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为什么没有山（节选）
一
两扇门之间的一道光即将闭合之前，苏曼朝中堂墙壁上的一张照片张望了一眼，忽然觉着有几分陌生。爸，钥匙你收着。她把钥匙交到老苏手中。老苏推着行李箱走出篱门时，邻里围过来，说他这一身行头真像城里人。老苏赶紧把西装脱下来，搭在手上，露出局促的笑容说，我这一身皮囊是娘给的，这一身行头是囡儿给的。苏曼在他身后，一些赞许的目光随即落在她身上，以致她感觉自己必须拍打一下风衣，才能抖落那些黏糊糊的东西。父女俩背着包、推着行李箱缓步走出巷子。满地都是烟灰、枯叶和鞭炮的残屑。山村里风声微弱，但寒气重，苏曼从袋子里掏出一件备用的大衣给父亲披上。经过村口一户人家，老苏朝窗口喊了一声，三哥。一个老人就从黑洞洞的门里探出身来，在皮围裙上搓了搓满是煤灰的手，下了一级石阶说，这就去上海啦？他是老苏的堂哥，排行老三，虽然只比老苏年长一岁，看上去却要老气得多。苏曼迎上前去，喊了声三伯，顺便说了几句关切的话。三伯转身进屋去泡茶，拎了拎水壶，又放下了，转而拎起一瓶俗称“白眼烧”的白酒、两个瓷盏，走了过来。老苏退后一步说，三哥，这酒就免了，弄得跟京戏里送别似的，太悲壮。三伯把酒瓶和瓷盏撂到一边说，上海嘛，我岁少时节去过一回，搭的是运煤的货车，走了四五百公里的路，老远了。老苏说，现如今上海就像隔壁邻舍，可近了，坐高铁也就三小时多的路程。三伯说话时嘴角向一边倾斜，还积聚了几粒白色口沫。老苏看了看天色说，时辰不早了，我得坐车去火车站了。经过这里，忽然想跟三哥你再啰唆几句。我这回离开老家少说也要一年半载的，往后，我家的狗就跟你做伴了，后山那片菜园也要劳你打理了，你平日里少喝点儿酒，别把祖上留下的菜园子撂荒了。
屋子朝北，寒气缭绕不去，二人说话直吐白雾。苏曼站在门外的一株柿树下，用手机随手拍了几张照。几根枯枝像是在提醒人，冬日已过去，但春天来了也照样没什么新意。老堂哥出来相送时，老苏又拉着他的手，把山园里所有的瓜果蔬菜交代了一遍，好似托孤。如果这时恰好有一阵暖阳照过来，他们或许会聊得更久一些。
老苏坐上一辆早已在村口静候的出租车后，就把西装换上了。年前苏曼给他买的这身西装，他就是不愿穿，说这洋里洋气的行头落在身上不自在。现在离开村子，他才勉强穿上，很端庄地坐着，一双粗大、厚实的手从西装袖子里伸出来，平放在膝盖上。这双手跟石头、泥土、花草、果蔬打过多年交道，布满了老茧，指骨间还有几块褐色瘢痕。指甲是稻黄色的，有铜钱那么厚。苏曼看着父亲的手，心里忽然涌起一阵愧疚。
出租车沿着盘山公路走了半个多小时才绕出大山。呈雾状的山影黏在灰淡的天边，向后缓缓退去；高速公路两边，楼群的疏影渐渐繁密起来，然后又渐渐疏淡下去。到了火车站，老苏下了车，整了整西装，问苏曼，这一身洋装穿身上还算得体吧？说完这话，他环顾四周，及至察觉车站里压根没人注意自己，也就释然一笑。
老苏坐在列车靠窗位置。窗外是另一座大山。山是连绵的，天空依旧是青灰色的。列车飞速前行，也没早些年那种轰鸣的声响。沿途的村庄都好像小了下去，列车经过它们仅需几秒钟。起初，他还能叫出一些村镇的名字，渐渐地，眼前的景色就变得陌生了。每回列车报站名时，他都会感叹一声：真快。
父女俩坐在一起，先是长久的沉默，后来聊起了一些往事。老苏聊起了村里的人，也聊起那位老堂哥的近况，说他年纪大了，身上的病也多了，脾气也坏了。过年吃一顿饭，大家都欢欢喜喜的，唯独他，吃多了酒，竟对着一桌酒菜骂人，又对着一桌人骂酒菜。骂完了，伸箸夹起一块肥肉，送到嘴里，咬牙切齿。若是肉塞牙，也会无端端地骂猪肉涨价。苏曼说，三伯做了那么多年的独自人，脾气不变也会变的。老苏叹息了一声，说，人老了，就变丑了，吃相难看，就更丑了。还别说，我担心自己有一天也变成他这模样。苏曼说，我接你出来，就是让你跟我们住一起，不至于像三伯那样，孤苦伶仃的，相貌也一天天变丑了。老苏把头偏向窗外说了一句，你妈走了都已经有九天了，真快。
苏曼想起了母亲，不再说话。远处有人在烧荒，空旷的田野像是被风卷去的灰色纸片。
列车准时到站，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老苏连称神奇。苏曼带着老苏朝地下停车场走去。老苏再次整了整西装，直视前方。苏曼说，等一会儿你见了老克，要说普通话，他能听懂简单的会话。老苏润了润喉咙，想说什么，却又忍住了。苏曼看在眼里，说，算了，你那一口普通话跟老家的土话没什么区别，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老克穿着一身银灰色西装，站在一辆奔驰越野车边上，正朝苏曼这边挥动一只大手。苏曼迈着轻快步伐走过去，跟他拥抱了一下。老克，就是苏曼的先生，德国人克莱姆。他站在那里，看起来就像一头从阿尔卑斯山森林里跑出来的灰熊，高鼻子、蓝眼睛，据说他早年有一头金黄的卷发，但现在连苏曼送他的国产牛角梳都无法挽回脱秃之势了。不得不承认，发际线后移之后，他那张脸显得有些老气。当他叫老苏一声爸时，老苏愣怔了一下。
克莱姆开车，苏曼带着满脸倦意坐在副驾使位。不到一小时，车子就进入一个小区的地下车库。他们从后备厢取出行李箱，拐了个小弯，绕到地下室电梯口。老苏问，你家在几层？
二十一层。
这里总共多少层？
这个我没数过，也许有三十多层。
门开启，一个模样有点儿像乔丹的黑人从电梯里走出来，跟克莱姆夫妇打了个招呼，继而朝老苏问候了一声。那张脸黑得出奇，幽暗中露齿一笑，像闪电从脸上划过。杰西尼！另一边有个金发女人向这边的黑人打了个招呼，随即响起一串高跟鞋嘀嘀笃笃的声响，尖薄而响亮。电梯门合上，苏曼说，这里住着不少外国人，以后你会经常跟他们打照面。如果他们主动向你问候，你就回一声哈啰。
电梯异常稳静，很快就到了二十一层。克莱姆在门口输入密码，门就打开了。妈咪——儿子突然跑过来，扑到了苏曼怀中。你猜他是谁？苏曼问。小男孩用惊愕的目光打量着老苏，老苏也用同样的目光打量着他。小男孩是个混血儿，眼瞳是宝蓝色的，头发是黑的，鼻子是高挺的。他用普通话做了自我介绍：我叫苏凯森，妈妈说，你是她的爹地，我应该叫你外公。苏曼说，你姓苏，他也姓苏，还是叫爷爷更亲切一些。凯森喊了声爷爷，老苏浑身颤抖了一下，蹲下来抱住了他，在他脸上亲了一下，抬头对苏曼说，这么漂亮的宝贝，亏你还一直藏着掖着不跟爹娘说。
苏曼归置行李后，就坐在沙发上，目光在大厅里扫了一遍，问，梁姨呢？克莱姆说，回老家了。苏曼伸出一根手指摸了摸漆面是钢琴漆的木壁，说，她回去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克莱姆说，她说自己的公公去世了，要回去一趟。苏曼问，这个月的工资你跟她结算了？克莱姆说，是的，跟以前一样，我已经打到她卡上了。苏曼说，如果有个保姆对主人说她家公公去世了，或者说婆婆去世了，那么，你应该明白，这是她辞职的惯用伎俩。一般来说，保姆跟你讲回家理由时，是从来不会诅咒自家父母亡故的。克莱姆笑着耸了耸肩。
这一天是周日，保姆已辞职回家，苏曼只得早起给家人准备早餐。经过客厅时，发现父亲正坐在沙发上发呆。过了一会儿，凯森也跟着出来了，揉着惺忪的睡眼，盯着眼前的老人，对家中突然添了这么一个成员似乎还有点儿不太适应。这个时候，克莱姆已经在小区的塑胶步道上跑步。大约八点整，一家人开始吃早餐。克莱姆和凯森的早餐是扭结面包、鸡蛋、牛奶，而苏曼为了照顾父亲的饮食习惯，特意蒸了一笼蟹黄包，打了两杯豆浆。老苏坐在餐桌前，看了看苏曼，又看了看克莱姆和凯森，用土话说，我记得你小时候鼻子可没现在这么高。敢情是跟洋人在一起，鼻子也变得高挺了。苏曼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克莱姆用英文问她，你爸刚才说什么让你发笑？苏曼用英文复述了一遍，克莱姆突然笑了起来。老苏也笑了起来。这笑声像是会传染的，凯森也笑了起来。
凯森说他决定用尺子量一下每个人鼻子的高度。
凯瑞——你真的去拿尺子？
我是凯森，妈妈。
凯瑞是谁？老苏问。
是我叫错了。苏曼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克莱姆。
克莱姆用纸巾抹掉桌子上的面包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二
苏曼离婚后第二年，就跟克莱姆认识了，经过三年交往，才组建了一个新家庭，并诞下一子。那年她三十八岁，克莱姆四十二岁。
