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世界末日那一天

我想种下一棵树”

——W.S.默温

爱尔兰作家保罗·林奇（Paul Lynch）的长篇小说《先知之歌》（Prophet Song）是一部引送读者凝视深渊的“惊心”之作，一出版即获得了广泛赞誉，并赢得2023年度的布克奖，布克奖评委会称其“震撼心灵……真正的杰作”。这部小说讲述的是，当末日来敲门，“世界一片混乱，你脚下的土地飞向空中，太阳照在你的头上，却一片漆黑”，一位母亲试图带领家人幸存的故事。小说的出色之处在于，它以诗意的语言呈现出险恶能量与个人现实的尖锐冲突，犀利犹似巨兽的利齿，给阅读带来了超乎寻常的刺痛感和心理深处的颤栗。《先知之歌》不是批判现实主义地展示苦难，而是完全原创地预演了爱尔兰民主社会快速滑向极权并全面崩溃时的毁灭性景象，逼真地捕捉到了政治恐怖的噩梦性质和陷于其怪圈中的人的不幸、不信与不屈。从某种意义上说，末日实际上是被人为引爆的灾难，它具有地方性。在小说的结尾处，林奇写道：

先知们吟唱的不是世界末日，而是已经发生、将要发生、对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正在发生的事情，世界末日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在某个地方，而不是另一个，世界末日总是一个地方性事件，它来到你的国家，造访你的城镇，敲响你的家门，而对其他人来说，它不过是一些遥远的警告，新闻里的简短报道，或已成为民间传说的事件的回声。（Paul Lynch, Prophet Song: A Novel, Atlantic Monthly Press, 2023, p.304）

保罗·林奇

保罗·林奇的五部小说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均获得了著名的文学奖项。回看他之前的几部作品，几乎全部聚焦于触及生存底限的极端情况下的个体的反应。他曾说过，他的所有小说都是关于“人类面对冷酷和陌生世界时的尊严”。其处女作《清晨的红色天空》（Red Sky in Morning, 2013）是一部险象环生的逃亡小说，故事从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多尼戈尔郡荒蛮的沼泽地展开，一路被凶猛追杀的主人公科尔·科伊尔横渡大西洋，逃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铁路劳工的营地，仍未能逃脱厄运的追猎。第二部小说《黑雪》（Black Snow, 2014）的主人公巴纳巴斯·凯恩带着家人离开美国纽约那“吞噬他们的空虚”，返回爱尔兰多尼戈尔的荒原，然而他们辛苦劳作了十二年的农场被一场意外的大火夷平，四十多头牛全部被烧死，一个雇工葬身火海，之后灾难接踵而至，巴纳巴斯拼尽全力试图重建家园，却发现自己孤立无援，是故乡的异乡人。这部小说获得了法国书商奖的“最佳外国小说奖”，被《星期日泰晤士报》誉为“杰作”。第三部《格瑞丝》（Grace, 2017）故事以爱尔兰大饥荒为背景，十四岁的女孩格瑞丝被母亲赶出家门自谋生路，经历流浪与死亡，通过历史现实与回顾性虚构创造的一部具有幻觉之美、史诗般成长小说。这部小说是《巴黎评论》和《纽约时报书评》的推荐书。《大海之外》（Beyond the Sea, 2019）被誉为“大师之作”（《爱尔兰独立报》），是一部贝克特式戏剧化的绝境求生小说，不但探索了生存与存在危机，也带出了气候变化与海洋生态恶化的问题：成堆的海洋垃圾、胃里塞满白色塑料颗粒的海龟和信天翁，金属残骸、破旧的渔网和鱼线、褪色的塑料制品。《泰晤士报》称其“具有梅尔维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威廉·戈尔丁的影子”，并赢得了2022年法国海员文学奖。

