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里的不“响”开出荧屏“繁花”
文学名著历来是影视改编的必争之地。9年前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金宇澄小说《繁花》获奖，王家卫便在第一时间获得了改编权。《繁花》是部什么样的小说？不妨回看一下当年茅盾文学奖的授奖辞：“《繁花》的主角是在时代变迁中流动和成长的一座大城。它最初的创作是在交互性、地方性的网络空间进行，召唤和命名着特定的记忆，由此创造出一种与生活和经验唇齿相依的叙述和文体。金宇澄遥承近代小说传统，将满含文化记忆和生活气息的方言重新擦亮、反复调试，如盐溶水般汇入现代汉语的修辞系统，如一个生动的说书人，将独特的音色和腔调赋予世界，将人们带入现代都市生活的夹层和皱褶，乱花迷眼，水银泻地，在小历史中见出大历史，在生计风物中见出世相大观，急管繁弦，暗流涌动，尽显温婉多姿、余音不绝之江南风韵，为中国文学表达都市经验开辟了新的路径。”9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王家卫剧版《繁花》，我想也作一“评语”：“王家卫的剧版《繁花》以四年时间拍一部30集的电视剧，体现的是对艺术的敬畏，也考验了演员的耐力。剧版《繁花》拍出了90年代上海城市的潮涌和喧哗。剧中一群高光人物的背后已不再是一衣一饭的琐屑，而是新上海精神孕育的万千姿态。万民经商大潮下新潮地标的灯红酒绿，后街烟火的日夜不息，让观众从城市肌理中看到奋进之光，展现的是一部‘阿拉上海’的奋斗史和奇观史。剧集以精致的审美从小说中的‘留白’处生发，所塑造的搏击在商海中的男女主人公，所展现的纯粹的上海地域文化，为国剧提供了新的标杆。”
作为一部改编剧，《繁花》曾被有的观众诟病在剧版《繁花》中几乎看不到小说原作的影子了。但在剧情过半后，更多观众渐渐放下执念，不再要求与小说一一对应，改变这一点的是王家卫风格极为鲜明的《繁花》。观众渐渐认识到，“似”与“不似”并不影响剧版《繁花》的好看。何为成功的改编？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样的观点：严肃文学进行影视改编时需要三重对焦：一要和现实属性、民族符号对焦，二要和当下的社会价值、审美趋向对焦，三要和形态转换、编码重译对焦。若以此衡量电视剧《繁花》的改编，我以为它聚焦这三点用情用力，十分出彩。
改编并不完全“忠实”于原著，而是取原作的“空白”处，注重梦境的再创造，感觉的再创造。《繁花》的“空白”处含在原著1000多处的“不响”中。“不响”，一切尽在不言，一切无须言尽。王家卫拍《繁花》，重点不在拍情节，而在拍一种“感觉”。上世纪90年代初大潮奔涌的上海，在王家卫“刀尖上审美”镜头下旋转、闪烁，如魔似幻，使人想起茅盾先生《子夜》的经典开头：以居高俯视的视角展示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不夜城。夜总会的光怪陆离，证券市场上声嘶力竭的火并……剧版《繁花》唤起观众对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记忆与共情。尽管那时马路、楼房陈旧，但掩不住野蛮生长的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人们相信自己的双手，“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目标从来不遥远，一步步一天天，只管全力以赴，剩下的交给时间”。旁白配上画面，拍出来的是那个时代这座城市的感觉。宝总对开小饭馆的玲子、外贸公司的汪小姐、在黄河路上开饭店的老板娘李李都有留情，却又没有真为哪个女人留步。在“空白”处，王家卫在他善于拍女人情愫的创作“舒适区”里腾挪、发挥得恰到好处。无论对“魔都”的精致还原、放大、渲染，抑或扑朔迷离的商战，还是无果的男女之情，都拍出了观众从一般“都市剧”“情节剧”“烧脑剧”中看不到的东西。这些正与小说互联互补。王家卫拓宽了名著改编的边界。
剧版《繁花》好就好在始终不忘以创新的影像语言，在朦胧、不确定中去表现确定。这种确定集中在“意义”上就是花开一时、终有零落，一曲终了、人犹未散；集中在宝总身上就是“情”“义”“智”，这是对小说《繁花》深度理解、扩容而来。原小说以切切碎语的美文娓娓道来，值得细读品咂。然而这种叙事风格却为剧改留下了空白。在剧版《繁花》中，节奏被提上位。和一般“霸总剧”不同，剧版《繁花》中的宝总在剧情开始就由阿宝变身为宝总。但在其后，颇有神秘感的“定海神针”爷叔一直在给他“补课”：以“纽约帝国大厦上去从地下到屋顶需要一个钟头，从屋顶跳下来只要8.8秒，这就是炒股”提醒宝总一定要有输得起的思想准备。“穿西装要人穿衣，不要衣穿人……”还有“三面”：人生三碗“面”最难吃，叫人面、情面和场面。以及一个男人要有“三个钱包”。上海式人生况味是剧版《繁花》的硬核，也是观众之最爱。
“电影感”不应成为电视剧的短板，相反，国产剧需要类似宝总的故事，需要“王家卫美学”去打破程式化叙事，用影像的手段把小说里的不“响”变为电视剧的“响”。自然，这种审美挑战也许是王家卫专属的风格。就名著改编而言，成功的路子是只要坚持创新表达，就可做到条条大路通罗马。毕竟，去年的爆款剧《人世间》当时回肠荡气，至今余音绕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