苏曼喜欢四十来岁的男人。她十九岁的时候就喜欢上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苏曼出生的山村，即便在温州本地人看来，也算是偏远的。那里人稀地瘦，种一辈子地就等于是提前埋在土里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苏曼还只有十七八岁光景，没读完高中就到镇上姨妈开设的布店做店员。店里主要卖的是哔叽、华达呢、直贡呢之类的高档洋布（本街人把进口棉布通称洋布），姨妈不善经营，布店生意不温不火，好在她学过一点儿裁缝手艺，得空就给人缲边、绲边、钉扣、换拉链、熨烫等，好歹可以维持门面。苏曼来了之后，布店生意就有了改观。她能活学活用，把各种棉布的面料、强力、手感说出个道道来。除此之外，她在姨妈的调教下很快学会了修改衣裤的手艺活儿。那双纤长的手干起活儿来特别带劲，用红色指甲花染过指甲的手指上下翻飞，像是水鸟背负斜阳掠过水面。连姨妈都夸奖说，这样的手，是带福气的。两年后，姨妈病故，苏曼积攒了一小笔钱，自己铺开了一个小台面。这下子，她就忙开了，三天两头上城里进面料，每一块布都经过精心挑选。本街人开布店，有“足尺加三”的习俗，也就是说，买一尺布，再送三寸。但苏曼非但没给顾客这点儿小饶头，价钱也跟城里差不多。什么缘故？料好。料好，就是店主的眼光好。她要把口碑做出来，就得比同行费劲费心，也更费唇舌。但一年下来，由于货物盘不动，有些布料就在仓库里积压着，让她犯了愁。那年腊月，苏曼从城里请来了一位裁缝师傅。按乡俗，年关将到，苏庄人都像置办过年货一样早早给自家预备新衣裳。通常，请来的裁缝师傅一住就是一周或半个月，家家户户自带布料请他量体裁衣，工钱自付，食宿分摊。裁缝师傅就跟三官爷似的，被人轮流供奉。这一回来的“三官爷”就让苏曼单独供着，但有一个条件，凡是做衣裳的人家所用布料都要从苏曼手头买。有人上城里打听过，布价没比市场上贵，那些妇女合计一下成本也都觉着上算。再说，那个裁缝师傅是城里来的，外来和尚会念经。即便念歪了，到底还是外来和尚。裁缝师傅姓管，四十多岁，穿一身笔挺的西装，戴一副玳瑁眼镜，头发往后梳，一丝不乱，一撮小胡子微微上翘，仿佛是嘴唇间浮现的那一抹微笑的延伸。管师傅喜欢在身上洒点儿香水，以掩饰淡淡的狐臭。他不打领带，脖子间时常挂着上吊绳一样的皮尺。但他很少用皮尺量体，碰到漂亮的女人他就直接用手指“码”一下。管师傅手指纤长，很干净。跟别的裁缝师傅不一样，管师傅通常是在上午九点起床，下午三点半照例要吃茶。晚上不休息，一直工作到深夜才歇手。他身边每天都围满了做新衣裳的人，尤以妇人居多。妇人身边没有小孩和男人的时候他就开始讲故事了。管师傅不仅是个裁缝高手，还是个讲故事的高手。他走过很多乡村，带来的是花色不同的故事，也就是苏庄人常说的那种乡村花粉案。管师傅每回讲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总会意味深长地顿一下，然后就换一种暧昧而又含蓄的口吻说，女人把孩子哄睡之后就进了另一个房间，或者说，女人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头发是乱蓬蓬的。整整半个月时间，管师傅就讲两个人的故事，男人和女人的故事，确切地说，就是讲不同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故事。有时，不做新衣裳的妇人也会跑过来，看看管师傅，听听管师傅讲的故事。苏曼喜欢管师傅的幽默，对他的手艺更是由衷地敬佩。没事的时候，苏曼就坐在管师傅身边，陪他聊天，看他裁剪，有时也帮点儿缝纫、修整边角之类的小忙。管师傅每回做好一件女装，就让苏曼试穿一遍。他从衣服的成色到苏曼的肤色都能说出个门道来。管师傅给苏曼量体时也是从来不用皮尺的，还是老规矩，直接用手“码”。管师傅“码”了一遍又一遍，苏曼也听之任之。管师傅离开苏庄之后，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苏曼已经学会了从画线、裁剪到钉上最后一颗纽扣的裁缝手艺。
苏曼跟镇上的中学物理老师、黑社会老大的表弟、电器经销商先后谈过恋爱，每每看到他们手忙脚乱的样子，她总是暗自嗤笑，甚至有点儿怀念已经消失了的管师傅那双手的幽独气息。母亲总是这样告诫她，身上洒香水的男人不可靠。不过，苏曼后来渐渐发现，那些身上没洒过香水的男人也是不可靠的。
苏曼当然失恋过几回，但她很快就做起了县城里的人。苏曼进了县城的一家服装公司，还是那位管师傅介绍的。在裁剪、质检部门工作一年半之后，她就调到设计研发部，配合设计师进行服装打版。她设计的第一身西装是特意为曾老板量身定做的。曾老板站在试衣镜前，拉着苏曼的手，一个劲地夸奖。他有一双粗壮有力的手，手掌间依然带有农业文明的印记，但在那一刻，一股突如其来的柔情却透过坚硬的手茧释放出来。苏曼的手被曾老板握得太紧了，忍不住嚷道，人家被你捏疼了，人家被你捏疼了。站在一旁的同事都笑了，他们学着苏曼夹着嗓子叫：人家被你捏疼了，人家被你捏疼了。苏曼后来怎样投怀送抱，这里无须赘述。有一点要提到的是，他们最初互赠的信物是两颗留在肩膀上的带有血痕的牙印。那一年苏曼二十四岁，曾老板四十二岁。他们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确定之后，就开始在暗中频繁来往，甜蜜得跟糖人似的。曾老板事后常常搂着苏曼问，幸福？苏曼就把头偎在他的肩膀上，轻声回答，幸福。曾老板替她揩去脖子间的汗珠说，没流汗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后来，曾老板对那些裁剪、缝纫工人也是这么说的。没有不透风的墙。公司里的员工很快就感觉到曾老板和苏曼之间非比寻常的关系。短短一年内，苏曼就从设计师助理变成了营销公司经理、行政副总，再进一步，她的地位就可以跟老板娘齐平了。老板娘，也就是老板的老板。曾老板大概是意识到问题有点儿严重了，就想跟苏曼撇清关系。苏曼肚子大了，问曾老板，离不离？曾老板摇了摇头。曾老板只能让她走到这一步，他不会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闹得妻离子散。苏曼一不做，二不休，咬咬牙说，你起来，给我站着。曾老板还没站稳，苏曼就抬起一脚，朝他裤裆狠狠地踹了过去。苏曼临走时丢下一句话：我不希望你记住我们相好的日子，只希望你记住我这一脚。
苏曼在一家私人诊所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断然离开县城，去了省城。在那里，她租了一个门面，前店后厂，做起了西装加工。当年的小苏也就名正言顺地变成了苏老板。其间她谈过几次恋爱，但都无果。跟她相处时间最长的，是一个年龄比她小四岁的大学生。他是理工男，却有一张诗人般忧郁的面孔。他很少笑。他说自己笑起来难看死了。后来她才知道，他不笑的原因是长着一口龅牙。
让我看看你的牙齿。她把一块口香糖塞进他嘴里。
让我再看看你的牙齿。她用舌头撬开了他的嘴唇。
他的嘴里正嚼着一块口香糖。她的舌头像蛇芯一般，把他嘴里的口香糖吸到自己嘴里，但一不留神竟吞了下去。这种含有胶基成分的口香糖让她隐隐有些不安。这名理工男告诉她，一块含有胶基成分的口香糖在胃里完成消化需要七年时间。
但这块口香糖似乎把他们黏在了一块儿。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套间，跟他同居了一年。她改变了他。那张绷紧的脸如同解冻的湖面，慢慢活泛起来了，也时常露出涟漪般的笑纹。你看，她说，你会笑了，谁说你笑起来难看？他龇着牙，告诉她，他出生在一个做豆腐的家庭，从小就吃软质食物，因此全家五个兄弟姊妹都长着难看的龅牙，拍全家福居然没有一个人露齿微笑。长出难看的龅牙是否跟小时候经常吃豆腐之类的软质食物有关、含有胶基成分的口香糖在胃里完成消化是否真的需要七年时间，这些问题她都没兴趣去了解。她喜欢他这个人，就连同他身上的某个小小的缺陷也一并喜欢上了。
为了表示自己身上也有小小的缺陷，她伸出十根纤细、白皙的手指问，你注意到这块疤痕了没？
果然，无名指内侧有一个烟头烫过的伤疤，像是一块玉上的黄色沁斑。这跟某个男人的暴力袭击有关。她曾试图忘掉那件事，但每每看到旧疤，心里就会涌起莫名的滋味。跟外人接触，她习惯于并拢五指，不让人轻易发现，可她面对他时，整个身心都是放松的，她愿意把这个旧疤展示给眼前这个长着一口龅牙的小男人，就像是一种等值交换。
