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刘威，青年作家，文学编辑，高等教育学硕士。中短篇小说、散文发于《上海文学》《青年文学》《清明》《绿洲》《青年作家》等刊，有作品被《中篇小说选刊》《散文海外版》转载。现居长沙。

被那个打扮精致、个子小小的女人搡醒的时候，我把头从摞着的手臂中间抬起来，睁眼看到她皱着眉头望着我，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我才发现自己的样子有多狼狈，口水在一边的嘴角已经拉了丝。

自习课，不就约等于睡觉的课？

上完自习就是中午，午饭吃完，午觉睡好，就得去训练了。只是午觉可能可以睡好，午饭却不一定能吃好。听消息灵通的同学讲，柔道队那几个坏小子昨天夜里摸进厨房，往发好的面团里撒了尿。他们干这种事不是一天两天了，想起来就觉得恶心。之前不知道的时候，我还觉得那些馒头花卷还算是食堂里做得不错的面食。刚到这里不久，我还没有在省级的比赛里拿到过成绩，也不像那些老队员有运动员等级证，所以我享受的伙食补助是普通乙级，再差就要掉到丙了。吃饭我都没得挑。

射击场距离体育中心大概三公里路程，也要走上二十多分钟才能到。从体校出来朝外走，光秃秃的水泥路面，一棵树都没有。绿化带里只有浅浅的一层草皮，几株松树营养不良，大概和我一样，没吃过什么好东西。太阳无遮无拦地晒下来，背心里发火烧。

出体育中心，过马路。就是这条路，有一次我看到同伴走得慢，而后面的车已经快到面前。我伸手使劲儿拉了她一把，最后她却怪我用大了力，把她胳膊拉疼了。从此以后我就不怎么爱多管闲事了。这条马路叫建设路，马路这边叫做三角坪，挨着体育中心有一座青少年宫；另一边，路口有一家妇幼保健院，我现在就是要穿过建设路到妇幼保健院那一头去。绕过医院继续朝前就到了湘江边，沿着江边还走个七八分钟，往右一拐，上个小坡，就到射击场了。我很羡慕田径队摔跤队羽毛球队那些人，下了课都不用出校门，更不用走这么远，训练只要下个楼。

每天早上我都能在上铺看到球场上训练的羽毛球队，空手练进退步，侧位前后，跳跃腾挪，哪怕需要实操，羽毛球馆也在校内；下午回来偶尔还能看见柔道队在摔跤馆里训练——丈余高的大门裂开了一道缝，我的一个同学是柔道队的队长，他就站在队伍前头，喊着号子带领队员练基本动作，脚在地板上跺得咚咚响。一个口令从嘴唇迸出时，几十个脑袋齐刷刷往一侧甩，一线汗水也齐刷刷飞出。阳光从豁开的门缝漏进去，起飞的汗水闪闪发亮，那些裸着的肌肉也闪着光——那一幕在我脑海里待了好多年，一直无法磨灭。然而我的班主任却告诫我说：“少跟那些人打交道。”说这话的人就是那个小个子的精致女人，也是我的初中班主任、语文老师。戏剧性的，几年后，我从别人那里得知，后来的高中班主任也在我背后告诫别人：“少跟她玩，她是体校生。”之后过了差不多十年，当我挺着肚子不无担心地问我的导师，怀孕读研会不会被教授们嫌弃时，导师满不在乎地说：“怎么会呢，‘有教无类’啊。”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无论体校的班主任，还是后来高中时的班主任，去那样地划分学生，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而言，是多么地不专业。

只有射击场，那么远。来回一个小时，晚点下训，晚饭都赶不上一顿囫囵菜。想到这里我就隐隐地胃疼。我老是吃不饱，到了夜里在上铺翻来覆去的，肠胃里寡得很，只想吃东西。楼下有个小卖部，小卖部里卖一种羊角面包，羊角面包的两个尖尖天天都要把我的心肝脾肺都钩上一遍。那个羊角面包啊，两头尖角浸透了油，又香又脆又酥，咬掉两头的尖角，嘴里立刻包住了一汪油；再吃羊角包最丰满的中间部分，鼓鼓的面包皮上像缠绕的丝带，一层又一层，面包体软软的、韧韧的，想想都觉得美。