除《大海之外》，林奇小说的故事发生地主要是在爱尔兰，小说开篇给人一种暴风雨前的平静感，特定的历史背景远远呼应，随即迅速切入某个或一系列极端性事件，在巨大旋流中制造激烈的小漩涡，主人公则在其中颠荡陷于绝境，其命运多舛，其人性如黑夜里微弱的烛光，他们的内心无时不在苦思，试图探明事情真相，探寻自身存在的真义，而不可测的命运涡流时刻都可能将其吞噬，游上救赎之岸的希望渺如星辰。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揉入了爱尔兰习语，携带着爱尔兰文化中的诸多暗流，小说中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与复杂多变的外在环境处于交融状态，故事以自己的节奏摆脱线性推进的历史叙事的束缚，梦境打断叙事，叙事如梦如幻。林奇的作品语言精确，具有独特的美感，完美地将真与幻元素艺术化地融为一体，带有一种诗意的夏加尔式的奇异幻觉：

岸边有一匹蓝色的马，它来到她身边，她永葆年青，她骑行在水边，骑行在光里，楼下大厅的电话铃响了，她从梦中骑行入房间。（Prophet Song, p.15）

林奇还擅长使用一种环绕式叙事方式，他似乎创造出了一种动态的电影语言，也许这得益于他曾担任报纸电影评论家，评论了一千多部电影，从中汲取了很多关于叙事的知识。被誉为优雅精确的抒情大师的林奇的文字具有穿透力，精致、细腻，其动感颇具电影镜头的表现力：

她用勺子舀起几滴食物，在那一瞬间看到了地下深处的东西，一根被腐蚀的管道碎片脱落入水管中，它被水流冲走，水被铁锈和铅污染，水通过管道冲入城市的千家万户、企业和学校，从水龙头流出，流入水壶、玻璃杯和茶杯，流入人们口中，铅被胃肠道吸收，被组织和骨骼、主动脉和肝脏、肾上腺和甲状腺储存起来，毒素在隐秘地发挥着作用，直到在实验室里通过尿液和血液显现出来。（Prophet Song, p.67）

保罗·林奇的第五部小说《先知之歌》是迄今为止他写出的最出色的作品。这部小说的写作始于2018年，历时四年，不难看出，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全球历史事件在其中有许多投射，但它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历史在其中只是午夜异象，发出模糊不祥的预兆和警示。林奇在一次访谈中提到创作此小说的初衷是“想写一本能够洞悉现代混乱的小说”。他认为，西欧正处于“危险时代，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崩溃的感觉”，难民危机、右翼政权的威胁、民主国家正在发生的结构性转变等等，他想借助这部小说探索在一个异化了的社会系统中处于绝境中的个人，究竟能拥有多少自由意志，或者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一个人身上能有多少人性？”

《先知之歌》的背景设定在爱尔兰，一场不知名的流行病后，执政的爱尔兰联盟党（NAP）通过《紧急状态法》以“应对国家面临的持续危机”并借机无限扩张权力，引发了动荡与内乱，最终导致战争爆发和难民危机，但是很明显，林奇的重点不是深入这一系列的政治现象进行调研与批评，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学实验场，关切于具体人物在其中的体验、情感波动、思维活动以及如何行动，他聚焦的是灾难性事件中的个体，是“那一颗心”在某一时刻的跳动，他尽可能以最丰富的方式展现这一刻。所以，它不是一部政治小说。林奇在一次访谈中提到：“我对成为一个传递政治信息的作家不感兴趣，因为我觉得那样做太局限了。我认为真正的复杂性需要无数的视角。”这种观点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印证。小说以一种同步的视角，同时绽现内心活动与外部的环境与事件，读者有时会感到自己仿佛被幽闭在女主角艾莉什的视界中，随着她走动、察看，与她一起经验绝境迫近时的恐慌与焦虑，经受难以忍受的窒息感。书中大段文字不分段落，交织着人物的对话、心理活动和场景描写，增加了张力和压迫感，使得整本书都“充满推动力和对抗性”（布克奖评语）。

