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徙归小镇坐落在额尔古纳河畔，对岸是一座小小的俄罗斯农庄和辽阔的西伯利亚旷野。小镇上有两千多人口，绝大多数都像我和徐爱民一样，黄头发，蓝眼睛，带着俄罗斯人的特征。在户口本上，民族那一栏，我们都是俄罗斯族，而外地人，甚至很多当地人，习惯性地称我们是华俄后裔。华俄后裔，这个词真是太贴切了。往上追溯三四代，“华”字在前，说明我们的父辈是中国人，“俄”字在后，说明我们的母辈是俄罗斯人。在我们太爷爷那一辈，基本上都是山东河北闯关东来的中国男人，娶了因各种原因来到这里的俄罗斯女人。上百年过去，留下我们这些金发碧眼的后裔们。

我和发小徐爱民差不多都是从小镇的路灯杆上知道这些的。那时，徐爱民他爸刚当上徙归镇的镇长。听说边境线上很多地方都在与俄罗斯做生意，徐镇长急得不行，举着小喇叭跑到额尔古纳河边，冲着河那边的俄罗斯农庄用俄语喊：“我们要和你们做生意，我们要和你们做生意！”对面的小农庄炊烟袅袅，鸡犬之声相闻，没有人搭理他。没一会儿，几名荷枪实弹的边防战士跑过来，撵徐爱民他爸，说他的行为是在破坏边境管理，滋生事端。徐爱民他爸一梗脖子，说，我是镇长。边防战士们异口同声地说，镇长也不行。

徐镇长来了犟劲，一趟趟跑上级单位，找有关部门，要求开口岸，与对方开展贸易。那时路不好走，从徙归镇外出只有一条坑坑洼洼的沙石路，徐镇长遭遇了车祸，肋骨折了好几根。他捂着肋巴扇，一直跑到了北京，还真跑成了。转过年五一劳动节，徙归口岸正式开放，成为国家一类口岸。当年冬天，从冰上过货，当地一家贸易公司用一车土豆和圆葱，从对岸换回来一车洋钉子，把徐镇长高兴得手舞足蹈。

那个叫作“改革开放”的词，先前还停留在广播里、报纸上和老师的嘴里，转眼之间像一股春风一般，吹遍了界河两岸。徙归小镇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边境贸易红红火火地搞了起来。一到夏天，涌来一群群外地游客。徐爱民他妈开起了俄罗斯特色家庭旅馆，一栋俄式木壳棱房子，宽敞干净的小院子里，一座绳子上绑满塑料花的俄式大秋千，苏伯汤、炭烤肠、土豆泥，特色俄式大餐，满满的俄罗斯风情，一到夏天人满为患，排队都吃不上。

徙归小镇变化很大，界河不再是战备前沿了，人们可以自由地去河边玩耍，只要不过界河中心线就行。小镇硬化了街道，临近界河边还修建了一座小广场，摆上高大的秋千架和俄式四轮马车。徐镇长突发奇想，挨家挨户收集能反映华俄后裔生活的老照片，洗印放大，配上简短的文字说明，做成灯箱，挂在路灯杆上。我就是在路灯杆的灯箱上看到我太爷和太奶照片的，一位木讷的中国男人和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姑娘，他们的故事甚至被印到了徐爱民他爸组织编写的徙归旅游宣传手册上，说我太爷是个从山东黄县来淘金的小伙子，与当地的一位漂亮的俄罗斯姑娘相识。姑娘看他勤劳肯干，淳朴善良，相中了他，一对年轻人燃起了爱情之火。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俄罗斯姑娘勇敢地来到山东小伙子住处。后面就是省略号了。每次看到这个省略号时，我都会很感慨，觉得那几个小黑点儿与自己有关。

徐爱民总是卖我人情，说是他爸把我家的照片挂在十字路口，那可是个重要位置。我说，你爸咋不把你家的照片挂那儿呢？徐爱民痛心疾首地说，我家没有老照片啊。徐爱民跟我讲过，他爷爷生在那边，刚出生几天，来了一辆黑色的车，把他爸抓走了，那时候每天夜里都有人被穿黑大衣的人带走，再没有回来。他爷爷的母亲用裙子兜着刚出生的孩子，冒着生命危险，从刚刚结冰的额尔古纳河冰面上跑了过来，为了生活，嫁给了一个赶大车的徐姓中国人。

就是这样，徙归小镇上的华俄后裔们都有这样的故事可讲。在这样的故事里，额尔古纳河对岸被称为“那边”“他们”，徙归小镇被称为“这边”“咱们”。

徐爱民家保留了完整的俄罗斯生活传统，全家人说着一口流利的俄语。他妈胖胖的，长着一双黄色的眼睛，总是一脸慈祥和善的笑容，头上总是扎一条花头巾，水桶腰上围一块小小的碎花布围裙，会做一手好吃的俄餐。

小时候我去徐爱民家玩，他妈总是捧着散发着麦香的大列巴，热情地对我说，“故事”“故事”。我以为他妈要给我讲故事，后来才知道那是俄语“吃”的意思。徐爱民家收拾得一尘不染，木壳棱房子里飘散着好闻的松木味道，客房整洁明亮，院子里还有一个大烤炉，烤俄罗斯大肉串用的。