晚训的摔跤馆里“哼哼哈嘿”的，间或还“乒乒乓乓”的，动静不小。是柔道队运动员在练过肩摔：“攻击者”放低身体，从假人双腿中间迅疾切入，攻击者右手抱住假人的右腿，左手缠住假人的右手，脖颈置于假人右腰侧，借下蹲和疾冲的力道将假人从右肩绕过左肩，头朝下大力摔砸到地上——有几次路过，我看到那几个皮革做的假人，堆叠在墙角，皮面都被摔得开裂了，油渍麻花，乌漆抹黑的。假人不够用的时候，他们就互为陪练，因为抱摔过程中经常体位颠倒，他们也有自己的职业病——耳廓充血，练得越久，外耳廓越是卷成一团，失去原来的形状，需要不时地放血来减轻肿胀。

而这会儿我的心里也怦怦怦地直闹腾，是饿得快要低血糖了。

进了射击场的铁门，找教练报到，然后去枪库里取枪。我的枪匣子破破烂烂的，锁匣子的螺丝松动，合页都歪了。里头的木柄小口径运动手枪，在队友的几把枪中间，看上去也是年代最为久远的一把，手柄处摩挲得最为圆滑，在多年的使用或者意外撞击中损耗的木器件部分也最多，颜色也最深。可是，那是一把有荣誉的枪，它的上一个主人用它拿过好几次奖了。我也见过我这把枪的前主人——我应该叫她“师姐”的，有一次过来看望我们的教练——是个很有气质的女孩，身形圆润，说话温柔。后来她年龄到了，不再来参加训练和比赛，还去考了研究生。黄老师告诉我这些的时候，同时把这把枪交到我手里。我能拿到这把“冠军枪”，是因为我头一次在市里打比赛就拿了第一吗？然而这把枪再旧再老，也好过在子弟学校训练的时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枪支划拨到学校，那时的校队教练姓谭，就是我们的体育老师，他不知道想了什么办法，从厂里派出所借到一支54手枪，没有子弹，就只给我们上手练练。在我看来，没有子弹也没关系，装模作样拉拉滑套，假装把子弹上膛，听空挂释放的声音，过过瘾也是好的。偶尔趁他不在，我会用大拇指把枪膛尾巴上的击锤压下去，再对准前方扣动扳机，那清脆的一声撞击，听着也是悦耳的，只是这事儿不能常干，会磨损撞针。

好多年以后的某天，读钱德勒的《长眠不醒》，翻开扉页就是“菲利普·马洛私人物品图鉴”，其中一把Colt Pistols柯尔特手枪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这把柯尔特除了枪身颜色，其他各部分如大小、外观细节，和曾经把玩使用过的54手枪几乎一模一样。

借用的54手枪只是让我有了一个训练时的替代品，实际重量的差异加上无法实弹，终究不能达到训练乃至参赛的实际效果。而运动手枪，形制上增加了木握柄，上手时，虎口呈方形将手指“揳”入，右手大拇指和其余四指分别固定在握柄的凹陷处，对调节正确握姿就起到了有效的限制作用。子弹也有了，五发为一组。黄老师对我总是特别一些，会在我搁枪的桌子上放上一整盒，一共五十发小口径子弹，总是比其他队友发到手的子弹多些。这些锃亮的子弹整齐地排列在纸盒的“小隔间”里，金黄色的弹壳承托着乌黑油亮的弹头，发出魅惑的光泽。下弹匣，一颗颗推入子弹，五发。小口径运动手枪的弹匣容量略小，最大只能推到七颗，推到第七颗时已经显得挤迫；而且无论训练还是比赛，都是五发一组，打完一组就需要调回靶纸记录成绩。而只要一组击发结束，放下枪时需要分别退滑套和弹匣自查，枪膛和弹匣都是空的才算安全，枪才可以放在桌上，枪落人离，枪口朝外。所以上一次弹匣，总是五颗子弹，不多，不少。

靶纸架立在二十五米开外，相隔的距离和靶纸的高低，都是精心测量过的。侧身在桌前站好，两腿分开同肩宽，左手可插于裤袋中，要是哪天穿的长裤没有口袋，我就拿左手几根手指揪住裤缝，能稳住一侧身体、沉好肩就行。右手握好枪，捏紧但不过度用力，食指尖进入扳机圈，轻贴扳机，上抬，高过肩膀，略超出头部时收力，缓慢下落，准星觇孔逐渐齐平呈“山”字，与瞳孔齐平，再纳入远处的靶心。靶心、准星、觇孔，三点一线，调整呼吸，塌腰，屏息，食指往后将扳机轻压到出现第一个卡顿，再屏息，只食指尖用力，保证身体枪支手臂合为一体，心无旁骛，将扳机压到触发击锤，子弹射出。

