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理论或方法，“现实主义”是一个有着多重范畴的概念，关乎文学潮流、写作手法、认知态度、风格呈现以及典型塑造等等。这个概念似乎是舶来品，但寻踪中国古代叙事传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理论探讨，古人对此都有颇多涉及。在古代文论中，与这类创作范式密切相关的术语有很多，本文主要聚焦“格物”与“动心”两词。所谓“格物”，就是探讨人“情”、物“理”的来龙去脉，即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是深入对象；所谓“动心”，则是将自我基于世间世相得来的认知与情感移置到笔下的人物与生活，进而将自己化身为笔下人物，是深入自己。当然，这两者彼此之间是相互激发、相互生成的关系。

格 物

“格物”与“物格”，是创作历程的两个阶段。具体到写作实践，即强调作家要深入探究人“情”、物“理”，进而掌握其来龙去脉。金圣叹将之概括为“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这是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创作传统的精髓所在。金圣叹对施耐庵的现实笔法不吝赞叹：“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在金圣叹看来，施耐庵正是因为坚持长期观察、体验生活，做到了对生活的了如指掌，把握了生活的来龙去脉，才会写出“入妙”的一百单八将。在《金瓶梅读法》中，张竹坡说：“作《金瓶梅》者，必曾于患难穷愁，人情世故，一一经历过，入世最深，方能为众角色摹神也。”这同样强调深入了解、体察和认识生活，方能准确写出《金瓶梅》中众人的生活轨迹。举世杰作《红楼梦》更在开篇即宣，“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与“人情练达”是对世态人生与人情人性的充分体察认知，可见曹雪芹作《红楼梦》之“格物”与“物格”的境界追求。

这样的传统一直影响到现当代文学。远的不说，就以第十一届茅奖获奖作品为例，5部作品多为现实题材，或以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展开叙事，其中同样体现了“格物”与“物格”。《雪山大地》深情讲述以父亲母亲为代表的几代建设者，在沁多草原与藏族人民并肩创造人间奇迹的故事。父亲强巴一辈子扎根青藏高原，在藏族地区开办第一所学校、建立第一所医院、首开商业贸易、阻止草原沙化、建设生态保护区、建设新城市……故事间有藏族人的多情与坚守，有援藏者的无私与奉献，一声声“扎西德勒”将汉藏两族人民融为一体。作品最终以真诚书写打动读者，是作家追求“格物”与“物格”的收获。杨志军出生在青海，并在此生活工作40余年，特别是做《青海日报》常驻记者期间，与牧民在帐篷里同吃同住，骑着马在草原上寻找新闻线索……这些生活经历成为不竭的素材资源，深深滋养了作家的创作。《回响》是以一部以罪案为线索的长篇小说，但侦探小说只是形式类型，作家东西更试图以侦案和家庭两条线索，触及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主人公冉冬冬既要侦破案件又要侦破感情，在两条故事线上展开脑力激荡和心理较量。奇数章的案件扣人心弦，峰回路转，偶数章的情感生活不堪一击，歧路横生。作家对故事里的每个人物心理进行深挖，“在探索罪案的同时，也探索心灵的浩瀚”。“写作就像煲汤，需要用文火慢慢熬制，其中包含着历练、命运以及因命运刺激而形成的思想”，作家东西的获奖感言涉及了“格物”与“物格”的玄机。

