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出路——从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说起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各种文体的不断发展和各种文学思潮的不断涌新，文学越来越走向了一种“精致”的境地，这种“精致”就好像时下流行的行业“内卷”，既不忽略文学自身发展的成绩，也不回避文学自我孤立的趋势。诚然，文学，尤其是个别文体在行业内热热闹闹，在读者中冷冷清清的现象，早已不是什么稀奇事了。如何在坚持发展的同时，保持文学基本的生命力，既坚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初心，又兼顾“雅俗共赏的人民性”和“与时俱进的时代性”，已连续举办了二十届的百花文学奖，以一种可贵的担当情怀和勇敢的探索精神，仿佛迷雾中一束照亮前路的耀眼光芒，让我们倍感欣慰和鼓舞。
就散文而言，因其简洁、轻松、活泼的特点，多年来一直备受读者喜爱。然而，在文学普遍走向“精致”的路上，散文也一度在迷失中挣扎。从抒情散文、文化散文、新概念作文（散文）、在场主义散文、非虚构散文等等尝试到当下盛行的大散文、新散文等概念，显然，散文一直在追求自我的发展和革新，尤其是在语言方式、文章结构、思想容量和篇幅体量上，均表现出了区别于传统散文的诸多特征。正如刚刚落幕的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10篇获奖作品以其丰富的题材、广阔的视野、细腻的情感以及既有传统继承又有个性创新的全新探索，为我们再一次证实了百花文学奖“跟随中国当代文学潮流脉动，发掘推出优秀文学作品”的办奖宗旨。自2015年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增设散文奖以来，连续几届的散文奖获奖作品，无形中引领着当下散文的创作和阅读风向，已经成为了业界不争的事实。毫不夸张地说，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让我们看见了当代散文的挣扎和奋进，也让我们看见了散文的重塑与回归。当然，这不仅是散文家和评论家们想看见的，而最是广大散文读者想看见的。
就篇幅体量而言，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获奖作品大部分都属于新散文的范畴。无论是《自吕梁而下》《张骞的道路：从西安到敦煌》的历史文化书写，还是《东岸的黄昏》《上河之畔》由景入情的发挥，或是《十字街与钉婆婆》《我的夏德尔，我的泽库》的现实观照，以及《野棉花山》《火塘书简》的温情述说，作者都以其广阔的视野，无形中赋予了它们超越传统散文的叙述方式和表达极限，赋予了作品更加复杂的情感体悟和更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少年的挽歌与永远的乡愁》和《小偷（外一篇）》，虽是形式上的传统散文，但其别具一格的书写方式，也体现出一种对传统的挣脱和创新。
与传统散文相比，新散文不再“安分守己”，不再满足于一两件简单事件的叙述及抒情，而被赋予了更多的表达可能，并不断加持思想和精神的容量及厚度，让散文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格局和气象。李敬泽的散文《自吕梁而下》由地理和人物进入，并把自我独特的情感深入到历史时空现场，其冷峻的叙述，回避了语言文字的表面温度，体现出了一种更加深邃的历史观和文化心理。多重定语附加的饱满语言，是充沛思想欲求精准表达的体现，这是雷平阳散文《东岸的黄昏》的语言特点，而它更大的价值，是善于对“芦苇荡”这类并不突出的自然景致的细微描写和对生活场景的个性设想，在看似细枝末节的叙述中，完成了深刻的心理剖析和哲学思辨，并引发出一种隐匿而又浓烈的忧思。杨献平的散文《张骞的道路：从西安到敦煌》，有对历史的观察，有对文化的求证，有对山河的敬畏，有对当下的参悟。作者置身历史，如数家珍，在庞大的历史文化气场中，穿梭游走，嗟叹古今，既表现出了一个作家的文学敏锐，也体现出了一个学者的文化视野。周荣池的散文《上河之畔》一样是掘地三尺，在古今、虚实、来往中徐徐展开，并对眼见的一切或好或坏的事物发出善意的包容、生活的思考以及现实的批判，其细腻之情感和广阔之视野，令人折服。