我和徐爱民一直是同学。他比我大一岁，和我姐同岁。在小镇读完小学、初中，又去旗所在地读高中。那时每年高考考不上一两个，我和徐爱民高中毕业后毫无悬念地回到徙归小镇，在林业局挂个名，每天也没啥事干。徐爱民一头亚麻色的头发，自来卷，因为不经常洗，毡片一样，深陷的眼眶里一双蓝色的眼睛，高耸的鼻梁，下面两只硕大的鼻孔。他的胳膊上胸脯上长满了褐色的汗毛，又浓又密像个毛猴子。让我羡慕的是，徐爱民会说一口流利的俄语，而我家一代代一心想成为地道的中国人，俄语基本上不怎么说了。很多做边贸的人找徐爱民做俄语翻译，让他挣了大把的钱。我也赶紧自学俄语，不会的问我爷爷。我发现爷爷虽然不说，可是都会，只是他对说俄语的兴趣，和对我一样，远没有对手风琴强烈。

夏天的傍晚，夕阳西下，界河两岸镀上一层梦幻般的金色。我和徐爱民在额尔古纳河边散步，徐爱民压低了声音对我说，中俄两国正在协商，要在这界河上修一座桥。我说你消息好灵通啊。他说，听我爸说的。忽然，徐爱民不说话了，伸着脖子往界河对岸看。从对面农庄里走来一个俄罗斯姑娘，金色的头发挽在脑后，扎了一条歪歪的辫子，一双眼睛蓝宝石一般闪亮，高挑的个头，手里拎着一只畏德罗（小铁桶），穿一件布拉吉（连衣裙），在灿烂的夕阳下，真是无与伦比的美。我一下子看呆了，被打了一棒子一般愣怔在那里。徐爱民把手指塞进嘴里，吹了一声尖利的口哨，把我吓了一激灵，我们管这叫流氓哨，是那些满街乱晃的二流子们冲女孩子吹的。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心中甚至涌起羞愧万分的感觉。

对面的俄罗斯女孩却毫不在乎，她大大方方走到河边，冲我们笑了一下。隔着宽阔的河面，我能隐约看到她雪白的牙齿，她蹲下身时，还不忘挽住裙子的下摆，用小铁桶舀了一桶河水。徐爱民把手拢在嘴边，用俄语喊：“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俄罗斯姑娘清脆的俄语声传过来：“我叫沃丽嘎。”

天啊，沃丽嘎，多么好听的名字啊。我在心里默念着：沃——丽——嘎——我感觉那几个俄文字母在我的唇齿之间甜滋滋地涌动着，我也想跟对岸的姑娘说点什么，可是有什么东西把我那不够熟练的俄语彻底摧毁了。我站在那里张口结舌，忽然，我把手拢在嘴边，用俄语喊出了一句：“明天晚上我来给你唱歌。”徐爱民瞅瞅我，哈哈大笑，说，没看出来啊。对岸俄罗斯姑娘笑了起来，大大方方地举起手来，给了我一个飞吻，拎着小桶走了。

太阳落山了，我们往镇里走。那一记飞吻，像一只长了翅膀的大鸟，从界河那边扑棱棱飞过来，一下子啄在我的脸上，火辣辣地疼。我一路魂不守舍，感觉自己的魂儿被那只大鸟叼走了。在这到处是华俄后裔的边境小镇，随处可见中俄混血美女，比如我姐苗桂荣，是小镇上公认的美女，可是我还从没见过像沃丽嘎这么美的姑娘，太阳一般晃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对徐爱民说，明天晚上咱们一起来唱歌。徐爱民说，你还当真了，我可不会唱歌，明晚我的喀秋莎家庭旅馆还要接待客人呢，要来你自己来吧。

小镇上兴起俄罗斯家庭游时，有一天徐镇长来找我爷爷，说上级旅游局来了一个调研组，住在他家的喀秋莎家庭旅馆里，想让我爷爷去演奏几首手风琴曲子。我爷爷本来不好热闹，那天却爽快地答应了，大约是因为我姐在那里打工的缘故吧。爷爷还让我帮忙，把他最钟爱的那台手风琴背去了。

我们去的时候，客人们酒过三巡，我和爷爷一起进了单间，那些人都惊呆了，以为来了两个俄罗斯人。听了徐镇长的介绍，大家呱唧呱唧地鼓掌。爷爷激动得脸色有些发红，他坐在一把小圆凳上，用手风琴演奏了一曲俄罗斯歌曲《三套车》，伴着熟悉优美的曲调，我禁不住跟着打起拍子，嘴里小声哼唱。一位喝得红头涨脸的客人冲我喊，小伙子，唱一首。我就伴着琴声唱了起来：“冰雪覆盖的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大家都跟着打拍子，气氛很热烈。爷爷又演奏《喀秋莎》，客人们对我喊，小伙子，用俄语唱。

