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文学批评美学范式的重建
● 摘 要
“文学性”不断成为文学批评活动中的热点话题，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当下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问题，呈现出理论批评界对社会问题、学术问题、文学问题的重大关切。如何在新的文学批评范式下建构文学批评的话语体系，依然是讨论的焦点。从“重写文学史”到“文学性”问题的讨论，表现出因为文学性的缺失或非文学性因素的增强而引发的焦虑，与此同时，相关文学理论或批评方法诸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等的引入，但往往出现与其问题讨论初衷不尽一致的现象。因此，在文学批评活动中，重建文学批评话语及其美学范式，是“文学性”问题讨论的重要目标，如何回到文学常识，在价值重构中重建文学性，是一个需要直面并回答的问题。
● 关键词
文学性；文学批评；美学范式；价值重构
尽管“文学性”问题的讨论并不是一个时新的课题，但是，文学研究与批评中的“文学性”却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题，从20世纪初期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提出“文学性”的命题，到21世纪当下的“文学性”与当代文学批评、文学研究话题的再次提出，“文学性”被不断阐释，不断论证，不断被赋予新的文学和学术能量，每一次有关“文学性”的讨论都会成为文学界的热点话题，都会引起文学界、理论界的高度关注；“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往往呈现为时代的理论热点，是理论批评界对社会问题、学术问题、文学问题的重大关切。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性”是文学批评的自带问题，也是文学批评不断调整和完善批评姿态，不断梳理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关系的功能呈现，是文学批评一次次修正和扭转自我发展方向的努力，当然，每一次有关文学批评“文学性”的讨论也都有可能成为一次文学自觉的过程。
一 “文学性”魅影与文学批评
“文学性”既是一个文学性的问题，也是与文学相关的文学性之外的问题，每一次有关“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往往因为文学批评活动中非文学性现象的泛滥之故，是文学界对长期以来文学批评活动中“文学性”缺失的非文学性的“文学性”学术表达。当我们回眸“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在充分注意俄国形式主义的同时，也应关注20世纪初期中国学者尤其是王国维的理论阐述。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主要针对此前文学研究偏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局限性，从而以“文学性”呼唤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回归。在王国维那里，主要针对梁启超及其同时代人将文学政治化，夸大文学的社会功能的文学观，面对新文学、新文体所带来的传统的古典文学消失的问题。当王国维以“境界”“古雅”倡言文学时，表达了与梁启超不同的“文学性”的理解，也表达了对“新小说”“新文体”“新文学”消解了传统文学“文学性”的一种焦虑，试图通过确立新的文学范式保守传统文学的古雅之风。在此基础上，王国维非常明确地提出“一切学问皆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他不反对科学、学问的功名利禄，但反对哲学与文学的功名利禄。以此为出发点，王国维对梁启超的反拨，不仅仅是出于维护“纯文学”的尊严，坚持文学的“古雅”审美形态，而且更是寻找一种具有“文学性”的文学批评话语，从而建立起新的美学体系。
梁启超、王国维20世纪初提出并讨论的有关文学的一系列问题，依然是21世纪文学批评讨论、争论的焦点，困扰着梁启超、王国维的问题，依然困扰着当代文学批评家。当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时，文学的走向及其“文学性”问题就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界关注的重要课题，一些批评家从不同的方面提出了文学如何回归并重建“文学性”，在创作和理论批评两个方面探求文学的“文学性”。较早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主要是从文学史的角度进行文学批评活动的学者。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开办“重写文学史”专栏，就已经明确提出文学批评中的“文学性”问题。