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米杨的黄金时代 （节选）
一
了解雷米杨名字的由来，也就了解了他的出身：杨是他生母的姓，米是他生父的姓，雷是他后父的姓。不言自明的难堪，前路未明的辗转。幸亏那时候，人们对婚姻动荡的人还有点敌意，这约束了杨女士和雷先生，让他们尽管相处得并不愉快，却也没有继续流转下去。否则，雷米杨的名字，还会有下一次变动，以及下下一次变动。
雷米杨对人生笼统的印象是脏、乱和挤。他后父的三个孩子和他母亲带去的两个孩子，加上两边的亲戚时不时托付到他家来过暑假寒假（假期过了也并没有接走）的孩子，一大家子人，差不多十张嘴，都在吃，都在吵，谁都知道别人是自己应得的食物、衣服、下铺的分享者，谁都饶不了谁。大家互相折磨，互相训练，告密、撒谎、厮打，即便是最残酷的生存训练，也不过如此。
雷米杨的生父读过一点书，他和生父比较亲近，和生父在一起的那几年，给他垫了一点底子，这让他从小就和他的兄弟姐妹全不一样，他懂得表达对他们的蔑视，也懂得掩饰这蔑视。他不和他们抢，他躲出去，他另辟蹊径，他趁着家附近的五金仓库卸货的时候，拖了一只装过自行车架子的木头箱子回来，放在院子角落里，在箱子里垫了厚纸板，又铺了垫子，拿了各种书在那里面读。那暗黑的空间使他有一种禁闭与隔离的快感。
后来他又在箱壁上掏了个方洞，权充窗子，从那窗子里，可以看得见外面一棵果树碧绿的叶子，而那树枝上的枯叶和树根处的杂物，刚好不在视线里。他给自己布置了一个隔绝的、封闭的空间，尽管外面打的打，吵的吵，这些因着书、绿叶子，就像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完全可以不管。
雷米杨的大学生活，给他留下的印象依然是脏、乱、挤。已经是扩招第三年了，学校为着增收，趁着新规努力收自费生，学生增加了，学校却没做好准备，新校舍没建起来，食堂宿舍都是旧模样，于是，一切有四面墙和一个顶的地方，全充当了宿舍。宿舍里寸土寸金地放着床、桌、箱和一切零碎东西。不放东西的地方，挂着刚洗的衣服被单，散发着肥皂浮浮的气味，宿舍外满是垃圾、污水，一双脚永远摆脱不了那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厕所里的水箱时常坏掉，走在过道里经常睁不开眼睛。
因为人多人密，而且这人多人密是突然发生的，大家全都觉得恼怒，觉得有冤无处诉。饭厅里没有人愿意排队，大家一面用力挤，还一面齐声喊着号子。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大师傅踩着菜盆子跳到窗外，挥着菜汁淋漓的铁勺子追打和他起了口角的学生，被人抱住了，还兀自骂个不停。浴室里拥挤的情形和《神曲》的插图描绘的地狱炼狱差不多。有一次停水一周之后，每个淋浴喷头底下总有六七个人，每当有人出来穿衣服，都会被等着用衣服箱子的人围观，大家都懂得心理战术，要是心理素质稍差，就免不了要在众人的关注下落荒而逃。
雷米杨课余在旱冰场打工，他在柜台里替人存鞋取鞋。用指尖捏过那一双双潮湿的、有气味的、散发着余热的鞋子之后，下了班，他总会反复地、厌恶地洗手，恨不能长出一双新手来。人生对于雷米杨而言，就意味着脏、乱和挤。
一路读到硕士，终于毕了业，他签了外省的一所大学，他仔细查过那所学校的资料，学生不多，他也看过那里的地图，学校是在城市近郊，附近就是农田和荒野。还是不放心，签约前，他匀出三四天时间，去那座城市和那所学校看了一眼，学校所在的区域在城市边缘，学校则在边缘的边缘，坐落在三个乡的中间，方圆几十里地全是果园，旁边有一所农业大学，还有个工程学院，几所学校共用一个车站，共享一个站名，坐公交车到市中心至少要三十分钟。学校里还有苏俄时期的建筑，宽敞寂寥。
收拾行李时，他把过去的日记、信件及一切字纸都烧掉了，不留一点边角。过去的那些人，帮助了他的也好，伤害了他的也好，他统统不愿记着。对他来说，那不过是他那段难堪岁月的人证物证。
去大学报到是初秋。下了火车，他在车站的广场上站定了，周围还是熙来攘往的人，因着广场的宽广，非但不觉得拥挤，反而觉出人的渺小来，雷米杨深深吸了一口气，那时候车站的大钟敲响了，不多不少，正好五下。雷米杨心里隐隐浮起《自新大陆》的音乐来，他觉得，他的黄金时代来了。
他往大学打了个电话，那边答应了派车来，约了个地方要他等着。等了一两个小时，司机找见了他，说是轿车面包车都派出去了，只有开了通勤车来接他一个人。因为那司机的语气分明是抱歉的意思，他小心地不露出欣喜的表情来——一辆大客车，接他一个人！他木着脸上了车。
司机是个精瘦的中年人，姓李，一望即知是那种沉默寡言的人。雷米杨自己是不大活泼的，在长袖善舞的人面前，一向觉得拘谨，然而遇见了比他还不善言辞的人，他反而觉出一种优越感，异常活泼。一路上他问三问四，不多时就知道了这司机的家庭情况，大学近年来的重要典故轶事。已经天黑了，车窗外灯是黑莽莽的树影，灯已经点上了，旷野里东一盏西一盏灯，让人觉出一种乡愁来。他暗暗希望这路再长些，再远些，越远越好。
