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亲友与同事的熟人社会，善待彼此，相濡以沫，或许并不难做到。但在更广大的世界，素昧平生或只有短暂交集便音信杳然的陌生人与准陌生人，也会彼此给予终生难忘的温暖与帮助吗？

答案是肯定的！就连我这个人生竞技场上自封的超级笨伯与倒霉蛋，也曾遇到过几回呢。除了熟人社会的彼此关爱，陌生人之间的温情与善意也弥足珍贵，而且或许更能见出人性的光辉。

每次想到这类问题，我脑海里就像放电影一样，不断闪现着几十年前的两件小事。

其一发生在1977年仲秋某个下午。乡村小学课间休息的铃刚敲过，新修的操场上就有十几个男生迫不及待哄抢起全校唯一的篮球了。秋风拂面，微尘四起，呐喊不断，偶尔可以听到篮球触地或撞击篮板的“乒乓”声。每逢这种场面，瘦弱的我总是会自觉地靠边站。尽管已升到五年级，但同为“毕业班同学”，我跟那些目中无人的运动健将们岂可同日而语！

说也奇怪，四十六年前小学校新购置的那只篮球似乎也懂一点同情弱者的道理，几次三番温柔地蹦跶到我面前，似乎与我有什么不解之缘。起初我都像拿到烫手的山芋，马上不假思索地将它抛回球场。但鬼使神差，渐渐地就盛情难却了，竟然不知天高地厚，将频频向我示好的篮球抱住不放，甚至得陇望蜀，颇有一点打算下场露两手的意思。

运动健将们很不耐烦，呵斥无效，就围上来准备暴力抢夺。我想抗拒，但这就难免发生力量极不均衡的冲突。乖乖地交出去吧，又心有不甘，尤其觉得太对不起这只默默向我表示友善的篮球。

双方对峙着，气氛顿时很尴尬。恰巧人称“郜老师”“郜老”的我父亲走了过来。我已经在多篇散文中约略提到我父亲，他20世纪50年代中期害怕斗争，为图安稳，主动放弃“国家教师”的公职回家务农，由此抑郁不得志二十余年。现在刚以“乡村民办教师”的身份兴致勃勃“重新走上工作岗位”，正以饱满的热情拥抱历史新时期。只见他径直走到我们中间，不分青红皂白，猛地抢过我怀里的皮球，讨好似的交给愤愤不平的运动健将们。处理完这事，父亲看都不看我一眼，转身就向教师休息室走去。健将们拿到皮球之后，立即吵吵嚷嚷恢复带球、传球、投篮之类的剧烈运动。没人关心我有没有哭出来，更没人在意我的表情是否失落而悲哀。

兔起鹘落之际，操场边上忽然响起清脆的女声：“为什么对自己的儿子这么严，对别人这么客气？不公平！”虽然已进入历史新时期，我们那里的女生在公开场合还很少高声说话。但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这炸裂般突然响起的女声虽然简短，力量却不容小觑。原来跟在我父亲身后的还有几位高年级女生，突然发飙的就是她们中的一个。

拍球的男生们好像被镇住了，嚣张之气明显收敛。我父亲也有几分诧异，仿佛在家里遭到唯一不怕他的小女儿的顶撞，无声无息地踅入休息室。

父亲是爱我的。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向来访的亲友殷勤展示我的语文课本，赞不绝口。他非常关心我的身体健康，晚饭后经常亲自给我用热水洗脚，据说这可以让我减少感冒的次数。他曾经冒着严寒，在大雪纷飞的天气独自跑到“小圩”北面夹江对过的江心洲上，从一位做了赤脚医生的旧日学生家里“借来”稀罕的台式收音机，让我“听听音乐”。几乎每天临睡前，他都会把手伸进被窝，一定要将我的脚底按摩到发热为止。父亲爱我，还表现在他对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始终抱着深深的愧疚，后悔自己当年不该过于胆小，轻率辞职，以至于在那以后二十多年里未能更好地尽到做父亲的责任。父亲越觉得自己亏欠全家，就越发珍惜重返光荣的人民教师岗位的机会。虽然民办教师工资低，待遇很差，但他还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大而言之，他想由此赓续早年的未竟之业。小而言之，是希望有朝一日能“转正”，成为正式的“国家教师”，以此弥补长期以来对家庭的亏欠。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父亲必须在小学校语文教师和教导主任的工作岗位上付出加倍的努力，而这就意味着他还要继续亏欠家庭，以校为家，公而忘私。可悲的是，父亲晚年的这个理想直到退休也未能实现，他对我们的愧疚之爱因此也就愈发绵绵无尽了。

父亲的苦衷，当时就连家人都不能理解—我们一大家子经常埋怨父亲太天真，太相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这位女生又岂能明白？她也是五年级，属于另一个平行班，跟我从未说过一句话。她体格健硕，面色略显黄黑，额头偏高，但圆润而饱满，总体上显得比一般同学要大好几岁。或许正因为这种相貌上早熟的优势，那几个平素吆五喝六的运动健将有点犯怵了，不敢撄其锋芒。一场差点掀起的轩然大波刹那间消于无形。

