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汀，小说家，诗人，出版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札》《水落石出》，散文集《浮生》《老家》《暖暖》，小说集《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中国奇谭》《人生最焦虑的就是吃些什么》，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曾获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丁玲文学奖、陈子昂诗歌奖等多种。

第一章 野有蔓草

1

我躺在木沦河漾动的浅水中，耳边响着有节奏的汩汩之声，脑海浮现和身体复苏的是每一次到乌拉盖草原时的感受。它们互相重叠又如此清晰，几乎是放慢无数倍速度播放的视频，每一帧画面的像素都高达几千万，并且可以随意停止、缩小、放大。

人难得有机会这么细致完整地重新经历自己已经逝去的生活，过去如同被数码化了，连当时最细微的感触都有专门描述的代码。这与单纯的回忆截然不同，这种全方位全身心的复现因数码化而无比精微、准确，就像一列有序排列的数字，1就是1，2就是2,1＋1就是等于2。

一切如此真切，一切又如此不真实。

第一次来这里，我六岁零七个月又七天，跟着母亲艰难翻越高高的乃林坝，赶着一辆马车去看望父亲小满。这年的春天，生活陷入困顿的父亲接受了蒙古族朋友达来和他父亲拉西的建议，成了他家一大片草场的牧羊人，放牧自己家和别人家的羊。那时达来在美国读书，且打算毕业后留在那里，而牧人拉西放下自己珍若生命的草场和牛羊，则是为了带着妻子萨日朗去城里看骨头疼的病。父亲说，如果爷爷北斗还活着，他一定会羡慕自己，他一生都想拥有一块独属于自己的草场，一群夜晚都不用赶回羊圈的牛羊。我是在后来不断长大的岁月里才清楚并理解这句话的，在乌拉盖，在我从小生活的周围村落里，甚至在方圆百里的十几个乡镇，北斗才是那个因为羊而成为传奇的人。

我爷爷北斗，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竟然是乌拉盖草原大尾羊的第一个改良者。那可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艰苦岁月，大部分人正在努力填饱肚子，刚刚分到田地的农民，恨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扑在自己家的庄稼上，农民北斗心心念念的竟然是改良羊种这种虚无缥缈的事儿，这是何等难得而珍贵啊。父亲说，爷爷最威武的时候，拥有一千只大尾寒羊，别忘了，我们村虽然离草原很近，但仍然是农业为主的地区，种田才是正途。爷爷北斗每天清晨赶着羊群出山，吆喝声，鞭哨声，羊叫声，让全村人又羡慕又嫉妒。但是后来，生活远比豺狼更凶猛，三两下就把他的一千只羊吃掉了，骨头都没有吐出一根，还把他自己也弄成了走不了路的残废。少年岁月里，爷爷在我印象中越来越模糊，老人之老，到最后都是只给人间留下一抹身影，仿佛人盯着满屏幕密密麻麻的数据引起的视觉混沌，你知道那里有内容有逻辑，但就是看不清楚想不明白。我印象最深的场景，是他一个人拖着残躯住在羊圈里，他要和他亲爱了一辈子的羊度过最后的生命时光。几天后，他绝食饿死了自己，那群羊围着他的遗体，咩咩叫了半个夜晚，好像是在给他送行，但更像是因饥饿而发出的叫喊。为了显示自己的决绝，爷爷那几天连羊草也不让父亲添加。我想，这的确是爷爷这样胸襟气魄的人干出来的事，也是他应该干的事。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身上隔代遗传的爷爷的基因比父亲的基因多得多。等我长大后，把爷爷的整个人生履历弄清，他就成了我遥远而亲切的精神偶像。父亲小满和我们不一样，他的所有冲动都在结婚之前释放了，婚后，他成了一个随遇而安的人，他生活里的每一次变动都是被迫发生的。因为爷爷的存在，小满的命运也不得不和羊群、草原产生联系，但是他一生都没有在什么事上倾注过爷爷那样的热情。所以，在内心深处，我一直隔着父亲追慕爷爷，他真的像北斗星一样，在冥冥中告诉我光在哪里，人应该向光而行。我后来做的一切事情，都能找到这个藏在深处的心理动因。

