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建永，笔名南牧马，杂文家，散文家，民俗文化学者。山西山阴人氏，现居北京，从业媒体，高级记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杂文散文集《说江湖》《说风流》《母亲词典》《中国杂文·李建永集》《我从〈大地〉走来》《园有棘：李建永杂文自选集》等九部。

母亲碎碎念

李建永

壹

母亲个头矮小，只有一米五高。但母亲“能量”巨大，底气足，胆气豪，嗓门高。由于父亲是抱养的，据说“命硬”，三岁时养母仰药（洋烟土）而死，十一岁养父因病离世，父亲十岁就去离家三十多里的安祥寺村当小长工，包吃包住之外，每年还能挣回七个银圆。父亲多年后跟我们说起来，还念着“东家”的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身的人都知道“阶级成分”这个词，其中最革命的人民群众是“贫下中农”——这是一个具有时代色彩的复合词，是“贫农”和“下中农”的组合简称，都属于穷人。其实，比“贫下中农”更穷的是“雇农”，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我父亲的“成分”就是“雇农”。母亲虚岁十八那年，从十里外的南口前村嫁到高庄村，跟着十七虚岁的父亲打拼一生。父亲打小善良，或者说是懦弱，受人欺负之际，孤苦无依，万般无奈，默然洒泪。俗话说：“没娘的孩儿，天照顾。”母亲在家顶起天！母亲晚年多次对我回忆说：“那会儿，哭得比尿得多。”

贰

母亲发誓要多生几个儿子，便开始了自己的“计划生育”，起好名字才生——给儿子们取名“和、平、永、远”，寄托着美好的希望和强大的力量。母亲总共生了八个儿女，姐姐最大，大哥、二哥、我、弟弟，最末一个小弟送人了。据母亲说，其他儿女生下来奶水都充足，但生我之后奶水寡淡，我整日里哭唧唧的，紧挨着又生下一对“龙凤胎”，就没有“抬掇”起来，让我吃了本该属于“龙凤胎”弟妹的“口粮”。“吃接奶”的这段特殊经历，使我身体从小就很健壮；然而，这也成了我多年来心底里感到最深的罪过。还有，生我之后，姐姐跟着受累。本来母亲是让儿女们累苦了，不打算“抬掇”起我，可是读小学二年级的姐姐哭着闹着想要把我留下，正巧用破布裹着的我，一哭一蹬小腿儿，露出了黄红色的小膝盖。父亲说，你看就像个鸡蛋。姐姐趁机大哭。母亲妥协了，流着泪说，留下了他，你就得看他。尚未读完小学二年级的姐姐，从此辍学带我。后来有城里人，知道“没有‘抬掇’起来”，是溺毙的委婉说法，便叱责我的母亲“造孽呀”。那是他不了解什么叫穷人的日子，什么叫度日如年。俗话说：“饱汉不知饿汉饥，好人老说病人虚。”我理解我的母亲。我深深感恩父母，还有姐姐，千辛万苦把我拉扯成人。

叁

俗话说：“大家分穷，小家吃穷。”又说：“穷人肚大。”“养家糊口”四个字，重如千钧！那时父亲一个人劳动，拉扯着五个孩子，把嘴“糊”住就很难。作为孤儿，父亲自幼缺疼少爱，便把全部疼爱给予儿女。母亲常回忆一桩往事：某年父亲和我二哥一起去县城，父亲给家里每个人买一个“干锣儿”（类似烧饼），但自己舍不得吃，从四十五里开外的县城步行回来，走到离村二里的小柴棚村时晕倒了。二哥赶忙到人家讨了一碗水喂父亲，父亲醒过来歇一会儿，继续走回村，没舍得咬一口“干锣儿”。母亲何尝不是！母亲的活计更重。白天轧碾，把两三天内要吃的米呀面呀，都会碾出来。我五六岁未上小学之前，经常被母亲逮来轧碾，在碾道里推着碾杆转上大半天，头晕得天旋地转，有时候看见碾子就头疼。每天晚上，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全家人一年四季要穿的单的夹的棉的衣裤和夹腰腰、棉腰腰（类似坎肩），以及单鞋、棉鞋和鞋底，都是母亲一针一线连明昼夜缝制出来的。俗话说：“娃们外边走，带着娘的手。”说的就是这份甘苦；当然还要讲究穿得齐楚、好看、排场。民以食为天。每天的早饭是小米稀饭，加一点干粮，就着“烂腌菜”吃。午饭和晚饭，主食大多是玉米窝头、高粱饼子或黍子糕。平日里的“副食”，就是一大家人一锅烩菜，白菜、土豆、胡萝卜、倭瓜和西葫芦等，有时加一点粉条和豆腐，那就很稀罕很丰盛了。七个碗，在炕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母亲掌勺，往每个碗里盛菜，我们虎视眈眈地望着，其中六个碗是平均分配的，只有一个碗，刮一点锅底剩菜剩汤，那是母亲的一份。