但事后还是传出流言，说什么该女生看上“郜老”的“末脚（小）儿子”啦。流言止于智者，也止于像我这样到了慕少艾的年龄却对男女之事根本没有开窍的不智者。我只感到一种朦胧的善意，比来自亲姐妹的温情更多出几分侠肝义胆。

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小学毕业之前也没有再见着她（“看上了”云云不攻自破），上中学后更是音信全无（她或许就没读中学）。我当时属于小屁孩，但她毕竟是姑娘了，面对男女之大防，不能不有所忌讳。何况平日并不相识，她大概只晓得我是“郜老”的小儿子而已。在那种场合站出来为我说话，在她真是毫无“感情基础”。她的出言相护，只能说是不忍见弱者被欺凌的同情心的自然流露，不含任何杂质。四十多年前这位女同学为并不相熟的小男生仗义执言的一幕，因此让我铭刻在心，久久难忘。

从那以后，我没有再碰到类似的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这样过了七八年，直到大学三四年级，当我不得不去学校附近的长海医院看胃病时，这才又遇见了一回。

上大学前我完全没有“肠胃”之类的概念。同寝室一位见多识广的上海同学见我经常按手在胸，一个劲地打嗝，就说我可能“肠胃不好”，并对一向处于无名状态的我的“肠胃”以及其他内脏器官逐一进行命名，还准确指出它们各自的位置。据说诗人的神奇就在于，一旦给世间万物以个性的命名，被命名者就会发出异样的光彩。可惜这位同学不是诗人，在他未曾向我普及这些医学常识之前，尽管不太舒服，我尚能挺过去。一旦让我知道胸腹部主要脏器的名称，我的胃病就急速升级了，不仅上体育课跑步之后会泛酸水，受冷或吃饭不按量不守时会感到肚腹鼓胀，就连平日加倍小心，毫无原因，“肠胃”也会有诸多不适。

自从觉得“患病”之后，班级里的“病友”便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这个胃痛，那个肚胀；这个“横膈膜”不适，那个“胃纳”很差；这个习惯性腹泻，那个顽固性便秘。他们都有各自服用的灵丹妙药，真是层出不穷，有“香砂养胃丸”，有“藿香正气丸”，有“番泻叶”，有“麻仁丸”（到处推销“麻仁丸”的杨同学因此得了个“麻木不仁丸”的绰号）。然而“病友”们推荐的、学校医务室所开的这些药物不仅不适合我，反而越吃越不对劲。我甚至怀疑自己得了什么不治之症，日夜忧患，终于决定要去离学校最近的长海医院看一看。

我考进复旦，直至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四十余年去长海医院看病，次数也颇可观，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大学三四年级因肠胃不适而去看病的那第一回。这不仅是我初次见识上海的大医院，也是我人生中最难得的一次求医问诊的经验。

那是初冬的一个上午，我走进长海医院一间朴素的诊室，别的都忘记了，只记得给我看病的不仅有正规医生，还有一位也穿白大褂的医学院见习生。医生那天可能有别的要紧之事，大致问了问我的情况，就离开诊室，顺手将我交给那位见习生。我不免有些失望，心想真倒霉，头一回看病就碰到这情况！但我外表上自然不敢有丝毫流露，就这样满心疑惑地看好病，回到学校，一面姑且吃起医生——不，见习医生——所开的药，一面就忍不住跟同寝室的几位诉说初次就医的遭遇。

药物是现代科学的结晶，其疗效除了是否对症，理论上应该跟病人的主观意识无关。然而也未必，现代科学不也包括现代心理学，并且后者的发展势头还蒸蒸日上吗？所以病人的心理活动恐怕也是医务人员所要关心的问题。“心诚则灵”固然有些玄乎，但病人心理上是否配合以及如何配合，这对于治病的重要性，大概谁也不敢轻易否定吧。

这些都是后话，总之我当时既然对见习医生所开之药没有信心，尽管每天按规定服用如仪，但过了几天仍旧收效甚微。室友们也开始嘲笑我在做无用功了。

大概就在我去医院看病回来的第四天，忽然有人敲寝室的门。我打开门，一个胖墩墩的小伙子满头大汗立在门口，见了我就说：“可找到你了！”我完全蒙了，不知道他是谁，为何来找我。小伙子倒很镇定，说同学你可能忘了，我是长海医院的见习生，四天前就是我给你看病开药的。那天我穿白大褂，今天出来必须穿便装。我这才如梦初醒，赶紧请他进来坐坐。他说不客气，就立在门口，简单叙述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他好不容易才找到我，主要是因为我离开医院之后，他又请教了带他实习的主治医生，汇报了我的病情以及他的用药办法。主治医生说，还可以推荐另一种药，跟见习生所开的一起服用，疗效或许更好。他三言两语就讲清楚了基本情况，然后将一小盒药递到我手里，说医院还有事，就匆匆离去。临走反复叮咛：主治医生跟他都认为我只是轻微的浅表性胃炎，只要休息好，适当注意饮食，很快就会康复的，“没有问题！”