让我们继续缓慢地滑动时间轴，拉片一样回溯我的草原之行吧。

没错，就是六岁，我和父亲小满骑在马背上，一起背诵母亲教的那首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那时候是初夏时节，野有蔓草，青青无际，夕阳在下落，黑暗像一条巨大的丝巾，正缓缓罩上乌拉盖的脸庞。我满心兴奋，眼前的一切虽然说不上多么新鲜，但只要离开我家所在的村庄，离开早已破旧的砖瓦房和土坯墙，离开一眼只能看到前后院的村子，我都是兴奋的。我从小对新东西充满渴望，我的好奇让我付出了许多同龄孩子没有付出过的代价：我剖开母鸡的肚子，只为看鸡蛋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结果自己的屁股被父亲抽得整整厚了一层；我举着雨伞从房梁跳下来，学电视里的武侠高手那样飞檐走壁，结果摔断了腿，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我把父亲新买的手机拆开，只为了搞明白显示屏是如何把外面的世界缩小后照进去的，结果可想而知，手机废了，我也差点废了。不过这一切我都不后悔，我心里涌动的从来不是血液，而是窥破一切、尝试一切、创造一切的冲动。从一开始，这种冲动就像洪水一样，不管不顾，肆意奔流，直到上大学，它找到了自己的倾泻口，归入一片大海，才算平静下来。我不止一次想，自己可是跨越了两个世纪的人，只要科技持续发展、我足够努力并且附带一点儿幸运，我能活到二十二世纪，我能移民火星，我能看到人类的未来或者末日。

六岁的我回头跟父亲说：“爸爸，我能自己骑吗？我想自己骑马。”

我们同在一匹马上，他在后面搂着我，抻着缰绳，马儿跑得很慢，这让我很不舒服。我希望一个人骑马狂奔，那样才有掌控感和自由感。马背的高度已经让我获得和站在草地上完全不同的视野，如果再加上速度，那一定会是更刺激、更奇妙的体验。

他使劲拍了我后脑勺一下，“不要命了啊！摔了你，我也得被你妈揍死。”除了屁股，他总是喜欢拍我的后脑勺。母亲看见肯定又要骂他，“你把冬至打傻啦！”他就会哈哈大笑说，“我看他本来也不聪明，像块榆木疙瘩。”母亲被气得说不出话，她还没见过一个父亲如此贬损自己的儿子的。倒是我，反过来劝说母亲：“妈，没事儿，他骂我就是骂他自己，我傻他也傻。”他俩都笑起来，一个笑我能这么说，肯定是不傻，一个笑我这么说，还真有点儿傻。

父亲当着草原和夕阳的面拍我，问我要不要命，我心里回答说，可以不要，但是嘴里还是没说出来。我知道他不可能同意的，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只要在这里待上几天，就一定能找到机会把这匹马偷出来，那时候，这匹马是我的，整个草原都是我的。

第三个晚上，机会来了。夏天的时候，草原的夜晚真是美好啊。你几乎看不见云彩，只有黑蓝的天空，有月亮的那半个月，月亮很大很亮，大到在天上摇摇晃晃，风一吹就会掉下来。睡觉前，我特意喝了两大水瓢水，就为了半夜时让尿把自己憋醒。

我果然醒来了，朦胧中看见旁边父亲和母亲睡得正香，两个人此起彼伏地打着呼噜。从他们的呼噜声中，我就知道他们是一对相爱的夫妻，否则怎么可能配合得这么好呢。父亲的呼噜粗壮、绵长，几乎是用全身的力气在打，且并不规律；而母亲的呼噜轻柔，有节奏，像一只幼猫在呼吸。最神奇的是，父亲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呼噜，似乎总能嵌进母亲呼噜的节奏里，他那么大声，有时听起来几乎要断气的样子，最后总是消融在母亲轻微的呼噜里。看着熟睡的他们，我心里荡漾起莫名的幸福感和激动，但是屋外的一切更让我激动。我悄悄下床，穿好鞋子，轻手轻脚推门而出。

我们住的是拉西爷爷家的几间老房子，房子前面有个很小的院子。说是院子，不过是用粗细不一的木桩围了个栅栏而已，地面长满各种杂草，偶尔有几朵黄色小花，开得委委屈屈。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这满是杂草的院子而不是我家的院子，我家院子里是一畦一畦的青椒黄瓜茄子，被母亲打理得整整齐齐，连根羊毛细的草都看不见。这满院杂草多好啊，里面肯定潜伏着各种蚂蚱、蜻蜓、蛐蛐，甚至小蛇，那才是让我激动的原始森林般的乐园。

