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杜宇，陕西人，日本东京某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夏目漱石的小说代表作《心》。本篇系小说处女作。

导 读

90 后的女儿和 60 后的父亲将会是怎样的关系和父女形象？代际突显的标题背后涌动的是年轻一代女儿扎心的记忆，是对潦倒无能的父亲刻骨铭心的恨与爱。

90后的女儿和60后的父亲

杜 宇

上

父亲总是不在家。

在我们村里，男人不出门找点活计做，是件很可耻的事。所以情况经常是，在我睡醒时，父亲就已经不在了。他终日出门游荡在村子里，像一股风，在街巷中吹来吹去，哪里有动静，哪里就有他。哪里人多哪里肯定会有他。

小商贩叫卖的吆喝声，总是如同海浪一般，顺着村子中心的十字街，一波一波穿过胡同和院墙，传到村中的角角落落。妇女们坐在墙根，一边做着手里的针线活，一边支棱着耳朵听，酱油、醋、香油和豆瓣酱，头绳、袜子和裤头，哪样是自家需要添置的，哪样不需要，这都是过日子顶重要的。那吆喝声浑厚犹如鼓，激荡着下学后三心二意的娃娃们，各不甘人后地跑出去看热闹。而父亲，早已从那一声声诱人的吆喝声中回到了现实的家，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推开了破旧的屋门，在母亲陪嫁的樟木箱子上放上一些不花钱的小玩意儿，随后两袖一捋又走了。傍晚间，父亲又请来村东头那个神神道道的算命人，两个人喝酒吃菜，称兄道弟，屁股都不抬一下，既喝就喝到大半夜，杯盘狼藉，半夜到了人家告辞了，他却并不睡，又一甩袖子，吊儿郎当着跟客人的脚跟重新到村子里，在寂静的街上晃来晃去，就像村里一个没有家的魂。

这就是大我二十几岁的父亲。

他常去大槐树底下跟抽旱烟的老人打花牌，又总是呛得自己直咳嗽；和丈夫外出的婆娘们打麻将，发生口角后，都由母亲出面迎战那家的人。村里的红白事，父亲殷勤十分，从来没有落过一次，买菜待客，样样腿勤不含糊。逢年过节，人家杀猪了，他是第一个买到猪大肠的人。他没像其他在外忙碌的男人那样因提前招呼一声才买到，只是屠户住的离我家近，人家动刀的时候一喊他，他就热情地去帮一把手，刮猪毛，烧热水，提猪腿，递屠刀。自然呢，最后父亲买到的猪大肠，多得像屠户送给村主任家的礼。父亲把猪大肠捧回家里交给母亲又出门晃荡了。其他人家在置办年货准备团圆过年时，母亲就得在院子里一寸一寸、翻来覆去洗那猪肠子。那装肠子的盆，仿佛大得不着边。母亲在小板凳上坐了一下午，傍晚时候直了直腰，只见她“呸”一声，把一口浓痰吐进了卡在小腿下的不锈钢大盆里，又如梦初醒般，掬起手掌把痰舀起甩出去。

父亲如飘魂一样在外游荡着，在家的时间少得如一个手掌捧着一粒芝麻样，而在外的时间却多得仿佛一片戈壁捧着一个河滩的沙。我知道，是全村的街道把父亲的人生吃掉了，是全村的闲人把父亲的时间吃光了。

父亲总也不换衣服。一是他不爱换，二是他没有可换的。在我的记忆中，他总是在冬天裹着一件手工厚袄子，连罩衣也不穿；大夏天，他光着膀子，把一件黑色的圆领汗衫儿，捋成一股鞭，左肩一甩，右肩一甩，像牛尾巴似的忽闪忽闪地扬来扬去。父亲是眯眯眼，留着小平头，身子又瘦又单薄，下半身吊搭着半截裤，上半身随意地把汗衫搭在肩膀哪一端，走起路来却比谁都灵活而自如，活像一个老练的挑山工，挑着一个永远不会落地的俗世的担。可是这个担子又是很轻很空的，父亲挑着一晃一晃就无影无踪了。

父亲终于有了儿子了，可父亲还是那个人，一点也没变。反而圆润的母亲很快变得干瘦起来了。仿佛她是被一口气吹大后，又被一口一口吸瘪着。在她皴黑的脸颊上，长满了更黑的斑，像麻雀屎粘在脸蛋上。还是坐在那个小凳上，母亲抱着怀里的弟，把饱胀的乳头往弟的嘴里塞，一边说道：“我的儿啊，你快吃，吃了你好长大大。”然而这母子刚一对上眼，弟弟的嘴就咧到另一边。母亲耐着性子三番五次地将奶子朝着弟弟嘴里塞，她的奶水总如瞄不准的箭，最后都一滴滴射落在了土地这面靶子上。

