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 得
关于《人民文学》，说起来，也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三十年前，一九九四年，我正值高中。我是文学爱好者，加上“疯狂”二字也没问题。写诗，疯狂地写诗，一天一首，雷打不动，甚至还不止。诗句里的意象用得最多的是“太阳”“梦想”“远方”“麦子”（我生在湖南，根本就没见过麦子）。
这份疯狂，跟周老师有关。周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络腮大胡子，上身爱穿绿军装。上课的时候，周老师不喜欢看同学，就盯着桌上的粉笔盒讲课，一直讲到下课，非常怪异。周波老师自己写不写作我不知道，也没看过，但他喜欢鼓励我们写作，写诗、写散文，而且热衷组织大家参加各种文学比赛。
那时候，中国有一个重要的文学比赛——“蓓蕾杯”全国中学生文学夏令营，由中华青少年文学基金会主办。全国选五十名获奖者到北戴河看海，很多重量级的作家也会到场、上课。周老师把我的诗歌投了过去，连续两届，都获奖了，但不是能去北戴河的最高奖。
短暂失落之后是高兴。因为很快我就收到一本薄薄的获奖作品集。翻开书，获奖名单里可以找到自己的笔名，白纸黑字，铅字印刷，庄严而神圣。很多同学投来羡慕的眼神，包括班里的漂亮女生。
有个漂亮女生，家住县城，每天中午从家里吃完饭后，会提早半小时到教室。她每天给我带一块鸡蛋饼。我居然没做推脱就接受了。
高考到了，毫无意外地，我落榜了，因为英语太差。八月中下旬的一天，我到学校搬书，周老师拦住我，问我有何打算？我少年不识愁滋味地回答：“写诗，流浪去。”那个年代，“流浪”是个流行词。“复读，考大学。”周老师说完，从挎包里掏出一本书，卷起来，塞给我，末了加了一句：“看看真正的诗。”
太阳底下，我展开书，是《人民文学》杂志，一九九四年第八期。封面配着一张焦黑焦黑的图，仔细一看，是万里长城。
三天后，我把杂志还给周老师。周老师没接，反而拿着眼睛问我，觉得怎么样。“读不懂”我说。周老师嘿嘿一笑。我赶紧补了一句：”里面有个小说，关于知青杀人案的（叶辛《月亮潭情案》），看起来蛮有味。”周老师没有被我转移话题，轻轻地说：“报名，复读，考大学，有了文化，你才能读懂真正的诗。”
周老师把杂志推回到我手里。我悻悻然，走出校门口，白日之下，站了很久。当时还碰到了中午给我鸡蛋饼的漂亮女生。她也落榜了，但她家是银行的，可以接班到储蓄所站柜台。庆祝她有了好工作，我买了两根绿豆冰棒。漂亮女生很忧伤地说：“班里大部分人都去广东打工了，以后没有一起玩的同学了。”她这么一说，我也倍觉孤独，感觉大家都有了去处。吃完冰棒，漂亮女生跨上自行车要走。我“喂”了一声，告诉她我准备复读，继续战斗。漂亮女生问为什么。我说我：“吃不起打工那个苦。这是心里话。”同时，我没好意思说，没文化连《人民文学》里的诗歌都看不懂。
藏好一九九四年第八期《人民文学》，我报名复读，开始没有尽头的题海战术。一九九五年八月，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北京西三环北路二十五号寄出，转辗了半个月到达我家——一个偏僻的湘南小镇。我举着信封，夺门而出，搭车去县城，见周老师。
周老师开心笑了，祝贺的话说完，转身又取了一本书，照样卷起，塞给我。照例在烈日下，我展开书，又是《人民文学》，一九九五年第二期。封面是大雪中傲然生长的树木。不知道周老师是不是想告诉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带着两册《人民文学》，我开始了大学生活。学校图书馆里有《人民文学》，我每期必看。渐渐的，很多诗能读懂了。对诗的理解，仿佛密不透风的房间，突然凿开了一扇窗，呼啦啦地，很多东西都能看见、能感受到。继续写诗，也发表了许多诗。记得最高的一首诗的稿费是五十元；最低的，三元，来自甘肃某报。
工作了，保持阅读《人民文学》的习惯。我是法律专业，第一份工作是警察。每年单位订阅报刊，我第一个勾的就是《人民文学》。
千禧年一过，时间很快转到二〇〇三年，互联网已经普及，“网络文学”正是火热。那时我已到报社工作，有要好的同事捣鼓我去写网络小说，同时又担心我没经验。我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人民文学》读了那么多年。”