他们认为，“正常情况下，文学史研究本来是不可能互相‘复写’的，因为每个研究者对具体作品的感受都不同，只要真正是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那就不管你是否自觉到，你必然只能够‘重写’文学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重写就是站在当代文学的立场上对历史的重新打量，并试图回到并接近历史的真实，重写的本身就是探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在这种历史反思中，给予“当代文学的发展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实际上，所谓的“重写”文学史，不仅仅是面对20世纪50、60年代文学史叙述观念和体例的固定范式，而且更是面对新时期以来出现的以政治热情、社会参与替代文学性的现象。从王国维的“境界说”“古雅说”到新时期的“重写文学史”，面对着大体相同的文学环境，同样也面对着大致相同的文学问题。但是，20世纪初的王国维忧虑的是中国传统文学在新媒体新文学冲击下逐渐消亡的问题，而20世纪末的“重写文学史”则面对着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缺失问题。这时，恰好是那些从新时期文学走来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充当了“重写文学史”的主角，他们亲身感受到了文学批评中的非文学性因素的漫延，看到了文学史叙史中的“外部研究”替代“内部研究”的事实，因此，他们需要通过对一些作家作品的重新思考与讨论，从“文学性”出发重新构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念，确立新的文学史叙述的原则与方法，使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真正回到文学的范畴中来，使文学批评重新回归具有“文学性”的批评。正如陈思和所说：“在‘拨乱反正’之初，人们迫切想了解现代文学的本来面目，渴望知道现代作家竟究在文学作出过哪些贡献，发生过哪些影响，以及希望读到他们的原版作品。”“重写”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围绕作家作品而展开，试图通过撬动作家作品的文学史地位以改变人们的文学观念、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观念，在重读中“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已往的文学史“增添”更多的文学色彩，进而达到重写文学史并改变“文学性”的目的。
“重写文学史”引发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观的大讨论，不仅《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文坛》等国内著名报刊纷纷参与栏目化的讨论，刊发大量文章讨论“重写文学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而且这些讨论触及到文学与“文学性”的各个领域，文学史能否重写、如何重写、文学经典的重读、现代性的反思、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等等，所有这些讨论，虽然名目繁多，观点多样，但都离不开召唤“文学性”的话题，或者说，所有这些有关文学史重写的讨论，既是对文学批评观念与方法的检讨，又比较鲜明地反映出文学批评界的共同趋向，努力通过“重写”呼唤缺失已久的“文学性”。
如果说“重写文学史”是在文学面对普遍性的文学危机的自我拯救，那么，进入21世纪之后的“文学性”讨论，显然是在1990年代市场经济的强大气场以及图像化时代对当代文学尤其是文学批评与研究中的“文学性”弱化而触发的文学焦虑。其中比较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是余虹的《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白色的文学与文学性》、姚文放的《“文学性”问题与与文学本质再认识》、吴子林的《对于“文学性扩张”的质疑》、吴炫的《“文学性”讨论的三个误区》等。余虹认为，后现代主义文化改变了文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它将‘文学’置于边缘又将‘文学性’置于中心”，从而导致“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突出而普遍的现象：逃离文学”。从这一认识出发，余虹提出了“文学研究内部的转向”也即从狭义的文学研究转向广义的文学研究的观点。余虹的文章发表后，引起文学批评界广泛的关注，尤其“文学性”的主张与概念，引发了众多论者讨论的兴趣。2009年吴晓东在《文学的诗性之灯》中，收录的论文，“都是尽可能把文学性当作或远或近的背景”，对“文学性”及其相关问题进行必要的思考。这些批评研究更多倾向于文学的内部，或者是“内部研究”。这种批评在他随后出版的《文学性的命运》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吴晓东等学者所讨论的“文学性”，主要基于文学所处的时代环境及文学批评中“以文学为平台的文化、思想史、社会学的研究”，用吴晓东的话说是：“对我来说，文学研究的动力也应该说是基于某种对‘文学’的与您相类似的‘信仰’。……最好的文学，都是认真思考和呈现人类的生存处境，关怀人的灵魂和感情，呈现人的希望和恐惧的本真的文学。”非常明显的是，进入21世纪后的文学性问题，主要是如何回到文本、重读经典的问题，是在文本细读和经典赏读中重回文学世界。