有时候，母亲一边对我嘱咐着什么事，一边把她的奶头往衣服里装。她的奶水在抖动中滴滴答答，雀跃着从衬衣渗出来，然后晕开去，就像那没有拧紧的水龙头。我愣愣地站在那里望着奶晕舍不得走。这时母亲会抬抬怀里的弟，突然右脚狠狠一跺说：

“快去把你爸那驴日的寻回来！”

我身子一颤，像掉了魂似的跑掉了。

我去找父亲。村东村西找，南岸子、北岸子，整个村子都找遍了，可我还是找不到。可我这样找寻着，就把自己给找丢了。沿着寻找的路，我越走越远，直至出了村。后来我遇到了一个叔叔，叔叔认识爸，我就问他我爸在哪里。这个叔叔平时喜欢我，以前还跟我一起在十字街口新修好的水泥马路上玩过堵围墙游戏呢——他让我像猴子一样缠在他身上，背起我，把我架在他的脖子上，像抬着轿子一颠一颠的，从村子的东头晃到西头去。我得意极了，骑在他身上，就能看到每家每户的房顶子。风呼呼地吹，我看得那么远，远得好像能看到另外一个世界了。一路上，叔叔不停地问：“你爸叫啥？”我回答：“叫爸！”叔叔说：“不对不对，你再说。”我又说：“那叫我爸！”叔叔急起来：“不对不对，以后你要叫你爸——牛娃。”他教了我一路，等我学会了，便把我送回到我家的平房前。我用两只手抱紧叔叔的脖子，我喜欢被人架在脖子上的感觉，架在脖子上我就看到村子外面的世界了。到了我家门前，我被从脖子上卸下来，叔叔说喊你爸出来接你呀，我便扯着嗓子喊：“牛娃！牛娃！出来接你娃！”父亲被女儿叫了小名儿，却并不生恼火，只见他不慌不忙从屋子里走出来，把他肩膀上的汗衫换个肩，便从叔叔手里接过我，将我拉到他身边，然后教我道：

“快叫你利和大大（我们管叔叔叫大大）。”

父亲做什么事情都是半截子。他跟大伯分家时，把大大的老院子让给了大伯，自己却在老村旁边的新庄子里，购置了一块要填埋的狭巷宅基地。那块宅地原先是坑塘，满是野草和飞虫，村子发展起来后，又布满了垃圾和泥水。村里的青年都一天天地长大了，要成家生子了。这一个巷道被分给了五户人家，没有统一的规划，也不分先后，谁家盖房谁家就去填埋。在母亲的再三敦促下，父亲终于填上土，打上了地基盖了三间房。然而却是不围院墙，不修门楼的。有了这房子，他拍拍裤子上的土，就又出去打牌了。盖房用剩下的边角料，砖头、石块、水泥包，就都堆在墙边房檐下。一遇暴雨天，街道变得坑坑洼洼、汪汪洋洋，大雨小雨聚集着，盘寻着更低的坑塘奔流着。我家院子的土，刚刚被夯实，现在却又被水浸泡融化了，汇集着漂流过来的杂草和垃圾，黄黄浑浑，溜滑不断地向我家两边的坑塘里涌。

我感到有水在侵蚀我家的墙，一点点地带走我的人生和世界。

我觉得我仿佛独自生活在一个孤岛上，大海在奔腾。

母亲又一次叫我出去把父亲找回来。我看着外面的浑水一点点涌进院，水位越来越高像是海，我们家像一个小岛要沉没在大海里边了。我面对大海后退着，胆怯犹豫着，尤其舍不得让浑黄的海水弄脏母亲给我做的新鞋子。母亲一个劲地催促我去找父亲，我只好急中生智，跑到墙根下抱来没用完的砖，向前走一步，铺下一块砖。有时候抱的是碎砖头，那就不得不铺上两块或三块。可我太小了，动作慢，一次最多只能抱起三五块的碎砖头。每当我返回墙根下，抱起砖块时，母亲都透过窗户忧伤地问：“你爸寻回来了没？”

我老实听话地说：“还没呢。”

