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长篇小说》2023年第5期｜吕新：深山（选读）
吕新，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专业作家，一级作家。著有《抚摸》《掩面》《吕新作品系列》等，中篇小说《白杨木的春天》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长篇小说《下弦月》获花城文学奖、吴承恩长篇小说奖等。
深山（选读）
吕新
……
第二章
本地人孙六死于他乡，死在一个叫鸦台的地方，牺牲于一个黑暗无比的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的故事之中，这件事远在十年前的一个异常晦暗的午后。尽管绝大多数的本地人并不认识甚至从来都没见过也没听说过这个很早就离开本地的叫孙六的人，但那天午后，山区里天空低垂，纸灰飘扬，肥厚的云彩像炮弹一样，风像疯子一样，追打着许多乱石柴草般的名姓。孙六还没有回来之前，或者说他正在回来的通往山里的路上，就已经有轻黑的一只手那么大的四周带着火星的纸灰在山区里飞舞飘扬了，有的纸灰离开沙土公路，燕子一样飞进一些人家的院子里，甚至敞开着的窗户里。你正坐着或者站着，忽然有东西在脸前盘旋，飞舞，会下意识地挥手驱赶，并想这是啥。是燕子吗，看上去很像，很像是雨前的那些在院子里外低飞着的燕子，可是这么冷的天气哪有燕子。在临近沙土公路的旁边，除了一条由北向南之后又竖折竖弯朝东流走的小河，还布置着几条水沟，沟里的水翻着白眼，日夜流着，虫子一样流窜征战在山区枯瘦的胸脯上。在孙六的灵柩出现在足够萧荒的山区的时候，一具红色的棺木如一个眼下正在时兴的红洋柜一样缓缓地从一辆黑蓝色的汽车上飘落下来，很多人在无意间都记住了那一幕，有人多年后还记得，看见紧邻着大路的河边有个鲜红血赤的东西从一辆车上飘了下来，在住在河西的人，尤其是那些住在对面半山腰里的人们的眼里，那个红艳艳的大洋柜一样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的重量，同时由于大风的张扬和阻隔，他们也没有听见哭声，只看见风很凌乱地吹着一些人的头发和头发下面的毛领子，有人在风里打转，有人突然倒下，怀疑是被风刮倒的，也有人觉得是被那个红艳艳的东西撞倒的。这都是距离和视觉给他们造成的误判，事实上那个东西不仅有重量，而且还很沉重，八个男人抬它就足以证明它的重量；同时，哭声也是有的，而且也是相当重要的一环，汽车刚停稳不久，便有女人和孩子的哭声响了起来，在哪儿不哭都行，回到他山里的老家，却无论如何都不能不哭。他们是这样想的，以为不哭不行，实际不哭也行，也不会把你怎么样，关别人什么事，很多人连看也没看见。
躺在红色棺木里的那个人当然不知道自己已经回到了故乡，更不知道从前的五位兄长也只剩下了最后一个，至于他们分别是在哪些年月里先后消亡的，就更是他从未想过的，多年在外，音讯基本隔绝不通，自己以及自己家人的那点事都应付不过来，时常觉得吃力又艰难，哪还有精力和闲工夫去想其他人的事。而在他的五哥孙五的记忆里，漫长而破旧的山区岁月始终以土黄色和灰褐色两种颜色相继交替着重复出现，当然那中间也年年闪现着黑色的人影和短暂的翠绿，一些或长或短的辫子有的大幅度地甩动着，在人们的记忆里留下浅黑的弧线，也有的一声不响地垂在肩上，先前总见，后来便不见了，那就是远嫁了。山区狭长的土地上，栽种着几种易活的庄稼，而在那些高远的山梁上，则全都是耐旱的作物，枝叶锋利的豆类，柔软的黍子、糜子，狗尾巴一样的谷子，当然还少不了莜麦和胡麻。