月光下，草丛里果然有虫子在叫，我分辨不出是什么种类，只觉得它的鸣叫声清脆尖利，像小伙伴们在吹春天的杨树皮做的哨子，吱吱吱，吱吱，吱吱吱。院子的东侧，是用铁丝网围出来的羊圈，上千只羊或站或卧在那里睡觉。只要醒着，它们就会一直叫，一直叫，叫得人心烦意乱。那匹马就在围栏边上拴着，甩动长长的尾巴打蚊子，嘴里咀嚼着青草。我悄悄往边上走，月光很亮，能看清脚底的不太平整的路，但走上去仍然轻飘飘的，好像走在松软的麦秸垛上。马的眼睛很大，睫毛很长，长在脸的两侧。它看我的时候，我会忘记它是一匹马。费了好大劲儿，把马笼头从木桩上解下来。父亲打的是猪蹄扣——每年杀年猪的时候，他们都会把猪的四个蹄子前后交叉，打上猪蹄扣，那头猪越挣扎，扣就越紧。我用牙咬了半天，才把被马拉得紧成个疙瘩的扣子解开，牙都快扯掉了，满嘴皮绳的味道。

那匹马很乖，打着响鼻，四个蹄子轻轻踢踏，没有发出更大的声音。它似乎知道我想干什么，并且很愿意配合。我牵着它悄悄走了一段路，离院子很远了，感觉现在就算喊一声，父亲和母亲也很难听见，才放下心来。

现在，它属于我，草原属于我，夜晚也属于我了。可问题是，我怎么上马呢？我只有六岁，虽然身高比一般孩子高一点儿，也远远不够跳到马背上。它的毛又是那么光滑，像母亲珍藏的绸子衣服。我能摸到马的肋骨，就在一层薄薄的肌肉下面，一根一根像院子的木栅栏。后来，我尝试着让马趴下来，它竟然听懂了，前腿跪下，我伸腿便能跨到马脖子上。我跨上去，它一使劲站了起来，我从马脖子上滑到马背上，然后顺着马屁股掉在草地上。第二次，我紧紧揪住它的鬃毛，它也聪明地在站起来的同时脖子缓缓仰起，我像坐滑梯一样从马脖子滑到马背，马鬃和缰绳拉住了我。

真没想到马背如此宽阔，我的两条腿几乎被全撑开了，能感觉到腿筋绷紧。然后我看到了月夜的乌拉盖。它那么阔大又那么精致，一切都氤氲在某种似雾非雾的气体之中。我甚至看见了远处流淌的沐仑河，浪花把一个又一个月亮抛到空中，然后烟花一样炸开，变成许许多多萤火虫，飞到草原的每个角落。西侧的山坡上，好像仍然有羊群在吃草，它们泡沫一样缓缓移动，不一会儿，就从这个山坡到了那个山坡。我感觉到了微风，它在草尖上制造出各种声音，马嘶牛叫虫鸣。这些声音汇聚到一起，让一切都活了起来，漫画书变成了动画片。这些画面和场景，被一一存贮进我的脑海之中。许多年之后，我将用另一种方式重造这一夜的景观，或者可以说，这一夜的景观在许多年后重建了它自己。

我想让马跑起来，眼前如此平坦而开阔，没有任何阻挡之物，我们可以尽情奔跑。但是那匹马只是踱着步子，并不跑，我急了，用手去拍它，只能拍到马背的后部分，何况就算我用尽力气，把手都拍疼了，对它来说好像也只是挠痒痒。我的力量如此渺小。

最后我没能实现骑马奔驰的愿望，那匹马一边啃食着青草，一边在离院子半里地的草地上转悠，直到太阳从东边跳出来，把一切都照亮。我趴在马背上睡着了，口水流在它的脖颈处，又滴到地上，和草尖的露珠混在了一起。

母亲替我承担了偷马的事儿，她说是她一大早让我牵马去河边喝水的。父亲的眼神看透一切，但是他没有再说什么。他拍着马的脖子，轻声道：“还是你最懂事。”