我又去铺着路。又回来搬砖头。母亲在里屋又抬起了头：“你爸寻回来了没？”我依旧回答道：“还没呢。”经此几番后，母亲终于叹了一口气，说：“算了，让那驴日的死到外面吧。”于是我就把抱起来的砖又放下，觉得有点可惜，因为寻父的路，才刚刚铺好不到一半呢。

又一次，我家加盖二层楼，上梁那一天，亲戚们都来祝贺盖了楼。我跟着表哥们爬到房顶去，却在下来时，一脚踩了空，从楼顶摔下，头痛欲裂，一会儿就昏睡过去了。“哎呀！咋把我娃跌了呢，快去叫牛娃！”是姑妈的尖叫惊醒了我。“完了完了，我爬高上低了，我妈肯定要打死我。”我这么想着哭起来，哭着哭着就掉转了头，把一张委屈的小脸埋进瓦砾之中。

这时父亲不知从何处跑回来，他抱起我慌慌向外走。亲戚们像浪潮一样围涌来。母亲一边骂我不让人省心，一边要求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检查看。可我一被父亲抱起，听着父亲心脏那温暖的跳动，就一点不想再撕心裂肺去哭了。父亲温柔地把我抱到十字街口上，那里围着好多人，都三言两语问候着我。父亲看我不哭了，问我还疼不。我带着余留的哭腔轻声说：“不疼了。”父亲说：“那爸给你买个脆皮冰激凌！”我便高兴极了，甚至忘记了自己从房上摔下的事。

母亲总是骂父亲，骂他跟人不一样。她说父亲是闲人大包，晃来晃去不像大男人。父亲喜欢跟村里的傻子玩，那个傻子明明有个聪明的哥，但是家里没人去管他。父亲一会儿去捉弄那傻子，一会儿又给傻子送东西吃。母亲一看见就说：“真是啥人寻啥人。”父亲听了麻搭着眼，恨巴巴地瞪母亲，似乎强忍着怒，但也终究不是一座活火山，只是放不响的炮，刺溜一声怨气也就全都消散了。

可就是这样一位温柔又软弱的父亲，日后却在女儿的反叛中全面爆发了。

下

今天父亲也守在家里。

我从厕所出来那一刻，正好碰到父亲突然抬起的视线在看我。刹那间，他向右边扭过去，又迅速把头低下了。他的身后是液晶电视屏，有一面白茫茫的图像在闪着。我喜欢浓眉大眼的人，可父亲却偏偏小眼睛，又是半截眉，身高和一般女人差不多，坐在凉椅沙发上，就几乎淹没不见了。要不是上身那个巧妙的身躯弯，我不仅看不到他，而且更不会看到他那腾飞的眉，仿佛一对信心满满、展翅高飞的鸽子突然降落在他的额门上，使他的眼睛被衬托得空洞又伤感。

于是我便大声问，你咋了？

父亲下巴压着喉咙低声答，没咋的。

然后他继续拿着手机，坐在客厅的凉椅上，手指点拨着手机屏。我若无其事地抬起手，关了厕所门外的灯开关，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我的房间在走廊尽头上，进到屋里我仿佛进入了幽深的黑暗里，从心底涌出一股十分难受的滋味。

我知道我没能满足父亲的期许和希望。

那天父亲喝醉了酒，并且打了我。这是他第二次把耳光掴在我脸上。第一次是在我上中学时，某天傍晚我放学回家，父亲和母亲在卧室里打了架。我书包没放定，就进去劝阻他们俩。可母亲把我赶了出来，还反锁了主卧的门。我坐在客厅靠墙的凉椅上，他们卧室的房门正好镶在对面墙壁间。我一遍遍听着从房间传来的母亲的号啕声，又一遍遍听到号啕声中的巴掌声，浑身瑟缩着，使我又想起来刚才在卧室看到的满屋凌乱了。那把老剪刀，母亲的两手攥着它。还有一根旧皮带，父亲的右手提着它。他们两个扭打在一起，像村里扭在一起半伸半弯的那两棵老槐树。母亲的鼻子流着血，从背后抱着父亲阻止他发力，却又不知怎么被父亲甩到了墙边去。在那墙下边，扔着一地被剪成片状、很少洗的白衬衣。而那衬衣的另一半，还依然穿在父亲身子上。那一刻，母亲拿着剪刀对着父亲的裆，似乎是想让他断子绝孙样。父亲则用力抽着皮带，像在调教一只兽性大发的驴。我记不清是谁去叫来了老邻居，他们咚咚咚地敲开了卧室的门。父亲终于走了出来了，我看到他脸色发白，衣着凌乱，脸上有血抹在嘴唇上。就这么待在屋里安静一会儿，他过来在我旁边坐下低着头。母亲一直在卧室哀号着，我感觉那低沉的号啕不断从门缝底下钻出来伸进我的耳朵里。我想起自己受了教育，是个大人了，应该保护母亲。于是我恶狠狠地看了父亲一眼，愤怒地骂了一句我操你妈，父亲扭头便给了我一记耳光。

