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版《三大队》：刑侦剧的另一种可能
随着电影《三大队》的上映，电视剧《三大队》同步播出，实现“影视联动”。二者均改编自短篇纪实文学《请转告局长，三大队任务完成了》，并形成了跨媒介的对照关系：2小时的电影版更加聚焦于案情本身的线索，而24集体量的剧版则对仅有7000字左右的原作进行了扩容，既指向犯罪行为的持续进行，又指向围绕案情侦破发生的系列故事。剧版《三大队》在扩容过程中增加了较多日常性、情感性的故事支线，如王二勇女儿苗苗的获救及融入、三大队队员的家长里短等，这些支线一度挑战了案情本身的中心地位。这也引起了一定争议，被不少观众批评“魔改”。然而，这恰恰也构成了它的特色，体现出刑侦剧的另一种可能性。
警与民的对照结构
文学原作令人震撼之处在于，程兵在失去警察身份后仍矢志不渝地追凶，最终在市井中将逃犯抓获。除了林颖、老马，整个三大队都因审讯事故被剥夺了警察身份。由于普通人在职权、技术、信息等方面与警察相比都处于劣势，剧版《三大队》创造了区别于一般刑侦剧的“警-民”对照结构。该剧的重点不再是通过各种先进专业的刑侦手段来破案，如《猎罪图鉴》依据画像、《法医秦明》依据尸检等，而是利用搜寻到的各种细节之物，如一包姜糖、一张快递单，抽丝剥茧地追索凶手的行迹。
并且，在“警-民”对照结构中，有意地让潘大海所代表的警方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滞缓、失效。比如潘大海将缉凶希望寄托于指纹信息比对、枪支弹道分析等技术层面，但王大勇在逃亡中早已将指纹毁掉，而枪支被偷也意味着他不可能再用它犯案。从剧情来看，这论证了程兵开启追凶之旅的合理性。同时，这也反映出对惰性的技术决定论的质疑，以及对经验、灵感、执着等要素的倚重。程兵正是这些要素的集合体，他虽已是一名普通老百姓，但依靠昔日做刑警时培养的敏锐和缜密，以“民”的身份完成“警”未完成的任务，从而构建新的“警-民”结构。
同时，也不能忽略警方在破案中的重要作用。这既表现为信息共享，也表现为技术支持。以技术为例，眼下大量刑侦剧表现出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偏好，这正是因为当下愈发先进的技术已对刑侦剧进行了“祛魅”，它只能生存于历史的罅隙之中。但跨越十余年的时间结构（1998—2010年）又使该剧必然要倚仗技术的进步，比如正是王大勇的毛发才最终确证了其身份。因此，警民之间还是形成了互补关系。
“宿命”关系与心灵之路
纵观全剧，王大勇与程兵形成了一种宿命式的关联。抓捕王大勇既是程兵对七叔未能实现的许诺，也是他对过往所犯过错的赎罪。剧版《三大队》有意将王大勇从普遍性对象转换为与程兵的个体性链接。这体现在程兵追凶的动力机制上，剧版与电影版就此存在差异：电影版中程兵受到了遇难者家属的极大支持，而剧版的程兵则主要出于个人意愿，他要借此完成自己的心灵救赎。这种救赎贯穿于追捕王大勇的全过程。程兵刚出狱时，看到有人行窃，却把头扭向一边，说明他心中的正义感、责任心已受到极大磨蚀。使他初步改变的是与七叔的重逢，七叔给他的“好好生活”四个字让他重拾了对生活的信心，也明确了自己的使命。
对于抓捕王大勇，程兵的关键思路是重走他走过之路。这段路以宁州为起点，经云南瑞城到国外察邦，再到广东揭城、东北，终于四川德城，一路顺藤摸瓜，环环相扣。王大勇是程兵一路行进的最终目标，但他不能直接出场，因此在结构处理上，每集开篇都按照时间线索呈现他的行迹碎片，是全剧不断逼近又始终隐藏的“幽灵”。
虽然三大队队员也曾短暂加入这趟旅途，但这条路主要由程兵一人走完。在此过程中，为了便利追凶，程兵不断变更工作。他摆过夜市，做过保安、搬运工、快递员等。这不但是艰苦的身体之旅，跨越南北，纵横千里，也是一段疗愈的心灵之旅。在与察邦男孩、李红霞及其儿女等的相处过程中，程兵领悟了生活的酸甜苦辣，重获了心中的悲悯、正义，真正完成了再社会化。
在最后，王大勇在审讯室对程兵展开了意义之问：如果一直未能抓到自己，这么多年的坚持还有意义吗？程兵回答，几年前可能会觉得无意义，但现在认为有意义。这不是结果导向论的回溯，而是程兵在追寻过程中对生命、生活有了新体悟。他的追寻不再仅仅指向王大勇，也指向自己。其实，当踏上最后一次东北之行时，他就已经放下了执念。
勾勒三大队人物群像
剧版《三大队》的一个亮点是塑造了三大队的人物群像。相较于文学文本，剧版最大的改动是恢复了三大队作为一个集体的存在，并将追捕王大勇的任务交由所有人来承担。最奇葩的剧情莫过于三大队队员全部丢下手头的工作，集体到揭城去调查原石，但最终却无功而返。这给人一种闹剧之感，但也凸显了队员之间的信任、关心、守护，真正体现了剧名的力量。三大队在事实上已不存在，但它依靠历史任务和情谊纽带仍坚固地拧成一团。
老马、蔡彬、小徐、廖建、石头，每个人脱下警服后都感到壮志未酬，心中郁结。蔡彬、小徐依附妻子，廖建成了厨子，石头不务正业。剧版《三大队》有意让队员们在集体行动中直面心灵中的问题，并与自己达成和解。他们遇到的首要难题是行动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小徐甚至陷入离婚危机，但正是借由这次危机，他才得以跟妻子进行深入沟通。石头也在追凶过程中洗去了自身的纨绔之气，找到灵魂伴侣，实现了人格成长。该剧对夫妻的情感状态、相处模式做了理想化描绘，体现出温暖现实主义的特点。应该说，对三大队及相关人物群像的描绘使该剧拥有了一定的生活厚度，容易引起观众的共鸣。
当然，剧版《三大队》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从情节安排看，该剧为了突出生活性而过度安排支线剧情，致使情节旁逸斜出。比如，为了塑造程兵出狱后的困境，刻意安排父女间的对立，但桐桐前后形象转变过大，不合逻辑。之后，为了让桐桐与程兵和解，安排的苗苗这条线又显得赘余。其次，从人物塑造看，程兵的信念感、悲壮感没有得到生动塑造，他与潘大海的和解也显得过于轻松，潘大海对程兵的突然认同没有相应的基础。最后，从整体设定看，程兵的追凶之旅有时缺乏实质指引，显得过于巧合，而染上命定色彩；这种宿命性又与传奇性相互叠加，使程兵被塑造成一个“侠”的形象，反而与全剧的生活化趋向相矛盾。
总体来看，剧版《三大队》关注程兵的个体存在，展开他的双重旅途，并以生活化的特质展现出了刑侦剧的另一种可能。从文艺创作的角度看，艺术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着更复杂的关系，某些命定般的巧合也发生于现实之中。现实中的王二勇从空调公司离职的那天，正是程兵得到线索前往入职的那天。现实与故事、人力与命运，这些要素相互交错，共同构成了这个跨媒介的文本。文艺总是源于生活，深挖生活中的故事性便能为文艺创作提供不竭的源泉。
（作者李雨轩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