大约半年以后，某一天，唰的一下，孙五变成治保主任，此前一直光秃秃的头上从此忽然有了一顶官帽子，一开始他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后来才越想越觉得应该与他的兄弟老六不无关系，甚至是最直接的关系和唯一的原因，因为这事换个人好像也行，不过孙五似乎也更合适。他身穿灰褐色的山羊皮坎肩，一只粗大无比的手电筒斜挎在腰间，那也是他平常使用最多的武器之一，他喜欢看到一些人在他的手电筒强烈的光芒突然照耀之下惊慌失措的样子甚至接近于灵魂出窍的真实反应，这常让他觉得自己手持的其实并不是一只普普通通的手电筒，而是一面威力四射的照妖镜，多少人都经不起他那么一照呢，一照就都现了原形。夏天里，一颗布满青筋的头剃成青白的葫芦，冬天戴一顶黑的狗皮帽子，远远望去，并不以为那是一顶帽子，其形状与颜色其实更接近一块巨大的炭，是他顶着一块巨大的炭在行走，走近时才觉得说是一只黑色的有刺的动物蹲在他的头上其实更为恰当。前一夜，不知做梦还是真的，孙五看见兄弟突然回来了，用手推开街门，却并没有进来，只是有些生疏地看着他，一张脸白得令人心惊。看了一会儿，一句话也没说，就转身走了，从大门口出去了。多年不见，老六竟是这么一副样子，这要是在一个人多的地方见了，可能互相都不认得了。他追出去，看见天上有星星，巷子里有微微的黑风，兄弟却早已没有了踪影。第二天，刚出门就听见大喇叭在一遍一遍地叫他，当他赶到大队时，知道已经当上了治保主任。事情来得过于突然，让他没有任何的准备和适应，高兴不高兴，肯定不能说不高兴，但同时更有一种走路挨了一闷棍的感觉。他看见墙上的钉子和灰尘，它们好像也在向他祝贺，露出蛀黑的牙齿和灰色的笑容。大队的看门人七板像一束没有捆扎的霉旧的干草，瘸着一只手靠墙站着，手和手臂永远都是直角，悬挂在手臂上，两条拐腿软软地交叉着扭结在一起，不住地忽闪着一双眼皮松弛多皱的眼睛看着他。党支部书记谷正楼分开两条腿，产妇一样坐在桌子上，旁边放着一筐手榴弹，用芨芨棍剔着牙说，不为啥，就觉得你最合适，这条沟里再没有比你更合适的。又说，已经开过会了。
还绷着不说，好像有啥不能说的。从里面出来以后，孙五边走边想，他想起了谷正楼的那张有些油腻的脸，又忽然想到兄弟老六，脑子里哗的一亮，是老六的功劳在助他上升呢。
那筐手榴弹从此就归他负责保管了，同时还有十几支步枪，由他和民兵连长俩人共同保管，两把锁子，两把钥匙，一人一把，要开柜子时，必须俩人同时都到场，缺一个都打不开。
孤身一人的孙五，虽不以独身为荣，却也并不羡慕那些常有哭声和打闹声传出的所谓家庭，在他看来，家有家的麻烦。他从他们的门外经过，听见里面吵得鬼哭狼嚎，打得稀里哗啦，有时也进去劝解一下，那也在他的职责之内，但更多的时候不进去。他边走边想，家务事还是少管，更不用说是别人的家务事，那种事，神鬼都理论不清呢，他又能给他们说出个什么道理来，打闹说不定是唯一的办法。他一个光棍，给人家一个家庭讲革命道理，讲人生原理，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团结一致，和睦相处，这听上去很像是笑话呢，所以他只能装作没注意。兄弟的纸灰像低飞的燕子，每当他独自穿行在山区密集无边的高粱地和玉米地里时，眼前便会浮现出那个遥远而模糊的午后，那个没有任何预兆的阴沉沉的后半晌，他的兄弟突然以一幅遗像外加一具棺材的方式像一种货物一样地被长途运送回来，就像做梦一样呢，本来他还瞪着眼张着嘴，觉得是在观看一件与己无关的事，甚至还想过找他们的碴呢，问他们是哪的，野不飕飕地要干什么，却忽然被推举并指认出来，有人说，无缘对面不相识，啊呀，闹了半天，原来这就是孙六同志在村里唯一的亲人，他的五哥哩。那以后，当然就由他带路去他们家的坟地，他们的爹妈以及两三个祖宗都埋在那里。那个叫鸦台的地方到底在哪，他不知道，也从来都没去过。