这次被打后，我经常想那句话——贫贱夫妻百事哀，不穷哪有架打啊。后来我的这种想法奔着相反的方向应验了，时代让我们家的日子好过着，父母竟再也没有架打了。再后来，就到好日子的现在了。

父亲快60岁了，生活在一个不愁吃穿的年月里，每个月都有养老保险金，村子拆迁后就住进了有暖气和天然气的楼房里。他可以买得起几乎所有自己想吃的东西，可以隔三岔五买些牛肉、羊肉回家进补身体，也可以拿着保温杯喝着顶好的茶叶，只是再也没有村子给他游荡了。在这小康的日子里，母亲每天唠叨着上辈人的丧事和下辈儿女的婚事，而父亲每天都缩在客厅的角落里，一直静默着打开电视机，一遍又一遍播放着港台地区的古装片，却又或看或不看地玩着手机和游戏。

至今父亲都喜欢看根据金庸小说翻拍的电视剧，崇拜那些披着斗篷的高大英雄们。这使得他总是把外套披在肩膀上，里面穿着一件薄薄的半袖衫，甚至在厨房煮碗面，也要忽闪忽闪地动着胳膊和肩膀，让他披的外套如英雄披的斗篷一样。我不知道金庸笔下的大侠到底什么样，如杨过，是否也这样披着斗篷在煤气灶上去煮一碗面。除了崇拜英雄外，父亲还特别喜欢自行车，讨厌摩托和汽车。他有一辆十几年前三千多元买的高配自行车，出门时总是扶着把，左脚遛着右脚跨上去，就像握着缰绳跨上一匹汗血宝马那样。

虽有高配自行车，父亲却一生从未离开过我们村。他去的最远的地方是我外婆家。我小时候很好奇，对母亲常要拳脚相加的他，何以跟母亲的兄弟们称兄道弟呢？不过父亲有时也确实是个体面的人，他在母亲的亲戚前，从来都大方又从容。母亲的娘家人，相当器重他，不像他的本村、本家人们多乜眼去看他。

我说父亲没有离开过我们村，可有一次他还是差点离开的。那年他16岁，他的父亲去世了，而他的母亲急不可待得撇下他和一家烂摊子，要跟着自己的男人一起走。在那个时代里，他的母亲——我的奶奶成了全村人的笑话了。父亲没能力拦住自己母亲的投河上吊心，便跑到隔壁村子找他的舅，让舅舅帮忙把他找不到的母亲找回来。他的舅舅站在门楼下，一边拿着簸箕簸着豆子一边一脸鄙夷地训斥道：“你妈是个傻子你管她干啥啊！”父亲站在三个台阶下的地面上，望着舅舅瞪着小眼睛，喘着粗气沉默一会儿，便无可奈何地离去了。那个一米六的单薄背影，在苍茫无边的黄土地上，一起一伏直到最后消失不见。他就那么在苍茫中一直地走，走到两腿发软、脚上磨出了水泡的三十几公里，开始感到身体酸疼了。开始担忧自己的人生了。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怎么了，不知道往后自己的日子应该怎么过。就这么跌跌撞撞来到火车站，汗和眼泪淌湿了他的后背和前胸，满心都充斥着委屈与怨恨。他想我这辈子也不回那个家了，随便爬上哪趟火车、随便朝着哪个未知的地方去。可想着，木呆着，看着火车站上车下车的人流像望着一条涌动的河，到末了他又选择回到那个摆放着父亲的灵堂去，回到失去了母亲的那个家。

我的母亲总是嘲笑她的丈夫这段过往的事，像嘲笑一个人的女扮男装样。我向父亲求证这些时，得到的是矢口否认和从急红脸的嘴里连连喷出来的话：“瞎扯、瞎扯、净瞎扯！”仿佛那个16岁的男孩，是母亲和我杜撰出来的。我小的时候还是太小了，记不清父亲的体样和窘态，而到了现在，又似乎和他过于生疏了，也总是会恍惚忘了他到底长得什么样。不过我相信16岁的父亲那时是去了那个火车站，至于为什么没有离开村庄朝着不知道的地方去，或许是懦弱战胜了勇气吧；再或者，是希望战胜了现实和恐慌。