他顺利通过研究生考试那天，她送给他一身亲手裁制的西装。这是他第一回穿西装、打领带。在她面前，他就像个小弟弟，有时哭穷、露怯，她也没觉着是一件丢脸的事。他是从南方的穷山村里出来的，大二那年，父亲死于一场塌方事故，家里欠了一笔债务，如果没有她资助，他也许连大学四年都没法念完，更不必说继续读研了。多少年后，苏曼回忆那段日子时，她就想，要说他们之间真的有过一场热恋，也是因为钱帮了大忙。她卖力工作，不仅供他读完研究生，还资助他出国留学。他在伦敦站稳了脚跟后，她就迫不及待地把公司转让给一个温州同乡，跑到那边。她没想到的是，自己居然比他更快适应了伦敦的生活。像直接拧开水龙头饮水这种事，她丝毫没有违和感。
当他拿到一笔助学金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她那根受过伤的无名指戴上一枚戒指。这件事让她足足感动了三个月。两年后，他完成学业，在曼彻斯特一家跨国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她也随他移居那里，次年诞下一子，随母姓苏，取名凯瑞。一家人挤在一间不到二百平方英尺的公寓里过着属于自己的小日子，她感觉也没什么不好的。
跟大部分家庭主妇一样，她每天除了洗衣做饭、相夫教子，闲时必读一份英文报纸，或是手冲一杯咖啡，听听音乐，发一会儿呆。偶尔也会外出逛逛超市或商场，沿途看到漂亮的服装，还是会出于职业敏感，多看几眼。结婚这么多年来，夫妻间的关系越来越疏淡。起初，他们还能在不对脾气的地方争论几句，后来他就懒得吭声了，只是以“嗯”“呃”“哦”作为回应，直至她感觉无趣。二人间，她习惯于扮演姐姐的角色，在生活细节上对他总是体贴入微。而他原本就是个性情寡淡之人，对待她就像对待自己从事的职业一样，虽说没有嫌恶，却也谈不上倾注什么感情，很多事都只是抱着例行公事般的态度。
有一次，丈夫喝醉了酒躺在沙发上酣睡，一只手还攥着手机。她想把手机拿过来放在一边时，他霍地一下惊醒，下意识地把手机抢过去，揣到怀中，好像生怕她翻看里面的信息。打那以后，她就觉着，丈夫已对自己悄然设防。越是如此，她越是心生疑窦。有时她会在他不知情的时候偷偷翻看他的聊天记录。跟他聊天最多的除了几位同事与客户，就是一个名叫Irene的女人。他们当然是用英文聊天，里面不乏一些亲昵的对话（有些让人脸红的新词她是上网查询后才弄明白的）。苏曼在英国生活这么长时间，不仅能用英语会话，还能读写。平日里，她跟丈夫习惯于用中文交流，因此，对她的英语水平，他也不甚了然。她可以确定这个名叫Irene的女人来自中国大陆，除此之外，她对她一无所知。最近一条信息是：Irene跟几个刚刚毕业的同学要在曼彻斯特某所私人艺术馆举办一场图片展。她把展览信息记录下来之后，就打开手机查了一下日期，记在备忘录里。
图片展开幕那天，丈夫却因公务去了德国，她打算瞅准这个时机，去了解一下这个名叫Irene的女人。出门前，她在镜子前站了片刻：镜中的自己戴着一顶蝴蝶结太阳帽、一副太阳镜，穿的是一件黑色风衣，口袋里有一支录音笔。她坐了四站巴士，穿过一条喧闹的大街，找到了那家坐落在华人聚居区的私人艺术馆。门口挂着巨幅海报，走廊上挂着一些触目惊心的图片。她径直走进展览会场，里面疏疏落落地坐着一些人，背对着她，正在聆听一个女人在讲解什么。她要从中找出那个可疑的女人显然是一件困难的事，但她有足够的耐心等待她的出现。她在后排挑了一个空位坐下。她的手机里有Irene的手机号，现在全场手机都设置静音，她即便拨打出去也不会有人接听，因此，只能静观其变。会场内光线幽暗，所有的光仿佛都汇聚到投影仪下的解说员身上，她手执红光笔，随着图片的更替，红色光点在图片上游移着。图片内容跟一场大地震有关。有一张图片显示的是学生的书包，还有一张图片是一只从泥土中伸出的小手，指间还捏着一支铅笔。
散场时，她拖着迟疑的步子退到一个幽暗的角落，隔着布幔，打量着那些在摄影图片前驻足的人。她正待拨打一个电话时，忽然瞥见丈夫捧着一束鲜花走到那个解说员跟前，一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仿佛在解释自己迟到的原因。为了确证解说员就是自己要找的那个女人Irene，她屏住呼吸，拨出手机里储存的号码。果然，那边有了动静。解说员把鲜花放在一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手机时，苏曼果断挂掉了电话。她有点儿绷不住了，想冲上去给丈夫一记耳光。但她告诉自己，此刻如果沉不住气，便是输人一着了。走开之前，她又暗暗打量了那个解说员一眼。她的五官不算漂亮，小眉小眼，但说话时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娴雅的气度，不像是那种心机很深的女人。苏曼快步走到室外，眼睛里蓄满泪水，被阳光一照，竟有一丝辛辣。她努力说服自己，所有的泪水都是为那些地震中遇难的孩子而流。迎着阳光，她一级一级地走下台阶，不停擦拭着模糊的泪眼，但脑子里浮现的废墟图像却越发清晰。走到最后一级台阶，她坐了下来，一时间说不清自己内心那种崩塌的感觉跟那些废墟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
次日傍晚，丈夫才回到家中，手里推着一个拉杆旅行箱，显出一副疲倦的模样。苏曼问他，这些天都忙些什么？他只是含糊其词地告诉她，他如何辗转多地到德国汉堡参加工业博览会。苏曼听了，鼻孔里只是一径地冒冷气。既然他坚不吐实，她也只有直截了当地挑明真相了。
昨天我经过一家艺术馆，看了一场大地震一周年图片展。
你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一片废墟，一些散落在地上的书包、文具盒、学生证。
你还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那个解说员，虽然不够漂亮，但还算周正。
原来你早已经暗中盯上我了。
你跟她相处多久了？
三个月。
不，你还是没跟我说实话。我记得去年你随同救援队回来，还带回了一个铅笔盒、几支笔，而这些文具就在图片展现场陈列着。如果我没猜错，你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我们真正在一起还不到半年。
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我不知道，给我一点儿时间。
丈夫转身出门时，苏曼叫住了他，你现在要急着去见那个Irene？
Irene？丈夫在门口怔了一下，随即改口，我要去接凯瑞。
凯瑞今年六岁，正在一家社区幼儿园读混龄班，下半年就要读小学了。
丈夫走后，她随手拿起胶棉拖把，把他走过的地方里里外外擦拭了一遍。丈夫是个爱干净的男人，鞋子不沾灰尘，镜子不留手印，连袜子都是折叠整齐成双成对摆着的。爱干净的人连灵魂也是干净的，她一直这么想。但现在，她却认定，他的灵魂跟鞋底一样肮脏。在丈夫接孩子回家之前，她并没有打算当着孩子的面跟他吵架。那一晚，她摘下无名指上的戒指，独自一人在外面走了很长时间。这么多年来，每一个男人给她带来的累积伤害她都能一一化解。她的原则是，既然事实已经清清楚楚摆在眼前，那就索性把自己所承受的伤害降到最低点。
丈夫每天接完孩子就去公司宿舍过夜。他们分居两地，不再来往之后，凯瑞似乎也觉出异样。有一次，他突然开口问，你们吵架了？
你怎么知道？
爸爸今天接我放学时告诉我，他给你打了三个电话，你都没接，我就猜想你们又吵架了。
她没有回答。儿子的直觉让她既惊讶又悲伤。
有几回，丈夫托人带来口信，说是愿意拿出一笔钱作为分手费。她当然没有拒绝。可是，他能拿出多少钱来？他在一家公司混了那么多年，还只是租房凑合着过日子。他总是这样对她说，再坚持干两年，我们就可以在曼彻斯特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了。六年过去了，他在公司里什么业绩都没有干出来。不过，她也没在分手费的问题上跟他死耗，这样会显得自己像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女人。他们的离婚手续办得也算简便，考虑到凯瑞入学读书问题，她愿意把儿子的监护权交给对方，但她也给自己保留了探视权。在整个手续办理过程中，她表现得异常平静，该失去的，她不会执意抢回来；该要的，她会毫不客气地拿到手。
