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剧《夫人如见》 思想与艺术的双重拓新
戏曲艺术进入当下，归根到底还是必须解决思想与艺术双重拓新的问题。没有拓新不行，偏于一隅也不行。双重拓新就是由升华了的思想引领艺术的嬗变，复由耳目一新的承载方式彰显思想的光芒。二者交相辉映，进而打破戏曲的审美惯性，使之获得当下品格。由长沙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长沙市艺术创作研究院创作演出，吴佳斯导演，周帆主演的罗怀臻新编湘剧《夫人如见》，显现的正是这样一种创造实践，不仅让所属剧种焕发了光彩，也使通常意义的戏曲形态发生了改变，令人耳目一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戏曲艺术迭代更新的努力。
此剧就题材看，是写谭嗣同与夫人李闰的夫妻之爱，通常这很容易写成一般意义的卿卿我我，进而弘扬爱的坚贞。但罗怀臻在面对这一题材时却显现了他的不凡之处，他以旧时丈夫给妻子写信时，开头习惯性的格式化用语“夫人如见”做剧名，宣示了该剧的题材特征，紧接着便很快展开编剧对夫妻间爱情本质的独特思考。从中我们看到，夫妻之爱的本质不仅仅有付出、牺牲，还有用爱濡润、激励、升华彼此，最终从小爱走向大爱、从家庭走向社会，实现由“小我”奔赴“大我”的人格涅槃。
剧中展现的李闰与谭嗣同之爱，起初和中国古代所有旧式家庭的夫妻之爱没什么两样，男人外出谋业，女人教子持家。男人惦念着家中的妻子，女人思念着远方的丈夫。男人会因此愈加勤勉，女人也无时无刻不在祈祷着男人事业有成、出入平安。如果没有什么变故，他们都会在这样的状态中走完爱的里程。当谭嗣同因变法失败而惨遭杀害后，李闰起初也和许许多多未亡人一样悲痛欲绝，并打算随他的魂灵而去。至此，作者已经把夫妻之爱的既有之意诠释得淋漓尽致，然而此剧的用心并不止于此，作者要告诉我们夫妻之爱的另一层含义，一种全新的境界。当李闰从公爹口中得知丈夫临死前曾假借父亲的名义写了7封“责子书”，从而使全家老小免受株连的良苦用心之后，她决定要好好活着，要使这幸免于难的余生更有价值。这是她的觉醒，也是丈夫的冀望，于是她当即撅了烟枪，毅然担当起公爹交代的“三桩托付”。在具象的行为层面，她完成了抚养义子、掌管家族事务和为丈夫建造祭祠的任务；在抽象层面，她又以倡导放足、兴办女学、开设育婴院，直到最后以一身时尚装束完成了一个小女人向新女性的升华。而这一套服装也是早年丈夫送给她的，这一升华实质上也是对爱人嘱托的践行。观众由此看到夫妻情爱还可以涵育出人类大爱，由爱一个人到爱更多人，朝着对方所希望的方向不懈攀升，用更好的自己去点亮社会。这是爱的果实，是爱的深义，是人类情爱的高级境界。演出也由此显示出不凡的思想高度。
戏曲出于审美的需要，通常很在意结构，强调“一人一事”，尤其是“一事”几乎是不可突破的藩篱。该剧因为要表现谭嗣同与夫人李闰的精神涅槃，所以原有的一人一事的结构便不能满足需要，甚至会制约创作者意图的实现。为此，罗怀臻对戏剧结构进行了再造，勇于艺术拓新，以上下两个半场、两个“事”项的“两段体”结构，实现了对人物“成长史”的整合。
全剧前半段基本是写谭李二人的情感交往，是李闰最终成长为一名革命者的由来和性格起点。后半段则写李闰由丧夫的悲痛、绝望和沉沦中站起，走出“小我”奔赴“大我”的人格擢升，这是人物也是作者思想求索的最终实现。如果按照“一人一事”的结构，此剧到李闰完成公爹的“三桩嘱托”即可收煞落幕，但作者对情爱升华的意图便无从表现。罗怀臻在这里借鉴了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形式，采用主要叙事段落多在第二折完成的“倒高潮”结构传统，把后半部结构成一个情绪性的续篇。让观众看到，李闰在经历了丧夫之痛并完成了家族事务之后并未止息前进的步伐，而是在新的起点上一路狂奔，高歌猛进。这一段落虽由当下所引发，却不为当下所制约，恣意前行，直达人格涅槃的高点。为了使这延宕出来的戏更具可看性，作者放弃了一般意义的故事性安排，集中笔墨于人物情绪的开掘。如果说戏的前半部侧重写实，那么这后半部则更重写意；如果说前半部偏于叙事，那么后半部便意在抒情。通过一群女人“向前向前向前进”的“放足”舞蹈，通过对弃婴的意外发现，表现了主人公李闰爱的延伸。如此，两个部分相互映照，既分工又补充，致使全剧张弛并至、抑扬相兼、情理交融。在情绪和理念的高潮中完成了对思想的阐发，实现了审美的升华，赋予精神追求以可知可感可欣赏的舞台直观。这里，全新再造的戏剧结构，走向了功能与目的、必要与有效的完美统一。
纵观全剧，思想和艺术的双重拓新还带来了该剧演出形态的焕然一新。
全剧舞台十分简洁，幕启，舞台两侧分别放置着两张古琴，背景幕布似两张白色信笺，分别写着夫妻间书信的启语“夫人如见”“夫君如见”。在点明了戏的主体内容的同时，也宣示了该剧所采用的独特的叙述方式，把观众带到一个虚实相生、亦真亦幻的戏剧情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琴”与“情”可相通，是男女之爱的隐语，是一种隐秘情感的符号性表达。借助“琴”的隐喻，让观众看到剧中人“情”的共执、“心”的互通。这一场清幽雅静的夫妻对语，把山雨欲来的惶恐隐匿其中。这里，琴虽在，却未曾弹奏。信初起也只写了个开头，它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一切都溺杀在了戊戌变法失败后的那一个血腥之夜。这是一个富有“包孕性”的场面，它连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往的琴瑟和谐、现在的戛然而止、未来的重新接续……看似静雅的场面，带给我们诸多的躁动和不安，引发我们对剧情和人物命运的关切。
在表现李闰沉沦的场次中，舞台又出现了一堵高墙，与主人公狭小的卧榻形成强烈对比，显现了人物此刻的孤独、绝望和无助。她的沉沦其实并不仅仅是境遇与命运的破裂，而是精神的崩塌，所以这里的她跌入了生命的最低点。这样一种表达不禁让我们对人物心生悲悯，同时也希望看到她在绝境中奋起，重拾爱的力量，找回生命的强悍。这些都是以一种沉郁的方式传达给观众的。后半部分开场，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占据舞台主域的荷花塘，满池荷叶晶莹剔透、生机勃发。这正是重新站起后，向着爱的新境界迈进的女主人公李闰的精神造像，给人一种历死而复活的重生之感。最后，当她以一身时尚装束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全剧的诗意形态、象征风格便浑然一体，上下两部蓦然打通，成为思想和艺术双重拓新的精妙载体，赢得了“说”与“被说”的双美。
至此，一部走入当下又极具美感的湘剧新作便完成了它的双重拓新，向我们款款走来。
（作者系安徽省剧协原主席、戏剧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