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学区房破旧，四间屋连成一通，分别是卧室、客厅、卫生间、厨房。从卧室可以放眼望见厨房。它像洞。有的房间有门，有的没有，有的门少半截门板。除了外门是铁门，里面一律是木门，变形，掉漆。窗户也是木窗，掉漆。地板是水泥地，一楼潮湿，屋里充斥了陈年老垢的味道。因为看上客厅外面四周建了围墙的小后院，可以种花种菜，加之租金相对便宜，所以租下了。另外，小区环境不错，有一排上了年纪的老榆树和银杏树，健身区还有一棵更年长的黄葛树。我喜欢这些阅历丰富的老树。我和女儿（也许还有母亲，有这种可能）要在这住三年，时间不短。我认为自己有能力把旧房子收拾整洁舒适，清新温馨。小后院到处是枯枝和残砖碎瓦，还有一些新生的杂草和难以铲除的泡桐幼树，我整个上午都在里面忙活，要把它弄成我的后花园。无论房子再破旧，有花在开，就会有生气。

下午，有人来了，我知道母亲一定会来。门敞开着，要来的人还有几个，但一定是母亲来了，这点我不用回头就知道。多年的愁闷在她体内凝结成“放射性物质”，她只要远远站在那，就会释放“辐射”，无需发出声音，我的身体会被含有“辐射”的气流击中，陡然一震。我在小后院正弯腰拽那根新生的泡桐树枝，感受到这样的气流，接着就听见一声叹息，然后是钥匙摔在地上的声音。钥匙应该装在手提布兜里，如果她没什么心事，不会让钥匙和布兜一起摔在地上，布兜里很可能还有一本《圣经》。可是，她没心事的时候太少太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

其实，我不想见到母亲，不想见到愁容满面的母亲，由于痛苦不堪而愁容满面的母亲。

我准备回身说点什么，听见鞋底摩擦水泥地的声音，走得很沉重。我不想说什么了。

我听见母亲从卧室到厨房走了一通，经过小后院门口时，还故意加重了脚步。然后，她说：“租这么破的房子，咋住啊？”

不用看我也清楚，她的眉头、脸、嘴唇皱一起，整个的她皱一起，瘦得纸片一样的人，愁，侵蚀了整个的她。

我用力撕扯那棵生命力顽强的泡桐树，说：“市中心老小区的房子都这样，离学校近，走路五分钟就到。就这房子还八千呢，三楼那套一万二，小区外面还有一套新楼，一万五，还挨着马路，太吵。”

母亲说：“这也太破了，太窄了，不是人住的地方。”

我说：“有床有厨房有厕所就行了，这还有个小后院，多好。”

母亲没了声音，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果然，过一会儿，她悲怆地说：“那我住哪啊？”

我的家距离这所学校不算远，我们没私家车，路口只有一趟公交直达学校，二十分钟一趟，有时堵车半小时一趟，每天要往返四趟，晚自习后公交下班，还要去接。这样算来，不仅不近，中午回家吃饭不等午睡就要出发去学校，还生出许多琐事，路上消耗大量时间。我家是两百平的花园洋房，有独立的屋顶花园。当初贷款买大房子，为的就是父母和兄弟姊妹几家人到齐都能住下。其实主要为父母，来串门的儿女住在一个屋檐下，亲朋好友经常来聚，可以轻松容纳，父母觉得热闹。父亲病逝后，母亲更需要这样的热闹。母亲可以住我家，我们周末也会回家住。母亲还可以住弟弟那，原本她正住在那。她还可以去成都住妹妹那。老家还有哥哥，她落叶归根回内蒙古也是可以的。如果在哪住都不舒适，单独住也有条件，刚好有套小点的房子闲着。她能住的地方很多。但她总是给自己造成居无定所的局面。比如，跟儿媳妇闹点小矛盾，就觉得不能在那住下去。比如，妹妹的楼房太高，妹妹脾气不好身体不好，她也不能在那住下去。回老家，仍然有种种原因不能住下去。