21世纪以来最近的一次有关“文学性”问题的大讨论，是由张清华等学者在《当代文坛》《文艺争鸣》等刊物发起组织的，并得到吴晓东、孟繁华、谢有顺、李遇春等学者深度参与的一次学术话题的讨论。这次有关“文学性”的讨论虽然是在延续此前余虹、吴晓东等人提出的“文学性”问题，但面对的文学背景及其“文学性”的内涵并不相同。这次“文学性”讨论是在新时期以来文学的现实背景和一百年前文学问题讨论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具有新时代高度的学术命题，也是对当下文学与文学批评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检讨，具有不同于以往论题的新的学术格局。张清华在《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中指出：“是针对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性诉求稀薄的状况而提出的，在文化研究热、文学社会学研究热、历史研究热的情况下，重提文学性不是排斥其它，而是希望借助各种方法路径，提升对于文本与文学性价值的关注。”这一愿望并不很高的文学批评诉求，再次将讨论的视野拉回到20世纪初提出的文学本源性问题上来，站在新世纪的高度重新讨论有关“文学性”的常识性、常态性的话题，力图在回答20世纪初同时也是新时代重要文学命题的过程中，引发文学界、学术界再次思考那些与文学命运息息相关的永恒的话题。
二 文学批评中“文学性”的多重阐释
网络文学不仅被接纳为文学的“正规军”，成为作家协会的成员，而且网络文学的经典化成为文学批评的重要话语，《中国社会科学报》《文学评论》《中国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等报刊，纷纷开辟栏目或组织评论，对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展开讨论。对于网络文学的经典化讨论，实际上正是网络文学的“文学性”反思。正如邵燕君所言：真正的问题是“‘经典性’在网络时代是否依然存在。”当然，她认为不能把网络文学的经典性等同于传统文学的经典性，网络文学应该有网络文学自己的经典标准，正如讨论文学经典应从文学的“文学性”出发一样，讨论网络文学的经典性也应该从其“网络性”着手，在网络文学的“网络性”与“文学性”之间架起一座经典的桥梁，“对网络文学‘经典性’的考察离不开对‘网络性’的考察，网络的媒介特征必然内在于网络经典的标准，正如印刷术的媒介特征一直习焉不察地内在于我们今天自然认同的‘永恒经典’中一样”。这让人想起100多年前的文学家们对报刊文学的忧虑，一方面担心报刊文学使“文学性”黯然消失，担忧传统文学会就此消亡，一方面又为文学不能被大众接受而忧虑。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文化消费方式的变化影响着人们对“文学性”的理解，经典的忧虑与“文学性”的普泛化，使的文学批评在价值立场上往往无所适从。关键是，文学批评将以怎样的角色进行怎样的批评活动，在批评活动中实现怎样的文学目的。
网络文学时代的文学批评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科学精神、学术化倾向与文学性关系的问题。中国文学批评步入现代化以来，有关文学批评属于文学还是科学的问题，一直纠缠不清，困扰着人们对文学批评的理解与操作。王国维曾对“人类之学”进行过分类，他认为：“学有三大类，曰：科学也，史学也，文学也。凡记述事物而求其原因，定其理法者，谓之科学。求事物变迁之迹，而明其因果者，谓之史学。至出入二者间，而兼有玩物适情之效者，谓之文学。然各科学有各科学之沿革，而史学又有史学之科学。”科学、历史、文学三者有别却并无明确的疆界。处于科学与历史之间的文学既具有科学、历史的特征，又不同于科学、历史，而有其自身的属性。网络作为高科技手段影响于文学，带来了文学形态与美学特质的新变，尤其带来美学价值尺度的变化。如同100多年前，当现代报纸期刊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引起了人们一片惊慌，从看不起现代报刊到恐惧报刊，从看不起新文学而到在新文学面前无可奈何。如今，当网络文学兴起时，是否也会重蹈100年前的覆辙？当年王国维既想保守传统文化精神的连续性，又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现代性，既及时推出“境界”为现代文学的批评话语，而又从西方心理学、哲学那里得来文学创作的苦闷说，以“古雅”为文学审美的至高理想，从而构建了既中又西、既传统又现代的批评思想，形成了与梁启超的“群治”论批评思想鲜明对照批评话语。王国维与后来的学衡派一样，试图在现代与传统之间走出一条新路，既能保留传统文化的温润风采，而又接受外来美学思想的洗礼。从这个角度理解大众传媒，新媒体与文学的联姻是不可阻挡的美学力量，文学借助于高科技手段呈现出的新的美学特征必然带来新的文学批评新的价值尺度。但是，不能忘记的是，无论什么时代，何种媒介下的文学，都不可能逸出于“文学性”的界限，网络化时代的文学批评当然应在网络性的前提下坚持“文学性”作为审美价值尺度。
三 重建中国文学批评的美学范式