《先知之歌》的主人公艾莉什是一个科学家，她的丈夫拉瑞是爱尔兰教师工会的副秘书长，他们有四个孩子，安逸地生活在都柏林城郊一座带花园的房子，原本计划复活节去北美度假。小说始于夜晚的敲门声，两个“几乎看不清面目的”便衣警察登门来找她的丈夫。“敲门声”是许多小说开头常用的一种文学手法，以引入悬念、谜团或叙事的转折点，如卡夫卡的《审判》的开端，又气又饿的K“随即听到敲门声，一个他从来没有在这幢房子里见过的人进了屋”，而《先知之歌》里的秘密访客并不像《审判》里的两个守卫那般强硬，他们彬彬有礼，甚至宽慰艾莉什“没什么好担心的”。但他们离开后，艾莉什却察觉“一种无形却能感觉到的东西”随那两个人闯入了她的房子：“当她穿过客厅，经过孩子们的时候，她能感觉到它正与她并肩潜行。”林奇用这种委婉隐晦而略带惊悚的句子开启了一场国家级噩梦，借由细微的个人感觉带入世界的巨大动荡，预兆艾莉什之前的平静生活将由此滑入无法想象的混乱和灾难。

几天后，去参加教师游行的拉瑞失踪，她身边的同事和熟人不时被带走、失去音讯：“丈夫和妻子们，母亲和父亲们没入水中。儿子和女儿们，姐妹和兄弟们消失，沉入地下。”但即使这样，家人和生活而不是外部动荡的世界，才是艾莉什关注的焦点。生活，意味着持续的日常压力，特别是当一切都在分崩离析，即使竭尽全力也不可能维持正常的情况下，当这个虚构的爱尔兰社会陷入无序，食品与日用品日渐短缺，物价飞涨，断水断电成了常态，暴力事件频繁发生时，她必须保证冰箱里有牛奶，必须接送孩子上学放学、安抚出牙哭闹的幼儿，照顾年迈的父亲，即使外面实行宵禁、暴徒在深夜打砸她的汽车、墙壁被喷污、房屋被空袭的炸弹击中。艾莉什的父亲西蒙很早就觉察到了时势的严重性。西蒙也是一位科学家，在妻子离世后独居，他晚年患了痴呆症，记忆力在逐渐消退，他脱离现实的时刻多于清醒的时刻。但他一次次警告艾莉什：你得带孩子们离开。离开，意味着完全抛开当下的生活，让自己连根拔起。她无法离开，没有选择。正如她的邻居，一位前城市规划师格里·布伦南，在社区被轰炸后气愤地说的：

很明显，他们想做什么，他们想把我们像害虫一样赶走，这就是他们所做的，他们想把我们像老鼠一样消灭，这只是时间和投入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离开？告诉我，他们不能把我们赶走，实在没法了我们就住到地底下，我要在我那该死的花园里挖个洞，如果你一辈子都住在一个地方，再想住到别处去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你说的那种，神经学上的，深植入大脑的，我们要挖洞，我们要挖，不管怎样，你还能做什么，我不知道我还能去哪儿，就让他们把我从洞里拖出来装进棺材里吧。（Prophet Song, p.227）

灾难背景下的人物难以看清他们所面临的事件真正的危险程度，也很少有人能从目前的具体境况预测到未来命运的可能图景，无辜而茫然的普通人几乎难以偏离自己早已习惯的社会角色，日常生活似乎游离于历史性之外，他们无法理解国家机器里的执行者的纯功能、无道德、情感畸形的特质。艾莉什最初心存幻想：“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她想，这间厨房和花园里的小公寓都不是真实的，她将打开后门，外面将不再是蒙蔽的梦魔般的黑暗，她会醒来，侧身，发现拉瑞仍躺在她身边。”艾莉什搁置了父亲的建议，选择继续留下来，留在自己的家里，等待丈夫，以及后来出走、加入反政府武装的大儿子马可归家，直到……最后，汇入逃亡人流的她闭上眼睛，看到那有已被吞噬的，看到她全部的爱已所剩无几，只剩下这具躯体，一具没有心的躯壳，“一具用肿胀的双脚驮着孩子前行的躯壳”。