我感动得呆若木鸡，双脚钉在原地，不知道说什么好，也没有下楼送送人家，只觉得内心一股暖流沛然涌出，肠胃病似乎顿时就不治而愈了。

接下来连续几天的事实证明，我的感觉并非空穴来风。那股奇异的暖流从心底涌出，不仅温暖了胸腹部，还迅速流遍全身，胃病果真好了许多，吃什么都香，既不反胃，也不鼓胀。这股暖流还给我一种清晰的灵感，催促我信心满满地决定不再吃药了。不仅不吃见习医生所开之药，也不吃他专门送来的主治医生推荐的新药。治好我胃病的不是这些有形的药物，而是他专程送来的另一帖无形的神药——他凭爱心对我说出的那一连串鼓励和宽慰的话。

从那以后到现在，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看过不少医生，尽管大多数都是中国特色的流水线作业，许多医生甚至头也不抬，几分钟就搞定一切，但他们中间确实也不乏和蔼可亲之人，我也听到过许多鼓励和宽慰之辞。然而不知为何，心底里再也不曾涌出那股奇异的暖流，更没有再发生那种立竿见影的治愈效果。

我很纳闷，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医生们鼓励我宽慰我的言辞不够恳切？是再也没有一个医生不请自来、登门拜访？还是我的心已老化、板结，不能再像当初那样灵敏地接受来自他人的爱的信号？

十多年前我被反复发作的甲亢所困扰，只好去看一位朋友郑重推荐的内分泌科专家。专家还没怎么听我讲述病情，就严肃地说甲亢都是情绪不稳诱发的，亏你还是读书人，怎么不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我顿时就像掉进冰窖，心中隐隐生出说不出的反感。但事后回味，又觉得这位真不愧为专家，他明明是在说真话，是在大力推动我从根本上配合治疗，也是在鼓励我从根本上树立战胜甲亢的信心。我应该感谢人家才对！然而这都是纯粹理智的认识，至于在情感上，该专家的激将法还是令我难以接受。

我曾经就这个问题请教过不少亲友，没想到大家都有同感。跟我一样做教师的朋友H君就分享了他最近的经历与思考——

谢谢你讲述这动人的故事！人与人之间能否充盈爱的暖流，可能需要各种条件于不经意间的奇妙凑合，勉强不来。比如我跟研究生之间就一直难有理想的交流。原因很多，不必细说，总之结果是师生关系日益疏远。我经常抱怨现在的孩子太不懂说‘谢谢’，好像老师为他们做什么都天经地义。然而从学生的角度看，我这当老师的就够格了吗？恐怕双方都有责任，关键看哪一方更主动。如果有一方主动给予对方更多的关爱，没准就能打破僵局，产生当初你跟那位女生以及见习生之间的美好关系？

他抿了一口茶，接着又说——

我经常晚上给本科生上课，来不及吃饭。一节课讲下来已声嘶力竭。有一次课间，担任助教的研究生走上讲台，递过一个小纸袋，里面有一瓶矿泉水、两根香蕉、一包饼干。她笑眯眯地说：‘老师您还没吃晚饭吧？这些小零食，您赶紧吃一点吧！’这可是我做教师几十年从未遇到的奇迹！我差点感动得哭起来，但马上又十分惭愧——为何做这事、说这话的首先不是身为人师的我，而是被我判定“不懂事”的学生呢？

听了H君一席话，我也感到很惭愧。我确实一直在默默数算着曾经碰到哪些能让自己内心一热的好人好事，但何尝认真省察自己给过他人多少帮助与温暖呢？如果每个人都如此为自己数算着，很可能会发现世界上暖心的东西并不太多，那么这个世界在我们面前迟早都会渐渐地冷却下去。

我正想抓住并说出上述一闪而过的念头，然而H君兴致极高，他象征性地又抿了一口茶，就滔滔不绝继续发挥起来——

换位思考，我们应该学习这位研究生，及时给疲惫者递上一小袋零食，或者像你几十年念念不忘的那位女同学和见习医生，给困境和病痛中的陌生人一点支持与关切，真诚地说一些安慰鼓励的话。

记着陌生人的好固然重要，但更可贵的是让陌生人也记住你自己的一点点好。不要因为对方是陌生人，是网络世界千千万万可能永远也不会碰面的匿名者，就可以漠不关心，甚至任意妄为。某教授名言：“人到了陌生城市，道德水准就会急剧下降。”这虽是玩笑之辞，却颇能切中普遍的人性弱点。亲友同事的熟人社会毕竟是小世界，更大的世界或世界本身终归由陌生人组成。看一个人的品性，不仅要看Ta在熟人世界的表现，更要看Ta如何对待陌生人，看Ta在陌生的天地如何行事为人。我想建议有关方面以此为选拔人才考察干部的一项主要指标……

这就是H君的风格。许多时候我只能安静地做一名听众，哪怕话题由我挑起，但最后做结论的还是他。这一次当然也不例外。

郜元宝，1966年生，安徽铜陵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专攻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现任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著有《拯救大地》《在语言的地图上》《鲁迅六讲》《说话的精神》《惘然集》《汉语别史》《时文琐谈》《小说说小》《不如忘破绽》等专著和论文随笔杂集。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