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聂作平，1969年生于四川富顺。现居成都，专职写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长篇小说《自由落体》、随笔《1644：帝国的疼痛》、诗集《灵魂的钥匙》等40多部著作。主编有《中国第四代诗人诗选》。部分作品被译为外文。曾担任多部纪录片撰稿或总撰稿。

瓦罐寺的老僧

《水浒传》这书，应该是所有文学作品里，我阅读次数最多的——没有之一。自从小学三年级半通不通、好多稍微生僻一点的字就得囫囵吞枣跳过去地读了第一遍起，此后三四十年间，至少读过二十遍。书还是那本书，故事还是那些故事，人还是那群人，但随着年岁渐长，阅历增多，关注的对象也渐渐有所不同。少年时，最感兴趣的是武功高强且性格直爽者，如李逵、鲁达，或是怀有道术的方外高人，如公孙胜、樊端；二三十岁时，喜欢的是集勇猛与精明于一身者，如武松、林冲、石秀，以及具备另一种更为强大的生存本领者，如宋江和吴用。独独中年以后，方才注意到书中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

他们是真正的小角色，他们的存在，几乎如同道具一般，仅仅是作为好汉们的陪衬。以前，我从未注意过他们——倒不是说不记得书中有这些人，而是视若不见，从来没去想一想，这些人的出场以及这些人的命运到底意味着什么。

比如瓦罐寺的几个老僧。他们是真正次而又次的过场人物，没有名，没有姓，关于他们的描写，也就短短几段话。然而，如今细读这些文字，却分明看到了一些悲苦的身影，以及他们无依无靠的疼痛。

瓦罐寺这寺名，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子草根气息。如果寺庙也分三六九等的话，它无疑就是一座级别低微的野寺——看看那些高大上的寺名吧：大相国寺、文殊院、护国寺、兴国寺、龙兴寺……它呢，非常敷衍地以瓦罐命名。

瓦罐寺的地望，按书中所表，在青州境内。青州在今山东，治所先后设在临淄、历城和潍坊等地。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后，在文殊院犯了众怒，待不下去了，师父智真长老只得把他安排去东京投奔其师弟、大相国寺住持智清禅师。五台山在开封正北面一千二百里，从五台山往大相国寺，只需一路南行即可。但施耐庵似乎不懂地理，偏要安排鲁智深折而向东，迂回走到山东境内的青州——如此这般的地理错误，《水浒传》中还颇有一些，比如杨志押送生辰纲，从大名（今北京）往开封，也无须经过济州。这是题外话。

瓦罐寺是一座山间野寺，坐落在一片大松林深处。一条山路，穿过数个山坡，将它与外面的世界相连。鲁智深“随着那山路行走，走不得半里，抬头看时，却见一所败落寺院”。

如何个败落法呢？施耐庵借鲁智深之眼为我们打量了一番：山门上是一块朱红牌额，牌额都旧了，四个金字，“都昏了”，“写着‘瓦罐之寺”；又走了四五十步，过了一座石桥，入了山门，看起来，从前也曾是一个偌大的去处，只是“好生崩损”——钟楼倒塌了，殿宇崩摧了，山门和经阁里长着厚厚的青苔，佛像之间遍布荆棘，罗汉掉了头，金刚折了臂；香积厨里，“锅也没了，灶头都塌损”；方丈室“满地都是燕子屎，门上一把锁锁着，锁上尽是蜘蛛网”。

一座大刹，破落成这等令人心酸的模样，自然有它的原因。只是，鲁智深是一个过客，一个误了市镇没吃上饭，只想找点东西吃的过客。他有点好奇，却也仅仅止于好奇，“寻思道，‘这个大寺，如何败落的恁地？’”

鲁智深在庙里来来回回地叫了半天，“没一个答应”，只得“提了禅杖，到处寻去”——这一细节，表明鲁智深相当警惕。想想也是，深山里一座破落的古寺，独自一人闯将进去，谁也不知道里面藏着什么样的风险，所以他要提禅杖。鲁智深一直寻到厨房后面的一间小屋，终于看到了活人——几个老和尚坐在地上。破庙，小屋，老僧，且又坐在地上，可见庙里连一个凳子也没有，并且，几个坐在地上的老僧，“一个个面黄肌瘦”。