当然，不能不进一步思考的是，我们是在何种意义上“重提”文学批评的“文学性”的。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不是追究当代文学有没有“文学性”，而是表达文学批评活动中所显示出来的越来越突出的非文学性问题。可以说，“文学性”不是排他的，而是融合的，是在充分吸收哲学、政治、文化、历史甚至科技手段等各种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加接近于文学的“文学性”，这种文学批评中的“文学性”，既可以是对文学的文本分析、经典阅读或者形式主义批评的文学探求，同时又是通过文学批评讨论、探索并回答文学问题，而不是通过文学批评去解决非文学的问题。因此，重建中国式文学批评的美学范式，必须要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如何回归文学批评的常识。
一百多年来文学批评界对“文学性”问题的讨论，往往是在不断地甚至是重复性回答那些近于日常化的常识性的文学问题。如什么是“文学”，什么是“文学性”，文学与文学性的关系如何，等等。这些常识性的问题是王国维提、学衡派诸公提出的问题，也是鲁迅、郭沫若等“五四”一代作家提出并努力回答的问题。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于文学批评的常识性表现出了更积极的态度，一方面，人们开始热心于文学研究的基础上的工作，对于概念性、方法类的问题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诸如洪子诚、孟繁华主编的《当代文学关键词》，陈思和著《中国当代文学关键词十讲》，吴义勤、陈培浩主编《当代文学关键词》，禹建湘著《网络文学关键词100》以及汪民安主编的《文化研究关键词》、赵一凡等主编的《西方文论关键词》，等等，这些常识性的批评工作是基础性的工作，在解决常识问题时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当然，所谓文学批评回归常识，很重要的就是要回归常识的文学性。一是回归文学的常识，一是回归文学批评的常识。所谓回到文学的常识，是指在文学性的基本面上，回到作为常识的文学世界，从文学的常识出发，从事文学批评的基本活动。就前一个方面而言，所谓回归文学的常识，就是要回到文学作为文学的审美世界之中，寻找并研究文学之为文学的美学特质和美学精神。当然，到诗歌的文体世界里寻找诗性，在诗歌中讨论诗的抒情性或格律音韵，这是诗歌批评的本务；到小说的文体世界中寻找小说性，在小说中讨论叙事学，探究如何叙事，叙什么事，这是小说批评的本务，也是回归文学常识的本务。
因此，所谓文学批评回归常识主要是回归作家、作品本体的常识性问题，是站在文学立场上对作家创作、文学作品的研究与批评。梁实秋曾指出新文学及其批评违背常识的错误，由于作家“感悟过于泛滥”而导致“文类的混杂”，出现了“诗里抒情，小说里也未尝不可抒情”。他批评文学中“散文写诗，小说抒情，这是文学内部型类的混杂。诗与图画同为表现情感，音乐里凑出颜色，图画里绘出声音，这是全部艺术型类的混杂”。在梁实秋看来，文学与文学批评回归常识，就是要回归文学的文体常识，诗歌抒情，小说叙事，各司其职，从这个意义上说，再次提出文学批评的“文学性”问题，不是追究当代文学或者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是否存在文学性的问题，而是回归问题的本源，讨论并解决文学批评活动中文学性的常识问题。
第二，如何进一步实现文学批评的“文学性”与文学的自觉状态。
文学是流动的，变动不居的，但是，“文学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是不易变化的。无论中国文学还是西方文学，无论文学概念还是文学创作，都已经在历史的变动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的文学与现代文学已经不能同日而语。而“文学性”则在文学的变动中保持了应有的一贯性、稳定性。例如，历代的诗歌在艺术形式上是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诗歌艺术方式，在抒情手段、抒情方式、抒情风格等方面不断变化，不断发展，抒情手段不断增多，抒情方式不断丰富，抒情风格不断多样。《诗经》是经，后世诗词虽然要尊经，但随后出现的《楚辞》却有别于《诗经》，唐诗宋词，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但是，无论中国诗歌怎样变化，从四言到五言，从绝句到律诗，从律诗到自由体诗，从新格律诗到民歌体，从白话诗到口语诗，中国诗歌的体式从古代到现代，其发展变化的轨迹清晰可寻，但是，无论中国诗歌如何变化，其“文学性”或诗歌之所为诗歌的基本特征是没有变化的，也就是说，我们评价批评诗歌的价值尺度不会因为中国诗歌的体式变化而变化，诗歌批评中的“诗性”是不会变化的。新诗理论与创作奠基人之一的宗白华在《新诗略谈》中，提出了“我们怎样才能做出好的真的新体诗”的问题，为此，他首先为诗进行了定义：“用一种美的文字……音律的绘画的文字……表写人底情绪中的意境。”还对诗歌的“形”与“质”进行了具体的表述：“诗的‘形’就是诗中的音节和词句的构造诗的；‘质’就是诗人的感想情绪。”宗白华的这个定义几乎可以视为古人所说的“诗言志，歌永言”的白话翻译，承继了古代文论有关诗或文学的定义。对此，吴宓也曾有过大体相同的论述，他在《诗学总论》中曾说过，诗与文的区别在于，“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具有音律之文，表示人之思想感情者也”。他进一步解释说，前者“属于内质”，后者“属于外形”。