我也是人来疯，起劲了。本来我不会用俄语唱歌，学着当地不会俄语的人唱法，伴着喀秋莎曲调唱：“买四个萝卜切吧切吧剁了，加四块豆腐你就咕噜咕噜吧。”徐镇长知道怎么回事，强忍着笑，脸憋得通红，客人们不明白，还以为真是俄语，拍着巴掌连声叫好。那天完事后，徐镇长给我爷爷两百块钱，又对我说，真有你的。

爷爷一下子火了起来，爷爷从性格古怪的手风琴老头，一下子成了小镇上各大家庭旅馆争抢的香饽饽。我也成了经纪人兼歌手。小镇上那些开家庭游的人纷纷给我打电话预约，让我们去他们店里拉手风琴唱歌，去一次给二百块钱，客人给的小费都归我们。我和爷爷忙得像赶场子，我们雷打不动，先去徐爱民家的“喀秋莎”，然后再去玛莎家、冬妮娅家……转一圈下来，已经是深更半夜了。那时候我说得最流利的一句俄语，就是那句“明天晚上我来给你唱歌”。

第二天我整天都魂不守舍的。爷爷在修理一架破旧的手风琴，那是他用手风琴演奏挣来的钱，从一个上了岁数的华俄后裔手里买来的。他戴着老花镜，一本正经地坐在方桌前，用一把螺丝刀左拧右拧，一脸的愁苦，桌子上摆满了手风琴配件，看起来修好这件古董不是那么容易。我说，爷爷，你就别费这劲了，这琴，扔大街上都没人捡。爷爷瞪了我一眼，说，你懂个屁，总得有一些东西要留下来。

我百无聊赖地看了一会儿，出门去小镇上走一走。旅游旺季快开始了，街上已经有了零散的游客，旅馆饭店门前停了很多外地牌照的车，游人们悠闲地散步，在卖俄罗斯套娃、军用望远镜和巧克力的商店里徘徊。我也像游客一般，一家家店进去逛一逛，问问店主的生意，不咸不淡地唠上几句。北方的夏天昼长夜短，还真是难熬啊。终于磨蹭到太阳下山，我若无其事地往界河边走去。

额尔古纳河在静静地流淌，映衬着淡蓝色的天空，显得静谧安详。河对岸，那座俄罗斯农庄一如既往地宁静。我在河边坐下，身后的小镇也渐渐从白日的喧嚣中安静下来。我自小在这里长大，可是似乎还从没这样安安静静地在界河边坐过。微风拂面，伴随着清凉的晚风，河面上吹来凉爽的水汽。我看见那个叫沃丽嘎的姑娘往界河边走来了，我以为出现了幻觉，使劲眨了眨眼睛，是真的，还是那件漂亮的连衣裙，金色的发辫歪在脑后。她冲我挥手打招呼，我激动地站起身来，笨拙地挥手回应她。我说，你好。她坐在对岸绿油油的草坡上，说，你好，你可以唱歌了。我清了清嗓子，这回我可不敢唱“买四个萝卜切吧切吧”了，我用汉语唱了起来：“正当梨花开遍了天涯，河上漂着柔曼的轻纱，喀秋莎坐在峻峭的岸上，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我唱得激情澎湃，字正腔圆，还特意把“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岸上”，改成了“喀秋莎坐在峻峭的岸上”。

我唱完之后，沃丽嘎用俄语唱了一遍。她唱歌的时候站了起来，唱得满含深情。我又唱了一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用汉语唱，沃丽嘎在对岸用俄语唱，我们就这样你一首我一首地唱，一直唱到夜色降临，才恋恋不舍地隔着界河互相说再见。

天一亮，我跑去找徐爱民，将唱歌的事对他说了，徐爱民惊讶地瞪圆了眼睛，以为我在骗他，说，你是不是做了个梦？我说，比梦还美呢！徐爱民激动地说，今晚咱们一起去。当天晚上，我和徐爱民、我姐，还有在他家住宿的一对小夫妻，一起去界河边。我发现徐爱民和我姐手拉着手，我姐看见我，脸红了，把手抽了出来。我假装没看见。

我一路上担心沃丽嘎会不会来，没想到河对岸来了三个俄罗斯姑娘。我们一起隔着界河唱歌，这边唱完那边鼓掌，那边唱完这边欢呼，一直唱到月亮升起来，洒下一河清辉，我们手都拍疼了，嗓子也唱哑了，才慢慢散去。河对面的俄罗斯农庄，只有隐约的几点灯光，淹没在静谧无边的夜色里。此时的徙归小镇，人声喧哗，万家灯火，小饭店和烧烤店正生意红火。我们意犹未尽，有说有笑往回走，准备找家烧烤喝点啤酒。黑暗中我看见我姐和徐爱民的手拉得更紧了。

那个夏天，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去界河边，我、我姐、徐爱民，还有小镇上的四五个华俄后裔年轻人。界河那边来唱歌的人也慢慢多了起来，最多时有七八个俄罗斯姑娘。额尔古纳河边的夏天很短暂，也就两个月的时间，两岸的年轻人都抓紧时间，享受这美好而短暂的季节。傍晚霞光满天，界河凉风习习，人影晃动，歌声和欢笑声此起彼伏。不同国籍的青年男女分隔在界河两岸，一首接一首唱俄罗斯歌曲，也唱中国民歌，一会儿用俄语，一会儿用汉语，唱得好的引来一阵叫好和掌声，唱得一般的大家也鼓掌鼓励。我和沃丽嘎慢慢成了两岸年轻人里公认的歌星，像是隔河相望的公主和王子，引来一阵阵喝彩。