到大学，是夜里八点多。大客车像一节柔软的火车，在校园里左拐右拐地穿行着。车窗外的建筑大都是早年的苏俄式样，水泥的廊柱、拱门、木格子窗，窗子上还有半圆的气窗，屋顶是铺着瓦的，这里那里一座又一座小小的天窗。他一点都不吃惊，一点都不觉得陌生，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都是为着让他看到而铺陈的。那俄式的楼里应该有长而高的甬道吧，也该有木制的旋梯，像早些时候的电影里那样，一点点月光从窗格子里推进来，把窗格子切得四分五裂，平平地躺在水泥地上，还应该有一声惨叫，那是发生了谋杀案。
第二天一早，他先去办了相应的手续，又去拜访了学院的副院长，在学校招待所住了半个月后，他得到了一间单人宿舍。收拾好宿舍，剩下的大半天时间，他去买了大卷的深蓝色的壁纸回来，把一面墙壁糊成蓝色，又扯了些很厚的布料，到学校附近的裁缝店做成了窗帘挂起来。他甚至等不及第二天去取，就坐在裁缝店里等，翻着几本他根本看不懂的服装书。看着看着，看见裁缝店里几卷玫瑰红的纸，来了灵感，用纸剪了些小纸人，布置屋子时，把红纸人或贴或挂，也不管有没有什么忌讳，深蓝和玫瑰红的色差，让这屋子显得深远。这蓝色是他的臭氧层，这小纸人是他的守护神，让贪吃不长进的兄弟姐妹、散发尿骚味的学生时代、潮而热的旱冰鞋，全都近不了身。
新分配来的应届生，按规定是要打一年杂算做基层锻炼的，要送报纸、送文件、照顾学生，因为扩招后的学校实在太缺人手，雷米杨得以免去这一年的报童生涯，直接代课了，一周十节课。什么都是称心的，什么都不像是真的。雷米杨走在路上都忍不住要跳起来摘树叶子。
第一节课，他用粉笔把自己的名字大大地写在黑板上，几乎将黑板占满。事先他就决定了要小小地幽默一下，所以就说了：“我的字不好看呀，不过，要我这么一把年纪还练字，多少有些不人道吧。”也不算幽默，但下面果然哄笑了。他写了一个“法”字在黑板上，从“法”字的诞生和流变开始讲起，趁势罗列出一大堆法学专家来，中间时不时想起老师的教导，“故事，要讲故事”，故事，他多得是。下面渐渐鸦雀无声。对这效果，他相当满意，下了课，他夹了一支烟在学生中间坐下问这问那，已经很像老师了。
这一天，雷米杨刚下了课，系办老师说有人找他，那人坚持不肯到接待室去等，现在站在文科楼大门口，雷米杨去一看，却是他后父的儿子，论岁数该他叫哥哥的雷学明。雷学明早早辍了学，在这城市的一家工厂当工人，听说他分来这里，特意来看他。见了面，雷米杨含糊地叫了一声哥，雷学明连声地应着，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扬了扬手中提的一袋水果来，讷讷地说：“来看看你。”雷米杨就问：“吃饭了没有？”雷学明也就照实答：“一下车就过来了，还没有。”又说：“这儿可真难找。”
两人一同进了饭馆，为点菜谦让了一阵，结果还是雷米杨点了。等菜过程中雷米杨意识到该问问他母亲和后父的情况，就问：“妈和爸还好吧。”得到的回答是：“还好还好，只是爸现在减了半碗饭。”雷米杨又挨个问了他的兄弟姐妹，总之是混太保的混太保，混网吧的混网吧，嫁了人的挨了丈夫打，回娘家了住不下，不过是这么一些事而已。只几句话，两人都紧张万分，雷学明更是一头的汗。问完了家里人的事，又问起雷学明的情况来，雷学明说：“你嫂子听说你到这里当了大学老师，就催着我叫你上家去吃顿饭，小东子的数学不好，你正好可以给他教教。他一不好好学，我就说你看你叔叔，你看你叔叔，你长大可别跟你爹一样没出息。”说完了，自己先笑了。雷米杨不知说些什么好，连忙说自己是学文的，数学也不大好。两人再也找不出什么话来，顿时觉得桌子的空，都不约而同催起菜来，幸好，菜及时地来了。
服务员上汤的时候，雷学明是欠着身子用双手接的。雷米杨不由觉着一阵烦乱与不明白，这一家人的出现时时提醒着他的来历，号令他生发责任感，剥夺他快乐的权利。他是个从黑白的全家福照片上逃出来的影子，通过修炼使自己有了血，有了肉，有了生人气。而那照片上空出的一块，时时提醒着他的影子生涯。他要么回到那没有希望的、垃圾场一样的世界中去，要么让那世界彻底地断了念，再找不到他头上来。
出了餐厅，送走雷学明，雷米杨站在路边，看到路上停着一辆面包车，车身上写着“定制西装”，一行小字写着电话，却没有地址，他心念一动，过去敲敲车窗，问西装店的地址，司机倒也爽快，说自己也要回店里，不如载他过去看看。他依言上车，进城，到了西装店，选了布，裁缝师傅拿起那块布来，在他身上搭着比划着，又搭到塑料模特身上给他看。塑料模特是白色的，脸部和全身轮廓极为完美，臀位也远远高于常人，他看着看着，对裁缝师傅说：“你量它就好了，就按它的身材做。”裁缝师傅说：“那怎么行，照着它做了，你要穿不上了，人哪有那么完美，人都是有各种缺陷的，就连两条腿，其实都是不一样长的，除非你做了衣服不要穿，就是挂着看看，有人是这样的，就是做来看看。你身材也不错的，已经算是缺陷最少的了，你担心什么。”雷米杨只好转着身子，让裁缝师傅量他，心里想的，却是那个塑料模特穿上他的西装的样子。