明明有人却不答应，鲁智深略有些生气，责问道，“你们这和尚好没道理，由洒家叫唤，没一个应。”老僧们的反应是摇手道：“不要高声。”鲁智深表明自己是过往僧人，想讨顿饭吃。老僧却告诉他，“我们三日不曾有饭落肚，那里讨饭与你吃。”

这话，鲁智深不信，再次表明身份——我是从五台山来的僧人，哪怕是粥，也请洒家吃半碗。五台山乃佛教圣地，在僧众中有着崇高地位。老僧却说，你是活佛去处来的僧，我们本当给你饭吃，奈何“我寺中僧众走散，并无一粒斋粮，老僧等端的饿了三日”。

这么大一座寺院，虽然荒废了，可居然找不到一粒粮食，老和尚们居然饿了三天，这有些出乎鲁智深的想象。鲁智深此前是天天吃肉喝酒的提辖，即便不得已做了和尚，也因依托五台山文殊院这种香火鼎盛的大寺，且又有赵员外不时差人送些东西，所以，日子过得不错，从不曾有过冻饿之虞。是故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瓦罐寺的老僧们的处境，缺少了解和共情，也属正常。

老僧们向鲁智深解释，这瓦罐寺本来也是一个“十方常住”。所谓十方常住，就是各方都来礼拜的庙宇，香火原本是极盛的——那么，那时候，像他们这些资深老僧，不仅不愁饭吃，还会因信徒众多而广有声望。只可惜，后来，来了两个恶人，“一个云游和尚引一个道人来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没的都毁坏了。他两个无所不为，把众僧赶出去了。”这几个老僧之所以没走，那是他们“老的走不动，只得在这里过”，于是，潦倒得“没饭吃”。

老僧的解释，鲁智深应该相信了五六分。只是，他尚存疑惑：既然云游和尚和道人如此可恶，老僧们为何“却不去官府告他”？要等上好些年，历尽了世道险恶后，当鲁智深说出“只今满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圣聪，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洗杀怎得干净”这种一针见血的大彻大悟之语时，他才算对大宋社会真正有了入木三分的了解。而此时，他刚脱下戎装换上袈裟不久，还出于惯性相信官府。毕竟，他曾长期浸泡在体制中。所以他奇怪，和尚道人如此可恶，僧人们为什么“却不去官府告他”？

老僧们进一步解释，瓦罐寺山高林深，“衙门又远”，“便是官军也禁不的他”。除了僻远而衙门不管外，其实还有另一大原因，那就是和尚崔道成和道人丘小乙武功高强——二人单打独斗不如鲁智深，但以二斗一，则在鲁智深之上。至于鲁智深的功夫，在《水浒传》中属顶级。所以，崔道成和丘小乙也算准一流高手，大概相当于刘唐。

老僧的进一步解释，鲁智深已有八分相信。不巧，这时，他闻到了一阵香。原来是老僧们好不容易化缘得到一点粟米，煮了一锅粥。接下来，饿极了的鲁智深便与老僧们抢粥喝——几个风烛残年的老和尚，如何抢得过武林高手？不过，当老僧们哀叹“我等端的三日没饭吃，却才去村里抄化得这些粟米，胡乱熬些粥吃，你又吃我们的”时，他吃了几口，“听得了这话”，“便撇了不吃”。鲁智深的善良，从他放下那锅原想大快朵颐的粟米粥可见一斑。

至此，鲁智深应该完全相信了老僧们的说法。

老僧们为什么要把瓦罐寺的变故告诉鲁智深呢？表面看，是为了解释他们为何没饭吃；深层看，却是希望鲁智深替他们主持公道。他们在崔道成和丘小乙的淫威下苟且偷生，原本香火鼎盛的寺庙被折腾得几成废墟，年老体衰，连一口饭也吃不上，如今，金刚般的鲁智深突然从天而降。他们内心深处，便升起一股希望之火，希望鲁智深能赶走崔道成和丘小乙。如是，则瓦罐寺虽破落，还有望重新吸引香客，他们也得以安享晚年。

没想到的是，鲁智深居然打不过崔道成和丘小乙——崔道成与鲁智深斗了十四五个回合，不是鲁智深对手，于是，丘小乙上前帮忙。鲁智深以一对二，又斗了“十合之上”，鲁智深“一来肚里无食，二来走了许多路途，三者当不的他两个生力”，“只得卖个破绽，拖了禅杖便走”，“两个拈着朴刀，直杀出山门外来”。