手枪的后坐力并不会很大，小于步枪，又大于气手枪。后坐力的惯性将手臂带回水平线，回复呼吸，慢慢放下手枪，枪口和握柄两点撑于桌面，准备下一枪。直到弹匣内五发子弹全部射出。

一组子弹打完，这时队友间相互打好招呼，统一退弹匣，拉滑套检查枪膛，落枪，离开桌面，去前面的靶纸架上把靶纸取回来，自己看成绩。黄老师坐在后头，面前的桌子上，一副三脚架上固定着一只单筒望远镜，一个打开的笔记本上画好了模拟靶图，一支笔点点画画，早已把我们的每一个弹孔都做好了记录。

那时的市队射击场是半露天，射击场的实弹射击面积约三百个平方，手枪队和步枪队在一处训练，只是手枪的靶架距离为二十五米，步枪的靶架距离为五十米。我们头上有一块屋顶，人字屋顶只有那一“捺”下面有墙有窗有门，这一“撇”下面就只几根柱子撑着，手枪队和步枪队各占几个靶位。我们训练活动的半封闭场地往前，是一大片开阔区域，杂草丛生，草坪后面是厚厚的一堵砖墙，子弹有时也会穿透靶架后面的铁皮打到砖墙上，只是强弩之末，即使穿透铁皮再撞到墙上，也没有多少杀伤力了。

穿过草丛取回靶纸，看看弹孔的分布面积，再看一眼黄老师的脸色，就知道是可以放松心情，还是准备老老实实挨剋了——弹孔面积大，大概率在下一次训练时发给你的子弹数量会维持现状，甚至有可能还要减少；弹孔面积小，哪怕总环数并不高，也证明你的每一次举枪都是有准头的，需要调整的，或许只是你手上这把枪的准星或者觇孔。“上下调准星，左右调觇孔”，教练都是洞庭湖上的老麻雀，怎么校枪，他们心里都有数，比赛前一定能把每把枪都校到最佳状态。

休息时间瞭一眼旁边也在训练着的步枪队，心里多少有些庆幸。确定分到手枪队之前，我也在步枪队待过一段时日。卧姿、立姿、跪姿都已练得娴熟，只差实弹那一步了，又把我调回了手枪队。步枪训练起来比手枪苦，这是射击队的共识。光说稳定性，手枪训练多依靠自身上肢动作和呼吸调整，而步枪长、重，后坐力也更大，减轻震动和后坐力对肩部带来的伤害，需要穿射击服——一身又硬又厚重的皮毡衣服和裤子。不论是卧姿、立姿还是跪姿，左手托枪，右臂绕过枪托操作扳机，都需要更多的辅助来稳定枪管。枪托后面是半月形或直型稳定钩（杆），固定在腋下，最大限度地辅助运动员的动作稳定。射击场那样的条件，没有空调，冬天挡不了寒风，夏天抵不住热浪，穿着这身射击服，瑟瑟发抖或者汗流浃背。长时间趴卧，和手枪射击不同，瞄准时需要枪托平行于身体、手臂和肩膀，同时右脸贴腮，瞄准靶纸、准星和觇孔。害怕受到双眼瞄准干扰的队友，有时会自制一块眼罩遮挡住其中一只眼睛，眼罩拿松紧带或者橡筋串着。用来当作眼罩的材料，有时是一块纸片，有时是一块胶皮。有时训练时间长，贴腮太久，放下枪时，脸都变形了。

唯一能体现射击服好处的，大概只有夏天剪草的时候了。射击场的草很深，生长得过于茂密，就容易遮挡步枪队那边训练卧姿和跪姿时的视线，必须把草剪短，低矮到能无阻地看到五十米外的靶纸才行。剪草的同时还得要防备着草丛里蜇人的马蜂。于是教练会动员大家一起，穿好射击服、毡靴，戴上厚厚的劳保手套，拿塑料袋或者纸巾塞满鞋子和裤子的缝隙，又拿毛巾包好脖颈和脑袋，露出的眼睛也要拿塑料袋封好，只给鼻子留出呼吸的缝隙，上下不露出皮肤，才好拿起笨重的园林修枝剪，放心大胆往草丛里去。

手枪项目除了小口径手枪，还有气手枪。气手枪轻，枪膛长，反而更考验运动员的稳定性。气手枪和气步枪一样，射程10米。气枪子弹杀伤力轻弱，教练就把场地放在射击场的二楼，勉强可称作“室内”的一小块地方。平常训练时，黄老师给我的子弹都是国内产子弹，比那个年代还未受到管控的气枪的子弹强不了多少，只是形状更规整一点，显得不那么潦草；而到快要比赛时，就拿出压箱底的英弹，来给我开小灶。英弹一盒一层，约莫二三十颗一盒，装在透明亚克力盒子里，弹头扁平，弹尾散开，像前端压扁的异形圆锥体，只是内里是空心的。这种产自英国的子弹，黑而亮，轻巧不失分量。这样的子弹装上枪膛，弹道稳定，训练起来是一种享受。