塑料模特当不了他的替身，回去路上，他想起来的，还是家里的事，连带着夜里也没睡好。第二天他红肿着眼睛，憔悴不堪地去上班，别人问起，他反而拿家里人当挡箭牌，说和哥哥一起吃饭，喝多了酒。又把雷学明带来的水果分给了办公室的老师们，直到大家把果子吃得连核都不剩，他才长长吁了口气。他忽然联想起《聊斋志异》里的故事：夜叉鬼把死人的枯骨变成金锭送给别人，到了夜间，那骨头会刺进人的脚心，将鲜血全部抽出来。他自己也被这荒唐的联想逗笑了，忍不住笑出了声，旁人都抬起头来，他越发止不住笑了。
二
不过个把月，雷米杨就和上上下下都熟悉了，院里有些管理方面的事，也会找他帮忙。这天临下班，学生处打过来电话说，有人举报，他的班上有个学生，有两个名字，两个名字完全不一样，可能是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要他协助调查。当时正有个冒名顶替上大学的事，被媒体报道出来，甚至上了“中”字头的报纸，引起轩然大波。当事人抓的抓，判的判。他们大学战战兢兢，生怕这种事轮到自己头上，正等着看第二件类似事件出在哪里，却没想到自己就要成为第二个。
雷米杨匆忙赶到学生处，大致了解了事情始末。他班上有个叫严鹭国的学生，本省生源，二十岁，性格内向，和同学不大合得来，这不算离奇，离奇的是同学叫他的名字，他常常回不过神来，起初大家以为是他性格就这样，容易走神，直到有一天，他拿出一张中学同学的合影，合影的背面，对应的位置，写着几个人的名字，属于他的位置，写的是“艾建川”。同学们于是想起来，他的课本扉页，写的名字也是艾建川，大家当时都以为他是为了省钱，用了上一届学生的旧课本，但两件事叠加，就有了疑点。于是，有人在体育课上，站在远处，故意大喊一声“艾建川”，这一次，他没有走神，很快回过头来，茫然地望着声音来处。
学生处副处长，递过严鹭国的学籍表，这张表格看起来没有什么异样，但在亲属和社会关系那一栏里，雷米杨发现了不寻常之处：父亲，杨建仁，生于一九五二年；母亲，马秀红，生于一九五四年，已去世；姐姐，池音，生于一九七七年。一家人姓氏完全不一样。若 “艾建川”是本名，那么，父亲和儿子的名字里，都有一个“建”字，犯了起名的忌讳。他填写的户籍所在地，是偏僻县城的偏僻乡村，这一类地方，有严格的规矩，不可能让父亲和儿子的名字里，出现同样的字。雷米杨见过两代人不小心起了这种名字的，结果被人嘲笑“简直像是平辈兄弟”，有龌龊的恶意在里面。
“你调查一下吧，先找学生谈话，再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去，我们给你出函。去之前先给那边打个电话。”
“我刚来，还不熟悉情况”这句话，本来已经在雷米杨的嘴边了，另一个想法同时出现，自己的父亲和继父，遇到这种事，大概率是要推脱的，自己必须要反方向操作，刚到院里，能把这件事处理清楚，也能让人留意到自己。他这一走神，处长以为他答应了，马上就说：“那我就给你们院里打电话了。”
先找严鹭国谈话。严鹭国是班长从足球场上喊回来的，进了办公室，还穿着运动裤，裤腿挽到膝盖下，前胸后背各有一大片汗湿。见到本人，雷米杨才把眼前的人和他在课堂上的位置对上号，严鹭国经常坐在最后一排，长得异常端正，圆中带尖的脸，鼻子和嘴都生得非常纯朴，只是那眼睛黑不见底，毫无表情，像是结了冰的窗子上化出的两个洞，后面藏着整个的夜。雷米杨在来学校之前，已经打定主意，不和学生有过多交往，但这张脸的某些地方，还是很惹他关注，后来他明白了，那男孩子的相貌和神情都有些像少年时候的自己。
“辽宁一个大学出了个事，一个农村姑娘，爹是个瘸子，妈在县城给人当保姆，她千辛万苦考上大学，结果，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他们村上，被村干部给截了，村干部让他女儿拿着录取通知书，冒名顶替去上了大学，那个真考上大学的姑娘，就留在了当地，种地，嫁人，直到冒名顶替的那个人毕了业，上了三年班，留在农村的姑娘才发现自己考上过大学。这事你怎么看？”雷米杨很为自己的迂回感到满意。
“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
雷米杨从桌上拿过一张纸，写下“艾建川”三个字，又拿出那张学籍表，一起推到他面前。
“哦，这个？”严鹭国显然大为吃惊，“我和我姐都是收养的，用的还是以前的名字，后来临到高考，才改了名字。”
“为什么要改名字？”
