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里有首歌 ——我和《人民文学》的故事
1989年的春天，那年我20岁，在乡村小学工作。
乡村小学学生不多，教学任务也不算忙。下午3点以后，学生一放学，批改完作业，便觉得自己有点“无所事事”。当时，学校里订了3份报纸：《文汇报》《浙江日报》《浙江教育报》。但除了副刊，说实话，其它的版面自己并不是十分喜欢看。可副刊一个星期才一个版面，这令我“如饥似渴”。
在此之前，我在县城的图书馆看过《人民文学》这本刊物，可以说：我心中，你最重。
之后，我参加了工作，有了“财务自由”，我首先想到的是订《人民文学》杂志，另外还订了一本《江南》杂志。
当我第一次收到邮递员送来的《人民文学》杂志时，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手竟然情不自禁地抖擞起来。邮递员是位参加过自卫反击战的退役军人，他忍不住地笑了，说：“你怎么跟我第一次摸到枪一样，激动不已。”我搔搔头皮，羞涩着笑。
因为拥有了《人民文学》杂志，我突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在梦中有时候也忍不住地咧着嘴。当然，是一篇篇引人入胜的美文在我脑海里久久回荡。有时候，坐在晃荡的公交车上，我也手不释卷地阅读着《人民文学》。
因为常读《人民文学》，在潜移默化间自己也满怀写作梦想，总想跃跃欲试。记得那时自己还写了中篇小说《族长之死》，哪家杂志社都瞧不上，唯独忠心于《人民文学》。
当我去邮局投寄的时候，年轻的营业员一脸崇拜的眼神看着我，我也意气扬扬。那一刻，心儿飞到了天上。
1998年8月，我去深圳找工作，开始因为工作不稳定，加之居无定所，所以暂时没有订《人民文学》。但我叮嘱家人一定要保管好还没有收到的几期杂志，因为过年回家，我要看的。
工作稳定以后，我又订起了《人民文学》。深圳是座不夜城，不到晚上12点，似乎无人入眠。我很少参加其他活动，在沉默的静思间，当乡愁不可名状地如期而至时，我用《人民文学》杂志充实和慰藉自己。
或许是“敝帚自珍”，那些看过的《人民文学》杂志我舍不得卖掉和丢弃。有一年我从深圳回故乡过年，把12本《人民文学》杂志放在行李箱里拖回了家。当我到村囗的时候，乡亲们看到我拖着沉甸甸的行李箱，忍不住地发问：看“你的箱子那么重，里面装的是不是人民币，听说深圳那里钱很好赚。”我笑了笑，胡乱应付一下，赶紧走了。
我父亲是个幽默的老头，我到家后，他瞟了几眼我拖的箱子，打趣着说：“儿子啊，你知道老爸喜欢喝酒，这箱子里是不是都是酒啊？”这时候，8岁的女儿也急不可耐，她跟我父亲争论：“爷爷，不可能全是酒，应该是我的礼物，我早早就给爸爸写信了，我的礼物必须多买点。”
我打开箱子，给了父亲2瓶酒，又给了女儿一大包礼物。可他俩还赖着不想走，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箱子。我“无可奈何”地撕开了包装纸，说：“都别想了，是书——《人民文学》”。这时，女儿欢天喜地地说：“《人民文学》我也要。”那一刻，我们一家人快乐地笑了起来。
因为常读《人民文学》，让我厚积薄发，让我崭露“美颜”。这些年，我在《人民日报》《天津文学》《散文百家》等等发了不少文，又获了不少奖，并加入了浙江省作家协会。
如今年过天命，但多年前阅读《人民文学》杂志的情景却依旧清晰如昨，历历在目，成为记忆长河中最温暖、最美好的一首欢乐之歌。
如今，喜逢《人民文学》在征文，我感怀于心，铭记于文。《人民文学》伴我走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我像一棵庄稼，在《人民文学》的浸润下，在岁月里酝酿生命为酒，醇厚而又芬芳，快乐而又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