后来的日子里，那一夜的场景像是种在了我脑海中，每当我独自一人面对空寂夜晚，它都会重现，并且每个细节都像电脑绘图时使用渲染功能一样，一点点丰富，一点点精细，一点点完整。再后来我很少再去草原了，我跟爷爷、拉西甚至父亲都不一样，我对草原没有本能的依恋，我和那里的一切都没有实在的情感纽带。我只是痴迷那一夜的场景和感觉、氛围，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那并不是自然之境，那是人造的自然，是我的精神和魂魄所塑造的自然。我还是走上了常规的轨道，读书、考学，去北京上大学……家乡的事情离我越来越远，乌拉盖回到一个名词的位置。

所以，我虽然被爷爷当年改良羊种的行为所激励，却难以想象他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我没机会问他，父亲的诉说又总是语焉不详。按道理，他应该做的不是改良土地或者改良粮种吗？他怎么会想着养羊，并且第一个在这片土地上养新品种大尾寒羊呢？疑问是不必停靠的小站，只是路过，我像一列常规列车，按照既定的轨道和时间表走走停停，逐渐长大。在同时，拉西爷爷的儿子达来从美国回来创业，和一个叫陈皮特的上海人开了一家叫大尾羊的涮肉馆。涮肉馆发展很快，几年的工夫就开了上百家分店，可一夜之间，达来失去了一切，大尾羊成了别人的。达来不甘心，又跑回乌拉盖草原，跟我的父亲小满一起种草药。种了一年多，草药长势不理想，向来不敢冒险的父亲就退缩了，撤出了自己那部分股份。极端的达来铤而走险，竟然偷偷在草药种植园里种起了大麻。最后，那时已病入膏肓的萨日朗奶奶一把火烧掉了整个种植园，达来被捕入狱，了结了这一切。

达来入狱后，父亲陷入了某种从未言说的自责。他觉得，如果他当时再坚持坚持，没有临阵脱逃，达来就不会去冒险种大麻，萨日朗奶奶也就不用因此而葬身火海。大火之后的第二年春天，父亲只身一人到草原上去，跪在那片被焚之地痛哭流涕。拉西爷爷找到他，把他拉到家里去喝酒，他们喝得烂醉。拉西安慰父亲说，这事怎么能怪你呢？有些草既然在土里扎了根，总会长出来的，等它被牛羊啃了，被风霜侵了，干枯了，才会知道自己该不该长出来。

他们也不碰杯，自己喝自己的。喝断片前，父亲听拉西爷爷嘟囔着：现在啊，我都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出生，该不该活这么久。

这都是我后来在他们的讲述中所了解的事，这些事也存入了我的记忆，并且生出根须，一点一点地和我认识的人、经历的事连接上了。事情和数据是一样的，很多看似不起眼的数据，聚积到一起之后，就会渐渐勾勒出世界的轮廓。

2

我第一次真正面对自己的地域身份，是在大学报到的那天。

当我走进那间六人宿舍，找到贴着自己名字的床铺，把皮箱里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摆在床上和放进储物柜时，宿舍里响起了一个声音：“什么味儿？”那时候，已经有三个同学到了，一个正在抱着笔记本电脑打游戏，一个和我一样在收拾物品，还有一个贴着一张面膜仰面靠在被子上。声音就是他发出的，因为敷着面膜，看不清他的嘴，所以那句话像是那张黑色的海藻泥面膜说的。

“什么味儿？”面膜又说了一遍。

我忍不住吸了一下鼻子，闻到了淡淡的香水味，衣物和被褥的棉麻味儿，桌上摆着的几个热带水果的甜腻味，另外就是从门外不远处水房和卫生间里飘过来的潮湿味。没有别的了。

“一股羊膻味儿。”那张面膜又说。

我愣在那里，心里想，难道是我身上的味道？我使劲嗅了嗅自己，闻不到什么。

那张面膜扯下来，露出一张并不白皙也不光滑的脸，浅黄色，像是小时候村里得肝炎的人的脸色。

“你俩谁是内蒙古的还是新疆的啊？”他问我和另一个整理东西的同学。那个同学是个寸头，个子不高，头很大，有点儿胖，看起来像功夫熊猫里的阿波。

阿波回头说：“我海南的。”