鲁智深一生，最是急公好义，解危济困——从拳打镇关西，解救金翠莲，到捉弄小霸王，帮扶刘太公，莫不如此。所以，依鲁智深题中之义，是想干掉或者至少赶走崔道成和丘小乙，以便解救瓦罐寺那群孤苦无依的老和尚的。

人算不如天算，他竟然敌不过崔、丘二人联手，不仅没干掉或赶走他们，反而把包袱也落在寺中，只得“一肚皮鸟气，正没处发落”。

幸好，在寺外那片大松林里，他遇到了一个拦路抢劫的强盗。这强盗，便是此前他在渭州城里结识的九纹龙史进。

鲁智深与史进一旦联手，崔道成和丘小乙的死期便到了——一个被鲁智深一禅杖打下桥，一个被史进后心里一补刀，“可怜两个强徒，化作南柯一梦”。

对瓦罐寺的老僧来说，恶人已死，这无疑是天大喜讯。从今往后，纵使瓦罐寺不能昔日重来再整辉煌，但再次吸引信众，小规模恢复从前的香火却完全有可能。几个面黄肌瘦的老僧，他们总算熬出头了。

然而，老僧们却没法看到这一幕了，尽管他们曾经多次梦想过这一幕。鲁智深和史进打入寺里，他们看到，香积厨下，那几个偷偷摸摸煮粟米粥充饥的老僧，全都上吊自杀了。他们为什么要自杀？因为“只见智深输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来杀他”。

老僧们把瓦罐寺从大刹沦为废墟的秘密一五一十地告诉鲁智深，其实，他们对鲁智深有无本事打败崔、丘二人实在一无所知，但仍然坚持要告诉，不仅是为了保住那锅来之不易的粟米粥，更暗示了在崔、丘的淫威下，老僧们过得实在艰难，所以才铤而走险，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陌生的行脚僧人身上。

鲁智深却被打出寺去，老僧们自知此举已严重得罪崔、丘，崔、丘一定会杀了他们，他们只好上吊了——左右都是一死，为什么他们要抢着自杀，而不是等崔、丘来收拾呢？这仅仅因为，他们明白，崔、丘不会让他们好死，一定会在杀死他们之前，让他们受尽折磨，生不如死。所以，趁着还有机会自杀，赶紧上吊吧。

这，也算好死。

鲁智深和史进离开瓦罐寺前，“灶前缚了两个火把，拨开火，炉炭上点着，焰腾腾的先烧着后面小屋，烧到门前；再缚几个火把，直来佛殿下后檐点着，烧起来。”

一场大火之后，松林里的古老寺庙化作一片白地。不用说，那几个老僧渐渐失去热量的遗体，也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他们和他们栖身了几十年的瓦罐寺，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这世界上，原本有许多人来过，但大抵都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

小人物的温暖

说穿了，《水浒传》的底色，就是丛林法则。既然是丛林法则，那么，弱肉强食，或者说强凌弱、众暴寡便是必然结果。

在那个赤裸裸的暴力年头，暴力也分几个不同等级。我且举例说明。

低级暴力：郑屠。郑屠是渭州城状元桥下一家肉铺的老板，用鲁达骂他的话说，“你是个卖肉的操刀屠户，狗一般的人”。只因自身有些蛮力，手下又有十来个卖肉的刀手，居然成了镇关西、郑大官人。郑屠强媒硬保，虚钱实契，要了金翠莲的身子。更令人发指的是，金翠莲被强娶到郑家后，未及三个月就被郑屠的大娘子赶出来，此时，郑屠反向金家父女讨要并不曾给过的三千贯卖身钱。

中级暴力：各山头的大王。这些干着打家劫舍勾当的绿林好汉，不仅自身有或强或弱的本领，更兼手下都有从三五百到七八百不等的小喽啰，腐败的朝廷奈何他们不得，他们便是占山为王的土皇帝。抢劫客商也好，强行要做人家的女婿也罢，这些都只是寻常之举。最可怕的是动不动就把无辜的路人甲、路人乙抓来开胸剖腹，取出心做醒酒汤。宋江就曾这样命悬一线，幸好他名气大、影响广，才从新鲜食材一跃成为结拜大哥。

