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孙磊 ，纪录片导演，撰稿人，天津市十佳编辑记者，现供职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一、点缀年华

每至腊月，繁盛之区，支搭席棚，售卖画片，妇女儿童争购之，亦所以点缀年华也。

——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

腊八一过，家家户户就开始为年而忙了。

天后宫一直是天津过年的中心。声势浩大的年货市场上，剪纸、楹联、窗花、吊钱儿、吉祥图画……缤纷万象，光彩盈盈。人们年时最重要的不是吃喝穿戴，而是对生活的盛情与企盼。

要说点缀年华，画满心灵向往的年画是最理想的色彩。

农耕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在不同的境遇里，与年画相遇。或希求愿望，以瞩未来；或美人婴戏，焕然悦目；或门画神像，以迎祥祉；或数九消寒，以待春风。炽烈的生命情感渲染出浓烈丰盈、富丽华美、繁盛饱满的渴求与热望，为年助兴，为生活助兴。

在田野中诞生，在乡土中成长起来的年画，嬉笑怒骂，朴拙真率。这些色彩，在中国民间风靡数百年，早已与人们的生命理想和生活情感灿烂地融成一体。

如今，虽然年味日渐淡薄，但是每当岁暮，不少人还是愿意悬贴可意的图案，装点生活。

购买年画，天津人的首选，自然是杨柳青木版年画。如有闲暇，很多人会到古镇杨柳青，去寻访年的色彩。

从天津市区的三岔河口启程，顺由南运河约20千米，即可抵达杨柳青。

这座被运河浸润千年的古镇，气韵深远，古朴灵秀，文脉畅达。镇内画庄林立，字号满街。店铺里，杨柳青木版年画明丽鲜活、精雅华美、意趣盎然。

美，是漫长时光中的心灵传递。

杨柳青木版年画，被誉为中国四大年画之首，2006年被列入我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属于“半印半画”，工序复杂，需要先勾勒画稿，然后刻版、套印，再进行手工绘制。数百年来，杨柳青人用极致耐心和非凡技艺，饱满蓬勃地传递着生活的喜悦，传递着人间的意兴趣味，也传递着爱与生命力。年画艺人们在一道道工序周而复始的磨砺下，格外从容执着，沉静斯文。

难怪，作家冯骥才称这里为“斯文小镇”。

南运河北岸，三十余座古宅大院，疏密张弛。这些院落主要建于明清两代和民国年间，建筑特色大都是青砖灰瓦，磨砖对缝，木梁圆柱，碹窗碹门，几进几出的四合院格局。山墙、山脊、屋檐和门楼都有砖雕或石雕镶嵌，十分美观雅致，彰显着小镇的财富传奇。

当年，这些大院的主人多是经营漕粮、盐务的豪商巨富。运河带来的滚滚财富，让他们建起深宅大院、私家园林，过着“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华靡生活。

石家大院，曾是清末天津八大家之一的石元仕的宅邸，被誉为“华北第一宅”。石家原籍山东，祖辈以漕运贩粮发家，清乾隆年间定居杨柳青，广置田产，人称“石万顷”。

石家大院，三落五进，叠梁架檩，青砖砌筑。住房、庭堂、家庙、戏楼，布局有致；长廊、甬道、穿山门，幽径贯通。花园内，布石流泉、植林开涧，有若自然；风亭、月榭、游廊、曲桥，迤逦相属，恬淡疏朗，创造出“咫尺山林”。可以想见，晴翠落英之时，雅集在此，琴棋书画，文会品饮，真是赏心乐事。

石府中最高的建筑是戏楼。这栋集南北风格为一体的建筑，宏敞精妙。砖刻和木雕，都极为考究。戏楼内共设120个座位。每逢年节，石府宴请宾朋或办堂会，都要将戏楼内装饰一新，布置得灯火辉煌。孙菊仙、余叔岩、谭鑫培等京剧名宿，都曾登台献艺。

一座小镇，竟会如此姿韵风流，幻化出无数传奇和无穷魅力，这全然得益于运河的滋养。

水是杨柳青的灵魂。

位于天津市西的杨柳青镇，背倚子牙河、大清河，南有运河弯绕。汤汤之水的浸润与流灌，使得这里拥有了灵秀、柔婉的气质。据《杨柳青镇志》记载，杨柳青自宋代形成聚落。北宋景德至元丰年间（1004—1085年），黄河决口北流，境北形成“三角淀”，境内河道湖泊在此汇流东下，得名“流口”。后来，宋兵沿界河（今大清河）建立“河泺防线”，遍植柳树，始称 “柳口”。