徐爱民从他家店里搬来海拉尔罐啤和哈尔滨香肠，我们像扔手榴弹一般将罐啤扔到四五十米宽的河对岸，还要掌握好力度，扔在河边的浅水里，不能落到岸上摔坏了。俄罗斯姑娘们欢笑着，从河水里捞出啤酒，从岸上捡起香肠。我们边喝边唱，《三套车》《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得高兴了还要在河边跳上一曲。一直到夜风习习，繁星满天，界河两岸的年轻人才恋恋不舍地散去。我姐挎着徐爱民的胳膊，一路依偎在他的身旁；其他几对年轻人也是来去成双；我一个人往小镇里走，满脑子都是沃丽嘎动听的歌声和俊俏的脸庞。

很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傍晚悄悄地跟着我们去界河边，躲在远处听我们唱歌。一直到国庆节之后，第一场雪降下来，漫长的冬天来临，一个歌唱季节才宣告结束。

转过年，我们都热切地盼望着夏天的到来。突然有一天，徐镇长叫我们这些年轻人到他家的喀秋莎饭店吃饭。酒过三巡，徐镇长激动得两眼放光，对我们说，他要在界河边上搭建演出的舞台，有麦克风和灯光，让两岸的年轻人尽情歌唱。我们都瞪圆了眼睛，面面相觑。徐镇长说，镇政府已经推动成立了文化公司，这是促进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增进两岸人民友谊的大好事。上级旅游部门和边防部门也都支持。我们还是不说话。徐镇长说，爱民懂俄语，会经营，有组织能力，文化公司就让他负责。你们一起把界河大舞台这个文化品牌打出去。徐爱民激动得两眼放光，极力掩饰着，嘴都要咧到耳朵上去了。我们都惊愕地望着他，包括我姐。

徐爱民倒了满满的一杯啤酒，冲我们举杯，兴奋地说，来，我敬大家一杯。我们犹犹豫豫地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徐爱民说，我算过了，一夏天挣个五万十万不成问题，挣了钱大家分红。大约是最后一句话起了作用，饭桌上的气氛热烈了起来，人们纷纷举杯，我也举杯，喝了一杯啤酒，感觉那啤酒温吞吞的，一点也不爽口，似乎还有股怪怪的味道。

吃完饭我和我姐一起回家。已经是深夜了，天已经黑透了，小镇的路灯已熄了，大约是阴天，看不到星光，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沉默地走着，彼此能听见呼吸声。后来我说，没想到徐爱民抖起来了哈，真让人羡慕啊。我姐幽幽地说，他就是爱瞎折腾，前些天还跟满洲里来的一个老板商量合伙搞边贸呢。我说，今非昔比啊。我姐说，那老板不像是好人，我上菜时直勾勾往我身上瞅，吓得徐爱民赶紧介绍说我是他女朋友。我说，姐你可得长个心眼，别让人卖了，还帮人家咔咔点钱呢。我姐说，去你的吧。我笑了起来，说，姐你跟他正式确定关系了吗？我姐说，我也不知道。正说着，我姐一脚踩在一坨牛粪上，差点滑倒。她沮丧地在路边草地上蹭了蹭，嘟囔说，真是倒霉，回去还得刷鞋。

旅游旺季来临之前，施工队来到了额尔古纳河边，先是从镇上接来电，然后开始施工，他们只用了一星期的时间，就在我们唱歌的河滩上，搭起了一座高大的木质舞台。露天舞台上铺了红色的地毯，后面竖起的背景墙上，印着不知哪个记者偷拍的我们隔河唱歌的大照片，大约是像素不够，放得太大有点虚。白练一般的额尔古纳河将背景墙分成两部分，上面是那边，能看出沃丽嘎她们在河对岸快乐地歌唱，下面是这边，能看出我、我姐和徐爱民的背影，欢快地打着节拍。背景墙的顶端，是用中文和俄文雕刻的亚克力大字：界河大舞台。

这天傍晚，作为徙归镇俄罗斯风情文化节的重头戏，界河大舞台正式开演了。灯光亮起来，音乐响起来，整个徙归小镇的人差不多都来到界河边，还有无数外地游客蜂拥而来。我们这些年轻人都穿上了俄罗斯民族服装，还化了妆。我姐给我涂口红，我很不习惯，直躲。徐爱民说，不行，都得化妆，不然一会儿上了舞台，灯光一照就没法看了。

化好了妆，我们你看我，我看你，感觉像一群纸做的假人。界河对岸的俄罗斯农庄似乎也被这热闹惊醒了，三五成群慢慢向界河边聚拢过来，走得小心翼翼。很多游客激动得喊了起来：“出来了，出来了。”纷纷举起望远镜和照相机。那些在小镇旅游纪念品店里买的俄罗斯军用望远镜，很多都是南方的乡镇企业做的，游客们举着，看得兴致勃勃，像是围在动物园外的游客，终于等到了狮子、老虎从窝里钻了出来。