鸦台那边的人送老六回来，连人带车汽油味十足……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老六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肯定是有功的，不然人家哪能帮他张罗后事。那还不好吗，总比黑漆烂污的强吧，他要是真成了那么一种人，他这个做哥哥的又能有什么办法，啥办法也没有，也只能干瞪眼。每一个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外人，不相干的人，甚至亲人，都很难插上手，尤其是那些远离故土，多少年飘荡在外的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每天在干什么。现在，他的兄弟不仅要比那种人强出好几倍，甚至比正常的普通人还要好还要光荣呢。
行了，可以啦，已经比大多数的普通人强到不知哪里去了，至少已经比一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王世荣强出三至五倍，更要比贾智慧潘文才等人高出十倍也不止呢，人活一世，还要图什么呢，到最后，不都得死吗，各种死法都有，像老六那种死法，并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呢，人死了，却还能为活着的遮风挡雨，荫庇护佑，谋福利，说句不好听的，比活着的时候还有用呢。不是吗，以前那么多年，他在世的时候，不是就什么指望也没有吗，也许就因为没什么指望，常常会把他忘了，完全想不起还有那么一个人，还有那么一门亲戚在这世上。
有时他会想，他兄弟给他托梦的那一夜，是不是同时也给谷正楼托了一个？是的，极有这种可能哩，不然谷正楼怎么会平白无故又突如其来地做出那样的一个打死他也想不到的决定？是哩，就以他见到的老六梦里那副模样，那张让人心惊的白脸，啥话也不用说，往那儿一站就行了，看他两眼就足够了，不怕他谷大下巴没反应，有种他就一直挺着，假装啥也没看见。不过，托梦这种事，多少总是有些玄，真正起作用的硬货，可能还得是老六那份功劳。
要闹清楚，不是死了，是牺牲了。以后，每当说起他的兄弟时，孙五总是这样纠正人们。
这事得说，不说不行，还得反复地说，经常说，你不说，别人就会连毛带血地把所有的死都混为一谈，孙五觉得。尤其是山里的人，很多时候当面都说不清楚。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觉得毛主席的这句话说得真是好，不仅那么多人需要教育，就连他这个担任着一点职务的人也需要教育。在他的记忆或印象里，那时候一直有一些虚浮柔软的亭台楼阁懒洋洋地飘浮在山区的上空，可等他后来再抬起头时，却吃惊地看到它们已变成一群群的虎狼，黑压压地聚集在天上。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开会时学到的这句话，让他经常深思，琢磨，就说他的兄弟老六吧，泰山不敢说，肯定不是，但他觉得好像也不应该是鸿毛，要比鸿毛重不少。很多年来，他睡得最迟，很可能也起得最早，他见惯了天上的云絮和各种颜色的霞光，熟知这山里的一草一木，知道所有的小路和捷径，知道哪一片地方都住着些谁。还知道很多人都完全不知道的事情，比如山上有声音，常听见啪啪的拍手或叹气声，声音就在不远处，却又从来看不见，他跟踪过，白天黑夜都埋伏过，没用，又叫来民兵，还是啥也没有；草木会说话，不光会说话，有时还会长久地交谈，这种事大多数的人知道吗，打死他们也不知道。再比如，黄文焕两口子其实是亲兄妹，全因幼时一家人失散，才错上加错，这事有谁知道，除了他们自己，只有孙五知道。这件事使他从后半生开始奇怪地养成了一种动不动就仰望天空的习惯，这世上有太多他看不明白的东西。天上有答案吗，并没有。多少年他穿街过巷，起早摸黑，很多的秘密并不是他刺探来的，而是它们自己朝他跑来的，哭着叫着，追着闹着，一溜小跑或者大步流星，非要往他的耳朵里钻，非要往他眼睛里跑，有时候躲都躲不开。这事谁能给他做证，月亮能给他做证，星星能给他做证，黑夜和风更能。