古老的先知游荡在大地上，他们以吟唱的方式发出预言，在历史的轨道上投下暗影。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濒临绝境的情形都似曾相识，仿佛是人类共有的幻觉记忆。可以说，《先知之歌》是一部预言性小说，给出了毁灭的无情与紧迫性，它暗示历史在不断循环重复，相似的灾难可能会被一代代人经历，但荒谬的是，苦难与血迹连同悲伤都将被踩进土壤里，被一次次忽视甚至遗忘，这让你不得不承认“人类从灾难中学到的东西就像实验室的兔子从生物学中学到的一样多”（布莱希特语）。《先知之歌》读者应当留意的另一个警示是，在面对难以估量的现实或潜在的破坏，面对政治灾难带来的物质和道德毁灭的速度和规模性，个体的任何经验实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人的自主性并不比科学家笼子里的动物的自主性大，如艾莉什所言：

我不明白，当你被这样一个畸形怪物抓住时，自由意志怎么可能存在，一件事接一件事，直到这鬼东西有了自己的势头，而你却无能为力。我现在看清了，我所认为的自由其实只是挣扎，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可言。（Prophet Song, p.302）

但这种悲观，也许有可能成为个体醒悟、起而抗争的起点。林奇将书名定为“先知之歌”的用意是：先知们从来没有停止他们的悲歌，人类在每个世纪所经历的灾难只是下一场更深刻危机的开始，历史进程的根本性转变并没有到来，但即使这样，顽强的个体仍然需要承担起自己的命运，这是救赎到来的前提。

林奇的创作以绝境为原点，揭示个体的无力但不臣服于厄运，寻求正义的渴望、据理力争的勇气，他让我们看到，地狱升起成了世界的主宰，看到在世界诡谲惊悚的裂缝中挣扎的人，看到绝境中的人性必将极化，它不再只是作为一种虚设的理念，而是变成个体特有本性的裸露。林奇的创作视野越过了历史事实显现出来的明象，这为他的作品注入了超越具体历史境遇的可能。林奇的哲学思辨在风景、人物自身及周围环境的细节中展开，以人物现状为出发点讨论永恒的问题，将故事重新定位到政治、社会学已知事实之外，将其回归到个体生活经验与思索中，使得个人的不幸具有了普遍悲剧的特征。无论是十九世纪的佃农、大饥荒中的村民、二战时期的移民，还是假想未来的都柏林的知识分子，他们遭遇到的命运——被连根拔起、流离失所——迫使其在形而上学的领域寻找根基。保罗·林奇残酷却优雅地推动着情节和思考，他的小说故事的每一元素都可看作是一张无边之网的扭结，它们相互牵扯，个体与整体相互作用，其意义指向文本的外部，指向读者的眼睛和心灵。

林奇从一个个锚定的思考点发出问询，几乎被零距离带入小说人物的读者需要回答一系列的问题：“当我们被限制和孤立时，思想和心灵会发生什么？”当我们失去了存在根基的，生活只有黑暗、迷失，陷入绝境甚至虚无时，能做什么？何以疗愈社会对个人造成的创伤？如何识别社会谎言的编码，解读出真相？如何承受痛苦，与无尽的痛苦和解是否有可能？当通往真理之路被阻塞，是否还会有救赎，如何获得？林奇的创作彰显，文学依然承担着对历史时刻中的个体化描述，文学而不是政治和历史承担了个体遭受非理性的命运打击时的理性的揭示，代替受难者向崩坏的世界发出指控，向患集体夜游症的人发出警告，最重要的一点是，文学保存了个体和生命的饱满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