“三角淀”水系发达，土地肥沃，淀边水畔苇篱丛生，陆地埂塄树木繁茂，非常适合渔猎农耕。随着居住者逐渐增多，人们除了渔猎采菱、割苇编织，还栽种了大量的梨树、枣树等树木。粗壮的杜梨树木质纤维细密，细腻坚硬，非常适合雕刻印版。雕刻时可以挥刀自如，刻出的线条光洁整齐，又耐磨。即使常年使用也不会把刻版的木线磨掉。于是，逐渐有民间艺人尝试用杜梨木刻印门神、灶王、钟馗、天师、月宫图之类的神马，逢年过节时出售，维持生计。

天津人所谓“神马”，又称“纸马”。神马走到各地，称呼随之不同。河北内丘称“神灵马”，广州叫“贵人”，北京还有一种全套的神马，被称作“百分”；云南便称之为“甲马”“马子”或“纸火”。

纸马源于远古人最深切的生活愿望——祈福与辟邪。

一年四季，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古时，安土敦仁的农民，终日劳苦于田野中，对于四季轮转、昼夜冷暖、吉凶祸福，都感到神秘莫测。他们坐在田垄边，“子兴视夜，明星有烂”，却无力解释，对大自然的力量怀抱着崇拜与畏惧，只能乞求神灵的帮助。

汉代起，人们手绘神荼、郁垒之类的门神和岁暮驱除邪魅的钟馗，在年节时张贴。“昔时画神于纸，皆画马其上，以为乘骑之用，故称纸马。”（清代赵翼《陔余丛考》）古代的交通方式中，速度最快的就是马匹，因此老百姓就将马画成神灵的坐骑，希望一祈求，神灵就能马上到来。

唐宋雕版印刷兴起之后，这种广泛的民俗需求便被木版印刷的纸马承担起来。

12世纪，一些像北宋首都汴京（今开封）这样的大城市，还有专门销售纸马的铺子。北宋有一位叫张择端的画师，留下了令人惊艳的《清明上河图》。他在这幅五米多长的世俗画卷中，生动描绘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汴京的市井繁盛。街道交错纵横，民居鳞次栉比，商铺百肆杂陈，酒楼歌馆遍设，招牌幡幌满街。一片热闹之中，就有一家店铺挂着“王家纸马”的招牌。

与他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叫孟元老的文人，留下了一册《东京梦华录》。书中，他记有，冬至日，“御街游人嬉集，观者如织，卖扑土、木、粉捏小象儿并纸画，看人携归，以为献遗。”“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可见，北宋时期，纸马已经样式繁多，蔚然兴起了。

风雅的宋人有“文人四艺”。《梦粱录》称，“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事，不宜累家。”不仅文人雅士，一些茶肆酒楼、市井农家也兴起挂画之风。汴京到处都有卖画市场，生意兴旺。民间画工就画出一稿，然后摹拓数百张，同时出售，以应市民百姓的需求。宋人邓椿的《画继》一书中，就有“每作一扇，必画数百本，然后出货，即日流布”。这里所说的“每作一扇”，并非扇面。古代画师作画并不都在画案上，大多数是将纸粘在画门子上，数张画门子立在一轴中，如一册书，翻一页画一笔或几笔，以便流水作业，多出活。所以文人画称“幅” “帧”，画工之画名“扇”。

后来，一稿复制数百本，仍不能满足众人所需。此时，恰好出现了雕版印刷，于是木版纸画应运而生。一些吉祥瑞庆、禳灾祛魅的纸画，在冬至和岁末，最受欢迎。

北宋皇宫中曾藏有唐代著名画家吴道子所画的钟馗像。熙宁五年（1072年），宋神宗命画工摹拓镌版钟馗图，除夕赐给东、西府。

1100年正月，十七岁零三个月的徽宗登上了宋朝天子的宝座。这位被称为“天生的艺术家”的皇帝，延续了聘用宫廷专职画师的悠久传统。唐人张彦远于公元847年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称赞了许多活跃于唐朝宫廷的画家，其中包括擅长画马的韩干、多才多艺的人物画家吴道子和以画宫廷仕女著称的张萱。即使在唐朝分裂后，一些政权，尤其是在四川建国的后蜀，以及在今南京建都的南唐，仍然雇请了能力出众的画家。宋朝统一了这些政权后，其艺术家也被带到了开封，形成了北宋宫廷绘画的中坚力量。