一说到散文的视野，往往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置身于深邃历史文化之中文化散文。然而，关注当下的生活与世相，作家也能够以其独特的观察，发掘出一个宏大的世界，而且，还更有温度和现实意义。王晓莉的散文《十字街与钉婆婆》，其娴熟的拟人手法，仿佛成为了一种文学表达和生活认知的习惯，透过拆迁事件，尤其是在作者经历过一场病痛之后，生活的本质被一点一点地剥离出来。同样，质朴的讲述，一样震感心灵。辛茜的散文《我的夏德尔，我的泽库》以非虚构手法，走进库泽的风俗和库泽人的情感深处，走进生活的细节，再现了一幅真实动人、又充满虔诚和力量的藏地生活画卷。生活、信仰、生存、发展，最终都汇聚成了一种东西，叫作感动。
新散文的新，还表现在一种“跨文体意识”的书写形式上。细节，并不是小说特有的招数，也可以是散文的法宝；抒情，并不是诗歌的专权，也可以是散文的利器。诗歌是情到极致的产物，诗歌却又忌讳情感无休止的泛滥。散文以叙事为主，深情涌流的诗歌抒情语言，恰能让散文收到意想不到的感染效果。杜阳林的散文《野棉花山》，在叙述与抒情之间，塑造出丰满的人物形象，表现出直击人心的感动和力量。在郑老师、细妹子、母亲和我以及郑家大哥构建的世界里，我们既看见了童年的天真和烂漫，也看见了生活的美好和遗憾。南泽仁的散文《火塘书简》，从略带小说的叙事风格引入，以充满韵律的诗歌语言讲述，以丰富而生动的后缀补充比喻，在跨文体意识的自然书写中，让几个独特的散文片段，构建起了彝族儿童独特的生活与心灵世界，这个看似有些无助、却又明亮和善良的儿童世界，就如毕摩念叨的《指路经》一样，总能给人以为希望的力量。
关于文体，世界上有多种不同的分法。西方文学体裁的“三分法”把文学分为抒情类、叙事类和戏剧类，一样具有其独特的概括性和科学性。文体意识的强化，逐渐形成了各文体其语言体系、结构模式、表现方法等多方面的形式规范和审美标准。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种固化认知或许有意无意地就对作家的创作进行了左右；而在文学批评领域，批评家们也往往习惯用文学体裁的形式规范和审美标准去衡量文学作品。文学批评，当然应该有自己的法则遵循，可文学批评，也绝不是理学角度的测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过于强化文体意识，也多少束缚了文学创作研及文学批评的自由。百花文学奖或许早已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已经开始了对这类作品的深切关注。
作为大众最亲近的“国民性”文体，散文的门槛相对较低，但要真正写好散文，却非易事，优秀的散文都具有其自身的风格和特点。徐鲁的散文《少年的挽歌与永远的乡愁》是典型的传统散文，作者竭力剖析六零后人生的集体感悟和“精神底色”，在书写“时代与我”的相互前行中，以追随怀旧音乐之路，打开了这一代人独特的少年记忆和浓郁乡愁。田鑫的散文《小偷（外一篇）》，可谓把拟人手法用到了极致，让笔下的一切都具有了鲜活的生命，加上独特的散文进入方式和缜密的文学逻辑思维，让传统散文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气，既体现出一种对传统的形式传承，又表现出了一种对传统的个性创新。
从散文形式、风格、题材、体量、传统、个性、探索等多方面来看，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都力求达到较为全面的关注和覆盖，这完全契合了百花文学奖的办奖精神。另一点值得一提的是，百花文学奖始终把读者态度放在第一位，因此，该奖也被誉为当代中国文学“大范围民意测验”。当然，在网络时代，真正参与到网络投票的人，是不是真正的读者？又属于什么类型和梯队的读者？这还值得商榷。不过，百花文学奖这种力求全面关注和贴近读者的精神，足以值得我们肯定和学习，毕竟，人民需要的文学，才是真正的人民文学。
传统散文当然不会过时，只不过失去了创新也就自然失去了生命力。新散文固然厚重，却在阅读时间及知识储备上，又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论是什么形式的散文，在快节奏、浅阅读的网络时代，散文如何秉承“人民性”和“时代性”？如何回归读者？这是当下散文必须努力的方向。试问，散文的出路在哪里？我想，备受关注的第二十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已经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