徐爱民脖子上挂着望远镜，手里还拿着对讲机，像一只大马猴一般跳来蹦去。我从他脖子上抢下望远镜，向对岸望，倍数太高，看得我有些头晕，不过我很快适应了，我看见了沃丽嘎，一个冬天没见，她长得更好看了。她一脸灿烂的笑容，和几个俄罗斯姑娘一起，正欢快地向河边走来。界河这边搭起的舞台，显然让她们又好奇又激动，似乎还有一些疑惑。伴随着欢快的音乐声，界河大舞台的演出正式开始了，先是领导轮流上台讲话，用中文讲，再用俄语翻译，最后，蒙在背景墙上的红幕布缓缓拉开，演出正式开始了。我们这些年轻的歌手轮流上台，又蹦又跳又唱的，市文工团的演员们也来助阵，一时间锣鼓喧天，歌声响彻界河两岸。对面俄罗斯人被欢乐的气氛感染，高兴得载歌载舞，唯一遗憾的是沃丽嘎她们没有音响，没有麦克风，她们的歌声被这边的音响淹没了。不过，这没什么，演出大获成功。据说从地方到省里，各路媒体纷纷报道，徙归小镇打造的界河大舞台，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了。

界河大舞台接连演出了一周，吸引来的游客越来越多，小镇上的家庭旅馆都爆满，徐镇长高兴得合不拢嘴，徐爱民西装革履，更有经理派头了，还不停地接受记者采访。记者还要采访我姐，把我姐吓跑了。采访我，我吭哧瘪肚的，说不出来。

过了一段时间，问题来了，对面没人了，两三天热闹，人家当演出看，你天天演出，还是同样的曲目，再好听的歌人家也腻烦了。徐镇长着急了，让我爷爷出面救场。我爷爷勉强答应，每天到界河大舞台演奏三支手风琴曲子。我姐把他打扮得很精神，暗红格子的衬衫，藏蓝的牛仔裤，雪白的大胡子，老式手风琴，简直是帅呆了，吸引了对岸一群俄罗斯老太太，听了演奏激动得直抹眼泪。

这一季界河大舞台总算是热热闹闹地闭幕了。徐爱民在酒桌上得意地跟我们说，当年就收回投资了，明年就见回头钱了。大家都挺激动，吵吵着要喝酒。徐爱民说，我看市文工团那几个小姑娘不错，歌唱得好，舞也跳得带劲，明年再把她们请过来。我说，她们又不是俄罗斯族，演出谁爱看啊？徐爱民凑近我，笑嘻嘻地说，咱让那几个小姑娘把头发焗黄，戴上美瞳眼镜，谁还细看啊。我姐说，你这不是……造假吗？徐爱民说，这叫啥造假啊，一个演出，大家都是演员，谁还当真啊。我说，我怎么觉得还是原来那种好呢，大家无拘无束，随便唱，那么快乐。徐爱民撇了撇嘴，说，好有啥用，挣不来钱，你看这多好，大家钱包都鼓起来了吧。

谁能跟钱有仇啊，我们就都不说话了。

到第二年夏天，徐爱民真的请来了市文工团的三个姑娘，头发焗得很黄。其中一个叫丽莉的，据说是市文工团的主力演员，魔鬼身材，前凸后翘。徐爱民亲切地称她为莎莉。我本来是主力歌手，如今成配角了，我姐还能上台唱一首，其余的人就没啥事了，成了跑龙套的。

爷爷去演奏手风琴，没几天出了意外。演出散场回来，黑灯瞎火的，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做了髓内针手术，我和姐姐轮流护理了半个月才出院。我们都以为爷爷从此就站不起来了，可这个倔强的老头儿根本躺不住，他说天天在床上躺着还不如死了。他慢慢下床，扶着椅子靠背练习走路，像一个刚开始学走路的婴儿。我给他做了一根柳木拐杖，他高兴得咧着嘴笑，像一个孩子看见喜欢的玩具。

到这一季界河大舞台结束的时候，爷爷已经能拄着拐在街上慢慢地走路了，这真是一个奇迹，只是，他的记忆力潮水一般退去，见到好多熟人都不认识了，除了那些久远的记忆和他的手风琴，一切似乎都从他的生活中飞速退场。他在街道上看到灯箱上的老照片，絮絮叨叨地给人家讲那些久远的故事，可是记不起刚刚吃过午饭的事。

徐爱民来我家看我爷爷。他忧心忡忡地说，这一季界河大舞台没有往年红火，那边似乎彻底厌倦了，接连几天没有人来唱歌。有一天，沃丽嘎来了，徐爱民赶紧隔河喊话，拜托她召集姑娘们来界河边唱歌，还答应来一次每人给二十元人民币。