有意思的是，平时训练起来，我的小口径手枪成绩好，常常出满环成绩，再不济也有47环、48环的平均记录，黄老师总是对我的小口径项目抱有非常高的期待，有时我的靶纸上弹孔面积尤其小，他比我还要兴奋。但在赛场上，我往往是气手枪发挥得更稳定。小口径手枪的项目除了团体赛，个人项目只有“慢＋速”，几乎每年都有一场省级的射击比赛，而我在小口径项目中经常只拿到团体第二或者第三；只有气手枪，一打一个准，第一名仿佛我的囊中之物，每次都能轻轻松松拿下。黄老师拿我一点办法没有，好在比赛参加多了，对我的赛时状态成竹在胸，有时我的在场心理素质不稳定，他反倒比我还多出了一分淡定。

离开谭老师的射击队来到体校，是因为一段时间的训练后，参加市里的比赛出了成绩，现在的教练黄老师才和射击队主教练一起，到家里、学校反复做工作，把我要到了市队。到了体校，接受了专业的射击教练的指导和正规训练，才知道之前在校队训练和现在的差距。就连当初进学校射击队的过程，现在看来，都过于随意了些。直到今天，我还能回想起谭老师年轻时候的样子——留在嘴角两旁的两小撮胡子，成天都精力充沛的那个劲儿。初二那年，都不知道他受了什么刺激，有天上体育课时突然跟大家宣布说要成立一支射击队，为参加市里的比赛做准备。初一新生懵懵懂懂，听完谭老师一番话似如没讲过，都转头干自己的事去了。谭老师见大家都不积极，就点名选了几个人，其中也有我。

神神叨叨地把大家集中到一起，谭老师说：“还有个小测试，看看大家能不能过关，能过关的话，就可以加入射击队啦。”于是大家在他面前站成一排，按照他要求的那样，伸出右手，掌心向下，抬高中指。谭老师拿出几张A4纸，都裁成两半，从我们抬起的中指放进去半张白纸，中指在上，食指、无名指贴合，将纸张轻轻夹好。然后，他就在我们伸出去的手臂里头，观察白纸颤动的幅度，挑抖动最小的那个——所谓“稳定性测试”。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进入了校队，生平第一次接触到了手枪，也正是靠着这把从派出所借来的54空枪，和一周几次的课后训练，几个月后拿到了市射击比赛的第一名，顺理成章地，又成了市体校射击队新晋“苗子”。

进入市队以后，每天上午学习文化，下午就去射击场一直待到晚饭时间，训练强度一下子上了几个台阶，说到底都是为了一年后的省第二届青少年运动会做准备。

青运会的射击比赛，场地放在了长沙的树木岭体工队。每年比赛前，教练会提前几天带我们入场，熟悉场地氛围和环境，这次也不例外。体工大队的射击场是室内射击场，场地很大，能够容纳多人、多组别同时参赛。那时候参加体育比赛，为了防范年龄造假，赛事组委会是根据个人上报的实际年龄结合骨龄照片来确定运动员的参赛组别的。一般从长到幼依次确定甲、乙、丙三个组别的参赛年龄段。拍骨龄片这个事我不是很懂，只知道被教练统一带到体委医院去拍：在投照板上放上左手，五根手指张开，拍摄手部正位影像，然后由运动医学科的医生根据X光片上的骨骺线闭合程度给出年龄判断。

有一次拍片前，黄老师悄悄跟我说：“手指头别张得太用力！”我照做了，手掌微微张开，轻轻放在投照板上，像戏曲里那种没吃饱饭的矫情小姐。照片的医生走过来，把我的手放在板上摁紧，等他走开，我又缓缓拱起掌心。我也不懂，手指头不张得那么开，是会让年龄看起来更大还是更小呢？进小年龄的组别打比赛会更有利吗？到底有什么门道，我也没再去问过黄老师，总觉得这像是在偷偷做小动作，不那么光彩。不过每次参加这类比赛，总是分到和自己年龄相符的乙组，一切都证明了，我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人，扮不了小也装不了老。而黄老师大概也知道了，这样拱手其实对骨龄照片的结果影响不大，总之那次以后就再也没有听他说过那样的话了。