面膜的目光便看向我，连打游戏的那位也把眼睛瞟了过来。

我只好承认，说自己是内蒙古来的，老家赤峰市巴林左旗。我心里想，我虽然是内蒙古来的，可家是在农村啊。

面膜说，赶紧去浴室好好洗个澡，还有你那些衣服，都好好洗洗晒晒，羊膻味太大了。不好意思，我闻不了这个味道，一闻就干呕。说着，他呕了两声配合自己的话，但明显是装出来的。

我瞬间尴尬到极点，这种尴尬很快变成恼怒。

“滚！”我说。

“什么？”他没想到我是这样的回答。

“滚。”我又说。

“嗨，别急呀。我就是提个建议，你不听拉倒。我是为你好。”

我手里刚好拿出了一把刀子，这是小时候拉西爷爷给我的，一把小巧的蒙古刀。我带着它，其实并不是为了防身，只是因为喜欢。现在，这把刀成了我装腔作势的工具。

面膜悻悻地哈哈笑了两声：“幽默，这是幽默，开个玩笑啊，哈哈。我是北京人，我最喜欢吃东来顺的涮羊肉了，嗨，把肉涮得了，蘸上麻酱，别提多香了。”

我把刀子放在了床头的架子上。

后来，在宿舍同学的第一次聚会上，面膜喝多了酒，把一张蜡黄的脸凑到我面前说：“冬至，那天你差点把我吓死。我还以为你要捅了我呢。”

我拍拍他的脸说：“那天你再多说一句，我就真把刀子拔出来了。”

“嘿嘿，”面膜笑了，说，“现在你可吓不住我了。我后来偷偷看过你那把刀，其实里面没有真刀，就是个装饰品。”

这小子，还挺鸡贼。

面膜是北京人，阿波是海南人，喜欢打游戏的林栋是福建人，说话HF不分，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小福建。还有两个，一个是广西的酸笋，一个是广州酱油仔。酸笋的名字来源于他钟爱的螺蛳粉，螺蛳粉里的主要配料之一就是酸笋。酱油仔呢，则是因为对他来说最美味的东西都是白灼或者清蒸，然后淋上酱油即可。开学那天，面膜闻出了我身上的羊膻味，很快他也闻出了其他人身上的酸笋、椰汁和酱油味。没过多久，那间宿舍就南北各种味道混合在一起，加上脚臭和汗臭，形成了独一种味道。真是神奇，在男生宿舍楼里，大家过着完全一样的日子，但是每一间宿舍的味道竟然都不相同。而女生宿舍里则几乎都是一样的香味，洗发水、护发素、护肤品等等的清香。开学后不久，班里有个女同学摔断了腿，每天要两个男同学去女生楼把她背到教学楼，我们都进去过。

聚餐喝酒的时候，我们互相打问各自家乡的情况，把那些道听途说得来的疑问和好奇抛给对方，然后得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答案。比如我们问阿波，“你们海南的椰子树那么高，怎么爬上去呢？”阿波兴奋地回答说，“有专门的工具和鞋子，别看我又矮又胖，摘椰子可是一把好手。”我们都以为他是吹牛，后来的体育课上，他竟然真的像熊猫大侠阿波一样在单杠和双杠上自由翻滚，连老师也惊掉下巴。再比如酱油仔，他讲起喝工夫茶，能说一个下午，用什么茶具什么水，水烧到多少度，第一泡为什么不能喝，好茶能泡几十泡，最贵的茶叶几十万元一两。他把大家都说得口干舌燥，只能猛灌凉白开聊以自慰。

除了面膜小时候跟父母去过离北京比较近的坝上草原外，他们都没有去过草原，对内蒙古的想象全部来自影视剧和网络，自然也对我的生活充满好奇。

酱油仔问，冬至，你们那里现在通网络了吗？

在他的问题中，仿佛草原还处在几十年前，但是我不准备拆穿，我喜欢煞有介事地胡说八道。我觉得这是真正的讲述的魅力、虚构的魅力——在回答的这一刻，他们会得到期望中的答案，好奇心获得满足、刻板印象得以印证，而当某一天他们身临草原，则会发现从我这里听到的一切都经过了夸张和变形，眼前的一切和我的叙述截然不同，这时，现实发出强力冲击波，他们会更加震撼。“虚构不是现场，虚构是回响。”大学二年级的某次讲座上，有个著名作家如是说。