我有所准备，特地从家里搬了沙发床挤在卧室。因为门窄，费了一番周折才弄进去。我从小后院走进屋，指着那张沙发床和客厅那张绷子床说：“那能睡，这也能睡，随便你选。”我的动作有些猛。事实上，我已经应对不来，绷不住了。我一直鼓足勇气面对生活，住这样的破房子也需要勇气，我希望母亲说：“破怕啥，收拾干净一样住，不就三年嘛，一混就过去了。”如果父亲还在，父亲会幽默地说：“这不比咱家猪圈强多了？”我清楚我的希望其实是奢望，母亲早已不再鼓励她的子女了。

母亲说：“我睡客厅，还能让你天天睡沙发吗？我要是睡沙发，那不影响孩子啊。”

我重新走进小后院，收拾树枝。天气炎热，屋里开着吊扇。母亲蹲在小后院门口一动不动。这是她犯愁的标志性动作，待在什么地方，一动不动，任凭愁像魔鬼那样啃噬。我猛烈踹那些树枝，汗水流进眼里。

我感到委屈。究竟是生活太重，还是母亲太重，压得人喘不过气。终于，在母亲说出那句话后，我爆发了。母亲说：“哎，我以后上哪待啊，愁死了，脑袋里没缝了。”

我摘下变得漆黑的白线手套，冲进屋里，来来回回走着，边走边痛斥她这些年带给我们全家的是什么。我在咆哮：“要咋样你才能不愁？日子过不了吗？缺吃少穿吗？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是不是要每天背着哄着，所有人围着你一个人转？只要你不舒服谁也别想舒服。哪个儿女对你不好了？这些年你想干啥就干啥，谁能拦住？要折腾到啥时候？嫌这房子破，好房子有啊……”我已经停不下来。我咆哮着进了厨房，随手拿起盘子摔了下去。“过不了就不过了，都不要过了。”破破烂烂的房子传出破碎声，我忽然发现我成了当年母亲那样。不，现在母亲也经常这样。母亲和父亲吵架时，时常这副歇斯底里的样子。我只差坐在地上蹬腿，就成为地道的哀嚎着的农村妇女了。就是这样的农村妇女想方设法让她的孩子一个接一个跳出农门。

因为咆哮，以及出格得出乎自己意料的行为，我的头嗡嗡作响。在这嗡嗡声中，我感觉母亲似乎惊慌了一下，然后“噌”地站起来喊：“我的天哪，今天才知道你这么厉害。”我继续咆哮：“我不厉害，能一个人嫁四川这地方来吗？我不厉害，能大着肚子上灶炒菜吗？连顾客都不忍心吃，你当妈的问过这些吗？我不厉害，能一天上午开导下午开导晚上还得开导你吗？我确实够厉害啊，你只要睡不着就得陪着你坐，你管过我上有老下有小需要睡眠需要赚钱吗……”

“你抱屈啊，这下说真话了。”

我和母亲互相咆哮着，发出我认为最难听的声音。整个世界都在嗡嗡作响。

我的愤怒多半来自对自己的愤怒。我无论怎样努力，都无法完成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让母亲快乐。就像母亲的笑容一直在前方，而前方永远是无法抵达的远方。不快乐的母亲一点点瓦解着我对生活积极向上的信心。

二

母亲十七岁从山东来到北方—内蒙古东北部—呼伦贝尔东南部，就一心想逃出北方。是的，她说要逃出这死地方，这鬼地方，这死冷死冷的不是人待的地方，非逃出去不可。那时，姥爷姥姥和我三姨四姨五姨以及我舅都在东北，他们是当年从山东过来的。后来，姥爷姥姥带着舅舅一家回山东，母亲想逃出北方的念头每天像太阳一样升起。当我三姨和五姨因病去世，母亲说是北方死冷的天冻死了她两个姐姐，更想离开“这死地方”。这种想法太过强烈，她整日磨着父亲研究，时常深夜里推醒父亲，让他研究研究。为此他们没少吵架。最终，造成我们全家六口1985年一次大迁徙，这一年，哥哥十一，我九岁，妹妹六岁，弟弟两岁。安家落户山东的事由大姥爷帮忙，基本办理妥当了，母亲却非要回东北，理由简单，山东竟然还在吃窝窝头，而东北早就吃大米白面了。其实，到山东没几天，她就有了想走的念头。