宋徽宗登基后没多久，就决定提高宫廷画师的技艺水平。他设立并亲自掌管翰林图画院，招收了一批隐藏于民间的英才。画院提供三年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六个方面：宗教艺术、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建筑。此外，还要学习古代辞书，如《说文》《尔雅》中词源学方面的知识，培养良好的书法功底。宋子房、米芾等一流文人画家担任画院的老师。

徽宗为宫廷画师和画院学生都设定了高标准。如果学生“笔意简全，不模仿古人而尽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意高韵古”，就会被评为上等；中等学生“模仿前人而能出古意，形色像其物宜，而设色细，运思巧”；最下等的学生“传模图绘，不失其真”。

对于那些在宫廷中任职的画家和画院中的上等学生，徽宗给予优遇。他允许受优待的宫廷绘画官在腰间佩戴鱼饰，还规定诸待诏每立朝班时，以画院为首，书院次之，琴院、棋、玉、百工又在其次。另外徽宗还将支付给书法官、绘画官的俸禄与文官的俸禄一样，都称为“俸直”，而对其他工匠则像对待侍从一样，将他们的薪水称为“食钱”。

宋徽宗酷嗜古代书画，曾说：“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唯好画尔。”他花费大量精力与财力，大肆搜罗历代名作。南宋邓椿《画继》有云：“秘府之藏，充韧填溢，百倍先朝。”徽宗认为，临摹对宫廷艺术家来说，是非常好的训练方法，因此，他会定期将自己的书画藏品拿给宫廷画家看。为徽宗作画的画师告诉邓椿，“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图轴两匣，命中贵押送院，以示学人。”

在画院里，徽宗经常给学生们开题考试。

有一次，徽宗要求用“竹锁桥边卖酒家”一句来作画。最打动他的一幅画是，画中没有酒馆，只是画了一根挑起酒帘的竹梢，在竹林掩映下若隐若现。还有一次，试题是“踏花归去马蹄香”，以视觉表现香气不是件容易的事。有位考生画了几只蝴蝶，飞逐马后，追逐着马蹄飞舞。在“蝴蝶梦中家万里”的考试中，一位画家创作了一幅“苏武牧羊假寐”，一举夺魁。

邓椿在书中也有如下记载：

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栖鸦于篷背，独魁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为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耳，且以见舟子之甚闲也。又如“乱山藏古寺”，魁则画荒山满幅，上出旛竿，以见藏意。余人乃露墖尖或鸱吻，往往有见殿堂者，则无复藏意矣。

徽宗以能否巧妙地将诗意与绘画结合作为评判画家的标准，同时，也对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画出准确细节，有着极其严苛挑剔的要求。一次，他到龙德宫视察画师们的创作。一位画师的作品令他龙颜大悦。后来，徽宗向身边的侍从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重赏这幅画的作者：“月季鲜有能画者，盖四时、朝暮，花、蕊、叶皆不同。此作春时日中者，无毫发差。”

以取悦帝王为目的，甚至皇帝也亲自参加创作的北宋宫廷画院，成绩斐然，最终成了艺术的理想国。

皇家画院讲究气韵与诗心的锤炼，对造型准确、格法严谨、精微细腻、赋色华贵的追求，达于极境。

一生执着于美的徽宗，或许，真的可算是“天下一人”了。

他是造诣很深的诗人、画家、书法家，他热衷于修建寺观与园林，是开风气之先的艺术品及文物收藏家，也是知识渊博的音乐、诗歌、道教的赞助人。他诸事皆能，却独不能为君。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女真人在北方巩固了实力。

1126年，在他禅位给儿子几个月后，靖康元年的正月，金朝大军南下渡过黄河，直逼北宋的都城开封。经过将近一年的艰难守卫，在冬天来临的时候，金军攻进开封城。

1127年正月初一，尽管这一天是新年，但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庆祝。钦宗去延福宫拜见了徽宗，但没有像往年一样举行新年大朝会，而是让大臣和僧侣道士一同前往金营祝贺。这相当于承认金人才是真正的统治者。

终于到了撤离的时候，金兵押运了1050辆车的金银、财宝、书籍、名画，准备北返。已成为俘虏的徽宗和儿子钦宗，被要求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随大军一同离京北上。