地上的人事也会被映照或者蒸发到天上吗，这事他想过，但是吃不准，也没地方去问。
后来的一些年里，孙五就常常一个人面对着寂寥的天空这样想道。
天空有时如碗，但更多的时候就是一块辽阔得没边的青石板，经常让孙五觉得尽管从来没看见有人在上面打扫，清洗，却总是比他的炕还要干净很多。躺在那蓝莹莹的青石板上，不开会，不巡逻，周围也没有哭声传来，人应该能睡几个安稳觉，不过他不行，越那样干净安静，他越睡不成。有人说那些星星就是在天上扫大街的，天黑后出来上工，唰唰地扫上一夜，天亮后再回去。有邻近村里的星星一样的扫街的拄着扫帚，从远处打量，又就近仔细瞅他，却没料到他身上的扎手的硬刺和粗大的马蹄般的毛孔令他们眼睛生疼，流泪不止。他的金黄的又宽又长的大马牙多年来一直固定在一些紫色的夜晚里，在山区广大劳动人民的视线里闪烁，出没，在无数个白昼如帷幕般拉开又合上，很多人梦见过他的牙，一梦见立刻惊醒。
院子东一个，西一个，山上一些，沟里一些，零零散散，弯腰驼背，围廓和形状也都是各闹各的，坚硬的泥墙，上面长满马缨子的土墙，风一吹，绿纷纷的，有的人家甚至用两溜柴草垛充当院墙，中间留出一个又瘦又窄的小门，两个成年人要是同时进，门框有可能会吃不住，发生歪斜或者松动。至于住的地势呢，相当于有的在天上，有的在地上，最高处的一个院子和最低处的一个院子，就叫人有那种感觉，一个山上，一个沟里，一个要是在井口，另一个不用问，肯定已经到了井底，两下之间的落差就是这么大。其实住在半山腰也没啥，无非就是出门和回家的时候比别人多走几步，多绕几个弯。为啥这些人家会住成这样，比如住在半山腰里的，又不出家，又不修行，住那么高为啥，啥也不为，因为正经的平坦的地方，人多热闹的地方，已经没有多余的地方再让他们住了，只能住到边缘角落的地方，或高或低的那些地方，山坳里，沟岔里，与石鸡獾狐为邻，每天听蒿雀画眉的叫声。站在山上往下看，其中有一个地方，地势的形状就是一个裤裆的样子，有好几户人家就住在那个裤裆里，人人都知道，因此常被人笑谈。除了这个原因，还因为这些零星的外围的人家基本都是后来才有了的，有的是从某一个大家庭里分离出来的，有的是从不知什么地方迁移来的，都是单门独户，不仅日常习惯古怪少见，甚至有时就连他们的姓氏也是奇奇怪怪，住在半山腰深处的一户人家，不知是从哪儿来的，竟然姓死，就是死了的那个死，这叫人们开了眼界。这件事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除了治保主任孙五，党支部书记谷正楼这两个人之外，再没有任何一个人去过他们的那个独门独户的院子里，连最爱到处串门子的女人们都没人去，一听说姓那个姓，都不敢去。有好奇的人问孙五，那个院子里有啥，孙五就说，好得很呢，花果山一样哩。他这么一说，不光不起作用，实则更加重了那个院落的神秘和阴森可怖，更没人敢去了。
表面上的山区比较荒寂，但是在时间的背面却布置着许多的声音和结果。
表面上大家相互都住得不远，最远的也不超过二三里，可是不知为啥，有些人家，你就是觉得他们住在时间的背面，阴面，不说别人，作为治保主任的孙五就常有这种感觉，有时大白天走进某一户他以为的那种人家，也会奇怪地头皮发麻，觉得有东西上了身，就站在门口，或者院子里，不再进去，说完话转身就走。是看见了啥可怖的人或事情吗，也并没有，就是那么一种看不见又抓不住的奇怪的感觉，让人觉得很不想也不应该在那里长久地停留。
