还是想尊重记忆。回想起来，确实有过所谓人生选择的路口，大概是在我的本科时代。无所事事的时光里，读到了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本，绿色封皮，封面暗影中有一些尖顶的房子，仿佛能听到钟声。当时的阅读感受，就如看到封面的感受，又遥远又熟悉，青春的烦闷躁动，无声中获得了安顿。李文俊的长序和译注，也让我获益很多。可以说，《喧哗与骚动》让我同时领略到了文学的魅力、翻译的魅力和阐释的魅力，也让我意识到文学世界里可以做很多有意思也有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