押往金国的宋俘将近15000人。其中有宗室、贵戚，也有3000多名各类专业工匠，如医官、教坊乐工、司天台官吏、兵器匠、画士等。

这些宋俘被分为500人一组，由女真骑兵像赶牛一样往前撵。北行途中条件非常艰苦，很多人没有坚持到燕京，有的人在途中去世，还有一些人，尤其是孩子，赶不上队伍时，就会被抛弃在路边。

北行队伍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到达燕京（今北京）。一半人继续前往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区），在剩下的人当中，宫女和宦官被赏赐给女真军官，工匠被释放，自谋生路。这些有一技之长的人，很多就近选择杨柳青定居谋生。

风云际会中，北宋皇家画院的笔墨趣味，随着画士北上，分落在杨柳青。

原先，杨柳青的民间艺人们，只是雕刻木版，一般用黄色纸，印上黑色或朱色画线，即告成功，单调、素朴。后来，他们开始套色木刻。还有人尝试拿起画笔，在勾线拓印、墨版套色后，人工敷彩，点染心中的颜色。

一下笔，就有着自觉的追求。

元代开始，京杭大运河流经杨柳青。千里清波载来万斛帆樯、山海珍奇和四方商贾。杨柳青热闹非凡，市肆纵横，街景殷繁，一时被称为北方的“小苏杭”。南方特产的优质宣纸、画笔、颜料甚至棕刷等材料工具，随船而来。一些民间艺人也沿运河北上，落脚杨柳青。

有位流连缱绻、归意迟迟的明人，写下了一首《直沽棹歌》。其中有句：

蘼芜杨柳绿依依，樯燕樯乌立又飞。

赚得南人归思缓，白鱼紫蟹四时肥。

不知，明朝万历年间，携画艺从江南随漕船来到杨柳青的戴氏一家，是否也一样乐不思归呢？

二、福自天来

石青、银朱、藤黄、竹绿、绯红……戴时贤正在用明快秾丽的颜料彩绘杨柳青木版年画。几百年来，这些斑斓的色彩，热闹地张扬着中国人的心灵图景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如果颜料里加入金粉和银沙，这样的年画则不适合平民屋舍，它是帝王之家的专属。

这样的制作工艺，被称为堆金沥粉，是杨柳青木版年画的最高技法。

堆金沥粉，最早见于商代、两汉时期。隋唐至两宋时期，则多用于佛像和各种宫廷建筑。敦煌莫高窟、麦积石窟、永乐宫、法海寺的壁画中，佛陀、菩萨的衣冠、璎珞佩饰等，就采用了堆金沥粉的技法，浑厚丰美。

清乾隆年间，杨柳青木版年画第一字号“戴廉增”首次将堆金沥粉技艺应用于御贡年画中，冠绝天下。现在依然为戴氏传人所独有。

经过多年研习，戴时贤采用家传的堆金沥粉技法，精心绘制出的《双龙献福》，辉煌富丽，光彩夺目。

作为戴氏年画的第20代传人，戴时贤1973年出生在北京。从小，他就总是听奶奶说起祖辈的故事。每次回到老家杨柳青，伯父戴敬勋也会时常讲起家族往事。一部长达数百年的“私家历史”，逐渐在他心中清晰起来。

戴氏先祖原本住在苏州桃花坞，在当地以印制小说、绣像为生。

苏州水网陆路交通便利，经济发达，物质富足，人文荟萃。这里不仅聚集了文人雅士，也吸引了数量众多的民间画师与能工巧匠。

苏州是我国刻书业最早的发祥地之一。相传，旧时苏州有“刻书赛积德，藏书胜藏金”之说，称“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中唐时期，苏州地区就有书商刻卖历书、诗歌、小学字书等。宋代，苏州刻艺精良，版式文雅，北宋崇宁年间（1102年）雕印《陀罗尼经》，南宋绍定四年（1231年），开雕《碛砂版大藏经》，均为佳制。

明朝开始，戏曲小说插图版画盛行。苏州书商、坊肆呈现蓬勃气象。坊间所出版的戏曲小说几乎没有不加插图的，书商推销书籍，也往往以有精美的插图来做广告。比如《西厢记》《水浒传》《琵琶记》《汉宫秋》《牡丹亭》《西游记》《金瓶梅》等，都有丰富多彩的插图。这些版画造境布局高雅，人物意态轻盈，镌雕精绝细密，极富艺术性，技巧达到了圆熟的境地，广受欢迎，书商获利丰厚。市场需求旺盛，刺激了雕版刻印向专业化、精细化发展，越来越多的文人画士和雕刻名手参与其中。