好像一天中的任何时候能听到用石子摩擦铁锅的声音，在夏日赤热的午后，那种够得上难听的令人牙根发酸脸面紧绷的声音尤为突出，几乎到哪都能听到，吱吱地在山区里回荡着，有时看见麻雀画眉在空中颤抖，趔趄，那也是被地上的声音惊的。事实上并没有那么多的人家在磨锅，发出那种刺耳声音的永远都只是个别的人家，用了好些年的锅某一天突然从中间塌陷，再也无法修补，不得不再买一口新锅。而新锅总是有太重太多的铁锈气，或许还带着某种需要慢慢驯服的野性，要想吃饭，要想饭里既没有铁锈色又没有铁锈气，就得把锅里的铁锈磨掉，谁都得磨，这一点没有例外，就连公社书记家里的锅也得磨，至于大队书记小队长一类的，那就更不用说了，不磨他也照样吃不成饭。当然，公社书记的家在哪里，是不是真的也磨过锅，谁也没有见过，人们只是用自己的经验推断别人，觉得也得磨，不磨不行，不磨怎么做饭呢，是不是。至于村里的小队长们，那是一定都磨的。很多人都磨过呢，只是不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今年这家，明年那家，很多人记忆里都有一堆磨下来的红色或青色的铁锈，很多人都曾灰头土脑，耳热，脸麻，有人忘了，忘了那只是他忘了，并不代表没有过。
“太阳——一出来呀——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哎咳……”那时候高音喇叭里放出高亢嘹亮的歌声，感觉那嗓子是金属做的，正一闪一闪地在昏荒黯旧的山区里飘走，回荡，往下是金属的长坡，最高最嘹亮处是连续不断的闪闪发光的白亮的小鸟，忽然激昂地升上去，又忽然深情地落下来，“如今咱站起来——做了主人哎哎咳呀！”在那雄赳赳亮闪闪的巨大的声音下面，尖厉的磨锅声和狗叫声像是受到了指认或控诉，在许多人家之间来回奔窜。有外面来的相亲的推着缠绕了彩带的花花绿绿的自行车，来之前新理了头发，也新换了满是褶皱和压痕的衣裳，急切又局促地在街上走着，接受着沿途一些目光的打量和审视，也包括到处乱跑的猪或狗的撞击，有东西撞上来时，就往旁边躲闪一下，不能骂，更不能打，你知道骂的是谁家的，万一这一回的相亲成了呢，那就意味着很快就要变成这地方的女婿，将来的第二故乡，谁也不能得罪呢，一开始就留下骂名，有时一辈子都洗刷不清。大家至今都还记得王庆年家的那个女婿，正经名字好像应该叫个什么明或者什么保，不过大家背后都管他叫愣鬼，当年还没成为王庆年家的女婿的时候，第一次来村里，就表现得很贼眉鼠眼，推着个车子，很像电影里那个偷地雷的，走路也闪深踏浅。猛不防看见一个生人，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人，狗也觉得生疏甚至别扭，哪能不咬，狗朝他叫，他就停下来和狗斗争，开口谩骂，主要是与狗对骂，骂不过狗，就弯下腰拾起石头打狗，鸡朝他走过去，他也朝鸡跺脚，呐喊。人们就想王庆年家，挺好的个姑娘，咋找了这么个愣鬼。两段歌曲结束后，又听见有人在喇叭里大声地咳嗽，感觉一下很难止住，所以很是轰隆作响地咳了一阵。有人在街上走着，听着那近乎拼命般的咳嗽声，觉得不像是哪一个戏里的咳嗽声，应该是一个真人在咳嗽，却听不出是谁，从说话能知道是谁，从咳嗽却很难听出是谁。很快，就又听见咳嗽声已经结束，一开口说话，才听出是谷正楼。其实早就应该能想到，除了他，还会有谁，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跑到那里面咳嗽去，也没那个机会和资格。咳嗽过后，大家听到谷正楼正在训斥长期看守电话和扩音设备的刘七板，埋怨他刚才自己猛烈咳嗽的时候没有及时地把扩音器关掉，以至于让那么多的人都听见了他在喇叭里咳嗽，看他的笑话。七板听到训斥，趔趄着歪斜着飞奔过去伸手要关扩音器，谷正楼一下把他推开，人们听见大喇叭里传来咚的一声，便知道七板很可能是碰到了桌子上，或者倒在了地上。又听见谷正楼对七板说，我早就咳嗽完了，你这会儿想起关了。谷正楼其实又忘了，由于他后来的干扰，扩音器并没有被关掉，还一直开着，他的所有这些动静，他对七板说的话，还有七板的声音，又全都通过喇叭放送了出来。