我们全家返回东北，母亲仍然心心念念逃出北方，至于往哪逃，她心里有个远方。两年后，姥爷和姥姥从山东回来了。姥爷得了偏瘫，知道自己时日不多，非要回来。他说：“落叶归根啊，哪怕回去只活五天，死也要死在东北。”一语成谶，这位身上背着传奇的老人，带着时代烙印，果真回来只活过五天。他认为他的根在北方，可见他对这块接纳他的黑土地感情至深。

这丝毫影响不了母亲，也没有给她任何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力量。她恨北方。虽然山东不令她满意，也阻止不了她恨北方，仍然说：“非逃出去不可。”这不是她的个人行为。村里很多当年来的山东人，不时要回山东看看，看上两趟，有的就回山东不再回来。走，是我们村的通病。只要有人家搬走，她就更恨北方。她责怪这块土地要了她两个姐姐的命，冻坏了她的胃，让她成了驴，一天到晚干活。

前院苑家也是山东过来的，他们家大儿子常年走南闯北，跑了几趟山东，还去过四川，带回个四川媳妇。有一年他去投奔媳妇的姐夫，这姐夫在西北新开发城市嘉峪关。当他再回到村庄，带走了他正读书的妹妹小英。小英跟我同班。他们进城打工去了。这事让母亲心里发毛，恨不能我也跟着走。幸好，她认为读书考学更重要，将来可以彻底跳出农门，端“铁饭碗”。

四婶的老家在山东招远，她让不愿念书的女儿去那生活，找婆家。母亲立即提议让我跟着去读书，两姊妹好作伴。还有个理由是山东教育好。可是上次大迁徙，山东教育好还是跑回来了，不惜大姥爷费劲找人让我们入学。这时候教育好又成为去山东的理由。她自然要找父亲研究。研究只是过程。面对逃离机会，如果有任何阻力障碍，她都会不遗余力排除，哪怕整夜不睡觉也要落实。她说：“一步步来，逃出去一个是一个。”

在山东的日子，我每天想家的心情无法遏制。加上老师口音难懂，学习跟不上，整日浑浑噩噩。因为母亲那强烈的愿望，我努力坚持着住下来，盼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家。

一年后，堂姐想家，不在山东待了。堂姐倔强，爱使小性子，想回家一定要回。

当我怀着极度想家的心情雀跃着踏进家门，她只愣怔着看我，好像我不该出现在门口。母女久别，我以为她要抱着我哭一场，但她只站在锅台前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山东水土就是好，养胖了。哎。”一捆柴隔着我们，我没有像日思夜想的那样，一头扎进她怀里。

再过一年，四姨去了嘉峪关，舅舅和舅母也去了。舅舅和舅母从山东回来后，探望了姥姥，把两个女儿放我们家。他们去城里打拼。母亲说：“行，俺娘有我呢，孩子们有我呢，你们放心去闯，等落脚，再把我们带出去。”她那颗随时想逃离的心不得不暂时安定下来，默默等待她的姐姐和弟弟在远方落脚、扎根。她总说：“那地方要是行，等扎下根那天就好了。”父亲给四姨和舅舅回信，她叮嘱父亲，一定要问问那地方咱家去能不能行。

后来，四叔四婶全家搬去山东招远了。四姨家的三个孩子陆续去了嘉峪关，他们都已成家，拖家带口去的。舅舅和舅母回来接走了两个孩子。他们都去出摊卖油条，这是姥爷传下来的手艺。母亲去不了，四个孩子要读书，即使不是这样，瘦弱的姥姥也经不起路上折腾，五天五夜火车，相当于要命。要不了命，带去城里也养不起，城里看病就看不起，还要暂住证，一年两百块。小买卖和种地一样，不稳定。他们对母亲说：“我们说不定还回来种地呢，小买卖竞争越来越大。”母亲哀叹：“老天爷，啥时候能逃出去啊。”

1995年，小英和她打工的酒店经理回来领结婚证。婚后，她成为那座城市的公民，拥有城镇户口，以及酒店老板娘的身份。那时，哥哥在呼和浩特读中专。哥哥算我们家第一个跳出农门的。母亲说：“终于逃出去一个，没白花钱。”到我复读考中专这年，中专生不包分配了。