我笑了起来，问他，沃丽嘎她们来了吗？

徐爱民说，一开始还行，每天晚上来七八个人，也不正经唱歌了，就等着收钱。我给她们记考勤，每周结一次账，自制了一副弓箭，把钱装在小袋子里射过去。

我哈哈大笑，说，真有你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

他说，本来还行的，后来对岸一个多事的俄罗斯老太太，冲这边喊话，说他们需要安静的夜晚，姑娘们就都不来了。

这时候，爷爷睡醒了，迷迷糊糊坐起身。徐爱民凑上去说，手风琴爷爷你好啊。我爷爷问，你谁啊？我趴在他耳边大声喊，爷爷，是徐爱民。爷爷说，啊对，我说看着眼熟呢。徐爱民说，爷爷你还能演奏手风琴不？爷爷说，能，能，我现在就演。我不让他演奏，他不答应，我只好把一副手风琴给他背上。一背上琴，爷爷立马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身子坐得挺直，两眼炯炯有神，演奏了一首俄罗斯民歌《三套车》。徐爱民说，真不错，恢复得这么好，明年能接着上界河大舞台了。我说，估计不行了，岁数太大了，有点不认人了，总犯糊涂，听力也不行了。没想到爷爷听见了，生气地对我说，谁说我不行，等夏天来了我就去演，不要钱。我连忙说，好，好，等夏天来了，咱们一起上界河大舞台。爷爷高兴得白胡子一翘一翘的，用绒布擦他收藏的那些手风琴。徐爱民看得目不转睛，嘴里念叨，真是好东西啊。

平时爷爷也很忙的，时常有不知哪里来的记者，找到我们家采访，让他讲我太爷和太奶的故事。一开始他还挺愿意接受采访，还要收拾屋子，换上干净整洁的衣服，对着摄像机露出婴儿一般的笑容。后来他似乎也厌倦了，不愿意跟人讲了，很少让人采访了。

爷爷没能再上界河大舞台演出。春节后的一天，他情绪似乎很好，喝了两罐俄罗斯啤酒，大晚上不睡觉，把他那几台手风琴擦了一遍又一遍。他一般都是在上午做这件事，我和姐姐也没在意，只是劝他早点休息。

那天夜里，他在睡梦中平静地去世了。

我们把爷爷安葬在一处山坡上，那里是早期俄罗斯移民的墓地，能望见额尔古纳河，每年夏天山坡上开满雪白的野芍药花。我姐眼睛都哭肿了，我没有哭，就是这样的，一代一代人，都将归为泥土。我知道爷爷一直想让我娶个汉族姑娘，让我们家族功亏一篑的遗传改造计划重新开始。可是，自从我在界河边望见沃丽嘎那天起，就没有别的姑娘能打动我了，她那动人心魄的美，像是凌空高照的月亮，暗淡了满天的星光。我经常在不经意的时候想起她，无论当时心情多么好，一想起她我就会马上伤感起来。

沃丽嘎，多么美妙动人的名字啊。她不止一次出现在我的梦境里。我热切地盼望着夏天到来，希望在界河边看见沃丽嘎。徐爱民已经早早开始筹备了，组织莎莉她们在林场小礼堂里排练新的节目。姑娘们都喜气洋洋，有说有笑，只有我姐闷闷不乐，一副憔悴的样子。我想，她还在为爷爷离开而伤心。

那天我发现我姐没去排练，一个人在家里喝啤酒。我心疼地说，姐你不能这样下去了。我姐眼泪汪汪地说，是啊，我也这么觉得，可是我做不到。我说，没有什么能永远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我姐的眼泪流了下来，她说，你早知道了是吧？也不告诉我。

我有点发蒙，说，姐你啥意思啊，我咋没听懂呢。

我姐说，我想好了，过两天我就离开徙归了，哈尔滨有家西餐厅招人，我一同学介绍我去试试。

我惊得瞪大了眼睛，问，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把我说糊涂了。

她迟疑了一下，说，徐爱民，在跟那个莎莉鬼混，全镇的人都知道了。

我愣了半晌，站起身来，说，我去找他。

我姐一把拉住我，说，别去，随他去吧。也好，我们本来也没互相承诺过什么，人各有志，好聚好散。

我姐就这样离开了徙归小镇。

那天我送她到长途客运站，这是除了口岸以外，小镇唯一与外界联系的通道。我姐要先坐长途汽车到海拉尔，那里有去哈尔滨的火车。巴斯克节过了，五一节也过了，天还是那么冷，我总觉得我姐在打哆嗦。我说，姐你穿少了吧？她说，不冷。车上人不多，我姐上了车，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我站在下面望着她，她摆手示意我回去，我不走。后来车开了，我看见她的眼泪流了下来。

界河大舞台开演前一个月，徐爱民来我家找我，我懒得搭理他。当时我正想出门，去镇上走走，在院门口遇见他，我冷着脸问他有什么事。他讪讪地笑了笑，说，没事，来看看你。我说，有啥好看的，我脸上又没长花，没事就回吧。他说，我还真有事哈，能进屋说不？我想了想，毕竟这么多年的交情，大面上还是要过得去，就让他进了屋。