体工队的训练场地有说不出的好：场地开阔，灯光明亮，靶位间的距离宽，天花板也高高挑起；而教练坐在我们站立位后面的台阶上，离我们更远，于我而言，反倒少了很多来自他们的心理压力和压迫感，举枪射击时会更从容。空间开阔，声音弥散，自己做动作时，还不怕被别人的枪声惊吓到。打完一组子弹，也不用跑到靶架前面人工取靶纸了，按下面板上的按钮，所在靶位前方的靶纸会笔直向你移过来，可以自行查看成绩，也可以换上一张新靶纸开始下一组的实弹。

想起我们那个简陋的射击场。步枪队三四人一组，这边打完五发子弹，那边派出闲人三四，从射击位一侧往前，通过草坪，直下到步枪靶的靶沟里进行人工报靶。靶沟深两米，里头立着高高的靶架，整齐排列着，只在沟沿上面几公分的位置露出靶纸。

每人各举一根长竹竿，竹竿顶端绑一小块圆形纸板——有时就用废靶纸顺着靶心裁成合适大小——这就是一支简单的报靶竿。靶位距离远，五十米开外报靶，那时不同于现在，没有可视报靶系统，也没有靶纸的自动交换装置，报靶员又在深沟里待着，距离这么远，也不可能靠喊。

我在记忆里搜寻出了当时的报靶“暗语”：命中10环，报靶竿在靶纸上左右摆动；命中 9环，报靶竿上下移动；命中 8环，报靶竿放在靶纸右上方，拍一拍；命中 7环，报靶竿放在靶纸左上方，拍一拍；命中 6环，报靶竿放在右下；命中 5环，报靶竿放在左下。若想更直观地了解弹孔分布大小和位置，报靶员报出环数后，还会从靶心中间点朝外，以军事术语依照弹孔位置的“几点钟方向”画直线。脱靶时，报靶竿在靶纸上围着靶心画圈圈，力气大的报靶员，还有可能像搓拨浪鼓那样快速搓动报靶竿，示意“脱靶”。假设邻近两个报靶员，一个报出了脱靶，另一个报出了六发甚至七发的弹孔数据，意味着有人不光打出了脱靶，还把子弹打到人家的靶纸上去了，而这边射击位的队友早已经前俯后仰地乐不可支了。

在市队训练，场地受限，靶架是固定不动的，所以小口径手枪射击只能完成“慢＋速”里的慢项目：从举枪到射出子弹，可以自行把握时间，控制在十秒左右，有时呼吸调整不好，只要臂力够，十几秒也是可以的，只是拖延的时长往往并不代表满意的环数。呼吸调整不好，臂力又受限的，这颗子弹就是打不出去，放下枪重来，也是常有的事情。而到了体工队的射击场，有专为小口径手枪速射项目设计的靶位。

速射和慢射动作相同，不同在速度。速射要求五秒完成一发子弹——前三秒举枪，调整呼吸，到三点一线位；后两秒内必须扣动扳机，射出子弹。因为五秒一过，靶纸会自动转向一侧，若五秒内没有射出子弹，那么这一发子弹的成绩就为“〇”了。如果时间没控制好，恰在转靶的一瞬间扣动了扳机，那么子弹很有可能在靶纸上留下一线弹道痕迹，同样没有成绩。比赛正式开始时，速射项目最具观赏性：来自各市州的几十名运动员站成一排，几乎同时举起的枪、塌下的腰、放平的手、扣动的扳机、射出的子弹，“砰砰砰……”一阵猛烈的子弹爆裂声后是齐刷刷的机械转靶声，令身后黄线外的观赏者们心潮澎湃。

我还在体工队的射击场里看到了我们没有条件训练、也没有资格参加的移动靶项目：同样白底方、黑心圆的靶纸，距离射击位约几十米，从右至左，靶子在预设的长度内匀速闪过，运动员要在几秒的时间内锁定目标，完成举枪、追踪、瞄准、击发的整套动作。射击圈里戏谑地把这个项目称作“打跑猪”。我心里觉得，在所有的射击项目中，这是同实际追捕类活动关联最大的一个了。

进入体工队准备参赛的那几天，教练安排我们住宿的地方，在当时叫作“招待所”，房间十分地简陋，连独立的卫浴都没有，洗漱洗澡上厕所都得去走廊里的公共盥洗室解决。住的三人间或者四人间，面积倒是不小，可是炎热的夏天没有空调，只有一架长着三个翅膀的吊扇，在头顶呼呼地转。

