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邵风华，诗人、小说家，兼及随笔与文艺批评。著有诗集《另外的时间》《外高加索诗章》，随笔集《不辞怀抱》等。现居山东东营。

我好像很久没有见到鹿平了。朋友们聚会的时候，也很少有人会主动提起他。他就是那种别人很少会主动提起的人。似乎一直就是这样。而现在我忽然想起了他，并感到一阵内疚。难道他不是我最好的朋友吗？为什么他消失了这么久，我却从来没想到要问候他一下，问问他都在忙些什么，为什么会消失这么久？整个下午，我都在这种自责中忙碌着。现在，所有人都下班了，只有我一个人坐在刺眼的白炽灯下，因为想起了鹿平而心神不宁。从国外回来之后，我更换了手机号码，公司也迁到了新址。也许鹿平曾试图与我联系，但当他拨通了电话，却遭到了别人的呵斥；也许他曾到过我们先前租住的酒店，却被人白眼相向。他总是穿着一件淡褐色的肥大的夹克（袖口处已经开边）、一条刚刚够到脚踝的裤子。他硕大的脑袋、短粗的脖子、硬刷刷的浓密的头发，都给人一种蠢笨之感，仿佛随时等待着接受人们对他的鄙夷。只有我和少数几个人知道，他的内心是多么骄傲。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两个、也许是三个人，经常在晚上一起漫步。我们会走出四五公里远，一直走到清风湖那边。我们在晚风中欢畅地交谈，讨论着诗歌和文学，以及本地那些狭隘的写作者，并对他们的狗屎作品嗤之以鼻。无论如何，那是一段酣畅淋漓的时光。我们像找到同类的动物一样兴奋，盼望着夜晚尽快到来，可以摆脱白天的俗务，自由自在地畅游。我们从辽河路走到东三路，从东三路走到府前大街，再一直向南，穿过拥挤喧闹的新世纪广场，从胜利大街拐进清风湖公园。在夜幕的掩护之下，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多么可笑而轻浮。“人生不如波德莱尔的一行诗”——我们反复引用这句话，并对写下这句话的那个早夭的天才赞不绝口。有时则干脆闭嘴，让激昂的情绪得到一时半刻的纾解。如今，那些时光在记忆里变得多么温暖，又带着一丝哀伤的气息。我知道，那是逝去了的事物留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丝缝隙，有黑暗也会有光明。

那时候，我从机关辞职来到东营不久，加入了一家新成立的公司，常常心绪不宁，对未来充满了惶惑。公司租用了一家酒店的两层楼，下面一层用来办公，上面一层是宿舍。第一期招工一共十个人，大都比我年轻。老板告诫我，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想保持自己的威严，就不要随便和下属说话，尤其不要开玩笑。我觉得他说得在理。因此每当夜晚来临，我除了翻看从家里带来的几本书，就趴在灯下写一些分行的文字。有一天，给我们安装电脑的小伙子把我拉进了本地的“创客群”，群里的人据说都是各个行业的创业者。晚上临睡前，我躺在床上，举着手机想看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或有什么新鲜的资讯，但大部分人都不是本名，基本上无从辨认。我突发奇想，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小姐也是人”，然后下床去煮了一包泡面。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开始“嘀嘀嘀嘀”响个不停。有五六个人“艾特”了我。有的劝我“千万要想开”，有的叮嘱我“不要自暴自弃”，有的干脆说“我们公司正在招人，你可以来看看”……还有几个人悄悄发来添加好友的申请。我还没有全部看完，就已经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正当我为自己的恶作剧喜不自胜的时候，我被群主踢了出来。第二天上午，又有几台电脑到货，那个小伙子又来了，一看到我就开始笑。这个机灵的家伙，一定知道了我的把戏。哦，想起来了，鹿平就是他介绍给我认识的，他看到我摊在桌上的诗稿，就把鹿平的电话告诉了我。鹿平也从他那里买过电脑。