尽 己

“格物”需“尽物”，也要“尽己”。世间万物都有自身规律，世间的人们也都有各自性格与命运。换言之，万物、世人皆有其自然本性，此为“尽物”；对于作者而言，创作书写也要遵从本心，以赤子之心坦露所思所感所发现，此为“尽己”。金圣叹在评点《水浒传》时，反复强调“忠恕一贯之义”“因缘生法”。“忠恕”在儒家那里有特殊的思想意义，但在金圣叹这里，它是连接“格物”与“因缘生法”的中间环节。“忠”概指事物普遍具有的具体性、特殊性；“恕”则强调对这种具体性、特殊性的认同，以及认同它们的途径。故所谓“忠恕”，颇类于马克思之“以物种的尺度来建造”之意。金圣叹在此所强调的正是，文学叙事者只有掌握某人某事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条件和必然关系，才能真正实现“格物”。以《宝水》为例，作品主题有关“乡村振兴”与“山乡巨变”，具体写作却是“格物”且“物格”的，并通过“尽己”而实现。乔叶谈到《宝水》的创作，多次说到这是她迄今为止“写得最耐心的一部长篇小说”。“耐心”是细腻从容的叙事态度体现，但更关涉到作品漫长的准备过程，以及将自己融在乡村的琐碎日常，用长达8年的“跑村”与“泡村”经验，与挚爱村庄“宝水”展开密切对话的创作方法。作家为创作《宝水》，“跑”“泡”在从甘肃、贵州、江西、浙江到老家河南，从豫东、豫西再到豫北太行山里的村庄……这些纵横交织、新旧杂糅的乡村经验，最终化为《宝水》里一个处在建设与转型过程中的豫北山村。小说各章通过细密书写“极小事”，处处体现出由宝水辐射出的当代乡村大事种种，包括人文地理与政治经济、自然风物与乡俗民情，以及纷繁复杂的农村现实问题。此外，《宝水》的第一人称叙事也是作家“尽己”的操作实践。小说缘起于“我”的内心意识、梦境和记忆，作家将“我”内心的意识与梦境作为追溯记忆的重要手段，为沉浸宝水、治愈身心的情节线索服务。“我”的投入逐渐召唤出内心的丰富情感，令小说平添无穷意味。于是，“我”作为鲜明的主体，一腔赤诚融在“宝水”的家长里短与改革变迁之中，这是作家“尽己”的充分体现。

动 心

“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金圣叹点评《水浒传》五十五回时所提出的“动心”说，是具有独特价值的理论发现，强调作者需设身处地进入人物灵魂深处，与人物同呼吸、共命运。“动心”一语，来自佛学，六祖慧能关于风吹幡动的公案：“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仁者心动。”同时“动心”也有深远的儒学思想渊源，如孟子有所谓“动心忍性”之说，明代心学则有“吾心即是宇宙”之论。此种思想作用于叙事创作，即“处处设身处地而后成文”，类于西方的“移情”说。金圣叹点评《水浒传》的人物塑造时，一再强调“动心”之重要。他认为，水浒英雄们的内心情感变化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动力，人物情感不仅仅体现在表面的喜怒哀乐，更包括深层次的道德冲突和人性挣扎。金圣叹点评中特别提到宋江接父亲上山时的内心矛盾与挣扎，以及武松杀嫂时的道德困境。正是因为施耐庵真切捕捉到人物情感波动和内心矛盾，笔下人物才显出鲜活丰满的性格魅力。再比如作家附着在水浒英雄身上的“忠义”英雄观，都以“动心”形式被赋予到梁山好汉身上，人物的价值内涵也因此更加丰富。

古代叙事理论中的“动心”说，核心在于作家对人物外在形象与内在情感的精准把握，以及以“动心”为要素推动情节与人物行动的叙事能力。这对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也同样是适用的。《千里江山图》是红色谍战题材，是作家孙甘露对远去历史的深情回眸，对黑暗乱世勇敢前行的英雄的永久铭记。作家为至暗时刻以肉身直面生死的理想主义者而“动心”，方动笔。小说题为“千里江山图”，故事中它是传世青绿，是接头密码，是任务代号，实则却赋有更深意蕴，象征为家国大义奔走江山千里的英雄无惧。小说中多次写到“牺牲”，陈千元、董慧文、李汉、田非、秦传安……他们是作家、医生，是记者、教师，他们为寻找光明，躬身入世、投身革命，身上透着勇者无惧的铮铮之气、向死而生的猎猎骨气，令作家“动心”，也令读者动心。说起《本巴》的创作，刘亮程说是来自史诗《江格尔》的引领与启发。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是英雄江格尔的故乡，“羊道遍布每一片山谷草原，那是羊走了几千几万年的路，深嵌在大地”。刘亮程为此感动震撼，跑遍草原和山区，并由此开始阅读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作家感动于史诗的天真带给部落以希望和力量，感慨于人类童年时代对时间的绚丽想象，因此萌发出“写一部天真的小说”的念头，《本巴》终成。没有作家对草原、对英雄、对童年、对史诗的“动心”，便不会有充满“天真之眼”的《本巴》。

中国叙事文类文体丰富复杂，发展至当代，影响广泛的大致有小说、戏剧、影视等。然无论何种文体，当以现实主义面貌示人时，“格物”与“动心”都是核心要义。以“格物”跋涉广袤大地、纵深大千世界，以“动心”契入故事肌理、呼吸人物命运，好的故事方可达成，动己动人方能实现。这样的故事携带着中国数千年的叙事经验与智慧，又以开放姿态和开阔视野与当下世界进行充分且有深度的对话，推动新时代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

（作者系辽宁大学教授、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