徐爱民说，这次界河大舞台开幕式，上级旅游部门要开现场会，周边旗市的领导要来观摩，这一阵子可把我忙活坏了，嘴上都起大泡了。我说，能者多劳，你是干大事的，有啥上火的。徐爱民露出一脸苦相，说，没人啊，咱这边演员也不够，我准备去满洲里和黑河那边，临时招募几个真正的俄罗斯姑娘。可是对面咋办啊，没人可就砸了牌子了，成了咱自娱自乐了。

我说，那就自娱自乐呗。徐爱民苦笑了一下，说，那还叫啥界河大舞台啊，不如去林业局小俱乐部里演出了。我说，说吧，你又起啥幺蛾子？徐爱民说，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个忙。我说，我又不是普京，能帮什么忙？徐爱民说，你要是愿意，我给你办旅游护照，还有镇上几个年轻人，你们去那边。我愣了一下，明白了他的意思，苦笑着说，你是说，让我去那边扮演俄罗斯人？徐爱民龇牙笑，说，还扮演啥啊，你最像俄罗斯人了，你一定要帮我，到了那边，你们只管每天晚上到河边唱歌，其余的我安排。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沃丽嘎漂亮的面容。我说，好吧。徐爱民没想到我会这么爽快答应下来，微微愣了一下，随即开心地笑了。他激动地跟我握手，说，到底是兄弟，我就喜欢你这爽快劲，不像其他人磨磨叽叽的。我说，别扯没用的。不知怎的，我也一下子开心了起来，气氛似乎像从前那样融洽起来。

徐爱民说，还有件事，我一块说了吧。我说，什么事，你说吧，趁我今天高兴。他说，手风琴爷爷不在了，那几架手风琴你有什么打算？我说，你啥意思，明说吧。他说，满洲里我一朋友喜欢收俄罗斯旧物，这阵子正四处搜罗扣子琴呢，价钱好商量。我警惕起来，想了想，说，爷爷不在了，我想留着做个念想。他说，等你出国回来，我那朋友想来看看琴。我说，到时候再说吧。

我和小镇上的几个华俄后裔提前一星期去俄罗斯，徙归口岸界河上的桥还没修好，中方这一侧早就竣工了，那边还没开始施工。为了去河对岸，我们只能多走冤枉路，从距离徙归镇上百公里的黑山头口岸出境，一路颠簸，总算到了对面的俄罗斯农庄。徐爱民已经通过关系提前租下了一处俄罗斯民宅，房东是一位上了岁数的俄罗斯老太太，胖胖的身材，长得像徐爱民他妈，她热情地给我们做了一顿酸唧唧的苏伯汤。

吃过饭，我把小农庄转了个遍，期待能与沃丽嘎相遇。这里也就三五十户人家，没几分钟转完了，就再转一遍。后来，我来到界河边，一个人坐在沃丽嘎曾经坐过的河岸上。从我记事起，二十多年的光阴过去，我曾经无数次向这边张望，如今忽然站到了对岸，隔河望着自己出生长大的小镇，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最近这几年，徙归小镇变化太大了，一座座两三层的木壳棱旅游宾馆拔地而起，原来那种跟这边一样的田园生活，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在暮色中走回驻地，满天的星光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我忽然想起好久没看到这么多星星了，徙归小镇那些越来越亮的霓虹灯把星光淹没了。

第二天闲聊时，我用蹩脚的俄语问房东老太太，村子里的年轻人呢？老人说，前些年还有，如今都走了。我问，去哪儿了？房东说，去大地方了，你们那边热热闹闹的，把年轻人的心都激活了。我真不明白，你们怎么那么高兴，每天唱啊跳啊，你说说，你们每天怎么那么高兴？我想了想，无言以对，这些年我感觉烦恼越来越多了，可是我们真的似乎每天都兴高采烈。

老太太用俄语唠叨起来没完。我听不全懂。后来我问他，有个叫沃丽嘎的姑娘在哪里？她指了指河对面，说，听说去了中国。我暗吃一惊，急切地问，去了中国哪里？老太太说，我怎么知道，中国那么大。

傍晚，界河大舞台演出开始了，这是最盛大的一次，作为小镇界河旅游文化节的开幕式。舞台灯照得雪亮，演员们轮流登台，演唱着一首又一首的俄罗斯民歌。我们在河边卖力地又唱又跳。徐爱民真能整，还弄来了两只追光灯，隔着界河照过来，我们在光晕里又唱又跳，像是一群演技拙劣的小丑。还好，伴随着我们的舞步和歌声，界河两岸的情绪达到了高潮。

我在追光里卖力地跳一支俄罗斯民间舞蹈。在木头舞台上跳习惯了，在松软的河岸上跳还真挺不适应，几乎崴了脚脖子，疼得我情不自禁脱口而出，骂了句脏话，赶紧捂了嘴，同伴们哄笑起来。好在对岸锣鼓喧天，没有人听见。