在那些了不起的夜晚，我和鹿平来来回回在那条路上走着。后来则是我们三个人。欢迎你，我对那位新加入者说。他是鹿平从前的同事，名叫高超。我们三个人，有时排成一排，有时前后错落。我们觉得我们的漫步绝不仅仅是锻炼身体，而是具有某种文学上的意义。就是在那段时间里，我遭遇了人生中的重大变故。我的妻子在跟随我来到东营之后，和她们单位上一个南方来的小伙子好上了。所以当我和鹿平、高超沿着我们惯常的路线进行我们的文学之旅时，她很可能和那个男人去了一家名叫“新悦”的快捷酒店——我在她车子的收纳盒里发现了一张新悦酒店的会员卡。由于她的单位离家很远，我们每个晚上才能相聚。通常是我散步归来，她才迟迟到家。她的脸上带着一种奇异的红晕，那让她看起来更加健康和性感。起初，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她变成这样，我享受着她与别人偷欢后的愉悦所带来的变化，我们的关系甚至变得更好了。这样的结果让我懒得去追根寻底。我已经越来越沉迷于夜晚的漫步。我们是夜幕下的三友人，是辗压在东城街道上的三辆文学的坦克，我们承担着某种伟大的使命而又不为人知。

关于我妻子那可能的风流韵事，他们俩都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惊讶。后来，我在我妻子的车子里发现了更多的物品：半盒“泰山”牌香烟、一个打火机、一张“大风车”慢摇吧的贵宾卡，还有一张存酒的便条——半瓶没喝完的苦艾酒、一整瓶龙舌兰，以及十来张照片。我妻子喜欢拍照片，还总要把它们冲洗出来。她觉得储存在手机或电脑里的图片早晚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将是一个严重的事件——年轻时的容颜和与之相关的记忆就那样凭空消失了。其中的一张照片让我大吃一惊。那是一间精心布置过的卧室，看起来房间并不大，床单上是一群可爱的卡通动物；还有几个看似随意其实是用心摆放在床头床尾的布偶，它们所透露出的气息如此熟悉，就像我曾在那个房间里睡过。那天晚上，鹿平说起了他认识的一位口语诗人。“狗屎！”我说。高超谈到他刚刚买到的某个著名作家的新书。“狗屎！”我说。我们在一棵巨大的法桐下站定，看着东三路的尽头；在川流不息的车辆停顿的间隙里，我们穿过马路。我们突然加快了散步的速度，几乎变成了竞走。最后我笑了。我说，全都是狗屎。他们俩几乎齐声说：是的，狗屎。

我们沿着清风湖东岸向前，遇到两个在沙滩上自拍的女孩。鹿平的眼睛闪出异样的亮光。当时我尚不知道，其实鹿平的生活早已失去控制，就像一列脱轨的列车。他已和他的妻子分室而居四年有余。他们做了一个约定，在十年之后（那时他们的孩子将大学毕业）正式离婚。四年多的时间里，他们从没有说过一句话。这是高超告诉我的。那次散步鹿平没有参加，他与他的一位高中同学去了云南一个叫保山的地方。我从来没有听说过那个地名。他的同学曾与一个保山来的女孩有了一种不寻常的关系，但那女孩已经回到她从前的生活中去了。因此，我们俩一致认为鹿平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那天晚上，我和高超在清风湖西岸走了好几个来回，还尾随在一个遛狗的年轻女人身后走了很远。高超告诉我，鹿平和他的妻子虽然不再说话，也不再同桌就餐，但每当他们两人之中有谁在夜晚主动去敲另一个人的门，她或他都有义务打开房门把对方迎接到床上。而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始终坚守着他们的约定：决不说一句话。

鹿平再次出现的时候，我什么都没有说。只有我们的漫步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它不能受到任何因素的干扰。因为它可以让我们从庸常的生活里抽身而出，至少，让我们相信自己在精神上远远高于身边那些俗人。我记得，我曾指着那些疾驰而过的车辆对他俩说，你们看看这些匆匆忙忙的人，他们真的知道自己是为何而活吗？他们有没有静下来想一想他们这样奔忙的意义是什么？最后，我感叹一声：也许他们都不能被称为完整的人。我们站在东三路和府前大街路口等红绿灯，任冷风吹拂着我们日渐稀疏的头发。冬天已经来了，但寒冷丝毫也不能影响到我们。我们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漫游地点，那是一处为迎接某个盛大的庆祝活动而匆忙建造的园林，如今早已荒废败落。唯一不方便的是那里有点远，需要开车过去。我们三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会开车。我们在曹州路上的识光书店门口聚齐，然后驱车前往。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到那里时的惊喜，它的荒芜正好迎合了我们精神上的需求——我们来了，我们要将这遗弃之地变作一方新的乐土。我多么喜爱那些弯弯曲曲的小路，还有路边疯长的杂草和花丛。除了文学之外，我们也谈论起各自的生活，谈论起生活中的背叛和耻辱。我们明白，无论现实生活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的使命都将不可更改。这一点毋庸置疑。