肆

都说严父慈母，我家是严母慈父。母亲脾气暴躁，经常没好气，我又是吃过“接奶”的娃，有无限的精力淘气，挨打是不可或缺的。母亲上树特溜儿，到六七十岁时腰后别一把斧头，嗖嗖嗖爬上高树，还能上树顶砍梢子。大哥二哥都会上树，我从小一上树便腿抽筋，不服气，故经常蹬着梯子上房顶去“放眼世界”。那时农村都是连檐房，一排房可以串五六七八家，上了自家的房顶，可以蹑手蹑脚溜达到高家常家贾家的房顶上。某日夕阳西下，景色迷人，家家户户的窑独（烟囱）炊烟袅袅，各家都在做晚饭。我心情大好，突然来了“灵感”，把每个窑独上边西北面挡风的砖头，扳倒盖在窑独上，除自家以外，高家常家贾家一溜烟儿挨着盖，然后，坐在自家窑独旁，居高临下，观赏“实验”结果。结果是，各家窑独不冒烟，各家家里冒黑烟，呛得人都往院子里跑……最令人气愤的是，老家乡俗对人最恶毒的诅咒是“炕上不卧娃娃盖了窑独”，故“盖窑独”意味着家破人亡绝了后！那时我只有五六岁，只想做一个新奇的“实验”，并无恶毒用意。但结果被母亲现场拿住，好一顿棍棒招呼！当晚我愤怒地“绝食抗议”，母亲说，不吃是他不饿！夜深人静，父亲抚摸着我红一片紫一片的身体，哄我起来吃饭，母亲从锅里拿出热着的饭菜说，吃，你这个灰猴！还有一次“大事故”也不能不提：父亲的生母去世，我们全家到三十里外的快乐村奔丧，大爷的三儿外号叫“三地主”，我四岁，他三岁，几个小兄弟玩“斗地主”游戏，玩着玩着进入了角色，我用绳子把“三地主”的脖子套住，吊在院子里的梯子上“批斗”，幸亏大人们及时发现，差一点酿成大祸，所以当天就把我送回姥姥家。诸如此类，层出不穷。每次“肇事”，母亲都会骂我，“三天不打，上房搬砖揭瓦；一天一顿，欢喜不尽！”我现在回想，母亲用笤帚、鞭子、树梢、擀面杖、搅火棍、火铲子等顺手抄起的家伙儿都招呼过我，却没有打坏小胳膊小腿儿和小脑瓜等小零件。用今天的话说，我是个货真价实的“熊孩子”，不打真不行。俗话说：“宠儿不孝，宠狗上灶。”世上少有打坏的儿，人间多是宠坏的仔。我对母亲没有一丝半毫怨意，只有无尽的歉意。