离婚后，她拿到了一笔钱，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买了一件美利奴羊毛外套（毕竟，美利奴羊毛在冬天也有安抚人心的力量）；第二件事是给儿子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第三件事是顺便给前夫送了一件呢子大衣。他虽然接受了她的礼物，却无法确知她下一步会干出什么让人心惊肉跳的事体来。她越是淡然处之，越是让他害怕。
这件事，她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既然这个世界喜欢跟她开玩笑，她也要跟这个世界开个玩笑——她要不慌不忙地，开一个残酷的玩笑。离婚后没多久就是圣诞节，前夫带着儿子来看望她。他们客客气气地吃了一顿饭之后，她再次给他送了一件礼物。前夫面带僵硬的微笑问，你至今按兵不动，是为了补上更狠的一刀？
她照例一笑。
孩子就读一家寄宿学校之后，她就独自一人搬到了贝尔法斯特居住。那里人生地不熟，但消费较低，她盘算了一下，手头的钱足够她在那里支撑数年。情绪不佳的时候，她就给自己买一件亮色的衣服。她知道怎样善待自己，但所需不多。在独处的日子里，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曾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独自承受过多少个夜晚的漫长和孤寂。直到多年后，有人向她提及前夫的名字，她还会有一种口香糖黏在喉咙里的异样感觉。
苏曼就是苏曼，她是那么决绝。离开老家这些年，她只是每年按时给父母汇钱寄物，从来没有向父母吐过苦水，倒不是因为她疼惜每一滴折算到电话费里的眼泪，而是跟父母之间，她常常感觉无话可说。像结婚生子这样的人生大事，她当初都没有如实禀报，离婚的事就更不用说了。有时候，父母托弟弟带个话，她也只是淡淡地回两句。之后回上海定居，她照样会在逢年过节之际给父母汇钱寄物，照样不回老家。这一次她回老家，一是料理母亲的后事，二是接父亲去上海居住。她给母亲料理后事期间，顺便给母亲所在的那座墓园捐了八万元修建一条水泥路；此外还以父亲的名义，给苏氏宗族捐了三万元做圆谱戏。光是这两件事，就让全村的人惊着了。
此行还有一件事，苏曼没有告诉父亲。这事说小也小，说大也大。苏曼回老家的时候，族里刚修完谱。谱局收取的每户人家的谱经银（男丁三百元，女丁一百五十元），仅够修谱开支，做圆谱戏的钱还有一大块缺口。苏曼从弟弟口中得知此事，就找到了谱局的首事和主修，说，我找你们有两件事，一件事是，把我家两个儿子的名字也修在苏家的族谱上——首事立马打断说，这不行，祖宗立下规矩，外姓不得入谱。苏曼说，我两个儿子都姓苏，为什么不能上？主事面露难色说，我们的族谱都已经定稿，没法添改了，下回补上，可否？苏曼问，下回是什么时候？首事说，照惯例，是十八年后。苏曼说，我等不了那么久，我要现在就补上。谱经银多少我照付，另外再给你们一笔做圆谱戏的赞助费，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件事。首事眼睛一亮，转头问主修，可以破个例？主修翻开族谱说，在“长女苏曼，远适上海”下面再添一行字也无妨。首事问，你出多少？苏曼说，以我爹的名义，赞助两万。首事又转头把主修拉到一边，嘀咕了几句，回来后，从袖子里伸出三根手指，问，可否？苏曼说，好，但有一件事你们要给我保密。什么事？苏曼环顾四周，压低声音说，在我名下添加两个儿子的名字，只有你知、我知、他知，其他人统统不许告知，包括我爹。首事叹了口气说，原来你爹也是可以做堂堂“六公”的啊……我既然做了首事，这事自然就不提了。你大可放心，族谱修好了，就放在谱箱里，贴好封条，谁也不能翻看。这事定下，苏曼打开手机，在苏氏大宗祠二维码上扫了一下，立马就有转账成功的提示。这时，主修已备好笔墨，问，可否报一下两位公子的大名？答，长子苏凯瑞，次子苏凯森。
三
这就是上海，钢筋水泥的海。苏曼把父亲带到金融大厦的顶层俯瞰上海全景时这样介绍道。老苏说，这么多高楼压在这么一块地方，不怕有一天沉下去？苏曼没有回答。也没法回答。
太阳落山了。
山呢？
山在老家那一边。
她手搭凉棚朝远处望了一眼。天色黑下来之后，她又带着父亲来到南京东路闲逛，除了让他熟悉附近的环境，还告诉他城里的交通规则、城里人的规矩。她看到路边的共享单车，停下来，教他怎样用新手机扫码操作，教了一遍，不会，又教了一遍，她表现得像一个很有耐心的小学老师。
苏曼是个有品位的人，她觉着父亲跟她在一起，也应该像她那样变成一个有品位的人。经过南京西路一家男装店，她给父亲挑了一件棉质休闲装。父亲站在试衣镜前，目光游离，双手有点儿不知所措，仿佛穿那种印有英文字母的衣服是一件令人害羞的事情。就这么定了，苏曼转身到柜台前跟店员低语几句，就用手机悄悄扫码付款。
在家中，她总是不失时机地告诉父亲一些日常生活中需要注意的规矩：出门穿的衣服和居家衣服是要分开的；喝酒的杯子跟喝茶的杯子也是要分开的；还有，家里面的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也是要分开的。
这里的黑人和白人也要分别对待？
这倒不必。
每天从小区进出，老苏都会看到几个黑人或白人，如有必要，他都会给他们一个微笑。
一家人在一起，日常交流语言是要分开的。苏曼通常使用两种语言：普通话和英语。只有跟父亲单独相处时，她才会使用老家的土话。
在老苏口中，上海的人与事，似乎都可以跟老家对应起来。比如，上海有高楼，老家那边有高山；上海有黄浦江，老家那边有一条长河。总之，上海有的，老家都有。
老家没有这个吧？苏曼递上一杯咖啡。
这是什么玩意儿，黑乎乎的，像中药。
老苏皱着眉头，浅抿一口。苏曼问，味道怎么样？老苏说，苦，果然跟中药一样苦。再喝时，他就按吃酒人一抿、二咂、三喝的步骤做了一遍，说，回味不错。
苏曼就是不明白，那个不辞而别的保姆，凭什么拿着高级保姆的工钱却对全套家务活儿挑三拣四？因为赌气，她竟然在周末时间把保姆的全套家务活儿干了一遍，得出的结论是：一天紧要的活儿也无非是保洁和做饭，干完之后还可以有大量的时间刷手机玩抖音。现在她只要有空就待在家中，并且渐渐喜欢上了厨房的气味。站在灶台前，看着蓝莹莹的火苗，她会感觉心里有一种晚风吹过之后的平静。
她是这样安排一日三餐的：早餐自己做；中饭只有父亲一人在家吃，就给他单独点一份外卖；傍晚六时许，她就从公司赶回家，亲自下厨，给全家人准备一天中最为丰盛的晚餐，有时是中餐，有时是西餐，有时则是中西混合餐。
这个周末，苏曼谢绝了外面的应酬，待在家里，像个全职太太那样干起家务，虽然在厅堂厨房间忙得不亦乐乎，但脸上还是透出一道柔和的光晕来。到了饭点，她已做好了几样拿手好菜。凯森在一边打下手，摆放各自的餐具。家中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碗碟：每个碗的碗身曲线都是不一样的，每个浅口平底碟的花色也是不一样的。一切摆放停当，她又让凯森给爸爸和爷爷分别打个电话催喊。克莱姆正在回家的路上，而老苏一直没接电话。过了一会儿，她又给父亲打了个电话。电话刚响，老苏就进来了。
爸，你今天下午上哪儿去了？
骑车。
都看了些什么？
转了一大圈，发现上海没有山。不但没有山，连个土堆都没有。
上海只有海。
我看到的只是又黄又浊的江。
天哪，你都骑到黄浦江了，你是怎么找回来的？
凭嗅觉。
老苏嘿嘿笑着，有点儿诡异。
是我带的路。
屏风后闪出一人，是克莱姆。
克莱姆告诉苏曼，他跟岳父一路骑行，虽然言语不通，但玩得也算畅快。他把一路见闻说给苏曼听时，苏曼笑得前仰后合。苏曼说，我爸总算在洋人面前出尽了洋相。你爸——克莱姆指着脑袋说，咱爸可是个脑子灵光的人。
晚饭是西餐。老苏吃不惯西餐，但苏曼说，你在上海，不学会吃西餐等于是白待了。于是，凯森左手持叉，右手持刀，教他怎样正确使用刀叉。凯森的胸口挂着一方白布，吃相斯文，像个老牌英国绅士。