明万历年间，能雕善画的戴家从苏州启程，经由运河北上，来到杨柳青。

戴氏先祖停船泊岸，在杨柳春风中重理旧业。他们拿起刻刀与画笔，朴直沉静地开始了新的追寻与营造，一代又一代。

刀随情走，笔绘天地。乡野民间的爱恨、趣味、生活态度和生命理想，淋漓入画。北方辽阔奔放的生命激情，与南方瑰丽婉约的细腻情思，也得以在杨柳青年画中合流，汪洋恣肆。

戴家版样新鲜，木刻遒丽，用笔工整，着色鲜润，情态生动，在田陌市井大受欢迎。戴氏年画随着漕船的往来流传南北，声名鹊起。

清乾隆年间，戴氏第9代传人戴廉增以自己的姓名立为字号，创办“戴廉增画店”。他还首创在年画左下角加印“廉增”字样。

戴廉增绘刻俱精，他不满足于承袭前代旧版或者翻刻仕女娃娃、忠孝节义那些老旧题材，于是别开生面，创作《闲忙图》《庄稼忙》等描写男耕女织的新样。这与当时皇家绘刻耕织图有关。

在传统农耕社会里，皇帝们历来推崇“重农恤民”。把这一形象工程做到极致的，当然要数清代了，尤其是康雍乾三代。三代皇帝中，又以康熙皇帝做得最不一样。比如行亲耕礼祭祀先农。这种礼仪，是表示对农业的重视和关心，历史上早已有了。《礼记》中就记载，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就是耕地的时候，天子扶犁走三个来回，三公扶着走五个来回，公卿扶着走九个来回。但真正去做的皇帝极少。而康熙行亲耕礼却很认真，地点在先农坛。先农坛有一亩三分地。康熙第一次行亲耕礼是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这一年他十八岁。二月二十日，早上，康熙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然后扶着早已准备好的耒耜，扬着鞭子，在官员们的护持下开始耕种。耕三趟，然后到观耕台观耕，由选定的三个亲王五推，然后是六部尚书加三卿九推。

后来，康熙南巡，江南士子进献藏书，其中就有南宋画家楼璹的《耕织图诗》。皇帝观后感慨万千：“古人有言，衣帛当思织女之寒，食粟当念农夫之苦，朕倦倦于此，至深且切也。”于是，康熙命内廷供奉焦秉贞根据原意，重新绘制。

焦秉贞是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的门生，通天文历法，擅画人物，亦工花卉山水及楼台观宇。他以中国画的意蕴为基础，加以变通，点缀西洋透视法，绘制耕图、织图各23幅，工细雅丽。中西融合的绘画技法，给予“耕织图”崭新的面貌。康熙亲书七言绝句及序文，借以劝民努力本业，勤勉农功蚕事。当朝木刻家朱圭、梅裕凤奉旨镌版刊印。康熙看到成书后，龙颜大悦，在序首钤盖“佩文斋”朱印，所以这版御制耕织图，也被称作《佩文斋耕织图》。雍正、乾隆亦步亦趋，承袭发展，摹刻推广。耕织图成为一时风尚，在民间广泛传播，很快融入商业经济和生活装饰领域。

戴廉增也吸取西方透视和明暗画法，创作了大量农事题材类年画。构思布局精巧又富于层次，笔法繁密严谨，设色清丽明朗，人物刻画精细，服装典雅素朴，意趣盎然，并时有题诗加以补充，生动地表现出渔樵耕读的平和与喜悦，风靡一时。他还聘请多名画师创作画样，题材涉及历史、宗教、神话、传说、小说、戏曲、风光、节庆，题材广阔，工致富丽，销量迅猛增长。戴廉增雇用了大量徒工，并培养周边乡村的妇女手绘开脸染衣。年画技艺流漫绵延。杨柳青相继出现近百家年画作坊。其中十几家较大的作坊，每家都有50多个画案、200多名工人。每年每家大画坊至少能印2000多件成活，每件合年画500张。

每年，上百万张年画，从杨柳青诞生、出发，张贴在中国的大地上，寄托着万民最朴素的祈求与希望。

一场传奇的相遇，让杨柳青年画更绚丽地绽放繁花盛景。这也是戴时贤从小听得最多的故事，奶奶经常给他讲起。

有一天，一位老者走进了戴廉增画店。他停步环视，被吉祥喜庆的各色年画吸引。戴廉增见顾客仰目观画，立久腿乏，连忙从里边搬出一个方凳，并捧出茶来，请客人坐下休息。老人几乎看遍了店里所有的年画。戴廉增不怕折腾，态度祥和而温雅，把几百个品种的年画，一一拿出来给这位客人过目。