伍

上学之后，我记性好。我们村子小，学生少，学校是复式班，一、三、五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二、四年级在另一个教室上课，所以上完二年级，等于听完小学所有的课，一到五年级的算术都会算，一到五年级的课文都会背，我因此而屡次“跳级”。初中到马营庄公社（相当于现在的乡镇）中学去上学，并顺利升入高中。但因两件事被迫离开学校：一是跟同学裴某某打架，打破了人家的头；二是给班主任老师起绰号——老师叫陈某秀，我私下叫他“陈独秀”，老师的“阶级成分”是“地主”，“陈独秀”又是那个时代最大的政治反角，故老师非常憎恨我……二罪归一，我被开除，这也是“罪有应得”。但我实在是太想念书了，回家痛哭流涕不已。母亲叹口气，拿出家里的半口袋黍子，央告当民办教师的五叔去送礼通融，私自改名“李隽永”到另一所高中读书，被领导识破读不成，最后进入离我们村只有四五里路的雁北地区果木技术学校（二年制中专，毕业后不包分配）。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的技校同学文春离开学校，插班进入县城高中，两年后考取大学本科。这一“事件”太震动我了！其时，我已毕业回村劳动一年，从此就“翻心”了，长夜思索——怎么才能去读书！于是，偷了家里几颗鸡蛋，卖了五毛钱，交了考试报名费，报考县城一中高中班，很快被录取。虽然“既成事实”，但却遭到父亲的坚决反对。父亲对我说，咱村你四哥，还有高某和常某某，都不是高中毕业，还不得回村受？我说，现在不一样，我的同学文春已经考上大学了。父亲说，咱家穷，跟人家不一样，你两个哥哥还没成家，你跟大受吧。我说，大大，我要念书，您就当少生了一个儿。父亲怒道，由不得你！我陷入了大悲愤。母亲沉默几日，最后一言九鼎，硬朗朗说，嗨，想念就念吧，就当坐在“白花上”输了！故乡把赌徒叫作“白花”，把赌场叫作“白花上”。坐在“白花上”意味着赌命运。母亲说完这句话，把两个手腕上的银镯子撸下来，平静地交给我，说，妈就这点家当，换个钱儿，交个学费，以后就没了，全凭你自个儿了。七个银圆打制的一双银镯子——母亲一生的钟爱，被我拿走了。我到县城银行去兑换，亲眼看着工作人员用钳子嘎巴嘎巴铰断，然后从窗口递出二十五块钱的纸币。这笔钱，够交第一笔学杂费和前两个月的生活费，从此，此生，再没有从家里拿过一分钱。父亲一生穷苦，穷怕了，苦怕了，输了胆子，我心疼父亲，也理解父亲。对于母亲，一生亏欠太多，不知该如何报答。

陆

大学毕业，我分配到阳泉工作。那时，从阳泉到山阴再回到村子里，交通很不方便。那时，父母五六十岁，对于农村人来说，正值“盛年”。所以，那时回家少，一年也就中秋和大年回两次。不过，家里所需要的，只要母亲说到，我尽量办到。自从读高中离开家，家里人对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一概不知。母亲对我最放心，也最自豪，觉得三儿有本事，啥都能办到。我每次回家过年，母亲都问，咋还不结婚？多大年纪了！我笑而不答。母亲哪里知道，像我这种农村娃在城市里叫作“农圪榄”，“圪榄”是棍子的俗称，“农圪榄”直译过来，就是农村来的小光棍儿。现在城里人，又给我们起了个新名字，叫“凤凰男”。那时，母亲有啥需要，托五叔给我写信；有急事，打电话。母亲到小学校五叔办公室，打电话说，三三，咱家房子漏雨，刮风下雨，你大拿塑料布苫房顶，风吹下来就灰下啦！我知道母亲已经有了主意，问，妈，咋扎？母亲说，要不瓦（四声）瓦（三声）哇。我问，多少钱？母亲说，三间房，三千块，包工包料挺省事。我给当时在县政府工作的老同学志斌打电话，拜托他给母亲送去四千块。再过一段时间，我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三三，咱家院子里得打个井，吃水方便，浇园也方便。我问，多少钱？母亲说，四千块。我给志斌打电话，请他送去五千块。母亲说出来的要办到，母亲没说的也要办好。那些年，我心里总惦记着，攒一大笔钱，在村里盖六间红松檩椽架构、红砖砌墙的大瓦房院落，让父母心情敞亮地安享晚年。