于是我告诉他们，甭说网络，就在我来北京上学的前一天，我们家里才通电。“你不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人都哭了。我们终于不用点蜡烛点煤油灯了，我们整夜开着电灯，盯着那仿佛永不熄灭的光，直到双眼干涩之后流出泪来。从此之后，我们的生活里少了一个夜晚，多了一个白天。”

他们边听边唏嘘，脸上是半信半疑的表情，但是我说得无比诚恳，甚至说起流泪，我的眼角也泛起泪光。我指着当时饭店里头顶上的圆形灯管，痴痴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把家里的灯泡换成这种节能LED灯管，我要我的村庄也灯火通明，让整个乌拉盖草原亮如白昼。”这一刻，我的确是真诚的。

“干杯，干杯。”他们举起酒杯。

“敬光明。”

“敬阴影。”

“敬他妈的电闪雷鸣。”

有关草原的谎言逐渐衍生为一个故事，一段生活，一个童年，甚至一个新世界。我徜徉在虚构的过去中，几乎连自己也信以为真，因为我喜欢这些不着边际的虚构在别人眼里被当作真实。我不是作家，但是我热爱让真假交融，这是不是就是爷爷这个种田人非要去改良羊种的那种冲动？

管他呢！

特别是和我们所学的专业对照起来，你就会更加确信这一点。我们的专业是动画与游戏设计，除了上课，大部分时间都猫在机房里，用1和0两个数字来构造逼真的画面，或者把已有的画面做成各种格式的图，二维，三维，动态。我们尝试把一切组合起来，复活上面的花草树木、鸟兽虫鱼。一个个数字人在我们建造的原野、城市、社区、街道、房屋里吃喝拉撒睡，复制和上演与人间一样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许多在真实世界里难以实现的事情，在这里都可以按需定制。我们彼此开玩笑说：“你们不觉得，在虚拟空间里，我们和上帝一样无所不能吗？”这的确是不知天高地厚、未经生活历练的年轻人说出来的话。

我的讲述越来越丰富，内容主要集中在草原生活上。好笑吧？在本质上我根本不是牧民，也从未真正在草原上长时间生活过。爷爷虽然养过上千只羊，父亲帮达来管理过一大片草场，但是我和我的母亲，一直住在乃林坝前面的村庄里。村里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是种田，是在干燥的山坡上种下五谷，一年一季，春种秋收。但是对宿舍里的同学来说，我来自内蒙古，也就等同于来自草原。我默默接受并依赖上了这种误读，为了让误读表现得更加真切，我沿着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不断填充内容，就像一个主妇在给新家添置家具，今天塞个柜子，明天摆个沙发，后天换台冰箱，很快，这栋房子就充满了生活气息。

我跟朋友们说，我从小就住在草原上，在蒙古包里呱呱坠地，喝的第一口奶不是母乳，而是羊奶。蒙古包的顶部有一扇小天窗，夏天夜晚的时候，我们会把挡窗子的羊皮或牛皮掀开，躺在木板床上凝望无尽苍穹。那时候苍穹真小啊，小得让人忽略了距离，仿佛它就凝结在蒙古包顶部不远处。看着看着，就会发现小小窗口（也是一个取景框吧）里的景观发生了变化，那些可见的星子们的位置变了，有的靠近，有的分开，有的更亮，有的暗淡，和地上的人来人往、牲畜的生生死死一模一样。

我知道这群荷尔蒙爆炸的年轻人对这种浪漫场景并不敏感，他们喜欢传奇，喜欢那种硬碰硬的情节，于是我给他们讲草原上的暴风雪——它们完全来自父亲母亲偶尔提及的情况，其余的就全靠我想象，反正我家的农村一样刮风一样下雪。我的想象毫无限制，因为我的听众从未体验过这种环境，他们对我述说的一切深信不疑。我有时候想，可能世界就是这么形成的，我们现在信以为真的那些别处和别人，都不过是某一张巨大嘴巴巧舌如簧的讲述而已，至于所谓的真实，则如暴风雪中的一粒雪花，不是埋藏在大雪深处，就是被狂风吹着四处飘荡。