老苏用勺子舀汤时，不仅手在抖动，嘴唇也在哆嗦，唯恐出洋相。吃完饭，老苏就独自一人到楼顶看风景去了。克莱姆把碗碟一股脑儿放进洗碗机里之后，就坐下来跟苏曼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克莱姆说，你爸又上楼去了，他喜欢从高处看世界。苏曼说，咱们这二十一层也够高了。不，克莱姆说，他还要站得更高，否则不会每天晚饭后一定要去楼顶散步。苏曼撇撇嘴说，他只是习惯了爬山而已。谈到父亲，苏曼还是有一丝担忧，她说，家里突然多了个人，我总担心你一下子无法适应。你跟他相处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克莱姆说，他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你尽可放心，两个人相处得来，有时候不一定靠语言。克莱姆毕竟是学理工出身的，喜欢对事物进行认真观察，然后做出理性分析。他说，一个人所属的那个地方的风貌总会在他脸上显现。咱爸的脸是方正的、淳朴的，可以让人想象那里的山川、稻田和古老的房屋。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带我去老家看看，甚至还可以考虑等凯森放暑假的时候去那儿住上一阵子。苏曼说，你住城里的时候，感觉远方的山村充满了田园般的诗意，但如果长时间待在那个地方，你会难以忍受那种单调乏味的日子。我可不想回去了。你要是过去的话，我可以想象，一群村民会围着你，像围观一只动物园里的金丝猴。无论你走到哪里，都会有一群拖着鼻涕的小孩跟在你身后。然后，会有一些人站在小卖部门口的榕树下，用异样的口吻谈论你和我，甚至还包括凯森。当然，最后族人还会向咱爸伸手，让他捐一笔钱，给村里修个老人亭什么的。坐在一旁玩拼图游戏的凯森忽然凑过来问，什么是老人亭？苏曼说，就是农村的老人搓搓麻将、打打牌的地方。凯森又问，等我老了也会进那种地方？苏曼说，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凯森做出夸张的表情说，我可不想变老，太恐怖了。为什么？苏曼问。凯森说，老了，喝汤的时候嘴唇会直哆嗦。看到爷爷嘴边流淌下来的汤汁，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如果这张嘴长在鼻子或眼睛上面，结果不知道会有多糟糕。苏曼把凯森搂在怀里，笑成了一团，仿佛可以把自己变成笑声在地板上滚动。凯森也紧紧搂住妈妈的脖子说，至少我们现在还没变老，爸爸妈妈不会变老，我也不会变老，我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老苏的体能超乎苏曼的想象，每天清晨，克莱姆照常去楼下小区跑步，而老苏的爱好则是从一楼爬到楼顶，代替爬山。这个小区住宅的楼梯呈螺旋形，从上往下看，曲折而幽深。三十多层楼，如果每层楼梯以二十步计算，少说也有六百级台阶。苏曼见他大汗淋漓，不免替他担心，劝他悠着点儿，但老苏给出了一个不容反驳的理由：早上醒来，阳气也就跟着起来了，不活动一下筋骨，阳气憋在身体里面就不舒服。他还拍着肚皮说，这是弹簧肚，能吃；又拍拍双腿说，这是弹簧腿，能走。
苏曼也没让他专门管带孙子，凯森去培训班或上学，有专车接送，老苏也只是象征性地陪同一下而已。老苏在家里坐不住，除了爬楼梯，就是喜欢外出溜达，他不逛商圈，而是专挑那些烟火气浓重的巷弄人家或城中村走。回来的时候，他总能带回一些可以在餐桌上跟家人分享的故事。苏曼问父亲，来上海这么多天，还习惯？老苏说，上海没有山，也没有地方可以种菜。手闲着，也不晓得该干点儿什么。苏曼说，上海的每一栋楼都是山，有高的，也有低的，其实每个人都害怕远离泥土，所以就在家里种点儿花花草草。老苏撇撇嘴说，这一丁点儿泥，只够塞指缝，也算泥土？在老苏看来，双脚触不到泥土，两腿走路就发飘。因此，他每天送凯森上学之后，就到河边或公园里走走。但他总是抱怨上海的泥土没有那股土腥味。
一天傍晚，克莱姆下班回来，带回了一盆花，问苏曼，知道这是什么花吗？苏曼说，兰花。克莱姆又问，知道它是哪里的品种吗？苏曼摇了摇头。这是你们老家的幽兰，克莱姆说，花店老板还告诉我，如果把这幽兰放在朝东的阳台上，这阳台也就成了幽谷。苏曼哦了一声就想转身去厨房。克莱姆叫住了她。苏曼问，还有什么话要说？克莱姆说，你见了这么好看的花，也没什么话可说的？苏曼耸耸肩说，你平常不是也买一些花花草草装点一下房间，难道我还要一边烧菜，一边赏花？克莱姆说，今天不一样。苏曼问，有什么不一样？克莱姆突然皱了皱眉头说，糟糕，我好像闻到了什么东西烧焦的气味。苏曼赶紧向厨房跑去了。
老苏回来有点儿晚，看样子又是爬楼梯上来的，喘气不像往常那样均匀，脸颊红通通的，两道阔眉毛之下的眼皮耷拉下来，偶或掀开眼皮，露出两点虚淡的白光。苏曼抽了抽鼻子问，你在哪里喝过酒了？老苏嗯哈一声，我在对面那条巷弄里碰到了几个老乡，一高兴就多喝了几两。一口烟牙，满嘴酒气，苏曼原本是反感的，但此刻见父亲的手脚与精神是那么活络，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聊天中，她才得知，父亲在对面的店铺转悠时听到有人讲温州话，就上去跟他们搭话，一聊，原来是同乡，而且还都认识几位镇上的朋友。那几个同乡聊到兴头上，就捧出老家带来的一埕黄酒，你一杯我一盏地喝起来。酒想必是微温的，像老家的落日，可以把一张脸照得通红。苏曼好奇地问，你们都聊些什么？老苏说，就聊一些上海街头的新鲜事，比如，黑人的牙齿为什么这么白，咖啡为什么这么苦还会有人整天喝，上海人为什么只知道种花不知道种菜。苏曼说，这些事在上海早已经不算是新鲜事了。老苏问，那么，什么是上海的新鲜事？苏曼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吃饭的时候，苏曼把那盆兰花放在餐桌中央，说，这是老克买的温州幽兰。老苏打量了一眼说，老家的水土最适合种兰花，一年四季，春天可以种幽兰，夏天可以种蕙兰，秋天可以种建兰，冬天可以种寒兰。这种幽兰，种在这里怎么看都少精神。苏曼撇撇嘴说，你在老家的时候抱怨这抱怨那，来上海之后，看什么都是老家好。老苏咽下一口米饭，说，我毕竟是跟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在这里长时间没沾泥巴，心里有点儿慌慌的。随后，他又谈起老家的李花。
再过一个月，村前村后的李花就要开遍了，这一回又添加了福建的芙蓉李、江苏的桂花李，还有别的什么品种我也说不上了。
苏曼把父亲的话用英语转述了一遍。克莱姆咂了咂舌头说，今晚的饭特别香。
饭毕，苏曼沏了一壶普洱，准备了一份甜点，打算跟家中两个男人聊点儿什么，以延缓晚饭后微温的氛围。有苏曼坐在身边，翁婿俩也就聊开了。老苏问，你那边有山？苏曼用英语翻译了一遍。克莱姆说，当然有山，大的有阿尔卑斯山，小山丘也有不少。克莱姆起身来到书柜边，像是在找什么。
那块石头？
什么石头？
就是我说的柏林墙的石头。
我把它藏起来了。
苏曼走过来，打开一个柜子，又打开里面的一个盒子，取出一块石头，问，是这块？
是的，克莱姆说，这是一块柏林墙的石头。
老苏瞪着茫然的眼睛，一会儿看看石头，一会儿看看克莱姆，似乎在等待着苏曼告诉他，这块石头跟柏林墙有什么关系，跟克莱姆又有什么关系。
柏林墙嘛，苏曼说，就是在东德与西德之间修建的隔离墙。
外国人也修城墙？
不，是隔离墙。
关于隔离墙，苏曼并不陌生。她初到贝尔法斯特时，住在城西，那里就有好几道跟柏林墙一样在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修建起来的隔离墙，墙上画满了各种政治漫画，几乎每天都会有观光者驻足拍照。有时她想，那些曾经向“异教徒”扔石头的人和那些曾经被石头砸中却幸免于难的人无论站在墙的哪一边，面对满墙的涂鸦，也许都会感觉自己被历史狠狠地嘲弄了一番吧。
隔离墙，如今在贝尔法斯特有一个别名，叫作和平墙。苏曼说。
别以为它涂了颜色变得不可怕了，克莱姆说，它在本质上跟柏林墙是一样的。他把石头摆放在手上，转头对老苏说，有墙的地方，应该有门或窗，但柏林墙没有门，也没有窗，它只是一堵墙，隔开了东柏林和西柏林。我小时候就在东柏林的城区长大，我们这边给一百七十公里长的隔离墙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反法西斯防卫墙。有一回，我们的校长带领部分师生参观边境国营工厂，校长指着西柏林的方向说，他们生活在围墙里面，是被社会主义唾弃的一群人。但我那时就觉得，在隔离墙那边的人看来，我们何尝不是生活在围墙里面的人？这个话，我当然不敢跟任何人说。直到有一天，我们的校长突然失踪了。学校里的老师都说，校长叛逃了，带着家人跑到了墙的那一边。
老苏不了解德国的历史，更不知道柏林墙因何建造又因何推倒的，但这并不妨碍苏曼把克莱姆的原话翻译给他听。老苏接过石头，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看不出什么特别之处，又掂量了一下，不重嘛。苏曼把石头接过来，也放在手上掂了掂，它的重量不在手上，而是在心里，你说是不是，克莱姆？克莱姆伸手触摸了一下石头，像是触摸一只刚刚睡醒的猫。老苏咕噜了一声，这样的石头在我们那里的山上有很多。苏曼把他的话翻译给克莱姆听时，克莱姆说，也许它就是从山里开采出来的，可它很不幸被当作了柏林墙的一块墙石。