这以后他在喇叭里开始说正事，专门说到四小队的陈拴龙，临时抽调他去后口子的梁上送粪，他说他腰疼得站不起来，想翻一下身还得人帮忙，可天快黑的时候，有人看见他担着粪往他自己的自留地里送。不要脸呀，社员同志们，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喇叭里忽然传出嗡嗡的嚓啦嚓啦的电波干扰声，等干扰声消失，最后又说，这种人，我日他祖宗的！
大喇叭在最高处，地势本身就高，喇叭又架在房顶上，整个山区都回荡着谷正楼的话，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手里摇晃着一大串钥匙，最大的一把钥匙有一根羊骨头那么长。那时候，有很多人的面容纷纷从他的脑子里走过，有的走得很快，他甚至来不及看清他们是谁，就已经哗哗地不见了，连是谁都没看清，就更不要说他们的品行以及各人的长短了。不过，不用细看他也知道，那些憔悴失神的面容当中，有他曾经的对手，但更多的是他手下的败将，都两眼发直精神涣散地在忽明忽暗的时光中走着，那当中也不乏孜孜不倦地去公社或县里告状的，他感到无数弯曲的和粗糙笨拙的人影挤破了他的脑子和记忆，纷纷向四处
散去。
陈拴龙本人也听见喇叭里在骂他了，那时候他正拄着一把铁锹站在地里，他这片自留地像一块遮羞布一样藏在两个山洼中间的入口处，才直起腰，打算歇一会儿，本来一直都好好的，可是后来不知怎么腰还真的有些痛，大喇叭点他的名，他也没想到，这让他既意外又惊吓，活了这么大，名字从来没有在大喇叭里出现过，第一次出现，竟是被骂，还捎带连累上祖宗。脑子里稠糊糊地反应了一会儿，后来他冲着大喇叭的方向也回骂了一句：日你祖宗！
不过他这一声谁也听不见，骂也是白骂，地远天荒，只有一堆粪和他自己。
那时候很多人正在地里弯着腰，在稀薄而干旱的梁上站着，在茂密的庄稼深处脸朝下，梦想着某种渺茫而遥远的希望，星星出来的时候，又满身灰尘满面荒凉地穿过秕糠飞舞的农业岁月回到家里，看见灶王爷盘腿坐着，看见碗空着，锅里的水正在咆哮翻滚，猪也在怒吼。
傍晚时候，霞光曾从天上来到院里，毯子一样铺开。猪咬了一会儿门框，然后开始唠叨。
青蛙的身上好像通了电，叫声高旷，明亮，要是一个人，就是人里面的那种天生的好嗓子，当河边没人的时候，它们从水里出来，在浅红色的沙子和草地上咚咚地跳着，身影斑绿，自由，却又自带着一种年幼的专注和笨拙，就像几个身穿着墨绿色棉袄的小孩在家门口蹦跶，玩耍。遥望山区里高低不齐的年久而凌乱的房屋，无数胡乱排列的门窗在风中啪嗒啪嗒地摇晃着，又如同火车行走一样咯噔咯噔地振响着，黄泥的烟囱里冒出一股一股的黑烟或者白烟，还有的时候则又是一条条黄色的龙正在起身，撤离，出现在众多的屋顶上，要远走高飞，弃人们而去，看不见它们的脸和眼睛，只能看见它们的黄色的长大而又能随意伸直弯曲的身躯。
夜里，当大多数人家的灯都灭了以后，孙五才开始正式上场，挎着又粗又长的手电筒，走在黑暗的街上。好些年孙五一直都以为自己是整个山区睡得最迟的人，有时甚至通宵都不能躺下，所以夜深人静以后，尤其是后半夜的时候要是路经某一条黑魆魆的深巷，突然发现某一户人家有灯光泄露出来，就知道事情有悖常理，其中必定有缘故，就会停下来，警惕地在窗户外面谛听一阵，必要时他会敲响窗户，询问里面的人是一直没睡还是睡醒一觉后又已经起来了，得到一个满意的回答后才离去。当然你要是没有怕见人的事，开门请他进去坐一会儿，他也不反对，不过也不一定就进去，那还要看他的心情或还有没有别的更要紧的事情。
黑暗的山区早已谙熟他的气息和脚步声，他硬铮铮地走着，走着走着，就听见有鸡叫了。
天还墨黑的时候，鸡就已经醒了，凄凉而高亢地叫着。
他觉得，鸡是站在黑暗中领唱的，男声独唱，它一领，杨树高粱青麻都在风里哗哗作响。