高级暴力：高俅、蔡京、童贯之类的高官。这些高官既没有江湖好汉打家劫舍的本领，甚至连郑屠的蛮力气也没有，级别却更高，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名字前面，有一个个高高在上的职务：殿帅府太尉、太师、枢密使。这些职务，意味着他们手握公权，可以合法地运用公权伤害他人。小到支使手下陷害林冲，大到调动军队进剿梁山，这种公权滋生的高级暴力，显然是依凭蛮力的低级暴力和中级暴力难以望其项背的。

《水浒传》中的头号反派人物高俅，作为高级暴力的代表，豪横作恶至极。这个只因踢得一脚好气毬的浮浪子弟，因缘际会，偶然认识了身为天潢贵胄的端王。端王不久接替皇位，是为道君皇帝，也就是宋徽宗。在道君皇帝的亲自关照下，这个没上过一次阵、打过一天仗的混子，居然被任命为殿帅府太尉。历史上，有殿帅，也有太尉，但并无殿帅府太尉一职。比如太尉，宋徽宗时确有此称，但不是具体职务，仅为品级，是武官官阶的最高级。不过，《水浒传》是小说家言，不必如此拘泥于史实。考察书中所写，高俅的殿帅府太尉，相当于大宋三军总司令。

《水浒传》全书第一回相当于楔子，第二回才是正文开始，而正文一开始，讲述的就是高俅发迹的故事。等到高俅成为高太尉，报复王进、逼得王进星夜出逃的是他，为让干儿子霸占林娘子、逼得林冲家破人亡的也是他。在这种所向披靡的高级暴力面前，确实体现了金圣叹所说的《水浒传》这样开篇，是为了揭示“乱自上作”。

顶级暴力：道君皇帝。温文尔雅的道君皇帝，热爱诗词、书画、音乐、金石、园林、气毬，以及李师师绵软嫩滑的身子，怎么看，都与暴力无关。

但是，只有在他同意后，梁山才可能被招安。而被招安后的强盗，下一步，就是去打不肯被招安的强盗。坐山观虎斗，梁山的炮灰们终至损兵折将，一个老大难问题迎刃而解。此外，能制止高级暴力的，只有他这个顶级暴力。但是，面对高级暴力伤害他的子民，他的反应如何呢？是甘于被蒙蔽，甘于被欺骗。

尽管施耐庵的立场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并处处替道君皇帝避讳，称“徽宗天子，至圣至明”，但也不得不承认“不期被奸臣当道，谗佞弄权，屈害忠良”；宋江讨伐方腊得胜后，高俅等人恨其做了有功大臣，以天子名义，赐其御酒——酒中早就下了慢药。于是，宋江、卢俊义等悉数殒命。宋江遭受了来自高级暴力的毁灭性打击，只能用托梦的方式找皇帝申冤；而道君皇帝在知晓此事后，虽然将高俅等人骂了一番，然而“终被四贼曲为掩饰，不加其罪”。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看不到暴力手段的顶级暴力，才是暴力的集大成者，正所谓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盗不盗。

说了这么一大段，是为引出本文主题：暴力时代的小人物。暴力时代让人温暖的小人物。

《水浒传》一书，作者的着力点首先是以宋江为首的108位梁山好汉，其次是朝廷。不过，哪怕是跑龙套，他也写到一些小人物，偏偏这些小人物，让我感受到了人间与人性的温暖。

与杀人不眨眼的好汉和杀人不见血的朝廷相比，这些小人物既不会武功，也没半点公权，多半处于社会底层，他们却像寒夜里在远处闪烁的星星之火，让人意识到，即便在这片暴力至上的丛林里，善良也并未真正绝迹，底线也并未彻底消失。

高俅发迹后，禁军教头王进恐遭报复，不得不带着老母亲前往延安投奔老种经略相公。在旅途上走了一月有余，离目的地延安府不远了，母子俩说起“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因此心下暗喜，“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其时，母子俩走了一晚，“不遇着一处村坊”，“正没理会处，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