不过，三四十年后，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说到底他后来成了家，变成我的父亲了。

我的父亲只上到初一就辍学了，母亲总是自豪地说，她比父亲有文化。因为她上了初三，还参加过两次中考，只是实在没办法，考不上中专讨不到“铁饭碗”，只好背井离乡嫁给了我父亲。父亲说，他小学算术可好呢，要不是因为看不懂应用题，绝对不会比我妈的学历低。而母亲则讥诮着说，你爸小时候他妈不管他，成天穿得烂糟糟，总是被老师同学笑，最后因为伤感才不去学校的。他们总是为一些小事吵。为这些鸡毛蒜皮吵到这时候，好像水火不容似的，父亲就跺着脚发誓般吼叫：“谁穿得烂？谁穿得烂了谁是猪！”这时候母亲便识趣地不再说话了，可一脸都是胜利者的笑容。父亲虽然用怒吼让母亲闭了嘴，可他眯成缝的眼睛里，总是透着一种可怜巴巴的东西在里边。

每次看到父亲那双含了可怜相的眼，我都会莫名地心酸。我总是抱怨父亲的无能，抱怨他是个农民，除了种地就是赌博。赌博让他整日游荡在村里和村外，把家里的大小事务都交给他骨瘦如柴的妻。可后来——是很后来的事情了，当我知道他是因为家境贫寒而去过早地扛沙袋挣钱导致的没有发育完全时，我对他生出了一种难以言表的疼惜心。

我真的疼惜和爱他。

可是那晚上，他又打了我。我从没有看到过他喝醉酒后的那样子，因为我从来都没有陪他喝过酒。弟弟说，父亲喝醉了是个大嘴巴，什么话都说，而且都是掏心窝子的话。我没跟父亲喝过酒。因为读书也很多年没在家待了，这次回来我觉得我的父亲不是我的父亲了。老实说，他又打我的那件事——一万块——我没觉得一万块是笔多大的数。村里分了钱，年终发红利，每个人可以领到一万元。我们一家五口人，总共五万元。听说今年村里效益好，红利才比往年分得多。假期里我赖在家已经有些时日了，将开学前我突然想要做点事——随便做些什么事。人活着总得做些事。我不能像他们一样为了不花钱，总是窝在家里哪里也不去，就像一棵树种在土里只需免费的雨水和阳光。不管是外出旅游还是去学习，抑或健身和同学聚一聚，反正我就是觉得我应该出去走一走，应该随便做些什么事。我需要一点可以自由支配的钱。我满以为这是一件异常简单的事，父亲爱我又宠我，平时我不要零花钱，他也隔三岔五转给我钱，更别说现在我有事情了。然而当我在略有醉意的父亲面前要钱时，父亲却回答：“我凭啥给你钱！”我顿时傻了眼，说：“分了五万有我一万元，我就是要要我的一万元。”父亲突然上前把我面前的凳子踢翻，又把电视机的遥控器甩在地上了，然后抓起一件衣服狠狠抽着摔在我身上。

我哭着去睡了。

我睡了父亲又搬个凳子坐在我床前，像坐在村头那个埋了死人的坟头前，用手拍着床帮逼问道：“你说你为什么想要这个钱？要这个钱你要干什么？”他一连声地问，我就吼着大声回答他：“那是我的钱。那是村里分给我的钱。我要的是我的、不是你的钱。”我在床上翻个身：“村里按人头分的钱，一个人头一份钱，我的钱为什么你要拿着不给我？”我从床上折身坐起来：“你别以为你是我父亲就可以管住我和我的钱，现在我读大学了，我已经长大了，我自己可以管好自己，更可以管好我的钱！”吼着叫着我从床上跳下来：“我的钱你就要给我，你凭什么要拿我的钱！你凭什么要管我拿我的钱！”我吼着朝父亲逼近着，像要用我的声音冲到他的口袋将钱扯拉争夺出来样。这时候，还在读初中的弟弟过来把我拦着推坐回到了床边上，母亲进来把气得说不出话的父亲拉到屋外去。

就是这一夜，睡到天将亮了时，我摸进父母亲的屋里去，从床头拿走了那属于我的一万元。天不亮时我到火车站买了车票上了去北京的车，到北京当天我就胡乱找了一个男朋友，当夜和他住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