吹着大风，我坐在高岗上遥望远处的树林，那是镇中学背后的树林，在七里之外。两个小时前我还坐在教室里，现在我的书包和住宿行李全带回来了。母亲给我办了退学手续，让我跟小英走。这事父亲和母亲跟我商量经过我点头同意。还有二十天中考。班主任诧异，极有希望升学的考生为什么退学。母亲说：“现在中专不包分配了，考上也没用，干花钱。哎，就算考上也供不起两个大学生啊。”班主任说：“那也要考啊，有个毕业证总会有用的。”我看见母亲脸上掠过的惊恐，就像我如果参加考试，必定考上，从而不能跟小英走，不能像小英那样落脚扎根异乡，就不能带她逃出北方。

耳边是呼呼的风声，我还是听见母亲跨过大门朝我走来。这里是我们眺望母亲从村口归来的地方。现在，她从背后来了，拖着沉重的脚步。她挨着我坐下。不用看也知道她面孔的状态。巴掌宽的脸，抽在一起。她已被愁毁了容，愁可以把曾经俊秀的面孔扭曲成皱抹布。

“要是难心，砸锅卖铁也供你，豁出去了，明天再送你去学校。”

其实，我比母亲还想逃，不是逃出北方，是逃出这个家。一个充满争执、焦虑、愁苦、债务的家。我想去赚钱为他们还债，换来家和，换来母亲的笑容。我深知他们已尽力，供不起两个中专生和两个初中生，不是他们的错，村里没有人家供得起。如果不是父亲打鱼补贴，我们恐怕像很多孩子那样早辍学下地干活了。哥哥的学费最终是流转了一块土地解决的，因为找不到保人担保，借不到高利贷。

我没说话。我用沉默对抗，究竟在对抗什么，没有具体指向。现在回想，我在对抗母亲那张布满愁容的脸，好像日子就此坍塌。在我的北方村庄，我感到只有母亲整日这样焦愁着。

她开始嘤嘤哭泣，像委屈的小女孩。她说：“妈现在全靠你了，看看现在这情况，靠种地逃出去没门啊，你现在长大了，只得靠你了。”

我还是没有说话。同时为自己的沉默内疚着。

她往回走了。过一会儿，我回头看见大风吹着她宽大的衣衫，把她吹扁了，像一张垂头丧气的帆。尘土在脚下飞扬，她拖着鞋在走，走得很慢，拖不动似的。她瘦得真会被风吹跑。

晚上，父亲再次问我是不是真想好了，想考学，哪怕不包分配也供。母亲和父亲一样。他们看见很多人为我惋惜，打算再让我回到学校。我本打算留下，一眼瞥见母亲布满愁容的脸，看得出来，吹了下午的大风，母亲似乎更急了。就像风是从城里吹来的。风已经带走了我们村很多年轻人。现在要带走我。我决定走，去赚钱帮家里还债，让笑容回到母亲脸上。

没想到，一年后，四姨把我从嘉峪关送回来了。因为有位四川厨师追求我，亲戚们担心我被骗，还怕担责，姑娘找对象这样的事最好由亲生父母拿主意。进城后我看见亲戚们深深的恐惧，导致他们过度防范。每个人都可能是坏人，每个人都有潜在的危险，可能摧毁他们在城里生存的机会。一旦发现苗头，立即制止。如果不把我送回来，也不同意我和四川厨师发展，那么四川厨师就可能结交一些混混，悄悄砸了他们的摊子，一溜烟跑了，他们只能干瞪眼。

进城的一年，我拼命干活，早晨在四姨的油条摊儿干到九点半，然后到酒店上班。酒店在国道边，经常营业到凌晨两三点。每晚睡眠时间常常只有三四个小时。即使这样，也无法阻止我想家，甚至觉得家里院墙边的猪粪都是香的，闻一闻也是好的。亲人见不到面，那是种被撕扯着的疼痛。我怀着这样的心情进了家门。像上次从山东回家一样，母亲正站在锅台边，知道我回来了，仍然愣了一下。她哀怨地说：“怎么就送不出去了呢。”