新时期以来，虽然诗歌品种繁多，诗学著述丰富，但对于诗歌的认识与定义仍然基本延续了“五四”时期的诗歌理论，如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诗是一种词语凝炼、结构跳跃、富有节奏和韵律、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和抒发思想感悟的文学作品。”从“五四”到新时期，从宗白华与吴宓到童庆炳，他们的诗学观念并不相同，但诗学理论却几乎一致，基本都是从诗的“形”与“质”两方面进行概括，既体现诗的思考感情，又强调诗的音律。可见诗与诗歌的特征是历史性的，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思想感情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但诗性是不变的，诗可以发展为诗歌，发展出新格律体、新民歌体，也可以成为自由体、白话体、口语体，但其诗性即思想情感的表达以及音律的观点是稳定的，这个诗性也是诗歌批评需要讲究和遵守的。
第三，如何在总体性中重建文学批评的美学体系。
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经过了一百多年的风雨历程，从梁启超的“新民”理论到鲁迅的“为人生”理论，再到周扬的“人民的文学”，从王国维的“境界说”到新时期的“主体论”，再到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性”问题，从20世纪初的文学史初步建构，到1990年代前后的“重写文学史”，再到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中文学的美学价值体系建构，体现出中国文学批评美学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体系性。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正处于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传统以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的“三统会一”的历史总体性中，不同传统的不同“文学”观念及“文学性”体系，影响并制约了当代文学批评美学体系的建构。另一方面，当我们重新理解雅各布森关于“文学性”就是“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的论述时，不能忘记的是他在这个论述之后，紧接着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论述：“文学史家就是这样无所不用，诸如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无一例外。这样便凑成一堆雕虫小枝，而不是文学科学，仿佛他们已经忘记，每一种对象都分别属于一门科学，如哲学史、文化史、心理学等等，而这些科学自然也可以使用文学现象作为不完善的二流材料。”同时也不能忘记鲍·艾亨鲍姆在引述雅各布森后的阐释性论述：“传统的文学家们习惯于把研究重点放在文化史中社会生活方面，形式主义者则使自己的研究工作面向语言学，因为语言学在研究内容上是一门跨诗学的科学，但是语言学是依据另外的原则探讨诗学的，并且有其它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总体性意味着文学批评中的文学性是一项复杂工程，它是形式主义的语言学的，也是哲学、文化、历史、心理等多学科的，当我们神采飞扬地高谈文学与人类情感、心理、精神之间的密切关系时，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加理直气壮地谈论文学的政治性、社会性、历史性呢？当我们的文学批评以文学性面对文本的构造时，为什么不能从更辽阔的历史性、社会性、政治性去深刻认识文学的独特性？实际上，当总体性被纳入文学批评的“文学性”视野时，所有的历史性、社会性和政治性都不应成为文学性之累，而应该更自由地显示文学性的广度与深度。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以“文学性”对抗此前文学批评中的政治性、历史性、社会性时，重视了“文学性”之于文学批评的意义，而忽视了总体性对于“文学性”的意义。这也许正是提倡“文学性”的现实意义。
当我们意识到作家创作的总体性时，不能不重申文学批评的总体性，在这里，文学创作的总体性与文学批评的总体性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一个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对于政治、社会、历史等问题的回应越强烈、越突出，就越有可能接近文学的精神世界，达到文学的澄明境界，而一个批评家的文学批评同样需要对文学及文学性的总体性把握。同样，我们也需要传记式、史料式、编年式等多种方法方式参与文学批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的审美价值不仅仅是注重于文学的艺术形式，不仅仅是深入文本内部的分析与细读，也不仅仅是对于文学经典的把握与阐释，而是通过多元化批评建立起来的批评范式，是文学批评作为一门学问走向学术化的学科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