这便是史家庄。史家庄有三四百户人家，都姓史，全都是史太公——也就是九纹龙史进的父亲的庄户；史家还常年有几十名庄客帮工。

这个地主如何对待不速之客呢？当他听说王进要借宿，爽快地说：“不妨，如今世上人，那个顶着房屋走哩。”并询问王进母子是否吃了晚饭，一会儿，安排了四样菜疏、一盘牛肉以及酒饭，请王进母子食用。这份晚餐，现在看来，也还足以待客，何况物资相对匮乏的大宋朝。

更让人暖心的是，次日，王进母亲心疼病发，史太公安慰他：“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烦恼，教你老母且在老夫庄上住几日。我有个医心疼的方，叫庄客去县里撮药来，与你老母亲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将息。”

对一个萍水相逢的过客，接之以礼，不问酬劳；待之以情，全无机心。显然，史太公有一颗仁厚的心。这仁厚，少见啊。

与史太公相似的还有另一位刘太公——《水浒传》中写到的几位太公，除去为了一只大虫而陷害解珍解宝的毛太公外，其余如史太公、刘太公，以及宋江的爹宋太公、二穆的爹穆太公，为人都不错。这位刘太公和那几位都有江湖好汉儿子的太公相比，还要低调，还要平易，更接近普通的殷实人家家长。

话说鲁智深从五台山前往东京大相国寺，途中，“因见山水秀丽，贪行了半日，赶不上宿头”；无处可去之际，“远远地望见一簇红霞，树木丛中闪着一所庄院”，这便是刘太公的桃花村。

在旅店业普遍不发达的古代，赶路的人找庄户人家讨个宿，这是很普通的事——比如王进找到史家庄投宿；更何况，鲁智深还是五台上来的和尚，更应受到较为隆重的接待。不巧的是，刘太公遇上了烦恼事。他告诉鲁智深，他那十九岁的女儿，被桃花山的强人看上，“撇下二十两金子，一匹红锦为定礼，选着今夜好日，晚间来入赘老汉庄上。”庄上有此麻烦事，庄客们不同意鲁智深投宿，态度也不是太好，鲁智深正要发怒，刘太公走出门来，问清情况，把鲁智深请进去。“没多时，庄客掇张桌子，放下一盘牛肉，三四样菜蔬……庄客旋了一壶酒，拿一只盏子筛下酒，与智深吃。”在一千多年前的深山远村，能招待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吃这么些酒菜，刘太公显然很大方，也很厚道。

只不过，他的“模样不甚欢喜”，鲁智深以为是自己搅扰了他，刘太公这才说出自己的麻烦事，“我家如常斋僧布施，那争师父一个。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烦恼。”

谢谢施老师，他让史太公仁厚的心得到了回报：鲁智深在洞房里暴打了桃花山强人周通后，又因与另一位强人李忠是旧相识，从而劝说周通不再纠缠刘太公的女儿，“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里怕不情愿。你依着洒家，把她弃了，别选一个好的。”又担心自己走后，周通反悔，逼得周通折箭为誓。刘太公的烦恼，终于完全解脱。

看来，即使是暴力时代，仁厚的人也有福。

林冲发配沧州，有一天在街上闲逛，碰到了在东京时认识的一个酒楼伙计李小二。

说起来，李小二曾是个不良青年。他偷了主人家钱财，被捉见官，林冲救了他，替他赔了主人；见他在东京安不下身，又给他一笔盘缠，让他外出务工。

经此磨难，李小二在偏远的沧州成熟了。他在王家酒店打工，为人勤谨，并且，“安排的好菜蔬，调和的好汁水，来吃的人都喝彩。”王老板便把女儿许配给他。老两口死后，他就与媳妇一起打理小店，依靠汗水和技术混口饭吃。

举目无亲的林冲与同样举目无亲的李小二夫妇便成了没有血缘的亲人。更何况，李小二对帮助过他的林冲心存感激。

高俅害林之心不死，派陆虞候和富安赶到沧州，勾结管营欲加害林冲。李小二虽不是江湖中人，却具有许多江湖人士也未必有的警惕。书中写道，当陆虞候和富安到李小二的酒楼，要请管营和差拨喝酒时，李小二生了疑心——

李小二应了，自来门首叫老婆道：“大姐，这两个人来的不尴尬。”老婆道：“怎么的不尴尬？”小二道：“这两个人语言声音是东京人，初时不认得管营，向后我将按酒入去，只听得差拨口里讷出一句‘高太尉’三个字来。这人莫不与林教头身上有些干碍？我自在门前理会，你且去阁子背后，听说甚么。”