你看，苏曼摸着石头表面的一块凹痕说，这里也许被子弹打中过。
她还记得，这块来自柏林墙的无名石头被克莱姆带到中国时，一名安检人员从行李物品中翻出了它，问他这是什么，他说这是女娲补天剩下的一块石头。这玩笑让安检人员顿然变得正色起来。还好，经过盘查，他们最终没有把它作为钝器扣留。落脚上海之后，他们搬过几次家，这块石头一直被克莱姆带在身边。他早前不说，她觉着它仅仅是一块石头，可经他一说，它就变得不一般了。不过，它作为一段凝固的历史，放在那里，抬头不见低头见，多少会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这也是她把它藏起来的一个原因。
每回看到这块石头，她的脑海里就会掠过一道隔离墙的阴影。她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多年来，她感觉自己已经走出阴影，安然接受阳光的抚摸，但事实上，阴影还在身边不远的地方。
这石头，我还是帮你收拾起来吧。她轻声地对克莱姆说。
四
一个人只有一双手，一双手只有十根手指。别人一双手只能干一两件事，但苏曼一双手能干好几件事。在贝尔法斯特，她可以打好几份工。早晨七点至九点，她在一家台湾人开设的早餐店工作两小时。之后，她马上得急匆匆赶赴一家商场的奢侈品专卖店，换上一身制服，面露微笑站在玻璃门口迎接第一拨顾客（大部分是中国游客）；过了下午五点，她就要去附近一家连锁餐馆当服务员，好处是工作结束之后可以跟其他员工一道享受一顿免费的晚餐。每周做六休一，周日下午她还报读了一个服装设计班。她把每天的时间都塞得满当当的，好像这个世界只剩下两件事：睡觉和工作。
北爱尔兰人的生活节奏是缓慢的，苏曼来了之后，以为自己也可以缓慢下来，可她每天入睡之前、醒来之后，都处于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只有像钟摆那样在来回奔走她才能找到一种平衡感。有时她想，如果自己当初留在中国南方的城市又会怎样？此刻也许正开着车奔赴某处洽谈一笔业务。一个人，不是在地球的这边奔走，就是在地球的那边奔走。每晚回家，她都累得瘫软在沙发上，唯一的好处是，忙碌带来的身心疲惫可以消除那些不必要的烦恼。
贝尔法斯特有一种干干净净的美，但蟑螂也是不能免的。半夜里，一只蟑螂跳出来，块头不小，触须伸张着，一点儿都不怕人。她跟它对视数秒，它也不退避。她拿起拖鞋拍打过去，它却跳开了。她知道，类似的事，她都得独自面对。
比蟑螂更可怕的是长夜的寂寞。每逢深夜，她通常会听到大船的汽笛声，初听疑是从贝尔法斯特湾以东传来的，再听又像是从老家那边的江畔传来，迷迷糊糊间，还带着细浪拍岸的声响，和空气中的一丝寒意，让她突然感觉有几分空茫。此外，她还会听到隔壁电话铃声如期响起，那里住着一个留大波浪头的意大利单身女郎，隔着墙，她能隐约听见她说话或笑骂的声音。然后就能听到她轻轻关门的声音、高跟鞋在楼道里敲打的声音。她有一双红色高跟鞋，和午夜的一杯酒。苏曼觉着自己不需要这些。
苏曼需要的是一些安全可靠的东西。钱可以帮她做到这一点。因此，她需要赚更多的钱。除了赚钱，她也期待着生活发生一点儿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下班冲完澡之后，她喜欢倚靠在窗台上，点上一根烟，漫不经心地看着对面那一排楼房的窗口，或是俯视明丽的巷景。在不经意间，她发现其中有一个窗口每天都会摆放不同的小盆栽，有开出白花的三叶草、红黄白相间的郁金香、玫瑰红的月季、紫色的花毛茛等，她打小在山村长大，种过花花草草，看着那些熟悉的花草，心中就多了一些无端的感触。随后她还发现，主人对花器也是讲究的，有瓦盆、陶盆、瓷盆、塑料盆、泡沫盆、木盆等。这些小盆栽每周轮流摆放，偶尔也会换上新品种。每次外出或下班回来，朝对面的窗口飘瞥一眼，她就有了片刻的好心情。起初，她只是想看看窗台上的小盆栽，后来，她倒是想看看这些小盆栽的主人。有一天清晨，她打开窗，看到对面的窗口正站着一个穿蓝色夹克衫的男人，嘴里叼着一根烟。他吐出的烟圈，像是脱离嘴唇的微笑，缓缓地飘送过来。她知道，自己偶尔关注那个男人，仅仅是出于无聊。但这种近乎徒然的关注，在某些时刻也能给她带来一丝隐秘的愉悦。单是为这，她每天早晨起床都会在镜子前多花一点儿时间。描眼线的时候，她发现眼中的神采活泼泼地回来了——破晓时分，灰色鸟群从一排红色屋顶后面蓬蓬然飞出，阴暗的天空中泛起的那一点青色便越发明亮起来。
多少年后，当苏曼站在上海某个填满灯火的窗口，不免感叹，那会儿工作那样忙碌，自己居然还有看花的闲情，是不是内心深处还有一扇窗户未曾关闭，需要一朵花来装点？
有一天，有人敲开了苏曼的房门。我叫克莱姆。他用英语做了自我介绍。一张血气充盈的脸，略带几分腼腆。苏曼当然认得这张脸，但她还是很疑惑，住对面的人怎么会突然造访？莫非他也在暗中窥探自己？克莱姆向她解释说，他只想站在这边的窗口，看看对面窗台上那盆花。他点燃了一根烟，倚靠在窗台边，静默了半晌，又告诉她，从这边看跟从那边看，是不一样的。苏曼说，她也很想去他那边看看，究竟有什么不同。克莱姆拿起笔，在烟盒上写下了自己的联系电话，递给苏曼，并且告诉她，他很高兴有人愿意欣赏他摆在窗台上的花。
苏曼每天一大早起床，或是下班回家，总要打开窗户，在窗口站一会儿，有时候也能看到克莱姆的窗户恰好敞开着，而他的微笑和窗台上的那盆花一样美好。有一晚，她下班回来，看到门口摆放着一盆花，是海棠花。在北爱尔兰，她见到最多的是三叶草，很少见到这种来自国内的海棠花，有没有在台湾人开的花店里见过她也不曾记得了。在老家，梅花开后，海棠花就接着开了，海棠花开后，李花、桃花也就接着开了，各种各样的花在乡间可以闹很长一阵子。但在异国他乡，海棠花开得再艳，也只能给她带来一丝寂寞。她俯下身来，触摸花瓣时，花丛间掉出一张卡片，上面写着一行字：I found a potted flower in your room, but unfortunately it has wilted（我发现你的房间里有一盆花，可惜它已经蔫掉了）。但她发现最后一个词“wilted”前面有一个意思相近却略显老派的词“withered”被划掉了，可见赠花的人在用词上是经过一番斟酌的。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果然看到自己不久前买的那盆花变得像一团揉皱的废纸，扔在角落。它盛开的时候，她没有好好欣赏过它；它凋谢，她也浑然不知。
苏曼没有像克莱姆那样，把那盆海棠花摆上自己的窗台，但它放在房间里，好歹也让那些灰败的日子渐渐冒出了一点儿鲜活的气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开始一点点地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有时候，打开窗户，看到对面那个男人跟自己打招呼，她也会把头发撩到一边，大大咧咧问候一声。不过，那个男人仅仅进入她的视线，她没有，也不敢把他放在心上。她只愿给自己的内心世界腾出一个空间，让凯瑞占据着。
万圣节前夜，她接到弟弟打来的越洋电话，告诉她，昨天是老爸“祝十”的日子。她猛然想起，父亲都快六十岁了。按照老家的习俗，人过五十，每隔十年要做一次大寿，而且是要提前一年“祝十”。父亲正逢五十九岁生辰，就在家中摆了七八桌酒宴，亲朋好友都送来二样、四样（双数吉利）重盂礼物。这个时节，如果有个外嫁的女儿在六格盒里盛放六样礼物送给父亲，会是一件很体面的事，但苏曼远在欧洲，连个音信也没有，大家都难免嘀咕起来。老苏望着满堂寿礼，忽然流下了眼泪。有人问他，这么好的日子，为什么要流泪？老苏说，他有点儿想念女儿了。那晚，吃酒的人都走光了之后，老苏放声大哭。老苏说，这么多年来，女儿只是定期给他汇钱寄物，却从来没在电话中告诉他境况怎样。至于女儿有没有给他添个外孙或外孙女，也是他时常念叨的一件事。弟弟拉拉杂杂说了一通，又提起另外一桩事。前阵子苏氏族人修谱，父亲是长辈公，声望又高，原本可以做谱局的首事，但有人说，按族规，首事须是做得“六公”的人，这是族规，不能破。父亲扳扳手指，自己活到五十九岁，膝下已有三男一女，也做到了祖公、叔公、舅公、姑公、姨公，却独独没有享受做外公的福分。总之，没有“六样”，没做“六公”，这两件事他是要在心里搁很长一阵子的。弟弟把这话传给苏曼时，苏曼本来想告诉他自己已有一个儿子。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她已离婚，孩子的监护权也交给前夫了。这些事牵扯出来，不仅会让老家的人耻笑，更会让父亲伤心。挂了电话，她下楼到街头走了一圈。天空飘着细雨，行人越来越少，一阵风吹过红色电话亭引发的那种怅惘在她心里顿时弥漫开来。