暴风雪来临了，我说，它席卷了整个乌拉盖草原。单纯的风和单纯的雪都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们两个的结合，就像我们的父母，哪个单独跟我们发火甚至打我们，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联合起来收拾我们，同时也攻击对方。暴风雪肆虐，但是人们不得不走出摇摇晃晃的蒙古包——如果不是提前用牛皮绳、石块、勒勒车等固定，这顶蒙古包早就变成一块破布飞走了。他——这个他只能是我的父亲小满来扮演——仍然要去给圈里的牛羊添草，尽管他自己已经两天没吃口热饭喝口热茶了。风太大，根本不敢起火。风雪打在小满脸上，那张脸包裹得只留了呼吸的口鼻和看世界的眼睛，但露出的那点皮肤依然被雪粒击打得生疼。那些雪粒，仿佛要把在狂风那里受的委屈全都转嫁到人身上，它们报复杀父仇人般地狠狠击打着小满。小满挪到草垛，费了好大劲儿才拎起一捆干草，风要把草夺走，他拼命护着它。他赢了，把那捆草滚到了羊圈里，那些可怜巴巴的羔羊们嗅到了草的味道，纷纷叫起来。那叫声如此凄惨，几乎令暴风雪动容。

“同学们，朋友们，你们听过羊叫吗？听过羊饥饿和恐惧时的叫声吗？”我不失时机地问他们。

“不就是咩咩咩吗？羊不都这样叫吗？”面膜说。

其他人也随之附和，“就是就是，没亲耳听过羊叫，可是在电视上看到过听到过啊。动画片《喜羊羊与灰太狼》叫了我整个童年呢。”

“不，”我大摇其头，“真正的上千只饥饿的恐惧的羊的叫声，绝不是咩咩这么简单。重复到一定级别，就会变成震撼，当一个简单的咩咩声变成成千上万个同时并且连续的叫声，你就会发现它不是人间的声音，它是地狱的声音，也是天堂的声音。羊的叫声里，天然带着凄惨的感觉，但是在上千只羊的集体哀求般的合唱中，却传递出某种盛大的欢欣……”

这一段完全是我移花接木、改弦更张、真假互释创造出来的。那几天，我在图书馆里随意翻书，翻到了一本叫《人类学诗学》的外版书。那本书里有一个故事，说在古代某地某国，有一个国王，是个暴君。这个暴君充满想象力。想象力这个词真是可怕，放在作家那里，可能意味着情节瑰丽的故事，放在画家那里，可能是超出人们日常经验的画面，放在音乐家那里，可能是激动人心的乐章，放在科学家那里，可能是E＝MC2，但是，一旦放在暴君那里，就会是人间惨剧。不信你看商纣王的炮烙之舞，你看吕后的人彘之刑，都是他（她）们想象力的结果。扯远了，这个充满想象力的暴君，总是被土地上的游吟诗人们攻击，这些家伙四处游走，用吟唱的方式传播着他的种种暴行和乖张，让他不胜其烦。他让人捉住他们砍头，可是那些谣曲长了腿一样四处流传，唱的人死了一个，还会再来一个，他们似乎一点都不害怕死，他们甚至以死为荣。有一天，暴君在吃饭的时候突发奇想，他命令人铸造了一头巨大的铜牛，牛的腹部是空的。他让士兵把那些游吟诗人投入牛腹中，然后在牛肚皮底下点燃柴火，随着温度上升，铜牛越来越热，牛腹像一口特制的大锅，里面的诗人被灼烫得惨叫连连。可是，在广场围了好几圈的看热闹的人听来，那些惨叫因为经过铜皮的过滤，竟然像人最快乐最幸福时的声音。暴君哈哈大笑，对着众人高喊：“看啊，听啊，我的臣民。这是什么声音？这就是诗的声音啊，如此愉悦，如此欢乐。”从此之后，人们便再也不信任游吟诗人所唱的那些内容了。

我记住了这个故事，并且改造了这个故事，把它挪用到这群羊身上。这没什么问题。同学们被这段叙述镇住了，他们有限的人生经验里，还从未有过这样复杂的感受。我呢，我所有讲述的底子，都来源于爷爷北斗，我忘不掉瘫痪的他在羊圈里绝食而死的场景。当我开始懂事，开始明白这种决绝和绝望之后，我的童年就结束了。他们不会明白，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只靠想象就抵达了那个草原暴风雪千羊同鸣的极端时刻。如果我也是一棵草的话，一定是倒着长的，我从草尖的露珠开始向下生长，我长到草颈，长到草胸，长到草腰，长到草腿，然后钻入深黑的地下，长回了草根里。