那之后不久，鹿平喜欢上了一个在公交车上遇到的姑娘。在每天早上七点的通勤班车上，她都坐在同一个位置。因此他相信她的家一定是在公交车始发点附近。每天，他坐在那位姑娘身后，望着她的满头秀发和纤弱的双肩浮想联翩，却从不敢主动和她打个招呼。在大约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他满怀激情地为她写了一本诗集，整整108首。他觉得这是一个吉利的数字，会给他带来好运。为此，我们特意庆祝了一番，每人至少喝了五瓶啤酒。我们站在清风湖中心岛的多宝塔下，谈到了人生孤独的本质，并为我们三个人的相识相知而深感庆幸。我觉得除去例行的漫步之外，我们还应该做一点更有意义的事情，可一时又想不起做什么。于是我们一路沉默着，想着各自的心事，一直走到辽河路西首挥手告别。回到家，我的妻子已经躺在沙发上睡着了，电视还在进行着某个商业演出的实况转播。我的妻子，她在睡梦中露出了难得的笑意。我多想扑在她的身上，调动起全部的活力为她燃烧。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我从混乱的梦中醒来。我记得我似乎被人追赶，终于逃进一座河边空宅……外面寒风呼啸，不一会儿又下起了大雪……但也许是我将梦境和现实混淆了，我应该是在梦醒之后听到了窗外的风声。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发现窗户上映照着异样的光亮。我轻手轻脚地起身，以免惊动熟睡中的妻子。下雪了。借着各种杂乱而奇怪的城市亮光，当然还有雪地的反光，我看到雪花仍在奋不顾身地飘落着。我小时候特别喜欢雪，特别喜欢在下雪的时候到村外的小树林里，坐在一个树桩上（不下雪的时候我也喜欢坐在那里），看着整个世界一点点变得洁白……我转回身，却发现床上空空如也。那一刻，我明白我的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再也不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发生，也不能再享受她被别人爱抚过的身体。现在我想到，那有多么可耻。我在日记上写下：十二月十五日，雪。我想去那片园林空地上堆一个雪人——请相信，我堆出的就是我自己。十二月十六日，在我向我的妻子提出我的想法之前，就在今天，她终于向我摊牌了。我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轰然倒塌了。鹿平说让我感觉难以忍受的其实不是离婚这件事，而是那种被抛弃的感觉。也许他是对的。我不想辩解什么，只是无言地登上多宝塔。鹿平和高超在我的身后默默跟随。那是我们第一次登临多宝塔。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清风湖笼罩在一片银色的光雾之中，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的漫步出现了一段长时间的空缺。我的婚姻终于解体了。我找了个借口，出了一趟远门。一位多年前在北京认识的朋友带我去了他的老家，新昌下依山中的一个小村。他的父亲年届九旬，身体仍然健朗，还种了四亩山地。我们去看他小时候上学的学校，去看他多次提到的一处山崖，去看天姥山中的惆怅溪、会仙桥，我们站在桥上吟诵古人的诗句：再入山中去，烟霞锁翠微……我们还去了下依山脚下的古镇，那里有一家名叫“南方”的人文书店。年轻的女老板告诉我，书店的名字来自博尔赫斯的一篇小说。这个被朋友们称为“水殿下”的女孩有一头飘逸的长发。下午的阳光洒在阔大的书案上，我们看殿下伏案挥毫。她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她又打电话给她的两个朋友，嘱咐他们带来一些吃的，我们就在落地窗下的几案上摆开一溜碗碟，一边聊着自己喜欢的书，一边喝着红酒。我趁着酒兴，跟殿下要了一张纸，写了一首诗送给她。我们一起碰杯，不断把那个下午的时光拉长。我多希望自己能留在那里不再回来。

沿辽河路向东五公里，是新开挖的悦来湖。那儿十分清静，我们将那里作为新的漫游处。有几个晚上，一吃完饭我们就迫不及待地集合，一路向东进发。鹿平送给我和高超每人一本打印的诗集。他为诗集取了一个恰当的名字：《五路公交车》。可当他带着诗集踏上那辆公交车，准备鼓足勇气和那个女孩搭话时，却再也不见她的踪影。一连两周都是如此。于是，他开始骑着自行车上班。他永远地告别了令人心碎的五路公交车。春天终于来了，悦来湖公园到处弥漫着浓郁的花香。我们站在湖边一个模拟的小型码头上，放眼望向湖的对岸。没有灯光，只有星月朦胧，仿佛置身于另一个更为诗意的世界。鹿平朗诵了《五路公交车》中的一首诗。我和高超静静地听着。然后，出其不意地，鹿平的眼里盈满了泪水。我记得我和高超扶着鹿平的肩膀，怀着同样的悲戚走在返回的路上，就像三个从战场上撤下来的伤兵。