“找阴阳先生算了，说这个名字好，姓什么都不重要，反正也不是亲生的，我们那里有个人当过一品官，姓严，就用了他的姓，严在我们那里是大姓。”
雷米杨有些愕然，在他们想象中无比复杂的事，其实竟然这么简单，经这么一解释，处处合情合理。他有些为自己的先入为主和郑重其事懊悔了，就补上一句，“学校还是要核实的。”
“那你们核实，你们查。”严鹭国一边说，一边把挽着的裤腿放下来。
第二天，雷米杨动身去了严鹭国户籍所在地。先坐了五个小时大巴，到了那边市里，又坐了一个小时中巴，到了县城，先去教育局，教育局知道了来由，带他去查了严鹭国的资料，又派了人带着他到严鹭国读过的高中去。一路查问下来，确认是本人参加的高考，代过课的老师和班主任都可以作证，也出了证明，同时提供了一个情况，严鹭国是高二第一学期才转学到这里，来之前就改了这个名字。“高考移民吧，这也不犯法，能考上大学也挺好。”严鹭国的班主任幽幽地说。班主任也姓严。
雷米杨松了一口气，整理了证明，又往学生处打了电话汇报，学生处就说，派出所其实也不必去了，但为了不留后患，还是让雷米杨去了派出所，查了严鹭国的户口底卡。在迁到大学之前，户口是挂在一户姓严的人家户口上，这就和班主任的说法对上了号，多半是高考移民。雷米杨本想去那户人家核实一下，又一想，自己要查的，不过是是否冒名顶替一项，再查就是多事了。坐了长途大巴回了省城，到学生处和院里反馈了情况，交了证明，写了报告，又找严鹭国反馈过，这件事就算了结了。
过不几天，严鹭国来找雷米杨，说他父亲想请雷米杨吃饭，以表感谢。雷米杨就问：“你父亲过来看你？”其实是期待严鹭国说“是专门来感谢你的”，没想到严鹭国说的是：“我们家就住在学校附近，我到这上学前，他们就过来了，租了个院子。”雷米杨也见过不少父母陪读的，但有陪读能力的，实在犯不着让孩子上他们这样的学校，他不免越来越好奇这家人。他本想避个嫌疑，但好奇心驱使下，就去吃了这个饭，也算是认了这个人情。一起吃饭的，除了杨建仁父子，还有两个陪客的，学校附近可选的餐厅不多，一行人还是去了雷学明和雷米杨吃过饭的那家餐厅，不过这次是在包厢里。
严鹭国的父亲杨建仁，浓眉大眼，黝黑壮硕，身体鼓鼓涨涨的，把一件白衬衣撑得没有褶皱，留着寸头，鬓边星星点点的白，皮肤紧绷，喝点酒，眼睛周围先红起来，只是表情跋扈，看得出以前绝非善类，不过被年岁压住了，张狂不起来。唯一不协调的是，他脸上偶有一丝闪闪烁烁的惶恐，动不动脸色一暗，时不时抛出一句：“我们现在不行了”，似乎是感叹家道中落的意思。说起“看上一个房子”，后面就要补上一句“我们现在不行了”，说起城里开了一个新商场，也缀上一句“我们现在不行了，不然买一层”，说起新上台的区领导，也是“我们现在不行了，不然早把关系搭上了”。两个陪客的，也是一脸写着“非善类”，装扮非常奇特，一个穿着件深咖啡色的褂子，另一个明显纹过眉，两个人的袖口都露着一截文身，举杯的时候把袖子往上一抹，一个文的是“忍”字，另一个文了一只潦草的狼头。文身洗过，没有洗彻底。
介绍穿褂子的那位时，杨建仁说，他会轻功，是他们兄弟里的轻功大王，号称“野虎子”，一跃一丈高，在华山山巅也如履平地。穿褂子的草草地作个揖，算作响应。吃过了饭，杨建仁要穿褂子的表演轻功，褂子兄没有反对，就算答应了。一行人就走到院子里，看褂子兄展示轻功，院子里只有铁栅栏，不适合上墙，一行人又走出去，找到一个有高墙的院子，纹眉兄过去跟保安说了几句，保安显然也好奇，探着头跟了过来，几个人就静静望着褂子兄。褂子兄沉着脸站在原地，猛然出手，虎虎生风地打了几把拳，然后又站定了，转向墙壁的方向，一个助跑，蹦到墙上，借了这股力，贴着墙斜跑了两步，往上一窜，果然到了墙头，又在墙头轻手轻脚地跑了几步。保安这才回过神来，连连喊“别把瓦踩坏了，快下来”。褂子兄矮下身子，用手在墙头一按，跳了下来，落地又是一矮身子，不急不喘。杨建仁带头鼓起掌来。
雷米杨一路跟着，倒也并不局促，从米家到雷家，一路在穷街陋巷里打转，这类的人他见多了，但他从前见的多数是年轻人，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这些人老了的样子。他从前见的，只能叫混混，眼前这些人，却算得上“风尘中人”。况且，他的两个父亲，都是软弱涣散的人，一辈子不知道算计，处处攻守失据，眼珠子都是散黄的，看人的时候，永远是迎着阳光睁不开眼的样子，看到杨建仁这种跋扈倨傲、眼睛精光四射的人，反倒有种近似于一种景仰。有了这种景仰作为依仗，他就觉得自己是安全的。