我又唱又跳，满身大汗，扯开嗓门开唱自己的俄语歌：“买四个萝卜切吧切吧放进锅里炖了吧。”忽然，我不唱了，如遭了电击一般停了下来，我看见沃丽嘎了！她穿着一身绿色的布拉吉，走上了河对面的舞台。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千真万确，一定是沃丽嘎！我忍不住大声喊了起来，沃丽嘎，沃丽嘎！——对面传来《喀秋莎》激昂的乐曲，几个小伙子在舞台上抽筋一般起劲地跳舞，一边跳还一边唱，准确地说，他们是在说，就是rap，歌词的快速念白火箭炮一般把我的呼喊打得七零八落。眼看着沃丽嘎唱完歌，走下舞台去了，那几个伴舞的小伙子也摆出一个貌似完美的造型，戛然而止。

不等演出结束，我收拾了东西。我在农庄外的路口守到半夜，露水打湿了我的衣服，终于搭上了一辆去往粗鲁海图的农用车，那对面就是通往中国的黑山头口岸。开车的是一个上了年岁的俄罗斯老头，他惊讶地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对岸来的中国人。他笑了起来，说，我说看着这么陌生呢，我经常在这附近来回跑车，年轻人我都认识。我问，你认识沃丽嘎吗？老头儿说，认识啊，她是坐我的车离开家乡的，说要去中国，哦，那天，她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上。

经过一整天的奔波，我在界河大舞台再次开演的时候，回到了徙归镇。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来到界河大舞台，演出正在进行，我冲到背景墙后面的临时板房里找沃丽嘎，正遇见徐爱民。他看见我吃了一惊，随后拉下脸来，不高兴地说，你发什么神经，怎么跑回来了？我问，沃丽嘎在哪儿？他说，哪个沃丽嘎？我说，就是前些年和咱们对歌的俄罗斯姑娘啊，你忘了？徐爱民说，噢，还真有点像哈，不过，她说自己叫娜佳，这几个俄罗斯姑娘是我从满洲里请来的，在台上唱歌呢。

我撒腿往界河大舞台方向跑，正看见沃丽嘎和另外两个俄罗斯姑娘从舞台上走下来，我冲她喊，沃丽嘎，是你吗？沃丽嘎惊讶地望着我，问，我认识你吗？我说，在界河边，我们一起唱过歌的，你还记得吗？我是徐广荣，也叫安德烈。她有些迷茫地望着我，我有些不知所措，心想莫非是我认错人了？可是没错的，她就是化成灰我都能认出来，与从前相比，她只是化了浓妆而已，为了演出的需要，这没什么。她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对我说，我知道你是谁了，有什么可以帮你吗？

我说，我想邀请你，去河边唱歌。我拉起她的手，一起往河边跑，跑得好快啊，耳畔传来了呼呼的风声。我们累得气喘吁吁，终于坐在了界河边，远离了大舞台的鼓乐喧嚣，这里才是多年以前界河边那幽静的夜晚。我们坐了一会儿，她把头依偎在我的肩上，轻轻地喘息着。我激动得浑身颤抖，身上涌起一波波热流，我说，我们一起唱一支歌吧，唱我们一起唱过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等她说什么，我用汉语轻声唱了起来：“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树叶也不再沙沙响。夜色多么好，令我心神往……但愿从今后，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沃丽嘎用俄语唱，我用汉语唱，在距离莫斯科郊外十万八千里的远方，在静谧的界河边，我们的歌声如额尔古纳河水那样缓缓流淌。我简直不敢相信，多年来的梦想，这么轻易就实现了。

我想，我应该向沃丽嘎表白，让她留下来，我们一起生活在徙归小镇。我的父辈们就是这么生活的，或者我们一起去哈尔滨，我姐给我来电话，说哈尔滨很美，我们去了应该很容易找到工作，那样我们就可以坐在松花江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了。

一曲终了，我的眼睛湿润了，情不自禁地把沃丽嘎抱在怀里，我声音颤抖地说，我们永远在一起吧。她在夜色中微笑着，伸出手臂搂住我，用有些跑调的汉语说，好啊，可是你要帮我个忙。我说，什么意思？她说，听说你手里有很多手风琴，你把它们出手吧。我愣住了，感觉浑身僵硬起来。还没等我想明白怎么回事，她的手像一只冰凉的蛇，轻车熟路地钻进我的衣服里，我的脑袋里“轰”的一声，一片空白。就在这时，“嘭”的一声巨响，一枚礼花几乎是在我们的头顶炸开，紧接着五彩斑斓的焰火接二连三地在界河上空绽放。

我们吓了一激灵，她本能地把手缩了回去。我们慌乱地站起身。我说，对不起，我、我认错人了，你不是沃丽嘎，你是娜佳。她俊俏的脸上涌起失望的表情，恼火地说了一句俄语，转身就走。我没听懂她说了什么，确切地说，我没听清，那句话淹没在礼花爆炸声里去了。

远处隐约传来手风琴悠扬的乐曲，我的眼泪奔涌而出。那一刻，我决定了，还是把那些手风琴送到市民族博物馆去吧。爷爷说得对，总得有一些东西要留下来。无数礼花弹呼啸着升起来，在头顶夜空中绽开五彩缤纷的焰火。这是庆祝界河大舞台圆满落幕的焰火，把满天的星光打得七零八落，随后陷入无边的寂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