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学”的难处与魅力
本专栏开了一年，成绩如何，读者自有判断。谁也不能一言以蔽之，轻松决定应该如何进行“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但是，这绝非一蹴而就，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短途，而是需要恒心和耐力，更需要想象力的长路。这也不是独自远行的狭路，而是需要许多人一起相伴前行的大道。“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不是按一个观点、一套话语、一条路径来建造的封闭性独栋建筑，当代小说宏阔的历史发展与批评实践都要求小说理论应该是众声喧哗的多元共同体。抱着这个想法，我们才有理由也有信心将这个专栏继续开下去。
新年第1期的3篇文章，就充分体现了理论探索的多元性。《本巴》本身就是一部足以让某些凝固的小说理论感到困惑的奇异小说。刘亮程在乌镇针对《本巴》当众口述的这篇短文也是一则与众不同的创作谈。他谈到小说与口传史诗的关系，谈到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民族共同体精神，谈到永远不会舍弃儿童视角及其万物共居的宇宙观，谈到作家需要关注并书写相对恒常的事物，还谈到要将自己“活成”周遭万物，最终“将一个地方的古老历史活成自己鲜活的心灵往事，把一个地方书写成世界”。如此缭乱、如此纷杂、如此“诗意”的一篇文章，理论家们该怎样从中找出理论建构的灵感、材料与方式呢？
另外两篇都再次谈到汪曾祺。关于小说，汪曾祺实在说了不少，有些甚至是抛开他自己的创作而面对整个文学发言。独特的汪氏文论源源不断地滋养着许多理论批评者。袁俊伟拈出的文气论再次点亮汪氏文论。这或许有些出人意料，但仔细看，又确是如假包换的汪老遗言：“我以为‘文气’是比‘结构’更为内在，更精微的概念，和内容、思想更有有机联系。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先进的概念，比许多西方现代美学的概念还要现代的概念。文气是思想的直接的形式。我希望评论家能把‘文气论’引进小说批评中来，并且用它来评论外国小说。”袁文由汪氏文气论出发，引申出“创作发生学”“文本审美论”“主体素养论”，并提醒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者们须返身开掘中国传统美学与文论富矿，万不可将叙事学之类西方理论，错认为当代中国小说理论的思想渊源。但袁文的关键词（创作、发生学、文本、审美论、主体）无一不来自西方。袁君也引用了汪曾祺原话，“什么是‘文气’？我以为是内在的节奏”，其中“内在的”“节奏”都并非中国特产。
重提中国传统文气论的重要性，接下来是给它罩上“中国传统”的法衣，使之与西方理论老死不相往来？还是实事求是，探讨文气论与西方理论的异同，进而架起对话沟通的桥梁？倘若文气论果真为我们的传统所特有而为西方所绝无，那我们的传统文章是否因此就篇篇“气韵生动”，西方数千年文章（包括小说）则一直死气沉沉，甚至根本就没气、短气、断气了呢？我们究竟应该如何透过小说理论来谈论中国传统与西方？
翟业军研究汪曾祺，卓有成效。他这篇文章也引用了许多汪曾祺小说理论，但主要还是由毕飞宇和契诃夫的“三姐妹”对照出发，说到“一个有关写作的重要的两难”，即作家和人物的关系究竟是“拉远，还是迫近？做自己，还是做别人？”翟君文章一如既往摇曳多姿、引人入胜，因为他将小说创作的隐曲琢磨得很深，对作家只言片语也绝不轻易放过。他的理论文章总是与细致周详的作家作品论水乳交融。
翟君这篇文章也涉及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小说家和小说人物距离之远近（这似乎是《小说修辞学》作者韦恩·布斯所喜爱的话题，却并非西方叙事学所能垄断的话题），可以等同于“做自己，还是做别人”吗？远近/人我似乎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小说家抵近描写某个人物，可以表明他认同此人，也可以表明他憎恶此人。反之亦然，作者可能只是表面上靠近某人，实际上却更加认同另一个或一群刻意保持一段距离的人。一部大书的关键（主题）很可能就由某个不起眼的人物来承载。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翟君的总结：“拉远还是迫近，做自己还是做别人，两种距离、视角并没有高下之分，它们就是想象人物、书写世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可能。”
拉拉杂杂写了这些读后感，一则还是抛砖引玉，供读者诸君参考；二则也是想说，小说理论往往跟小说一样复杂，并不能一览无余。或许，这既是“小说学”的难处，也是“小说学”至今还值得人们反复探索的魅力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