这位客人称赞年画中的人物秀英，景物雅致，尤其喜爱“渔家乐”“耕织图”之类的表现恬静田园生活的画样。

坐了一会儿，客人起座，对戴廉增说：“你真是一个老诚的买卖人啊！”说完出门而去，却一张画也没买。戴廉增正在捉摸着这位客人明明如此喜爱年画，却怎么一幅也不买？忽然匆匆走进两个装束整齐、仆从模样的人来，二人说了那么一句：“你们甭上税啦，进贡吧！”

戴廉增这才明白，刚才是乾隆爷圣驾亲临。

戴廉增立刻和伙计一起在门前摆上香案，燃烛焚香，三拜九叩于前，望阙遥拜谢恩，随后鞭炮齐鸣，震耳欲聋。邻里各家听说乾隆皇帝驾兴戴廉增，无论远近，全来拜贺。由此，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来戴廉增这里看画买画的人，络绎不绝。没到年底除夕，戴廉增画店的画已全部脱销。从此，戴廉增生意兴隆，门庭若市。

这段故事，在杨柳青流传甚广。故事的主角，有时是戴廉增，有时是其他字号。众说纷纭，口口相传，情节愈发曲折奇丽，趣味盎然。

不论这次传奇的相遇细节究竟如何，此后，戴廉增每年都将初版彩印的拔尖新品，先贡献于宫廷挑选。这类“贡笺”，多为整张横幅粉帘纸印制而成，尺幅长112厘米，高63厘米，适合贴在宫室墙壁。

后来，清宫向戴廉增定制除夕日朱门所悬的巨幅门神画。戴廉增不依旧样，别出心裁，将堆金沥粉的技法运用到年画创作中，为清宫内廷特制御贡门神。

御贡门神画，全手工丝绢彩绘，以珍稀的矿物颜料工笔重彩，分画秦琼、尉迟恭顶盔贯甲，佩剑悬壶站殿将军像，在盔甲、冠带等处贴饰金箔，沥施金粉，形成立体、辉煌之感。御贡门神，高六尺，横四尺，金甲细丽，威猛如生。

戴廉增年画店，独步一时，名冠天下。

王公大臣、达官显贵、豪门富户也纷纷争贴杨柳青年画，引以为贵。戴廉增画店干脆在京城开起了分店，独占京华年画市场。

戴廉增年画声名远扬，每岁冬至前后，贩画客商四方云集杨柳青。运河上，装运年画的船只，源源而来，朝夕不辍。镇内街市摩肩熙攘，热闹非凡。至腊月初，货色交齐，商旅车船才络绎散去。杨柳青年画销往运河两岸，南北各地。

杨柳青年画日益鼎盛，进入“黄金年代”。全镇年画从业人员三千余人，几乎“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众多字号也随之而起。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齐健隆。

齐家原籍山东，清康熙年间迁居杨柳青，以裱画为生。嘉庆十九年（1814年），兴办齐健隆画店，与戴廉增画店齐名。虽然规模稍逊于戴家，但是画艺之精堪居首位。

戴廉增第19代传人戴敬勋听家里老人说过，“齐家这哥儿几个是老戴家的姑爷。他们的手艺比戴廉增的后人还高一块呢。高到什么程度呢？齐健隆能画二十色的画，戴廉增印出来的都不超过六七色。”

齐健隆以画仕女著称，笔法细腻，秀丽明艳，顾盼含羞，风情万种。

此后，这两家逐步分家析产，开设了多家画店。民间就有了“廉增、美丽、廉增丽，健隆、惠隆、健惠隆”的说法。可见，其规模之庞大、体系之繁杂、买卖之兴隆。甚至，在杨柳青，还曾有健隆胡同，即因齐健隆画店坐落于此而得名。通条胡同皆为齐氏画业作坊，有画师及雇工250多人，各种工序齐全配套，年画品种丰富，是杨柳青年画的特大作坊之一。