柒

1996年我挈妇将雏到北京文化打工，做起“北漂”。2000年，筹了5万块钱，交了个首付，在通州果园买下一套130多平方米的房子。2001年我被北京某报作为“特殊人才”引进，眨眼之间，困扰一家三口的户口和工作均顺利进京，真是开心！2002年花两万多块钱，把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2003年元旦之后，我回村把父母接过来，住一住我的新房子。到北京火车站出站，找到一个路边的大商店，叮嘱父母在商店门口不要走动，母亲和父亲同声说嗯嗯，我去找开着豪车来接站的好友晓宁。当我和晓宁来到商店门口，哪有父母的影子！我的头发一下子全都奓起来了……终于寻见了！我长出一口气，反而不着急了，悄悄地跟在父母身后观察：好奇心重的母亲，拉着父亲的手，走走停停，正在忘我地仔细观赏周边的花草树木、景致图案和高楼大厦。有鉴于此，在京的日子里，上班时间，给父母留好吃的喝的，把防盗门反锁着；下班后，陪父母在附近走走、看看，吃点好吃的；只有到星期天，才能陪二老去看看名胜景点。母亲没啥要求，父亲想去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并希望到故宫逛一逛。那天，我叫女儿早早起来，一起陪爷爷奶奶去看升旗，在天安门广场转悠一会儿，母亲说，不想转了，回家吧。打道回府。过几天去故宫，父亲兴致特别高，对啥都想了解一番，像个孩子似的，充满好奇。可是走到故宫正中间时，母亲满头满脸都是汗，坐在石阶上歇了一会儿，说，妈腿疼得不行，咱回家哇。我说，妈，已经走到正中间了，往前走，往回返，距离是一样的，大大想看，咱们把故宫逛完吧。母亲摆摆手，坚定地说，不想看了！原路返回。事后我很懊悔，本来应该租个轮椅，推着母亲好好逛一逛，只是当时觉得母亲还挺硬朗，未想到这个茬。母亲晕车，打出租车，坐便宜一点的“夏利”，母亲头晕，坐稍贵一点的“富康”，母亲说不晕。我笑着说，咱妈这是“富贵晕”。母亲呵呵笑了。我当时已被北京某报莫名其妙“停职”，正在一家老年杂志试工，不敢让父母知道实情。坐在出租车上，我第一次意识到，生于1931年、1932年的母亲和父亲，已经年逾古稀，真的老了！

捌

盖房子的事，提上了日程。我回老家跟父母和姐夫姐姐商量此事，询问做木匠的姐夫，修盖一处新院子，满打满算得多少钱？此时，姐姐有个“新提法”。她说，在村里盖六间瓦房，跟县城买一套楼房，花销也差不多。我愣了一下，问母亲，妈到城里去住，能舍下生活了一辈子的村庄？母亲说，有啥舍不下的。我问父亲，大大舍得离开村子里的老朋友们？父亲说，也没啥舍不得，我和你妈意见一样。记得前几年，接父母到北京“暖新房”，母亲临走时笑着说，可不稀罕住这楼房，就像“蹲监狱”哩。也许母亲怕我心里难过，又补充道，住楼房也有两个好处：一是一拧水龙头，水就哗哗流出来了；二是坐着上茅厕，腿不犯困。因此我从未计划过在县城买楼房。此时，我忽然明白，手心手背都是肉，父母一直惦记着住在县城的儿孙们，想到城里去住，应该是父母早有的打算。我返京后，跟老戴商议，咱们在县城买套房子如何？老戴说，给她爷爷奶奶住哩？我说，是的。老戴说，买吧。我私下借点钱，筹划买房子、买家具、装修房子事宜。过了一周，老戴突然问，买房的钱从哪里筹借？我说，已经“立项”，钱的事儿，领导莫操心。我给老同学志斌打电话，让他帮忙，在县城问询买一套房子，最好是新楼，最好在一楼。志斌很快落实，回复，说好三处楼房，你回来看一看。我只看了一处，面积104平方米，楼层是二楼，地理位置，布局结构，都很满意。我对志斌说，深谢老弟，“叹观止矣”，别处不看了。当年春节前夕，选个黄道吉日，将父母从老家搬进县城新家。看着操劳一生的父母，脸上洋溢着满足而自豪的笑意，哦，我觉得这是此生做得最值的一件事！住进新房，父母哪里都不愿意去。母亲对我说，你大离不开茅厕，妈爱干净，洗涮也便利。关键是父母住在城里，我回家方便。父亲去世后，姐姐和二哥交替来家陪伴老母亲，我一般是一个月左右、最多一个半月回一趟家。每月对出一个周五，上午搭乘“拼车”，傍晚即可到家，给母亲带点日常用品和好吃的，陪母亲住两晚一白天，给母亲剪剪指甲，和母亲拉拉家常，白天扶母亲到附近的桑干河湿地公园走走，晚上再给信教的母亲读一读《圣经》，周日早晨搭乘“拼车”返京。周而复始。知道我要回来的那一周，母亲周四下午就会坐在楼前的石头上等着。门房工作人员问，大娘，等儿子哩？母亲说，是哩。门房问，哪天回来？母亲说，明儿个。三年新冠疫情回不了家，旷日持久，望眼欲穿，只能给母亲打电话。母亲说，三儿，你把妈给忘啦？