除了杏儿和西瓜，我从小就没见过其他任何水果，你见过？你肯定也没见过，因为你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一分子，谁也不会比隔壁家的孩子见识到更多更意外的东西。十来岁的时候见过一牙苹果，就是一个苹果的八分之一，也不知哪来的，给八个孩子平均切开，每人一瓣，咱们叫牙，不叫瓣，真的就像一瓣月牙儿，当时根本不知道叫啥，因为从来没见过那种东西，吓得都不敢吃，只是闻着觉得很香甜。后来我去阳太进修，有一次不知怎么也不知是谁挑起的一个话头，就说到了水果这件事情上。人家问我，你们那里都有些什么水果，我只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只有杏儿和西瓜，别的任何水果都没有，如果杏儿也能算水果的话。那时候我最大的进步就是知道了水果这个词，知道了它是什么意思，知道它包含着很多很多的种类，要退回到十几年前，肯定就连这个词也不懂是什么意思。不要说那些深奥的数学或物理王国里的词，有人跟你说一个普通的但是你从来都不知道的东西，你能懂得吗，道理是一样的。
说起来，阳太那个地方，实际也并算不上是一个经济特别繁荣发达的地方，可那要看和谁比，要是和咱们这个地方比，那就强出十倍也不止呢，基本要啥有啥。
也是在阳太，第一次见到元宵。啥叫元宵，元宵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从未见过，不是吗，我们身后那片土地上的人，也和我们一样。连元宵是啥也不知道，正月十五应该知道吧，那正月十五的时候你们都吃啥？也没啥，就是平时吃的，噢，比平时要好一些，总是还在过年期间嘛。吃着阳太的元宵，我想起我们那片土地上的人，更想起那些早已去世的一代又一代的人，他们至死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种吃的东西，而这仅仅只是亿万分之一。世界广大，琳琅满目，而我们那片土地上的人们，早上糊糊，晚上米汤，出门到地里，从地里再回家，最消闲的时候也无非是去村口站一会儿，听几句没用的话，几十年就这样囫囵地过去，某一天，嘎巴一下，或者嘘的一声，死了。世界很大哩，去一趟县里，一天都走不到。
杜林笔记
我曾很多次问过我的父亲，包括他平时清醒的时候或者偶尔喝醉的时候，我问他我们的祖先放着那么多的地方不去，放着那么多的大好河山不选，为什么却非要在现在这么个一年刮八九个月风的地方安营扎寨，安家落户，作为自己的故乡。父亲回答不上来，父亲每次都回答不上来，每次都含糊地混过去。他当然回答不上来，他要是能回答上来，他就不是他了。
我问父亲，解放前那几年，趁乱的那会儿，你和我妈如果在北京或上海的某一根电线杆子旁边用树皮柴草油毡渔网盖上一间哪怕只有五六尺高的小破房子，一个人或两口子死皮赖脸地住在那里，是不是以后就稀里马虎地顺理成章地变成那个地方的人了？父亲说，那哪行呢。但后来又说，不过也难说，许家窑的曹四在东直门外卖绿豆面，卖着卖着就再不回来了。
我们父子之间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街上吹起尖厉凄厉的哨子声，父亲就像被马蜂蜇了一下一样，抬腿就要出去，临走时又说，不过也没用，你以为你占住个地方就行了，就保险了，就没事了？一查你，甚也没有，走走走，哪儿来的再回你哪儿去。六二年的时候有过一次压缩，有好多人都被压缩走了。碌家湾的葛鸬鸬就是压缩回来的，两挂马车拉回来的，女人孩子一大堆，一挂马车上全是人，另一挂马车上全是东西。一开始好像有两个老婆，后来怕犯法，把其中一个老婆变成了他的亲戚，住了几年，不够吃，就把那个亲戚也嫁出去了。
……
（未完，全文见《十月·长篇小说》202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