过了一周，严鹭国又带话来，说杨建仁想请雷米杨周末到家里吃饭，“我爸说了，这附近也没有什么好馆子。”雷米杨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下午四点，严鹭国来找他，带着他往他家走。他家离学校不过十五分钟路，就在一条砖巷的尽头，进门看见一座两层白色小楼，楼前有个院子，一半花园，一半是红砖地，已经是秋末了，花园里满满的都是秋樱，红紫白粉地开着花，边上又是一大丛蜀葵，一样的红紫白粉，又散乱地种着几棵向日葵，向日葵已经结过籽了，花盘子还没有被割掉，黑乎乎地垂在那里。花丛后面，是几棵花楸树，枝叶金黄，果实米白，瀑布一样垂下来。还没下霜，这些花还能开些时候。花园边，立着一把帆布伞，一个女子在伞下的躺椅上侧躺着，看着一本书，一只手掌着书，另一只手垫在头后面，封面上的书名又大又黑，《犯罪心理学》。看到有人来了，那女子直起身子，脸被身体顶进阳光里，瞬间看不清眉眼，雷米杨只觉得那脸像是一团白色的雾气。从此，他关于那年秋天的记忆，都被这图景笼罩，秋樱、向日葵、花楸树，猛然被日光照到的脸，那种干燥、温暖、安静的感觉，一旦感受，就再也不会忘记。
严鹭国对雷米杨说，那是他姐姐。一边说着，一边进了屋。骤然从亮处走到屋子里，雷米杨过了片刻才适应，这才看清楚屋子里的情形，屋子里的异域气氛就更浓，地板是深红色的，屋子当中摆着一块绚烂的波斯地毯，墙上也挂着两块类似配色的壁毯，猩红打底，深黑、夜蓝、土黄、墨绿各种颜色的线条交织，图案是些细密的花朵、葡萄。几个沙发的沙发布，颜色稍浅。屋子里唯一清爽点的是白色的抽纱窗帘。窗子是狭长的，窗台很低，离地不过一尺，窗框是白色的，一格一格的木窗框。
杨建仁和严鹭国在客厅陪着雷米杨聊天，不时看见两个四十多岁的男女在厨房进进出出，严鹭国就侧过头对雷米杨说：“这是我们家的师傅，两口子，一直跟着我们。”也不见油烟，一会儿就张罗出一桌饭来。餐厅也在一楼，面积不大，朝北，落地窗，白纱帘，十人圆桌，完全就是一间包厢的样子。吃饭的就是杨建仁、严鹭国和雷米杨三个人，不见那个女子，雷米杨也不好多问。吃到一半，门口一阵拖拖沓沓的脚步声，那个女子蹭着一双拖鞋进来了，手里拿着一本书，还是《犯罪心理学》。进了餐厅，朝着雷米杨似笑非笑地做个表情，算是打招呼，然后把那本书往桌子上一扣，先叹了一口气，似乎吃饭是最不情愿的事，然后把两只胳膊围在胸前的桌子上，塌着腰，开始扒拉饭菜。
雷米杨闪闪躲躲地看了她好几次，才把她逐渐看清了，脸狭长瘦削，眼睛里像是养着一窝玻璃弹球，一下散了，无神了，一下又灼灼地聚成一堆，晶光乱窜。身体也是瘦削的，整个人看起来轻飘飘的，仿佛肉体和灵魂的密度都比别人低。坐在椅子上，像是一根淡金色的羽毛款款搭在那里，什么地方有些绒羽扑簌簌地在颤抖。是拉斯·冯·提尔或者卡拉克斯电影里才会出现的那类女人，有一种非我族类的美。
没有白酒，没有文身纹眉的非善类手下，没有轻功表演，加上白纱帘，开着花的君子兰，敦厚的弟弟，心不在焉的姐姐，出出进进上菜的两口子，这一家人就像正常的一家人，杨建仁也像个正常的父亲，时不时对雷米杨说：“我们没有管过建川，你把他多盯着些，有啥事就跟我说”，“我还有好多事情要问你，你要不嫌麻烦就经常来”，也时不时说道女儿两句：“你把那阴暗的书少看些。”那女子回敬：“我阴暗？书阴暗？还是你们阴暗？”雷米杨不知不觉的，也站在杨建仁这边，但语气委婉许多，“看这些书，是要准备考证书吗？”那女子似笑非笑地回答：“没有，就是喜欢，就是喜欢阴暗的事情。”
直到饭吃完，雷米杨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听见杨建仁和严鹭国“丽丽”“丽丽”地叫，又隐约记得严鹭国的学籍表上，他姐姐的名字里有个“音”字，不知道叫哪个才好，也没有人介绍，就没名没姓干搭话，有时候不得不提到她了，就说“鹭国姐姐”。说到严鹭国，也是“鹭国”和“建川”混着乱叫，一桌子四个人，名字却有好几个，好像凭空多出好几个人。饭快吃完了，杨建仁终于定调，“还是叫严鹭国吧，不然在学校叫岔了，说不清楚。”
当天夜里，雷米杨回到住处，想起第二天的课，一字一字地写起教案来。有一段要引《红楼梦》里的话，他就翻出后四十回来看，正看到宝蟾送酒那一回，耳边听到有人在远处把一节钢管当当地敲了四下，雷米杨被这声音惊回，正要细听，却了无声息。这时候，窗子前有个人影从窗帘的皱褶上曲曲折折地拖了过去，随即房门给人敲响了，不多不少，也是四下。
原来是那个女子。她站在月光里，眉目宛然，手里提着一只柳条筐子，说是送些水果来。自顾自走了进来，把柳条筐往桌子上一放说：“今天吃饭的时候爸说让你带些果子来，后来你们都醉醺醺的，就给忘了，害得我送过来。”说着，连连甩着手，眼睛望着雷米杨，目光灼灼，跟白天那种懒散的样子判若两人。雷米杨说：“你跟白天不大一样。”那女子说：“我是夜型人格。”听了这些话，雷米杨活泼的一面又登台了，就问：“你一个人来的？”那女子说：“鹭国一起来的，在楼下等着。”雷米杨知道了严鹭国在附近，虽然是在楼下，也安心许多，就笑嘻嘻地从筐子里拿出一个果子递上前去：“借花献佛。”她微微一笑，弯腰过去看他桌上的书。雷米杨因为心里有鬼，怕她看出是宝蟾送酒那一回，走过去要把封面反过来。她已经看见了，咯咯笑了一阵，捂着胸口，一只手往前伸，做了一个中毒挣扎的样子，然后靠在墙上，头一歪，一副毒发身亡的样子。雷米杨见她并不在意，就跟着笑了。这才敢稍微打量她一眼，发现她穿的仍然是白天那一身，脚上仍是一双厚底拖鞋，心里一动，笑着说：“我总不能跟着严鹭国叫你姐姐吧。”她也不说话，在桌上捡起一支笔，就在他写的教案空白处画了一只带叶子的苹果，在果子里写上“艾丽娅”三个字。走的时候，又要借书，说送东西的筐子不能空着回去，就用那柳条筐子装着走。他觉得她有些孩子气，却又觉着新奇。