我愣愣站在门边，像走错了家门。我知道，母亲的怀抱我再也扎不进去了。

终究，我又去了西北那座新开发城市，同去的还有妹妹，后来弟弟也去了。可以说我们进城是时代潮流，更可以说我们进城是母亲的推动。她等着我们将来把她带出去，逃出东北。

三

2008年，母亲终于完成了她多年夙愿，离开北方到四川来了。那时候，哥哥已成家，哥嫂在镇小学任教，母亲给他们把孩子带到六岁。外婆已故多年。至此，母亲完成了在北方的她认为要完成的职责。我终究嫁给四川厨师，到四川开饭馆，妹妹和弟弟也到了四川，妹妹成了家，弟弟即将举行婚礼。我们都在城市扎下根，有了城市户口，真正跳出农门了。

父亲和母亲到四川那天，客厅堆满了包裹，衣物、相册、日历、电饭煲、水壶、渔网……像是背来了北方的家。是用一条红围脖一条蓝围脖当成软扁担背来的。这两条围脖是我们全家1985年迁徙时母亲买给我和妹妹的。

我以为母亲就此可以安享晚年，再也不用焦愁，笑容该回到脸上了。事实上母亲刚来那天，确实笑了。当父亲拉着母亲的手，带她参观大房子，打趣说：“看给你买这大房子，翻跟头折把式都够宽。”母亲确实笑了，抿嘴羞涩地笑。因为长期不笑，好像笑也是令人羞涩的事。母亲盼望这一天，盼了三十多年，梦想终于实现。

然而，没几天，母亲开始诉说种种不适。正值冬季，湿冷，难见太阳。母亲说：“不是南方吗，咋这么冷。”正如1985年迁徙到山东，没几天她就否定了那块地域那样，她很快同样否定了四川：“这地方我没法待，浑身发潮啊，冷得哆嗦，比东北还冷。”她没想过，她的儿女同样要度过冬季，度过地域差异和城乡差异，度过不适。她开始想方设法找借口要走。气候不适应，四川话听不懂，没到真正养老的时候，还要干活赚钱等等。不得不说，这些不适是真实存在的，却也是可以克服的。

直到那时，我仍不明白，走，是母亲的病。她的舒适地永远在远方。

还有二十天是弟弟和弟媳的婚礼，我们的父亲母亲走了，去河北一个叫鲅鱼圈的地方，那地方有我们北方村庄里的潘大爷。其实是母亲急着要走。父亲那时就明白了母亲要走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走，否则她就没完没了地犯愁折腾。何以无法等待二十天，小儿子的婚礼难道不是做母亲的人生中的大事吗？我和妹妹的婚礼父母缺席，远天远地可以理解，弟弟的婚礼已经在眼皮底下了。母亲的理由是凡事不需要她操心，也操不上心。她该有多么急切去寻找她的远方。

这仅仅是开始。

从鲅鱼圈回到四川后，父亲病逝前，他们反复辗转东北和四川，至少三五次。父亲在东北老家病逝后，母亲到四川待了一阵，去了嘉峪关，又回东北，再到四川。她只要窝在什么地方一动不动，把自己坐成雕塑，就是想走了。这种情况下，她会犯胃病，失眠，心悸。如果失眠，无论夜有多深，她被想走的念头折磨，就要敲我的门。等我起来，她总是坐在楼梯角落的沙发垫上，愁得一塌糊涂。她也知道我需要休息，知道她这样给我增加负担，同时为此更加犯愁。我一点点劝慰，讲那些讲了不知多少遍的当时奏效的人生道理。她终于可以舒缓一下回房间睡觉，但立即要将她这夜的失眠打电话告知每个儿女。住在妹妹或弟弟那，就会敲他们的门，而后给我打电话。夜半敲门和夜半铃声，困扰着我们。亲友说我们太过迁就。然而，只要我们稍微厉声，就又成了她的心理压力。这类病，只要她想去一个地方，经得我们同意，开始打包时，就精神百倍，没任何症状了。