时至今日，在许多遗存的年画珍品上，还能见到“廉增戴记”“齐健隆”的字号落款。

另外，较为知名的还有忠兴号、爱竹斋、李盛兴、宪章号、亨通号、松竹斋等字号。他们都是自设作坊，广聘画师，开版雕印。

以戴、齐两家为首，杨柳青的十多家画店，争相在北京崇文门外至正阳门一带开设门市。秋冬批售年画，春夏加工纱灯、扇面。每年腊月，进入年画销售旺季，画商在庙会和繁华街市搭棚设市销售。

后来，戴廉增画店在东丰台开设作坊，画版从杨柳青运来，聘请画师、招募徒工，就地生产。继而，多家画店也来此开设作坊，形成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又一生产基地。随后，辽宁沈阳也陆续有十来家杨柳青画庄，开店售卖。

年画的杨柳春风，沉醉了天南地北、运河两岸，还长风万里，跟随天津商人的脚步，吹度玉门，抵达了西域。

三、万里同风

清朝末年，来自中亚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趁大清帝国无暇顾及西北边疆之机，在英国和沙俄的支持下，攻占了新疆的大部分城市。

清光绪元年（1875年），慈禧太后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西征阿古柏，收复失地。

此时，左宗棠63岁。迟暮的将军，不复壮年的悍勇，多病之躯须策杖而行。而新疆告急之讯让左宗棠不顾病体，从兰州移营肃州坐镇。这位病魔缠身的老人，在家书中袒露了当时的心情：“西事艰阻万分，人人望而却步，我独一人承当，亦是欲受尽苦楚，留点福泽与儿孙。”

自古用兵西域，都把兵精、饷足作为先决条件。左宗棠麾下有7万多西征军。根据光绪元年西征粮台计算，每年所需军饷至少800万两白银。这对清朝末期的困难财政来说，不啻雪上加霜，当时户部只能拨200万两。清政府规定内地各省和海关，共协饷724万两。但是各地自顾不暇，实际每年协饷仅有200多万两。巨大的军费缺口，让左宗棠一筹莫展。

此时，好友胡雪岩给他带来了希望。胡雪岩凭着自己的关系及人脉，几经辗转，帮助左宗棠向洋商筹借了500万两。

军费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左宗棠依然愁眉不展。因为关内的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市）军需日用品尚且匮乏，一旦出关，面临荒漠之地，人烟稀少，遥遥征途，归日无期，军需供应势必更加难以为继。另外，雇用民间脚力，运输军粮、弹药的问题，也悬而未决。

就在此时，一封书信送至左宗棠案头。来信人正是西征军前线总指挥刘锦棠。他向左宗棠建议招募商贩随军出关贩售，配合解决军需供应问题。刘锦棠的建议无疑是雪中送炭。左宗棠立即核准，颁令招募商贩随军出关，并纳入军队后勤管理系统。在行军途中，清军给予这些货郎优厚的待遇，可以免费住官店，路上还可以搭便车。

“愿随营出关去新疆经商者，可到营盘领取印照。”天津杨柳青货郎安文忠在城门看到招募告示，意识到这是一条谋生之路，立刻带领杨柳青的众多商贩，到军营应募。之后，大家纷纷修担加货，等待随军出关。安文忠发现，左宗棠的军队中，湘军为主力，因此他在准备货品时，特地大量采购了湘人爱吃的辣椒。另外，他还准备了烟叶、茶叶、糖以及针线、手巾、布袜、药品等军队必需的物品。

清光绪二年（1876年）农历四月二十七日，左宗棠在肃州发出西征大令，命刘锦棠、金顺、张曜分兵三路，率师西出嘉峪关。数百名杨柳青商贩，也跟随首批清军启程。他们肩挑一百多斤的担子，随军出了嘉峪关，进入莽莽沙漠，前往新疆，沿途为军队提供补给，同时还为西征军运输军粮和弹药。这一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赶大营”。

西征军进入新疆后，连克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市）、吐鲁番、达坂城、库尔勒、阿克苏等城。清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上奏朝廷：官军克复喀什噶尔、和阗等南疆西四城。仅用三年时间，西征军就收复了除被沙俄占领的伊犁地区外新疆的所有失地。

光绪七年（1881年）农历正月二十六日，清廷代表曾纪泽与俄方代表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中方赔偿俄国兵费900万卢布，折合白银500余万两；沙俄归还伊犁，但却割去了伊犁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河以北的大片领土。

由于战事已停，货郎们结束了冒着战火随军贩售的生涯，改为就近入城经营。杨柳青的乡亲们，也陆续投亲靠友，进疆谋生。

一幅名为《新疆全图》的杨柳青木版年画，描绘的正是左宗棠大军从甘肃嘉峪关到新疆伊犁路程艰辛的场景。年画上，清楚可见“出嘉峪关，卫伊犁河”字样。年画中的“金将军”和“张大帅”，就是左宗棠麾下的都统金顺和提督张曜。