第二天，她给前夫和儿子寄了一张贺卡、两件衣服，还有一些零星物什。数日后，前夫发来短信，除了象征性地表示谢意，还特地声明：给儿子的衣物他可以代收，但大可不必再给他个人附寄什么东西，一则是他为此深感内疚，再则是Irene已有所察觉与猜忌。与此同时，前夫也给她的电子邮箱发送了几张儿子在寄宿学校的生活照。她把照片里的凯瑞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是下不了决心把它寄给父母。
圣诞节就要到了，老板提前一天放假，对苏曼来说，这一天像是凭空多出来的。她从超市买了一些蔬菜，决定自己做饭。走到楼下，克莱姆从斜刺里走了过来。一个大块头的影子笼罩着她，让她突然感到呼吸急促。他的目光是那么沉静，一下子抓住了她刚刚收回来却有些慌乱的目光。目光与目光的碰撞有时比说话更直接。他邀请她出去逛会儿街，她也没有拒绝。一路上，他给她讲述了一些北爱尔兰的历史，还告诉她这座城市的一个秘密：在他们经过的布里奇街下面，有一条隐没的河流。喏，就在我们脚底下。他这样说时，她感觉有一股河风从人流中迎面吹来。
他还告诉她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每回从便利店出来，他喜欢把找来的零钱放在两边的口袋里，没事的时候，就把手插在口袋里，玩弄那几枚硬币，让它们发出碰撞的声音。他说他愿意腾出一只手，让她的手伸进来玩弄那几枚硬币。当她毫不客气地把手伸进他的裤兜时，却感觉手指触摸到了什么异样的东西。她没有把手缩回来。
经过一家便利店时，他进去买了一瓶威士忌和零食，而她挑了两瓶Caffrey淡啤酒。结账前，他顺便在货架上挑了一个精巧的小盒子，她转过身，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他坐在她的房间，一点儿都不拘束。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很快就喝掉了半瓶威士忌。她知道他喝得有点儿多了，但她没有阻止他喝下去。他说话的时候，舌头发硬，语调也变得生硬了。她说，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话了？他说，我说的是德语。她说，没想到你还会德语。他说，这是我的母语。她问，你是德国人？他点了点头说，我只有在最放松的状态里才会说德语。他坐在地上，有点儿像中国古画里披襟箕踞的古人。他嘴里的话都是说给自己听的。她听着听着，也开始哼起了一首忘却已久的歌曲。
你唱的是中国歌曲？
是老家的一首民歌，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想了起来。
小时候，我住在柏林东部的一个老街区，家中的书橱里有一本中国故事集，我喜欢里面的插图，每回翻看都会引发一种模糊而又神秘的感觉。那时候，你在哪里？
在中国南方一个小山村里。
哦，那时候一个在地球这一边，一个在地球的那一边，怎么可能想象有一天会相遇？
地球在转，我们也在转。如果不是遇见你，也会是另一个人。
去年这个时候我已经来到贝尔法斯特，你在哪里？
我还在曼彻斯特。
我们那时候仅仅相隔一座爱尔兰海峡。他这样说时，用手指比画了一下，仿佛爱尔兰海峡只有一英尺宽。
她指着天花板说，如果用上帝视角来看，我们是不是又靠近了一些？
是的，半年前，我又从另一个街区搬到了这块地方，我们仅仅相隔一条马路，窗对着窗，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奇妙的事？
他把窗子打开，指着对面的窗口说，因为有了这样一个美丽的窗子，我才会想到要在窗台上搁一盆花。因为有了不同的花，才会把一个人的目光吸引过来，这一切都像是注定要发生的事。
也许明天你就要回到德国，而我呢？要回到中国。
不，不，我不会再回到德国了。
谈到德国，他有些黯然。可他还是愿意跟她聊一些开心的往事。他说，早些年，他还在老家，工资到手，就约上朋友二三，在小酒馆里消磨一个晚上。说话间，他又喝了一口酒，那遗失在柏林小酒馆里的豪气，仿佛正透过敞开的窗户，缓缓爬到他那透着几分怅惘的脸庞。
克莱姆，你醉了？
没有。你呢？
我感觉自己像是躺在老家的一条溪流里。克莱姆，你就在我身边躺下吧，我怕自己被激流一下子冲走了。
克莱姆握着她的手，躺了下来，他们什么话也没说，又好像把什么话都说了。次日醒来，她转过头，看到边上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昨晚是怎样跟他黏到一块儿的。她的身体被他的双手紧紧地钳住，她能感受到那厚实的胸膛和肩膀，此刻即便已经醒转，也不愿意挣脱了。房间里酒气未散，她哈了一口气，嘴里微微有些发苦，但又分明感觉这一天清晨是如此甜美。
她不怎么喜欢喝酒，却喜欢他身上不算太浓烈的酒味。这气味能让她想起父亲从外边喝酒回来的样子，那时父亲也只有四十来岁，眉目也称得上有几分俊朗之气。在这个大块头男人身上，父亲的优点似乎也获得了放大。克莱姆有一张线条分明的脸庞、一副宽厚的肩膀、一双坚实有力的大手，嗓音低沉，目光柔和。总之，他身上除了狐臭之外似乎没什么让人反感的地方。
他们认识之后，他就听从她的建议，刮掉了胡子。他是个慢性子，适合养花种草。他会很费时间地做一件没什么意义的事。他的好脾气跟好天气一样，总是那么令人愉悦放松。在跟克莱姆相处的日子里，她的焦虑感也得到了缓释。每到下班时间，克莱姆都会骑着摩托车过来接她。她喜欢亲热地叫他“我的德国白香肠”。彼此相处久了，她也就开始关注这位“德国白香肠”的包装。比如，有一次他们相约去阿尔斯特音乐厅听一场音乐会，他出门时穿着德国老爹度假时穿的那种米色牛仔裤，显得有些不搭，经过一家服装店，她就给他买了一条时兴的裤子换上。她说，我是学服装设计的，好歹不能让男友的衣品掉价。不过，平日里，克莱姆还是习惯于穿那种可以把双手插在口袋里的牛仔裤，就像他习惯于低头走路、低声说话。她喜欢这样一种感觉：彼此间只有平静的悦纳，没有一瞬间擦燃的火花。她知道，火花虽然美丽，却不持久。
情人节那天，他送来一束玫瑰，卡片上写着几个看起来像德国碱水面包结的花体字，而她回赠的是很贴心的双面德绒保暖内衣。她把鼻子凑近初绽的玫瑰猛吸了一下，有一股柠檬的酸味夹着一丝蜂蜜的甜味从鼻腔透进了喉咙，随之而来的是心头一颤。克莱姆，你是真心爱我？她问。克莱姆的舌尖弹出了一个甜蜜而又庸俗的单词，轻轻地送到她的耳边。她单身的时候，总是努力让自己变得坚强，但面对克莱姆的时候，她才发现自己柔弱的一面。这样的男人坐在面前，让她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安全感。
他们坐在窗口抽烟、聊天的时候，他第一次向她发出同居的邀请，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她要让他知道，她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女人。她有过一段婚姻生活，因此她更愿意在二人关系尚未明确之前尽可能地保持一种独立的生活状态。
你难道没有勇气跨过一条马路？
我没有跨过去，也许仅仅是因为站在这边可以眺望那边窗口的风景。
事实上，我在窗口摆放盆花并不是为了取悦别人的目光，而是怀念我的妈妈。小时候，我还在柏林东部老城区居住的时候，家里的房子虽然破旧，却被我妈妈打扫得十分干净，而且，她每天都会在窗台上摆放一盆不同的花，她说，这样可以更换自己的心情。
你妈妈还在老家？
不，一年半之前她就走了。她是我在这个世上的最后一个亲人。
然后你就离开德国，来到这里了是吗？
我来这里是寻找一个失去多年的亲人。
谁？
从前我不知道她是谁，但只要我愿意寻找，她就会出现。
湿润的空气里，一双毛茸茸的手摊在那里，像是一种期待。
她把自己的手交给他的那一刻，又缩了回来。她提醒自己：有些地方你觉着是可以待一辈子的，但有一天你不得不离开；有些人你觉着是可以相处一辈子的，但到头来却不得不各奔东西。诸如此类的忧虑，她本想说给克莱姆听，犹豫再三，还是忍住了。毕竟，在一年到头多阴云雨雾的贝尔法斯特，克莱姆的出现给她的生活带来了一抹亮光。