渐渐地，她已适应四川，努力做着让自己长期住下来的事。比如，去公园唱歌，或者去教堂聚会。不过，在想走时，这些又都会被她一一抛开。

我们意识到母亲也许得了抑郁症。我带她到医院去看，经过医生询问，心理测试，并不是。

每天，她从弟弟那到我这，再从我这到弟弟那，一天要跑两三趟。她不管我是否在写作，没完没了诉说她的不悦，大都是挑剔谁没有达到她的预想。我不想听这些针尖对麦芒的事，又明白许多农村女性对家长里短的热衷。她这位农村母亲，已经不算过于计较鸡毛蒜皮了。她偶尔去成都妹妹那，住不上几天就住不下去了。无论到哪，从未平静过。以至于我们兄弟姊妹之间检讨，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好。事实上，不是。我们的目标一致，想让母亲幸福快乐。我们拿许多母亲作比较，发现我们的母亲确实有别。我们从农村进入城市，努力生存，谈不上富裕也谈不上贫穷，日子过得算舒适。只有母亲的焦愁像不断旋转的黑色漩涡，要把我们吸进深渊。

四

我的咆哮带来一系列后果。母亲歇斯底里告诉我，再也不踏进我家门一步，然后跑出门去了。这时候，我感到人生中的艰难不是为生活打拼，而是无法面对一位体质健全的愁容满面的母亲。

我忽然联想到许多不好的事，母亲会不会走到极端去。我给弟弟打电话，让弟弟赶快给她打电话。弟弟说她已经在往他那去了。我还是不放心，想去看看她走到哪了。走出小区，看见她正坐在公交站台的椅子上哭。瘦小的她在人群中不管不顾地哭，成了被儿女抛弃的老人。但是，她又发出了童音，像孩子在哭。我拉她回来，她跟着我回来了。平静了一会儿，她说要去弟弟那，就走了。我们算达成和解。我继续干活，为她的哭泣心酸。出门倒垃圾时，看见她坐在门外的老榆树下，一动不动坐着。看见我，她说：“哎，你们妈做得太不对了，怎么能这样呢，我也劝不了自己。”

母亲又开始失眠。我想，应该再带母亲去医院看看。

是位六十岁左右的男医生。我和母亲在门外椅子上等候，看得见医生为其他失眠患者医治。患者全是女性，三十到六十岁不等。这医生有所不同，患者对他诉说失眠如何难受时，他总是让她们听他说。他告诉她们：“睡不着能不能死？死不了怕什么。”医生用的也许是心理激将疗法，类似于以毒攻毒。轮到母亲了，她慢慢坐在医生面前，怯怯地问：“让不让我说？听不听我说？”医生说：“嗯，你说。”母亲松了口气。每次回忆起她倾身眼巴巴望着医生的样子，我就感到酸楚。她究竟是怎样把自己置于这样可怜的境地的。

医生像对待那些女患者一样，也告诉母亲睡不着死不了，不要怕。并为她开了一些安眠药，以及抗焦虑的药，告诉她能睡着就不要吃了。

母亲就是从这时候开始专注治病。但她并没吃医生开的药，认为那些药片会让她吃成疯子傻子。她只是不知听谁这样说了一下。她不断发现自己身体上的毛病，继而去包括成都在内的几家医院，做胃镜、肠镜，检查妇科、颈椎，查血，做核磁共振等。查出一些小问题，在同龄人中，她算健康的了。但是，她仍然间断性失眠、犯胃病。如果哪天身上起个红点，也会引得失眠，继而犯胃病。这时候，我们回忆起，其实她从来都专注自己的病。比如手上扎了刺儿，已经拔出来了，她可以一会儿就看看那只手指。“咋回事呢，怎么还这么疼呢？”一个刺儿眼，她可以联想到红肿、发炎、感染、截指。她不允许身体任何地方有丝毫不舒服。

治疗失眠的特效药就是，走。

我们终于意识到，母亲不是没病，是真的病了，走可以治病，而她的病就是走。

五

翻到一张母亲年轻时的两寸彩色照片，那时她应该三十出头，烫了短卷发，瓜子脸，很美。之所以美，因为她在笑，灿烂地笑，牙齿很白。这是她所有照片里，唯一一张笑着的。我不忍多看，就像那是另一位让人羡慕的母亲。