玖

每年春节，和母亲一起过。跟母亲一起准备年货；跟母亲一起包饺子；母亲闲躺着，我给母亲读《圣经》；我贴对联，母亲帮我端糨子。母亲家是地暖，我喜欢盘腿坐在床边的地板上写文章——每年除夕写一篇《新年试笔》，母亲坐在我身边的地板上，有一搭没一搭跟我聊一些陈年往事，说她的奶奶从前说什么，她的姥姥从前做什么，说我的二奶奶那些年如何如何，我的三妈近些年怎样怎样……母亲知道我的腿怕风吹，为我缝制了几个五六尺见方的棉的夹的小被子和小褥子。母亲没念过一天书，肚子里却装着好多好多的俗谚。童年时，我跟母亲轧碾，愁得不行，母亲就说，“不怕慢，只怕站。小腿儿勤快能搬倒山。”我玩耍累了，饿得不行，半前晌半后晌跑回家要“搬的吃”，母亲从蒸笼里取出一块窝头，或者一块软软的黍子糕，抹点黑酱，笑着说，“我养你个小，你养我个老。我养你牙大，你养我牙跌。”母亲七十多岁以后，真的从嘴里时不时捏出一块大米粒大小的东西，对我说，你看，妈的牙又跌了一块。我青年时期工作忙，回家少，母亲安慰我，“吃人一碗，受人束管。官差不自由。”有时隔得时间太长没回家，回家时带一堆好吃的“赎罪”，母亲又会委婉地批评我，“娘想儿，流水长；儿想娘，筷子长。想见你个人哩，谁争你那一口吃的哩！”当我有了女儿出出进进扛在肩头上，母亲翻着白眼儿“笑话”我说，“唉，看好的！含在嘴里怕化哩，捧在手里怕炸哩。”然后老人家再补上一句，“不看当初娘养我，但看今朝自养儿。”俗谚颇不俗，经典又精辟。母亲经常用来表白形容自己的那一句谚语是：“好多说也不好白说。”“好”读四声，爱好的好。母亲向来话多，此谓“好多说”；母亲又非常厌恶“没影儿货”的信口开河白抓生道，老人家喜欢不留情面的真话直说，故曰“不好白说”。我自幼听母亲讲过的谚语，何止千条万条！我问母亲，您的这些话都是听谁说的？母亲说，我奶奶。从1992年到《山西晚报》工作时，我开始凭记忆整理“母亲的话”。谚语——“母亲的话”，我是听母亲讲的，母亲又是听她的奶奶讲的，母亲的奶奶也许又是听她的母亲、奶奶或者姥姥讲的……2010年8月我出版了40万字的《母亲词典》。其时，有几位朋友建议书名改为《母亲的话》。我说，《母亲的话》范围局限了点，本书展现的不仅是我的“母亲的话”，而且是“天下母亲的话”，并以谚语词条作为文章标题的形式来书写呈现，同时又以“时令·风俗”“人情·物理”“饮食·健康”这种“天·地·人”结构来谋篇布局，她反映的是“中华母亲的话”，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这个“母题”，所以我坚持书名叫《母亲词典》。我为她提炼概括了两句话：“谚语是一部口口相传的文明史，谚语是一个民族的回想与记忆。”当年9月17日在京举办《母亲词典》茶叙会，老作家从维熙讲道，在传统的中华国学研究中，历来缺少谚语研究这一块，《母亲词典》让传统的国学与流传于民间的民谣民谚进行对接，在弘扬中华国学中填补了“国学之圆”。评论家雷达表示，《母亲词典》是一个首创，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他说，我想问一下建永——到底是什么样的灵感，使你动念创作一部这样体式的书？作家李辉更是在《书城》杂志撰写专文《雁来燕去，二十春秋》勉励道：“四十几年的人生阅历，十几年的记忆追寻和旁征博引，晋人李建永——相貌彪悍，看似颇有契丹人的塞外风采，实则心细如发，且忍耐力惊人——终于完成了《母亲词典》……如今，这本写了十几年的厚重作品，为其写作生涯树起了一块里程碑。”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母亲词典》在中华文化史上，是第一部系统性地用谚语词条作为研究对象和书写文本的专著，具有文化学与文学史的标本意义。我引用几位先生的话，不是为了证明这部书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我最想表达的是，我的“最没文化”的母亲，成天说着“最有文化”的话，《母亲词典》是母亲经年累月日复一日哺育我的乳汁，教诲我的结晶。这也正是雷达先生所追问的“灵感”之泉源吧！评论家李朝全为本书写过一篇《用一本书向母亲致敬》的评论——是的，“母亲的话”是母亲留给我最宝贵最丰厚的馈赠，我几十年心心念念，就是想写一本书对母亲感恩，用一本书向母亲致敬！