我浏览了一批挂在热门网络论坛里的小说，发现“都市故事”是点击率颇高的一个文学类型，其中有一篇代表作是《成都，今夜将我遗忘》。这不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大城市的生活遭遇嘛！我休了二十天的年假完成了处女作《爱疼了》。小说写两个忘年交男人，一个二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表现他们在灯红酒绿中的爱情遭遇以及对爱情的态度。年底，我挂到网络论坛。嘿，居然火了。每天以六十万的点击率在递增。小说连载到一半，出版商找到我，要出版。二零零五年春天，网上的文字变成了一本书。拿到样书的那天，是个下午。我把书贴在胸口，非常宝贝的样子。
可惜好景不长。好景不长的原因是，处女作的出版并没有给生活带来任何变化，除了收获了不到两万元的首印版税。我曾经做过的糗事是：每天完成报社的工作后，会悄悄溜到当时的深圳书城，上到三楼文学专柜，偷偷观察谁在买我的书。观察了一周，结果是没有一个人买我的书。很快自己的书从平铺的新书台上搬到书柜上，我不服气，又悄悄把书移到新书台上......
处女作的遇冷，让我反思自己洋洋洒洒写下的十多万字。小说在网上点击率高，是有原因的。其中一个是，小说加入了大量深圳特区夜生活的描写，酒吧、桑拿、夜总会等等。那时候，全国人民对深圳特区是有猎奇心的。网上免费看看热闹可以，但真要让人掏钱购买，就不一定了。一句话，作品距离真正的小说还有很长的距离。
不服输之余，我又想到了《人民文学》。之前读里面的小说，都是当好玩、消遣，满足于读故事，自己的位置是一个普通读者。如果要写好下一个小说，我必须像一个学徒一样精读它、研习它。那年国庆一过，我就到邮局订阅了二〇〇〇年整一年的《人民文学》。二〇〇六年，我认真读了一年。张洁《四个烟筒》、曹征路《真相》、徐坤《销签》等中短篇小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试着揣摩着小说的结构、节奏、语言。同时，深知自己阅读量实在太少，又囫囵吞枣似的读了不少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
三年读下来，一个字没写，也不敢写。突然有一天，二〇〇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打开电视，中央电视台小品大赛正在进行。有一个小品讲两夫妻卖杂货，发现收到一张百元假钞。他们一天都赚不到一百元。小品就讲两夫妻如何处理这张百元假钞。结局当然是主旋律似的感人。
我有点触动。我想按照小说的方式来处理它，写出人心的复杂。结局自然不是感人的路线。第二天，我写下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未来的包子铺》。从一早写到天黑，七千字。写完后，虚脱又兴奋。虚脱是身体，兴奋是心中告诉自己，我正式开始写小说了，虽然起步很晚很晚了。趁热打铁，二〇〇九年我写了一批中短篇。
我是七〇后。这一代人，从小受到的文学滋养来自书本、期刊，非常传统。发表，必须是白纸黑字。放在网络，这哪叫发表？于是，二〇一〇年，开始向文学刊物投稿。投稿前，看一些著名作家写的回忆录，他们都会谈到当文学青年时被退稿的痛苦。庆幸的是，我的投稿很快有了回音。第一篇小说发表在《天涯》上。接着，源源不断发表，每次都有进步，运气真的不错。
有人问我其中奥秘。我说，《人民文学》还是值得一读的。
钟二毛，湖南人，瑶族，中国作协会员，现居深圳。作品在《当代》《中国作家》等期刊发表，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并获《小说月报》百花文学奖、《青年文学》“城市文学”排行榜、《民族文学》年度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小中产》、中短篇小说集《回乡之旅》等十余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