训练完以后回房间，躺在床上，为了打发时间，看看借来的漫画，也会和室友聊聊路遇的那位据说从国家队回来休整的师姐——背着双筒猎枪，那猎枪的枪膛是可以弯折的，那高贵的、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枪，她就那样轻描淡写地把它搭在肩上，枪托在身前，一只手扶在枪托底部，枪膛则垂在她的背上，师姐往前走，猎枪的枪膛在后边一晃一晃，那是用来打飞碟的枪——师姐就那样头也不回地走在夕光中，丝毫不理会身后流着口水的艳羡的小“粉丝”。

童年的课余，学生中间流行收集不干胶——动画片里的卡通角色、各种电影明星，还会在笔记本上誊抄港台歌星的歌词。六年级时，我已经开始学唱粤语歌，那时内地粤语歌的第一人是广东歌手陈汝佳，这个名字怕是没有几个人还记得，我的粤语歌就是由他发蒙。然而接触射击以后，在我心里，能担得起“偶像”两个字的，依然只有许海峰、王义夫和张山。

没得东西聊了，室友也已经在打鼾，就干脆无聊地看头顶洇了水渍霉渍的天花板——那样漫漶模糊的痕迹，乌青的，泛黄的，依稀有人或小动物的模样。看着看着，就已经在心里虚构了一章故事。然而，眼前猛然一黑，不知道从吊扇叶片上掉下来了什么东西，直接摔进左眼。我揉了一会儿，又在盥洗室照着镜子反复查看，都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东西进了眼睛，可是眼睛里总有什么东西硌在那儿，眼泪不停地流。第二天就要比赛了，教练也匆匆赶过来，端着我的脸，朝着我的眼睛吹了又吹，就像在家里，妈妈给我吹眼睛里的灰那样。然而异物没被吹出来，眼睛却愈加肿起来，对着镜子，我看见眼白充满红血丝，整个人看起来狼狈又怪异。我的心一瞬间跌入谷底，如果不能马上让眼睛恢复正常，明天到了射击场，还怎么瞄准？我心里又难受又烦躁，一年多的训练就是为了明天的比赛，奖牌奖杯已经在眼前了，我却要就此失去得到它们的机会了吗？坐立难安时，教练已经找队医拿了眼药水过来，可滴过几次眼药水还没让眼睛的不适感缓解多少，牙齿偏偏也在这时凑热闹了——在体校总是吃不好，晚上就喜欢去小卖店买羊角面包吃，人又懒，吃完不想从上铺折腾下去刷牙，早已生了龋齿。

这下可好了！

第二天，我肿着眼睛和腮帮子，提着枪匣子进了赛场。黄老师迎上来第一句话就是问我好些没。从吊扇上飞下来的那个东西在我眼睛里，始终都没有弄出来，眼泪冲不出来，手揉不出来，像是牢牢嵌在了肉里。牙齿也痛了整晚，含凉水，换热水，“斯哈斯哈”吸凉气，吃队医给的止痛片，都没能让它消停片刻。我在床上翻来覆去一整夜，根本睡不好。看来今天的比赛，悬了。

黄老师安慰我，“不要紧，未必你瞄准的时候还用两只眼睛吗？”

我还真的是用两只眼睛来瞄准的！平常我从不像队友那样，用遮眼罩遮住左眼视线。我觉得戴上遮眼罩反而增加了头部负担，看似再轻便的身外之物，也只会于细微处影响视线的平衡、头部的稳定，真正全身心投入，人枪合一时，这些小玩意只会让我分心。用两只眼睛去找三点一线，对我来说反而更容易。可是今天，最重要的日子里，我成独眼龙了！还是个女独眼龙！

只能用右眼一只眼睛瞄准，左眼还在不停地流泪，牙齿也痛，时不时地就得揉一团纸巾擦眼泪、抹口水……天时地利人和，我是一样没捞着啊。我就差当场哭出来了。好在所有的运动员都是侧身站立，大家都在安静又紧张的情绪里缠裹着，没人有那工夫关心你的死活与美丑。于是我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带入角色，尽快融入赛场氛围——深呼吸，放松肩膀和腰臀，我开始镇定地检查枪弹和靶纸。扭过头去，我面对的只有一排靶纸；转过头来，只能看到站在我前面的运动员的脊背。没有人关注，视线里都是单一却倍感亲切的赛场动作，这让我感觉心中安宁，烦躁慌乱的思绪也逐渐平复下来。