据说，这是一位赶大营的杨柳青画师所创作的。这位画师跟随左宗棠的军队绘制地图，一路随军，出嘉峪关，到了伊犁。他一路写生，细节饱满地绘就出一幅融历史故事、风情风物于一体的画稿。回到杨柳青后，他把图样交给了戴廉增画店，进行刻版印刷。

西定新疆之后，天津人赶大营的步履不停。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杨柳青人走向新疆。他们在新疆发银票、开工厂、收购土畜产品，缔造了无数商业传奇，逐渐成为新疆商业的主体。据统计，津商店铺在新疆全境，前后共有3000多户，规模不等，行业齐全，从业者有30000万多人。喀什、伊犁、塔城等地，都集中了大量津商店铺。

成书于清宣统三年（1911年）的《新疆图志》，是新疆建省后第一部全省通志，也被称作清代新疆的百科全书。书中记述：“津人植根最先，故根本深固，分枝遍南北疆。”

1940年前后，茅盾先生曾在迪化住了近一年的时间。他在《见闻杂记》中记载：“新疆汉族商人，以天津商帮为巨擘。数百万资本者比比皆是。”

天津商人怀抱着开放和热情，把传统手艺、文化习俗、工业文明，连同火热的生活与生命的温情，都安放在了新疆，共同呼吸，生长交融。

天津是近代文明传入中国的基地之一。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进行最早的化学反应。1896年，世界电影诞生刚刚半年时间，天津法租界就开始放映电影了。出版于1898年的《津门记略》，详细记载了当时天津的市井娱乐生活。其中“近年又添外洋灯影”的文字，指的正是天津电影的出现。20世纪30年代，天津电影业进入发达时期，全市有三四十家影院同时营业。最多时，一年放映的国内外电影高达287部。美国好莱坞的米高梅、华纳、派拉蒙等八家制片公司，相继在天津设立分公司。好莱坞的新片最多十天就能抵达天津。

同一时期，津商远在2800多千米外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建起了新疆的第一座电影院。

1928年，一部手摇电影放映机从天津运到迪化，成为商人韩幕颜的私人观影用品。随机而来的，是三部英国无声滑稽影片。韩幕颜应该没想到，他无意为之的一件小事，竟然为新疆的电影史拉开了序幕。

1932年，在迪化大十字街附近，新疆历史上第一座电影院——德元电影院热闹地开业了。这座由津商杨元富创办的影院，一开张就轰动了全城。《火烧红莲寺》等十部影片接连上映，德元电影院每晚座无虚席。后来，《孤城烈女》《壮志凌云》等大批国产影片一上映，旋即被津商搬上新疆的大银幕。

1934年，杨元富创办的“德元电业公司”从苏联购买了大马力发电机，为大十字街一带的商号安装了路灯。据乌鲁木齐文史资料记载，当时的大十字“每晚夜市，灯光灿烂，游街看灯的群众比元宵节的灯会还热闹。这是边城最早的路灯”。

时代敲门，命运引路。得风气之先的天津人，就这样把自己的生活方式连同声光电的工业文明，带入了新疆。

喜新的天津人，其实也最念旧。

远赴新疆经商的杨柳青人，逢到岁时倍思乡，所以安文忠的文丰泰京货店首次把杨柳青年画带入新疆，后来津商各大商号纷纷效仿。据载，赶大营兴旺的年代，新疆一年销售的杨柳青年画达100万张之多。其中不乏戴廉增、齐健隆年画店的作品。最初，购买年画的多为汉族居民。后来，杨柳青年画因其极具感染力的美，也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喜爱，其中“祥林”“格景”两个品类尤其受欢迎。“祥林”，画的是林木楼台，没有游人；“格景”，画瓶花博古、笔砚琴棋，而无鸟兽。

广阔深远的融合与交流，让年画之美融入了新疆。边疆人民与中原民众相融相知，一同将生命情感寄托于斑斓的色彩之中，祈望美好，展望未来。

来自大地和心灵深处，用理想的色彩饱蘸着运河之水，描绘中国人精神天地的杨柳青年画，融合重铸着南之柔婉与北之雄健，日臻其妙，在乡间美术中，独树一帜，到达巅峰之境，跃动着璀璨的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