送她下楼时，走过长廊，又要下几层楼，因为没有灯光和背景，两个人都没了演戏的欲望，只是沉默着，就听见艾丽娅说：“我还没上过大学，我爸说女孩子不忙着找工作，先玩两年，遇见合适的，就嫁人算了。结果一玩玩了七八年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去读个书。”他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说这些，却又觉得这是最应当不过的。在楼下见了鹭国，就默默跟着他们，一直送到他们家去。走在路上，她很自然地伸出手来，拽着他的胳膊，他浑身一僵，本想找个时机挣脱，又觉得那样显得自己小气，也就松弛下来，到了他们家门口，她才说：“你完全不用送这么远。”雷米杨笑了：“怕你的拖鞋掉了找不见。”黑暗里，他慢慢笑起来，却又怕她看到。
三
她通常是晚饭后来找他，找到他，下楼，出校门，左转，就走到荒野里去。再熟悉一点，就是他找她，去她家，在客厅里等一会儿，等她下楼，出院子，右转，渐渐走到脚下有了野草的绵软。起初有些麦地，渐渐麦地也稀疏了，直到麦子和野草混杂在一起，大地就放心地把自己交给了荒野。他们就在荒野里走着，有时候说话，密集地说话，有时候长久地沉默，有时候有风，有风的时候，他们就倾斜着身子，好像是在向风示威。她有时候提起《呼啸山庄》里的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说他应该置办一身大衣。后来也果真去置办了一身。他穿着大衣，竖着领子，她穿着厚毛衣，不时把围巾往后一甩。冬天来了，荒野里只剩了些干枯的冰草、芦苇和曼陀罗，星空在他们头顶，她指向天空，一一指出，这是什么星座，那又是什么星座，最亮的是北极星。北极星炯炯照临。要站很久，才能觉出星空是在旋转的。那么就站很久，站到星空开始旋转。
一旦建立起了左转走进荒野的默契，她也就开始放心地展现自己的几副面孔，尤其是世故的一面。从省到市到县区，到大学和大企业的人事任免，省会几大富户的姻亲关系，流言或者真相，她都了然于心，所有人的名字都很自然地流出来，像是一个又一个熟人，不需要任何注解，也像是率先认定了他也知道这些人，他也只好不疑不问，只当那是她的意识流，只要体会那种律动就好，不一定要深究。
“任先生本来是她家的司机，天天相处哪能不出事，怀了孩子了，没有办法，那也只好嫁给司机了”，“他成天跟富二代混，以为他们喜欢跟他玩，想着先玩着，玩着玩着就可以做买卖了，等到他想给他们的楼盘供涂料了，才发现根本没戏，哪能轮得到他，玩是玩，生意是生意。”他笨拙地跟随着这些话题，艰难地理清其中的人物关系，琢磨着他们的微言大义，思索着这些有钱人为什么一眼就能看穿那些急于攀附的穷小子，凭借用打火机点烟的姿势就能做出不和对方合作的决定，一边想着双手接菜的雷学明，皮肤紧绷的杨建仁，和他纹眉文身的手下，还有学校那个小世界里的复杂关系，牵着烈性犬在操场边逡巡的学生处处长的儿子，“工大的学生见了师大子弟只有挨打的份”，在教师公寓聚赌的锅炉房工人。他也有他的意识流。世故的关系，和旋转的星空搅拌在一起，丝毫不违和，越是在荒野里，越是要谈论人，越是在荒野这样的无情之地，越是要谈论人间关系，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在荒原漫步时的谈话内容，恐怕也无非如此，荒野和人间关系，哪些算是树木和枝叶，哪些算是树木下恒久不变的岩石，其实很难说。
更多时候，她热衷于讨论的，都是那些“阴暗的事”。河里的浮尸，五星级宾馆杀人案，逆子杀父肢解，洗头房洗头女被残杀，黑社会拿年轻女子练靶子。淡金色羽毛的女人，在淡金色的秋天原野里，讨论的却是真真假假的杀人放火，似乎那些凶手或者被害者，不过是一副扑克牌里的黑桃皇后，或者棋盘上的小卒和将帅，甚或什么都不是，只是A或者B，或者钾或者硫，是组成这个世界的元素。