裁判员宣布比赛开始，射击场内立刻“哗啦啦”响成一片，此起彼伏，是运动员退弹匣上子弹、拉枪滑套和子弹上膛的声音。第一颗子弹上膛，场内安静了约莫十几秒，有人率先举起枪，击发了全场的第一发子弹。如同大年初一刚过午夜的凌晨，不知谁家早早点燃了第一挂爆竹，枪声开始不间断地在场内炸响，仿佛接受了这头枪的召唤。熟悉的响动和感觉回来了，我的心往下沉，坠落得平稳，直到把双腿四平八稳牢牢焊在地面。此刻我眼里只有准星觇孔，枪身随呼吸和心跳一起下落，指向靶纸的瞬间，呼吸平顺到极致，扳机一位、二位，击发，子弹射出。十环。九环。十环。渐入佳境。

慢射过后是速射，状态恢复如常。五秒内子弹射出，几十米开外，靶纸毫不留情转向一侧，摆出拒绝的姿态。我的枪也同时放下，落到桌面。几秒后靶纸哗啦一声转过来，再举枪，回落，射击。速射，速战速决。

“慢＋速”项目结束，就是10米气手枪的比赛。40发子弹，虽然过程缓慢，枪声也闷闷的，让人整个提不起劲来，但我几组打下来，发挥意外地顺利。最后根据每个运动员的总环数评定成绩，裁判组若出现争议，还会把各市州射击队的“总教头”集中到一块，以表决方式通过最后成绩。

我在外头坐着，整理枪匣，顺带把枪拆了，好好清理一下。上一组比赛几十发子弹打下来，枪膛里肯定残留了不少没有燃烧完全的火药和油污。我取出通条、毛刷、细绒布条，毛刷拧上通条，贯穿枪膛，数个来回，把枪膛里的烬渣和结污都推出来；然后用蘸过保养枪油的布条顶在通条前端，再给枪膛内部做个二次清洁保养。把各部件复位组装好，我用一块柔软的白布反复擦拭手枪表面，直把枪管擦得一尘不染，泛出蓝幽幽的亮光来。还没把枪放回匣子里，黄老师从裁判室大步流星走出来，容光焕发，眉目舒展。他在我肩膀上轻轻按了两下，说：“冠军！”然后像是想起忘了给我一个表扬，又补充了两个字：“不错！”

我从没见他这么放松过，在我的印象里，黄老师一直是个内敛的人，情感不轻易外露，队员们平时训练时，总环数再高，他不会表现出多高兴的样子；总环数再难看，他也并不会为此生气或者呵斥我们。见他唯一一次发火，是有个队员忘了射击场的规矩——枪口不可朝人。那次他几乎拍桌子，但也只是对那个糊涂队员吼了一句“不要命了吗”。他戴着眼镜，温文尔雅的，寡言少语，性子又和缓，在众多体校教练中间就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对自己的队员，他有一种保持距离的关心。有年秋天突然降温，我因为离家远，带的衣服不够，瑟瑟发抖地站在射击场的风口上练动作。他把我喊到枪库，三两下把自己身上穿着的一件羊绒背心脱了下来，让我穿上。我听话地接过来穿上了。那时我还有点胖，穿上那件羊绒背心时，因为大小有些勉强，还在心里对自己嘀咕了一会儿。大概觉得我那么小就一个人独自在外求学训练，心里不落忍吧，黄老师对我像是一直有种接近于偏心的关照。我想，可能真的因为我年纪太小了，毕竟才十三岁就离开了家。

在他的情绪影响下，我们反而个个沉稳，不会因为发挥失常而背上心理负担，也不会因为偶尔几次出了好成绩就沾沾自喜。后来过去了好多年，回忆起黄老师的点点滴滴，总是会有些感慨，他把我们都培养成了不轻易为外部环境影响的人。情绪稳定，这不正是射击这项体育运动最需要的品质吗？

那年的青运会，我和我的队友在小口径的团体项目上拿了第二，有些遗憾。但在气手枪个人项目上，我的总环数不光超出许多省队老队员，拿了冠军，还打破了几年的女子气手枪纪录，又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标准。算是大满贯吗？因为一夜之间，各种荣誉潮水般向我涌来，金牌，奖状，二级运动员证书，道德风尚奖，市政府颁发的三等功证书，还有，免试保送市里的重点高中……

所有的奖牌、证书中间，只有“道德风尚奖”这个奖是个“主观”奖，颁给谁不行呢？我并没有做什么好人好事，为什么给了我？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黄老师在组委会为我争取到的，是对我克服眼伤的困难坚持参赛的鼓励。