拾

今年春节（公历1月22日），画家罗雪村老师给我的拜年微信说：“建永，你一定回老家过年了，祝你过节愉快！祝全家特别是你的妈妈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回复极简单：“谢谢罗老师！”罗老师一直关注我的微信——我和母亲互动的图像，他多次对我说过，建永，你和母亲躺在床上那张照片，令我感动。故大年初一，不忍心让罗老师为我悲伤。今年5月12日——“母亲节”前两天，为岳母庆祝九十八岁大寿。老人家气色尚好，就是记不住事了，前几秒说过的话，后几秒就忘得无影无踪。岳母一次次问我，你妈身体还好？我一次次地说，我妈走了。岳母也一次次吃惊地问，啥时走的，我咋不知道？我妈信教，于去年“平安夜”走了。我不信教，但母亲走在“平安夜”，我心里稍得安慰。去年12月5日全国新冠防疫宣布放开，我于7日发烧半天，次日就好了；老戴于9日发烧，情况比较严重。我对老戴说，等你好了，咱们就可以回家看看两个老娘了。两周后，老戴正在治疗，我接到大哥电话，说妈不行了。老戴当场跌坐地上，放声痛哭。我说，不要哭，妈现在只是不能说话。又过了几分钟，我打过电话去，大哥说，不咋啦，妈好啦，能说话啦。我对母亲说，妈，等我，我这就回去。母亲声音很平静，也很遥远，轻轻地说，你倒回来呀？我说，是的妈，一定要等我。二十分钟后，大哥来电话说，妈走了。公元2022年12月24日“平安夜”，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永远地走了！父亲9年前突然失语住院，我们兄弟和子侄们在医院侍奉两周，端屎端尿，喂汤喂饭。某日早晨，不能说话的父亲，用右手抚摸我的脸，又拿起我的手抚摸他的脸，这一天，父亲走了。当时医生说，快回家吧，“阴阳瓣子”下来了！我亲眼看见父亲脸上，从额头向眼睛向鼻子向嘴巴向下颏，有一条白色的平行带迅速向下移，这可能就是“阴阳瓣子”吧？我抓住父亲的手，哭着说，大大，可不敢走！父亲还是走了，享年八十三岁，寿终正寝，儿孙满堂。母亲走时，正赶上新冠防疫刚放开，发烧的人多，身边只有大哥大嫂和几个本家的哥哥弟弟。母亲上午还到院子里上厕所，中午躺下说胃不舒服，下午就平静地走了，享年九十二岁。我赶回家，母亲已睡在棺材里，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我不知道有无来生，但我相信缘分，我与母亲不知修行了几千万年修下的这场母子情缘，说散就散了。五叔两岁时我妈嫁到高庄村，住在一个院子里。五叔回忆说，你妈心地善良，性格刚强，心灵手巧，拿起一张红纸，一把剪子，就能枝繁叶茂地剪出一个美丽生动的图案来，你妈做啥啥行，用现在的话说，是个“女强人”。我妈从前常对我说，“拿起筷子想起娘”，现在常常出现这种情景，吃饭时咬着筷子发愣怔，回想着母亲的过往从前。母亲去世前一个月，曾打电话对我说，妈走呀。我说，去哪儿呀？母亲说，死呀。我说，妈，不敢瞎说。母亲说，妈活着有啥意义哩，就是糟害你两个钱！我说，妈呀，难道钱比妈亲，回家叫妈妈答应，这就是妈活着的最大意义，没了妈，我叫谁呀？母亲说，噢，好了。我的老岳母尽管现在忘性大，但说话思路一如既往地清晰。岳母对我说，家里没个老的，就没意思了。岳母回忆起她年轻时母亲走了以后，说，回娘家，就想见个娘，娘没了，满肚子话不知跟谁说，走进院子里，心就凉了。我深信我的岳母——一位世纪老人的话，具有普世性和真理性：娘没了，心就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