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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情练达的老导演用看似琐碎的家长里短，摆龙门阵地讲着“高高在上的沉着冷静的理性标准”，怎样一次又一次在人性人情的特殊情境里，辜负甚至伤害了“有血有肉的一般人”。与刑法“第二十条”相关的争议和完善并不是在书斋里完成，而是由矛盾的、大杂烩一般的生活推动。

春节假期渐入尾声，春节档即将尘埃落定。截至昨晚，张艺谋导演的《第二十条》票房尚未破十亿，仍落后于《熊出没·逆转时空》，远不及《飞驰人生2》和《热辣滚烫》。但这不妨碍《第二十条》被视为今年春节档的最大赢家——它没能获得最大公约数的观众基础，却赢得了好评的共识，众声喧哗的评论中有这样的声音：“为《热辣滚烫》喝彩，是肯定贾玲的努力和魅力；给《第二十条》叫好，是因为电影本身的胜利。”

法学家罗翔看完《第二十条》，复盘片中涉及的案件情节，感慨：“我多么希望这些只是试卷中的选择题，或者全选，或者不全选，或者全不选。可惜人生不是选择题，它有真实的苦楚与无奈。”在罗翔简短的普法式影评中，他提到“第二十条”所涉及的最深刻的伦理困境，即，代入到防卫人立场的是有血有肉的一般人标准，还是高高在上的理性人标准？后一种冷静的观念完全忽视了人类在特殊情境下的身不由己。

罗翔从法学专业主义的立场，讲明白了张艺谋把司法题材拍成“一地鸡毛”的良苦用心。世情练达的老导演用看似琐碎的家长里短，摆龙门阵地讲着“高高在上的沉着冷静的理性标准”，怎样一次又一次在人性人情的特殊情境里，辜负甚至伤害了“有血有肉的一般人”。与刑法“第二十条”相关的争议和完善并不是在书斋里完成，而是由矛盾的、大杂烩一般的生活推动。

在电影里，男主角韩明前后接手的两个案件，前者是见义勇为的公交车司机，为了救助女乘客，打伤流氓，反被判故意伤害罪；后者是备受乡村恶霸凌辱的农民工在绝望中刺杀对方致死。还有韩明的儿子在中学里遭遇的是非，正直的男孩为了制止校园霸凌，把“教导主任的傻大儿”打得鼻梁骨折。这三个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中的事件，互为镜像，折射出同性质的困境，正如罗翔引述的《理想国》，柏拉图所定义的“道义”，是好的行为带来好的结果，它存在于肉眼不可见的洞穴之外，而在洞穴之下的人类经验世界里，充满着好的行为和坏的结果或坏的行为和好的结果这些混浊的矛盾。

张艺谋导演不是第一次直面“法理”和“人情”的冲突议题。回溯让巩俐获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女主角的《秋菊打官司》，村妇秋菊因为丈夫挨打要城里法院“讨个说法”，这原本是桩不复杂的民事案件，但条条框框的法理进入乡村人情社会，生出更多缠缠绕绕的法和情的是非，到最后，秋菊和她的丈夫胜诉，看起来，她讨到了扬眉吐气的说法，可她怅然若失，因为法律捍卫她的“说法”和她最初要讨的“说法”，似乎不是同样的“法”。

30年过去了，岁月把张艺谋变成看起来更圆融的老人，对比《秋菊打官司》扑面而来的倔强、坚硬的气质，《第二十条》显然刻意渲染了喜剧的调和感。看起来很怂的雷佳音扮演的男主角，一出场就是做和事佬，因为“不能再激化当事人的情绪了”。检察官韩明从郊县到市检察院挂职，他出场时不像他的同事们那样一丝不苟地穿着公职人员的制服，他是一身便服从“讨说法”的人群中走向检察官们那边，然后以检察官的身份提出“司法援助”的缓和方案。影片处心积虑地设置了这个开场，从一开始，韩明就如同奔波在“法”和“人”之间的摆渡人。

韩明对“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和“沉着冷静的理性法”有清晰的认知，时而将心比心、时而左右逢源地在两者之间活动，同时为两个阵营做象征层面的“按摩”。电影里耐人寻味且充满信息量的细节出现在韩明“区别对待”了不服判决的公交车司机和他自己的儿子。见义勇为的公交车司机不服判决，韩明同情他的遭遇，但认为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已“尽力而为”，他为了说服对方，拿出事发当场的监控录像逐帧地“按法律条文分析”。当韩明的儿子因为打伤校霸而陷入“道歉还是不道歉”的家庭争议时，这个孩子的处境几乎是重演了公交车司机的遭遇，如果理性地就事论事，检察官父亲完全可以套用按部就班的法条分析。但是他没有，他用心良苦地陪儿子打牌，循循善诱地用扑克牌来比喻孩子的处境，他其实很清楚白纸黑字的法条难以覆盖人的情境。

《第二十条》除了片尾的那场听证会，专业主义的司法交锋几乎没有正面出现，即便韩明分析视频画面，对公交车司机解释“判罚合理”，也像是老娘舅调解时的息事宁人。电影看似去精英化地保持和“专业”的距离，看起来很不“职场”，忠实于生活本身，这反而成就了它的专业之心。因为，生活是一切的土壤，规制众生的法律必要面对矛盾重重的人间经验才具有意义。

就这一点而言，拍出《第二十条》的张艺谋又何尝不是和电影塑造的韩明有些相似呢？他们都是擅于活络在刚性的法理和一言难尽的人情之间的“按摩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