参加市级比赛出了成绩，会被市队看到。在省级比赛中拿了大奖，也会被省队看到。

青运会射击比赛结束没多久，黄老师通知我到省体校报到，说是要参加一个月的集训，选拔省队苗子，为参加下一届的全运会打基础。我是个慢热的孩子，才十三岁的年纪，就离家几百里，独自在体校生活，其中的艰辛和折腾只有自己才明白。青运会拿了奖，让我能够免试保送市里的重点高中，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是的，我只想好好读书。当初选拔到市队，厂里子弟学校的初中班主任知道我要转学的那天，把我叫到她家里，流着泪送了我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我的学习成绩好，是班长，还兼着各科的科代表；我也有不听话的时候，被她叫到办公室训到哭，我从口袋里拿手帕擦眼泪，却忘了手帕里还包着刚从树上摘下来的桂花。桂花撒了一地，我站在那里手足无措，狼狈不堪。我知道她为我倾注过多少心血，我是她的骄傲，也是她的希望和寄托——那些从前的老师呵！

我并不是个完美的孩子，十来岁时，只要不喜欢、不愿意做的事情，总想方设法逃避。每次参加省级比赛，赛前其实都有必须记录成绩的身体素质测验。射击项目的体测内容一般是两项——限时蛙跳和800米中距离跑。因为胖，我身体素质就一般，耐力也差。跑800米是我最怵的，我怕达不了标，更害怕极限点喘不上气时的身体反应和心理恐慌。队友都去锻炼了，只有我，躲在房间里，谎称不舒服，说自己中暑，宁可顿顿喝难喝得要命的藿香正气水，也不肯下床。一直折腾到体测的那天，都决不出现在操场。黄老师无可奈何，只能帮我出面和组委会解释。我到今天也不知道黄老师怎么想办法替我免除的体测，但我却在后来的成长里越来越清晰地想明白了一个问题：黄老师年长我那么多，怎么会看不出我的那点小心思？

我讨厌任何和体校相似的环境、和体校生相近的人。省体校在我眼里没有光环，不过是市体校的“更高级”。我讨厌那样的生活节奏，讨厌逐渐被同化的厌学的自己，讨厌那里的体育生，更害怕有一天自己也变成那种“体育生”。在那样的地方再继续待几年，对我而言无异噩梦。

于是集训开始没几天，我已经开始琢磨如何“越狱”。说不上锦衣夜行，但我确实选择了一个月黑天，收拾好行李，偷偷离开了省体校。搭城际班车回到家，我也没有和父母说出实情，怕他们担心，只说省体校给我们放了假。

也没敢和黄老师说，他就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接到省体校的电话——我的任性“失踪”闯了大祸，变成了省体校的一桩教学事故，引起了轩然大波。以为我出了什么意外，他开着一台破破烂烂的吉普车，慌慌张张连夜跑到我家里来找我。看见我在家好好的，才放下一颗提着的心。他没有训斥我，只是耐心地和我聊了很久，终于说服我和他一起回省体校。回到省体校，他带我写了一份书面声明，向省体校解释了自己今后不打算做专业运动员、只想好好读书的愿望。把书面声明交到省体校负责人手里，他才又带着我回了家。回去的路上他曾和我说了这样一段话：今后你总要长大成人的，你读完书也是要进入社会的，不管你几岁，万事切不能半途而废；凡事都要有交代，任何事情都要有首尾；无论事大事小，认真是最可贵的品质。

离开体校，我进入了市里最好的高中，然后念了大学，工作几年后考了研究生，又进入到军校考了非现役文职。对心仪的学习工作环境，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索，再不肯将就。其间，射击训练和参赛断断续续地也持续了好几年，每次参赛都会提前十来天去黄老师那里训练。他很得意有我这样的弟子，听说他一直在他后来的学生面前夸我，夸我有射击的天分，懂事，沉稳，又有出息。又再过了几年，我已经超出赛事组的年龄，连“甲组”资格也丧失了，就彻底和黄老师失去了联系。

我也想过要去找他，去看望他——那件毛背心给我带来的温暖，一直刻在了记忆里，再难磨灭。然而我听说他中年时离了婚，又生了一场病，瘦得脱了形。那个斯文而温和的人，至此失却了风度，过得很是狼狈。

我陡然浇灭了心底那点热望：见到他时，想要勇敢地上前去拥抱他的热望；笑嘻嘻看着他，对他说出感激的话的热望；撒个娇，请他给我买一瓶汽水、一支雪糕的热望……这些，都是我少年时，因为害羞，因为缺少自信，而没有勇气去做的事。我想为他做点什么，却终究什么也没有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