每天清晨——在一段沉重的讲述之后，必须说点轻松的缓缓气氛，节奏感很重要——每天清晨，我都会骑着一匹马，去二十里地外的镇子上去读书（这段移植于达来的经历，我多少知道一点儿），马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有时候是一个人骑在马上，眯着眼甚至闭着眼，它自会走上那条日常走了无数遍的路，把我带到校门口。有时候是几个甚至十几个孩子，于是，一场毫无计划的草原赛马就开始了。十几匹骏马撒开蹄子，奔跑在碧绿的草甸子上，孩子们叫喊着，用鞭子或其他什么抽打自己的马，希望它能飞起来才好。那一天的第一名，一整天都将在学校里受到特别的尊敬。

“你得过赛马冠军？”酸笋又在吃他的螺蛳粉了，现在，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味道，就像他们习惯了我身上的膻味。

只有一次，我说，我只得过一次第一名。我不敢太吹牛，其实我都没怎么骑过马，唯一一次独自骑马，还是六岁时偷父亲的马出去，那匹马也没有跑起来。母亲说，幸亏是家里的马，如果我骑的是野马，早就被摔死了。那之后，我再也没有碰过马。也不知为何，随着年纪的增长，我骑马的热情已经荡然无存了，我更喜欢想象骑马。

我靠这些讲述在宿舍甚至班级里塑造起草原骑手的形象。随着学业的深入，随着大家见识的增长，人们开始对我的讲述产生了怀疑，他们渐渐分辨出，哪些可能是实有其事，哪些是我胡说八道；但是没有人会去说破，我知道，每个人对自己家乡和童年的讲述里都包含着谎言，只不过我的谎言说得多一点、丰富一点、夸张一点而已。何况，在我们的专业里，本就需要特别契合的谎言和虚构，我的那些天马行空的讲述，许多次帮我或小组的同学度过了建模课的难关。

只有一回，我的讲述成了罪证。

那一年是大三，有游戏大厂给学校捐了一笔助学金，学校定下的规则是：学业和家庭经济状况综合考量，以判定这笔钱该给哪些学生。我信心满满，因为我的学业水平虽然不是名列前茅，但还是很过硬，尤其是设计实操课。另外，我毕竟来自边远地区啊，说家庭经济状况不太好，合情合理。情况的确如我预料，我进入了班级的最后五人名单，排名第二，基本上没啥问题。但是一周后，最后的评选结果出来，我落选了，而同宿舍的小福建补上了这个名额。

我去学生办公室追问，得到的回复是：我家里经济状况根本不差。

凭什么这么说？我当时心里底气十足，那年父亲把所有的钱都投入到和达来一起搞的药材种植园里了，种植园毫无收成，家里确实极为困难。

“因为你家里有一千多只羊，一只羊多少钱？咱们就用一千块一只来算，一千只多少钱？一百万啊，你家里有一百万，你跟我说经济困难？”

老师的话让我无言以对。爷爷之后，我家里就没有过一千只羊，现在一只都没有，但是这几年来，我的每次讲述都是以一千只羊为基础的，我讲述一千只羊转场的浩浩荡荡，占满了半座山坡，讲述给一千只羊准备草料，拉草的车排了几百米，讲述它们生下羊羔，讲述售卖和宰杀。我讲了这么多次，那一千只羊便因此而存在了。

我没再争辩，默默回到了宿舍。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盘算着到底是谁跟老师说了一千只羊的事儿。看起来，小福建的嫌疑最大，但是根据这两年的交往来看，他似乎不是那样的人。宿舍的其他人？他们根本都没参加助学金的竞争，有什么理由去“告密”呢？人心不可测。

直到毕业，我都没参透这件事的正主是谁，只是从那次事件之后，我和宿舍同学的关系就变淡了。这是我刻意的，我觉得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他们根本不像我这样看重虚构的快乐，更关键的是，他们竟然把这些当成了真的。是啊，我有关草原的讲述已经彻底完成，故事进入了作者无法左右的阶段，只能任凭读者去随意解读甚至续写。

为了避开人群，我攒钱买了一台手持录像机，开始每天举着它四处乱拍。我不想当动画设计师了，我想当导演，能左右人物命运的那种。我觉得我有当导演的天赋，我挺会讲故事的，对吧？

……

（节选自《山花》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