她也常常在那些“阴暗的事”里，看出被他忽略的言外之意。比如之前的抢劫大案，之所以成为大案，是因为抢劫嫌疑人，那是将近三十个无业游民，来自同一个地方，多数在餐馆和游戏厅打工，凭借老乡网络结识，每到晚上，下班后，就在街头游荡。起初，他们看到夜里的独行者，就上去讨钱，不给钱，就推搡殴打，类似校门口劫掠者升级版。仅仅几天后，可能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也可能因为受害者仅仅是被小小劫掠，形式上也不像抢劫，不凶残，不见血，所以没有报案，他们没有被警方注意到。他们于是陷入一种狂欢状态，拿着扫把、树枝、木棍，总之，是那种伤害性不强的器械，浩浩荡荡地走在大街上，看到夜行者就去抢劫，一两个人也抢，四五个人也抢。他们一拥而上，哈哈大笑，调侃或者辱骂那个倒霉人的外表、衣着、动作、表情，“你看你的怂样子”，或者扯下对方的裤子，看看他们吓尿了没有。如果受害人跑了，他们就不紧不慢地追在后面，带着戏弄之意，一路狂笑，狂笑的声音响彻夜晚。有人被他们追打，爬上一扇已经锁了的带着尖刺的铁门，被尖刺挂在铁门上，他们就在铁门下哈哈大笑。有一天晚上，他们狂性大发，在一条街道上来回走动，抢劫了在那个时段走过那条街的所有人，这种黑色狂欢风格的犯罪，激怒了所有人，他们终于被一网打尽。雷米杨听她细细讲述这个案件里的所有细节，不明就里，不知道她为什么唯独对这个案子这么关切，也不知道这个案子里到底有什么让人不安，他试图从专业角度做出判断：“这些人恐怕也判不了多重，判的时候是要看后果的。”而她却说：“这些人是‘气氛犯罪者’，他们一起，满街走着，喊着劳动号子，跟末日一样，这也是后果，所谓的‘影响恶劣’，不就是这个，可能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对我就有，特别有。”又随口引用了王朔的一句话：“黑暗深处有一种野蛮的力量。”
一次一次荒野散步，似乎是要找一个合适的距离，去看清楚人间。在荒野里讨论人情世故，犯罪者的黑色狂欢，反而有一种出世之感，像在星空俯瞰人世，像在刚刚出土的人殉墓葬前欢歌跳舞，即便有残忍，残忍也被风干了，不带病毒，不带细菌。雷米杨也渐渐习惯了在报纸上发现“阴暗的事”，从头版到中缝，到广告和插页，他慢慢发现，这些事一直在那里，却从没被看见，像一个阴郁朦胧的影子世界，藏在那个光明健康的日常世界背后，但只要轻轻点一下，那个世界就浮现出来了。艾丽娅就是提点他的那个人，她是他的贝阿特丽采，砖巷里的贝阿特丽采，引着他，到底是上升，还是下坠，也很难说。
从荒野回来，回到她家。杨建仁往往等在那里，或者刚喝了酒回来，或者在家里自己喝了点，皮肤被酒点亮了，眼睛周围有些红晕。他对雷米杨，已经没有起初那么倨傲了，换了一种姿态和语气，零零落落地吐露一些事，似乎要交心，似乎又在试探，要在交心和试探间，和雷米杨建立一种联系。一起吃饭，一定要把雷米杨灌醉，甚至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目的：“你从没在我们面前出过丑，光看我们在你面前出丑，你这种人啊，不可交。”雷米杨迅速就觉察了。和艾丽娅借着凶杀案漫布下的阴暗不一样，杨建仁有的是另一种阴暗，一种冠冕堂皇的阴暗，不怀好意的，阴恻恻的，因为这种阴暗是这浓眉健硕的男人自带着的，雷米杨愿意不那么警觉。但现在他有了交心的企图，这种阴暗就变成了一种令人不愉快的温情，反而让雷米杨有了警惕。
在杨建仁零零落落的袒露中，他本来被埋藏的疑问，又渐渐抬了头，并且让他观察到的细节变得触目了。“12·9”到元旦这段时间，学校照旧要组织一些活动，诗歌朗诵比赛、辩论会，到了法学院这边，就是各种模拟法庭、普法话剧，雷米杨是从这些活动中磨练出来的，也是这类活动的受益者，他自然而然地替严鹭国报了名，还推选他作为学生代表，接受电视台采访。名单打印了出来，才喊严鹭国到办公室来，给他看名单，略微有点得意。严鹭国看到自己被写上名单，并没有那么兴奋，反而欲言又止，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第二天，严鹭国又到办公室来找雷米杨，要他把自己从名单上去掉，理由是杨建仁不想让他参加这些活动，甚至把原话转告了雷米杨，“不要抛头露面。”听到这个说法的那一瞬间，雷米杨有点恼怒，马上答应了严鹭国，当着他的面，取出名单，把他的名字划掉。等严鹭国走了，他却又想起来，他要带艾丽娅参加几所大学联办的“青年狂欢节”，也被杨建仁拦下了。
他起初觉得，这是因为小地方的有钱人，有一些自己的规矩，对“抛头露面”有发自内心的蔑视，但紧接着，又来了一件事，让他觉出更多异样。有一天，他走去他们家，走到砖巷尽头，看到那里立起一根漆成白色的钢管，三米多高，不知道要派什么用场。下一次再去，那根钢管上，就安了一个监控摄像头。到了他们家，几个人神色紧张，团团急转，褂子兄正在出主意，“我一个蹦子蹿上去，把摄像头砸掉。”杨建仁说：“你这么一蹿，也就让他们看到了，不如就从根子上把线剪掉。”不过，他们终归是没有砸摄像头，也没有剪线路。摄像头似乎只是静置在那里，并没有真正派上用场。从这些事里，雷米杨咀嚼出一种恐惧来，他们似乎是不希望被人看到，不希望被人觉察，似乎在躲避什么，而他们躲避的东西，是他无法想象的。