通过李小二，林冲确认了来自东京的追杀迫在眉睫，他买了一把解腕尖刀带在身上——几天后，这把复仇的尖刀割下了陆虞候、富安和差拨三颗龇牙裂嘴的头。

林冲辞别李小二夫妇前往天王堂看草料时，迫害还未降临。李小二“就时家里安排几杯酒，请林冲吃了”，并安慰他说，“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没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离得远了。过几时那工夫来望恩人。”

几天后，当林冲杀死三位官人并火烧草料场的消息传来时，李小二夫妇大惊失色之余，一定会为恩人的命运忧心忡忡。而林冲，这位对官军和朝廷怀着刻骨深仇的汉子，沧州的李小二夫妇，将是他人生中不多的温暖记忆之一。

许多年过去了，尘埃落定，林冲瘫痪在床，往事令人老，思君令人悲，他是否还会想起李小二曾经欢天喜地地对他说“我夫妻二人正没个亲眷，今日得恩人到来，便是从天降下”？

何九叔是阳谷县的一个地保，当时称为团头，相当于今天的居委会小组长。虽说也带长字，干的却是苦差。比如街坊有邻居暴死，他得去殓尸。

卖炊饼的武大郎被潘金莲、西门庆和王婆害死，英年早逝，何九叔也必须去殓尸。去武家之前，西门庆请他到小酒店里，“叫瓶好酒来”，“吃了一个时辰”，又“去袖子里摸出一锭十两银子放在桌上”送给何九叔，要求何九叔在为武大郎殓尸时，“凡百事周全，一床锦被遮盖则个”。何九叔惹不起西门庆，“惧怕西门庆是个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收了银子，答应帮忙。

殓尸时，何九叔发现武大郎“面皮紫黑，七窍内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齿痕，定是中毒身死”。他想当场声张，又担心没人为武大郎做主，且“恶了西门庆，却不是去撩蜂剔蝎”？可要是按西门庆吩咐的那样，认定正常死亡，“胡卢提入了棺殓了”，既担心武松回来不依，更兼良心上过不去。于是，急中生智，他咬破舌尖，假装中了毒，大叫一声昏过去。

事后，何九叔以上门吊唁武大郎为由，支走王婆和潘金莲，偷了一块武大郎的尸骨，把它和西门庆送的银子包在一起，注明日期。武松回到阳谷，得知兄长暴死，第一个要找的人就是殓尸的何九叔。

这样，面对武松的满腹疑虑，何九叔的人证与物证至关重要。这样，武松到县里告发西门庆和潘金莲，才有了最确凿的证据——至于县令因和西门庆勾结而不受理，这就不是何九叔的事了。

何九叔殓尸时的表现，有道德洁癖的君子可能会批评他不坚持立场，没有当时揭穿。可如果换作我们，我们敢吗？要知道，在阳谷县，西门庆是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家和黑道大哥，连县令都让他三分，我们这些平民，敢吗？

何九叔假装中毒，充满人生智慧。疾恶如仇，也不一定要和仇硬碰硬。它也验证了一条做人的原则：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说真话，但在不能说真话时，至少不说假话。

这要求看起来不高，可是，放之四海，几个人做得到？

我常想，如果你我生活在《水浒传》的暴力丛林中，我们既不可能是道君皇帝或高俅这种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大腕，也不可能是武松、鲁达、林冲这种武艺超群的好汉。

我猜想，绝大多数人都是既无公权也无私力的普通老百姓。

很悲哀，但也必须承认：论权力，我们还不如宋押司；论打斗，我们打不过郑屠户；论有钱，西门庆甩我们五条街；论心黑，我们如何比得上潘金莲；论脸皮厚，阎婆惜扑哧一声就笑了。

我们活着，只能小心翼翼地活着，像一只只卑微而辛勤的蚂蚁。那么现在，让我们扪心自问——

假如生活在暴力时代，我们能像史太公、刘太公那样宅心仁厚与人方便吗？

假如生活在暴力时代，我们能像李小二那样心存感激知恩图报吗？

假如生活在暴力时代，我们能像何九叔那样不说假话委屈存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