父亲早年对我们夸母亲：“你妈年轻时是一等一的美人，刚来东北那会儿，梳两个大辫子，油黑崭亮，在院里踢毽，大辫子一甩一甩，那才带劲儿呢。”不用父亲说，我能从大娘婶子以及村里的女人们嘴里听到母亲的美，腰条好，皮肤白。母亲的美还有能干、孝顺之类的。我当然记得母亲的能干和孝顺。农村家庭，除了烧火抱柴禾看猪找鸭子这类，她很难指使孩子们干其他什么活，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家务，做饭洗衣喂猪喂鸡鸭鹅狗。全家人的衣服里里外外每周要换洗，薄棉袄棉裤和厚棉袄棉裤每年拆洗。还要下地干活。大地里的活，割麦子割黄豆铲地，男人落不下她。家里只要来客，她总是做一桌子菜。村里人不断赞美她的厨艺。她总是在忙碌。奶奶糊涂了，病倒在床，不能自理，只认得一个人，只住在这个人的家里，这个人就是我的母亲。奶奶躺在床上两年，没生过褥疮。我还记得冬季每天早晨起来，穿鞋时，鞋里热乎干燥的鞋垫。她每个晚上把家里所有人的鞋垫掏出来放在炕头，早上再把它们垫进鞋里……

现在，我的母亲不会做饭了，无论肉体还是心灵，像是玻璃做的，一不小心就能碰碎。

我时常看见那些坐在树下乘凉或者坐在小区门口长椅上的老人们，他们有时从市场回来，手里提着菜，谈笑风生。我多么希望母亲能成为其中一员。同时，我也会想起母亲走过的人生。

母亲五岁那年被扔了。姥爷说是为了让她活下去。至于为什么诸多女儿中选择了我的母亲，也许因为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也许因为其他。姥爷背着我舅领着我的母亲骗姥姥说去串门，上火车后，姥爷谎称带我舅去把尿下了火车，留下我五岁的母亲跟随火车远去。母亲在下一站跟着人们下车了。可以想象，1960年的冬季火车站，我五岁的母亲茫然无助无依无靠，睁着惊恐的眼睛大声哭。后来，母亲被孤儿院收养，过了几年，街上遇见我大姨。母亲又回到家里。

姥爷和姥姥以及他们的几个儿女从山东到东北那年，母亲又被扔下，寄养在远亲那当童养媳，直到十七岁去东北探亲，留在东北。

我总是在想，我的母亲究竟怎么了。我的母亲，焦愁的母亲，心中有个理想远方的母亲，是因为出生在迁徙家庭造成居无定所的后遗症，还是那些年整日想逃出北方的想法太过强烈落下的后遗症，或者是小时候被扔丧失安全感落下的后遗症？抑或是她出生就携带了焦愁基因，才总是那样悲伤？

我问过母亲为什么会这样，母亲说她有个长辈就这样，非得到处走，不走不行。

如果我的母亲没有经历过这些，会是位什么样的母亲？我每次这样想的时候，脸上都会不自觉出现暖暖的笑容。那也许是母亲的笑容。

现在是2023年，母亲从未停下脚步。此时，她正在陕西我二姨那。在此之前，她不愿吃安眠药，去嘉峪关看病，因听说那有位中医治疗失眠很厉害。其实，她只要走出去，就能睡踏实了。她吃完六包中药，忽然有一天又失眠，两个月中只要有一次失眠，她就否定那位医生。于是，辗转去了陕西，继续看病。有一周没打电话，我知道她一定睡得很好。只要打电话来，听她的声音就了解状态。她待不下去了，想要走就会发出低沉无力的声音。隔着千山万水，她的声音也有“辐射”，会让我产生条件反射。这已无法改变。

过些日子，她会回来，回来待多久，又要去向何方，不得而知。有所不同的是，当我写下这些并不能完全描述母亲的文字，无论母亲将来怎样折腾，我不会感到艰难了，不会咆哮，免不了会酸楚。在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悲伤，也有那么多快乐。我的五岁被扔过的母亲，深入骨髓的悲伤必然会多一些。长路上的母亲，如果走可以让她减轻悲伤，那就再次出发吧。

格尼，本名郭金梅，自由撰稿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8届高研班学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在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若干，有作品入选《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出版短篇小说集《马兰店》，中篇小说集《和羊在一起》。中篇小说《一壁青苔》获得第十届四川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