一件件事情累积下来，雷米杨也就越来越想问杨建仁，一家人为什么要改名换姓，为什么离开家乡，为什么躲躲闪闪，是在躲债，还是在躲避仇家。对严鹭国和艾丽娅到底是不是收养的，他也满心怀疑。雷米杨自己就来自重组家庭，对别人家庭的气氛特别敏感，他不能不觉得，杨建仁这一家人，这种看似散漫实则深厚的亲密，实在不是收养关系能够培育出来的。收养关系的家庭，更不会敲锣打鼓声情并茂地告诉别人，自己一家人没有血缘关系，毕竟不是上演《红灯记》。他问过艾丽娅，得到的回答是“你觉得呢？他们说的话，你相信也行，不相信也行”。也试探性地问过杨建仁，说法比较委婉：“小学同学和大学同学里，都有让人收养的，那个惨啊。”杨建仁神色冷漠，“那都是命。”
有时候，在他们家，会遇到褂子兄和纹眉兄，他终于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褂子兄叫把彦杰，纹眉兄叫阴嘉珍。有一天，他去找艾丽娅，她不在，杨建仁在卧室里，说是喝醉了，只有阴嘉珍坐在客厅里，他不好立刻就走，就和阴嘉珍聊了一会儿，从开始聊天，雷米杨就下意识地在计算心理时间，计算着什么时候结束聊天算是恰到好处。没想到，没聊几句，阴嘉珍幽幽地开了口，说的却是：“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们这些人。”雷米杨慌忙直起身子说：“我倒怕你们看不起我。”阴嘉珍照旧用了那副口吻，说：“我知道你觉得我纹眉毛很怪，觉得我是丫丫子。”雷米杨简直慌不择路，“我都不知道你纹了眉毛。”阴嘉珍划了一下自己的眉毛，呵呵一笑：“这么明显的，你再不要言不由衷了，我们外面混的，把你们读书的看得清楚得很，你想啥我都知道，就是说破与不说破。我纹眉毛有我的道理。”雷米杨说：“什么道理？”阴嘉珍说：“我们那里，有个铁算盘，算命看相都会，灵得很，二十年前我陪着联手（亲密的朋友）到他那里算命，联手算完了，铁算盘说给我也看一下，上来第一句，就说，你亲缘薄，我问说，你怎么看出来的，他说，你眉毛中间断开着呢，亲缘薄，一辈子没有家人支持，没有家人照顾。我就再没有说话。回到家一看，眉毛就是从中间断开着呢，就这位置一道子，刀疤一样。这不行，这得想办法，开始是自己画眉毛，买了个眉笔自己画，后来有纹眉的，我就跟上纹了一个，纹眉的全都是女的，岁数大的女的，就我一个男的，我也没有管，就纹上了。纹之前我问了，能不能光把那一道子补上，别处不要纹，不行，要纹就从头到尾文，我就从头到尾纹了一个。不应该那时候纹，现在纹眉技术比那时候好。但是也没办法，不纹就还是在外面晃着，纹了眉毛就遇到杨哥了，就把他跟上了。把彦杰情况和我差不多，把彦杰只不过是眉毛没有断开，把彦杰的手相不好，我们这些人的命，不是写在脸上，就是写在手上。”雷米杨不知道阴嘉珍为什么突然要跟他说这么私密的话，只好就着他的话往下问：“你真的亲缘薄？”阴嘉珍：“我亲缘薄，铁算盘说了，我无父无母，也没有兄弟姐妹，亲戚也离得远。没有说错。从那以后我就彻底信了命了。以前我不相信，以前无法无天。”
雷米杨回到宿舍，拿出镜子，仔细看了自己的眉毛，眉毛是连着的，没有稀疏，没有断痕。他和阴嘉珍不一样，他有父有母，兄弟姐妹一大堆，不过他心里某处有个口子，他知道自己和把彦杰、阴嘉珍是一样的，区别不过是眉毛断没断，他没有写在脸上，也没有写在手上，他写在心上。但他又觉得，自己和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不在乎，他觉得自己应该不在乎。
从那天开始，再见杨建仁、把彦杰、阴嘉珍这三个人，他就有一种羞耻感。他不能不觉得，自己一直在锻造一个“假自我”，努力、上进，处处占先，唯有这样，才能覆盖掉旧日生活给他的羞耻感，以及在家里受到的限制。但这个“假自我”只有在陌生人面前才成立，在熟悉的人，特别是那些和他建立起亲密感，甚至还原了一部分家庭场景的人面前，那个假我就施展不开。艾丽娅是假世故，意识不到这个假我的存在，杨建仁、把彦杰、阴嘉珍是真洞彻，这种洞彻是从本能里生出来的，他们本能地想要跃过他自觉不自觉建起的防御，直抵他的羞耻感，和他有更多的联系。但雷米杨一向是，他觉得自己可以主动展示自己的羞耻感，却不能忍受别人主动碰触他加了伪装的部分，他把这视为一种侵犯，但他永远不可能主动展示自己的任何感受。相信人是一种习惯，他没有这个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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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倩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