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恋就在苦竹坪
我与《人民文学》初次相恋，是在黄公望《富春山居图》描绘的一带——一个名叫苦竹坪的护林点上开始的。缘分开始于一位姓柴的护林同事，他是一个上海的知青，当年在严子陵钓台旁那边护林订有一本《人民文学》。
护林时，他那本形影不离的《人民文学》，便也成了我一见钟情的一个恋人了。为此，我经常来回要多走20多里山路，还拎上一瓶红星二锅头，去他的护林房里，就着一碟花生米，陪他喝上一阵子小酒，临别，再将他已看完的《人民文学》借来细细拜读。
一把磨得锃亮的柴刀插在腰背上，身后跟着只我取名为“又又贝”的黑狗。日复一日围着山转、围着树转的我，自看完一期期《人民文学》上的诗文后，在小木屋的油灯下，我有时竟也偷偷地写起诗文来。还意乱情迷地生发出一些“想入非非”的冲动与向往。
后来我到江南林区，也订了本《人民文学》。
与“子陵钓台”距离约15里路的苦竹坪，海拔近千米。从护林点下到富春江边，再走到江南林区取《人民文学》，上下不仅要爬3小时的一座山，下到山脚后，还得再走20多里崎岖的临江山道，然后再站在“子胥野渡”的江边，双手拢成话筒，千喊万呼——央求江对岸一位姓钱的老梢公摆渡、帮我取书。
因而，当年我所订阅的这本《人民文学》，在人迹罕至的高山上，在形影相吊的小木屋里，在老旧古朴的一盏油灯下，她似乎成了我朝夕相处的一位恋人。
《人民文学》在那年代，在那个高山上，她也宛若我们今天的智能手机。我护林护到哪里，便也将她带到那里，一有空就坐在树林里、山溪旁、悬崖下、山岗上，时翻，时看。
记得有一次，我去一个名叫月弯的山岙里，看看会否有人来偷柴。那期的《人民文学》正好有一首我们浙江诗人柯平《诗人毛泽东》的诗。情来趣起，忘天忘地，边走边面对大山树木，我竟然朗诵起这一诗作来。一不小心，我被路上的松树根绊了个嘴啃泥。一把滚到路下草丛中的我，居然压住了一条盘着的蕲蛇。
一直钟情阅读《人民文学》的我，有时也很想在上面“露露面”“亮亮相”。
虽知道自己只是个看山人，也仅仅读了5年的小学，可在苦竹坪护林时，我这不知天高地厚，于木屋里、油灯下、山道上长出来的勃勃雄心——力争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写出诗文，心心念念，一直都没有枯萎、凋零、熄过火。
通过经年不甘失败、旁敲侧击的修炼与努力，后来《中国林业报》《人民日报》《中国文化报》《钱江晚报》和《北京晚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的副刊，也多次相继刊登过我的散文和诗歌。其中《钱江晚报》的副刊，还刊登过整版的作品。
自从诗文上了这些报纸后，《人民文学》更是让我生发“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我多想某一天，要让我柴姓的护林同事，在他所订阅的《人民文学》上也读到我的文章，看到我的大名，要让他对我这个小弟也刮目相看，并也主动邀请我去他的护林屋里“今儿晚上哟，咱们杯对杯”。
在苦竹坪，每当一篇篇散文或一首首诗作，在木屋里的油灯下完稿，趁外出护林的天马行空之机，我便绕去山后的山脚，绕去一个名叫陵上村的邮电所，把装有文稿并剪掉一个信角（那时，是投稿免邮资的标记）的信封，默默塞进一只圆形的绿色邮筒。一回回含情带爱地，默送它飞去——梦里梦外，我老是扑腾、向往，但从没去过的京城——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楼，邮编为100125的陌生之地。
每寄一回稿子，汗流浃背的我，来回要攀爬40多里的羊肠山道。
在那没有电脑的年代，为了投寄一篇稿子，不知多少个烈日下、雨雪中、星光里，怀揣文稿的我，从苦竹坪护林点，从那云雾缥缈的山岗上，不顾疲惫和艰辛地上上下下、来来去去……
因诗文一次也没上过《人民文学》，我最终还真有点儿沮丧和失落。
但如今细细回望，却也依然感恩万分——是《人民文学》启迪我，在苦竹坪上默默耕耘、奋勇寻找一支巴洛克木笛曲；是《人民文学》激励起我孜孜不倦的创作欲望；也是《人民文学》最终让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上发了散文，让我在《光明日报》举办的征文中荣获过一等奖……也是《人民文学》让我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护林员，因坚持写作，后来还调到市林业局办公室工作；也因会写作，一个小我10岁，在林场子弟学校教书的老师，既年轻又漂亮的她，居然不顾父母反对一定要嫁给我，后来还真的做了我的老婆。
40多年一晃就这样过去，如今虽早离开苦竹坪的我，对《人民文学》里的文章，依旧钟情、钟爱有加。如今虽年入古稀，且还沉疴近身，也很少动笔。可留了一份遗憾，也留下一份美好回忆的我，仍然时时会关注、关爱《人民文学》上的文章。
《人民文学》在我的心目中，她永远是亭亭玉立在“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的群山中，并时时摇曳在我心中眼里的一朵百合花；她永远是我今生今世钟爱、钟情的一个美女，一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初恋情人。
作者系浙江省建德市林业局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