尽管克莱姆后来几度邀请她去那边搭伙过日子，她还是一再婉拒。苏曼是这么想的，搬到那边，如果找不到一种在家的感觉，充其量只是换个住处。克莱姆也不勉强，二人跟以前一样，继续保持着时而交叉、时而平行的生活。
一年将尽，苏曼报读的时装设计班课程也告结业。这一年间，她不仅学会了手绘、电脑技能，还掌握了打版之类的工艺流程。她交出的设计作品是一系列带有东方元素的无性别服装，设计班老师看了既惊且喜，说是要把她推荐给一位法国老板认识。一个礼拜后，设计班老师打电话告诉她，她的设计作品受到这位法国老板的青睐，让她务必在三天内安排时间过去面试。
面试当天，她还特意化了淡妆，淡妆配浅笑，她觉着会显得更端庄。让她颇感意外的是，法国老板居然没有自己的办公室，见面的地方就在一间摆放着很多布料与图片的会客室。法国老板是个中法混血儿，头戴一顶孔雀蓝贝雷帽，帽子没遮住的地方露出一丛黄白相间的头发；因为脸长、法令纹深，面相就显得有几分深沉。起初，苏曼猜测他的年龄约莫在六十左右，但他使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跟她聊开了之后，她又觉着他的实际年龄可能要减几岁。法国老板翻开一本文件夹，对她的设计才能大加夸赞，说他第一眼看到她的设计作品，就感受到一种东方的气韵，和一种快要消失的旧物的余韵。他们聊了半个小时，法国老板就把一份聘用合同交到她手中。临走前，法国老板站在过道上问她，为什么会对无性别服装情有独钟？她这样答道，我是一个女人，但我的内心住着一个坚强的男人。
自此，苏曼不必再走马灯似的上几个班，也不必在一天之内换几回制服。对她来说，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就仿佛穿上一件合身的衣服，而且，这件衣服能给她带来一种想要融进去的感觉。那里有一个宽敞舒适、可以供人发呆的办公室，有落地窗外的风景，有一些充满活力的年轻人，能让苏曼感觉一股消失已久的力量似乎又回到了自己身上。干劲来了，她常常会不顾一切。连克莱姆都说，她现在的状态就像一个随时等待灵感召唤的艺术家。有一回，她跟克莱姆在街头走着走着，忽然甩开克莱姆的手，飞快地跑回自己的房间，在一张又一张白纸上涂抹起来。
苏曼在法国老板手下工作了一年有半，不仅受老板赏识，而且跟同事相处得也很融洽。老板虽然是法国人，但公司的官方语言却是英语，连老板本人也常常用英语跟周围的人交流。她觉着法国老板那种慢条斯理的气质有点儿像管师傅，不过，她跟法国老板相处久了，就越发讨厌管师傅那条肥皂般的舌头。法国老板谈起服装，总是一套一套的。法国老板说，身体与布料之间必须留出一道空隙，这样，每一件穿在身上的衣服才可以自由地呼吸。法国老板又说，衣服穿久了，才会跟身体相融，而且还会出现一些身体的特质，甚至连衣服的纤维里面都会长出一种看不见的东西，比如气质，比如气场。有时候，苏曼觉着，法国老板不像老板，而是像电视上见过的那种气质优雅的老教授。
圣诞节过后不久，居住在贝尔法斯特的华人又开始忙活着过中国年，一些台湾商人照例要请员工吃尾牙宴，图的是一个过年的氛围。这一天，苏曼也受到了法国老板的盛情邀请。她回到家里，特意挑了一件浅驼色大翻领风衣，与裙装混搭，脚上换了法式仙女风粗跟高跟鞋。临出门时，她站在镜子前，上下打量，觉着脸上还得补妆，于是拿出化妆盒，把眼影细细描了一遍，顾盼间，一双杏眼有微微敞开的风情，又似乎有悄悄合拢的心思。
到了约定的法国餐厅之后，她才发现，老板请的只有自己一人。
法国老板戴着一顶英格兰人字纹粗花呢报童帽，脖子间系了一条中国红羊绒围巾，映得脸上生色不少。谈到过年这个话题时，他的语调陡然转向低沉。过了年，我就满六十岁了，可我还是觉得自己仍然站在五十九岁这一边，他顿了一下说，这就像一个人来到国境线边上，想一脚跨出去，但又有点儿犹豫，这时候，边上正好有一个小酒馆，于是他就决定在那儿喝点儿酒，不，其实他不是想喝酒，而是想找一个推迟跨出那一步的理由。
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就坐在临窗的位置，呷着一杯法国红酒。菜也是法式的：松茸、鹅肝、鱼子酱、蓝龙虾、焗蜗牛。她记得同事们曾在私下里咬耳朵，说老板如果在过年的时候单独请谁吃一顿饭，谁来年就一定会升职或涨薪。不过，她入职不久，还不敢抱这样的奢望。为了缓和气氛，法国老板用英语讲了一个法国人的笑话。她一边听着，一边在心底里把克莱姆拿来跟他暗暗做了比较：克莱姆说英语时嘴巴有些紧，有时还带德国人特有的小舌音；而法国老板用英语说话时，也会像法国人那样时常通过口腔前部发声，此外还带着一种鼻腔，仿佛患有严重的鼻窦炎。闲聊间，窗外忽然响起一连串繁密的鞭炮声，苏曼从铙钹声与鼓声判断，应该是有一支华人组成的舞狮队从街头穿过。每逢过中国年，华人是一定要搞点儿动静的。法国老板站了起来，拿起手机，把脖子伸到窗外拍街景，那样子让苏曼不禁想起欧洲老电影中常见的那种小个子送报员：骑着自行车把半个身子斜向一边，手攥报纸，朝沿街的店铺一迭声喊着“晚报晚报”。苏曼没想到，这位微笑时脸部肌肉也紧绷的老板居然会在自己面前做出这样一个孩子气的动作。当他收回手机，整了整那顶报童帽，坐回原位后，又呷了一口红酒说，中国人多，喜欢热闹，我也要把生意做到世界上最热闹的地方。苏曼听他把话题聊开，才知道他正筹划着要在上海设立一家分公司。
人到了五十九岁，事业的布局就不一样了，思考的问题也不一样了。法国老板说。
当她再次听到五十九这个数字时，忽然想到了父亲。
我爸在五十九岁大寿那天突然大哭了一场。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我还没结婚生子，始终是他人生的一大缺憾。
他有你这么优秀的女儿，应该高兴才对。
我爸今年六十，不久前，他给自己修了一座坟墓，用我们那里的话来说，叫红坟。我弟弟后来通过邮箱给我发来了一组照片，我看了真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爸就站在自己刚刚修筑的坟墓边上，脸上竟露出了满足的微笑。
一个人在生日的时候大哭一场我可以理解，在坟墓前面露微笑就让我费解了。
因为他跟我祖父一样，觉得造好坟墓，就等于是完成了一生中最后一件大事。
从秦始皇到你父亲，大概都很看重这件事。
很抱歉，我不应该跟您谈起这些不太愉快的事。您的气色特别好，虽然跟我爸差不多大，但看上去比他年轻许多。
被你这么一夸，我的虚荣心一下子就得到了满足。不过，我也的确感觉自己近来气色不错。我听说很多中国人都会看相，有的是看面相，有的是看手相，你会看面相？
我不懂什么相术学，但我知道给人看面相时通常是先看印堂，她指了一下两眉之间的位置说，如果印堂之上有一层光晕，就说明此人气血充足，身体健康，是一种福相。依我看，您就是个有福之人。
法国老板略显夸张地举起双手，发出爽朗的笑声说，每个人出生后身体上都会有一道光。人是会发光的。一个放射科医生告诉我，人体表面有一层厚达十五毫米的彩色光晕，它会随着生理状态与精神状态的变化而发生微妙的变化。所以，我觉得你们的说法也不是没有科学依据。
法国老板把手放在她的手上，仿佛在试着触摸皮肤上的那一层光晕。
会看手相？
会看一点儿，喏，这条是事业线，这条是感情线，还有这条……
法国老板握住了她的手说，如果有你在我身边，我的爱情线和事业线会延伸得更长一些。
老板真会说哄人开心的话。
我打算派总部的人在上海设立一家分公司，而你是我心目中的最优人选。
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条件。苏曼听说法国老板在两年前丧偶，一直想找个年轻一点儿的伴侣，用中国人的老话说，就是填房。这个年纪，老是老了点儿，但他的才华与衣品摆在那里，似乎可以弥补年龄方面的差距。法国老板说，他的事业近年来越做越大，自欧洲北端挪威的诺尔辰角至南端西班牙的马罗基角，已有近百家专卖店加盟，他在整个欧洲版图上纵横驰骋，虽然也不乏艳遇，但真正让他动心的，还只有苏曼。苏曼听着这话，看着自己手心的感情线和事业线，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在她看来，谈感情是一桩比谈生意更累人的事情。
你不必急于回答，法国老板晃了晃酒杯说，红酒还是法国的好。
…… ……
（责编刘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