那晚之后，鹿平又消失了很多天。他又一次失业了。高超告诉我，他主动炒掉了高超给他介绍的那位老板，因为他认为自己不能听命于一个水平低下的人。此时我才知道高超已给他介绍过三份工作。没有了鹿平，我和高超的漫步经常陷入沉默之中。不管我是否愿意承认，虽然我常常是提出话题的那一个，可缺少了鹿平，一切都会变得索然无味。辞职后的鹿平曾几次向高超借钱，当然了，每次都不会超过一千。我们由此知道，鹿平的生活陷入了某种困境之中。可我们又能做些什么？等到他再次出现的时候，春天几乎已经过去了。小区里的野猫也迎来了它们的好时光。重新出现的鹿平似乎想恢复往日的豪气，“既然是坦克，就必须碾碎荒诞的现实。”我们为他的这一说法鼓掌叫好，但仍然可以感受到他的疲惫。过了几天，鹿平又去找高超借钱了。当高超提示鹿平从来都是只借不还的时候，鹿平非常生气，他说：当年马克思没有收入来源，而恩格斯一直在资助他。高超茫然地注视着路灯下一株高大的苦楝树，它的影子看起来就像一头史前怪物。

我决定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我觉得房间格局的改变，也许有助于把我从以前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我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画了一张草图，然后联系了一个苏北的小装修队，将客厅、卧室的壁橱，阳台上的隔断，以及客厅的木地板统统拆除；又把客厅的东墙涂成了灰色。最终，一个舒适的家变成了一个半工业化的“作坊”。装修大体竣工的时候，我把鹿平和高超叫到家里，参观我劳碌多日的成果。鹿平说，一看就知道主人是个“性冷淡”。

一个周六下午，我叫鹿平陪我去灯具城买灯。我们选好了客厅、卧室的顶灯、书房的落地灯和两盏台灯，已经下午四点了，吃饭为时尚早，于是我带着鹿平进了旁边的“水云阁”洗浴中心。一进门，鹿平就开始四处张望。当我们淋浴之后进了桑拿间，这家伙惊叫了一声：怎么这么热？！我带他上二楼按摩，鹿平瞪大了眼睛，悄声问我：会不会被公安抓个现行？服务生叫来两位女技师，鹿平又开始咕咕哝哝，但这次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我涨红了脸，让他给我闭嘴。我正闭目养神，听到鹿平嗫嚅着说，不好意思……我头皮太硬了。从洗浴中心出来，我问他那什么意思，鹿平说在他们老家，说一个人头皮硬就是指身体强壮性欲旺盛的意思——那个姑娘给他做腹部按摩的时候，他“起反应了”。真够丢人的，我说。鹿平非要摸摸我的头皮，还认真地按了几下，说，没有我的硬，不过，也够硬了。

我差一点将这次当成我们最后一次会面，然后，立即纠正了自己。我最后一次见到鹿平，应该是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那天高超回老家看望父母尚未返回，只有我和鹿平沿着惯常的路线漫步。我们似乎很久没有谈到诗歌了。鹿平告诉我，两家杂志正在联合起来封杀他。这句话让我吃了一惊。事情是这样的：他挑出自己满意的一些诗歌投给了上述两家杂志，可没有一首得到发表。你说，这不是蓄意封杀我是干什么？他的脸上全是愤愤不平之色。我看着我的这位朋友，看着他硕大的脑袋、短粗的脖子、硬刷刷的浓密的头发，忽然觉得我们的漫游虽然看似严肃，实则越来越像一出滑稽的游戏。这个发现让我内心充满了悲哀。我抬头望向天空，半轮惨白的月亮正从一片灰云里挣脱出来。

大约两个月后，我被公司派往中亚古国阿塞拜疆开拓石油业务，在位于里海之滨的都城巴库待了两年之久。两年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我和一个阿国女孩谈了一次短暂的恋爱。我的母亲因为与父亲吵架差点喝农药自杀。我的前妻与她的男友分手后嫁给了一个被吊销了执照的医生……要不是司机来机场接我，我肯定连公司也找不到了。我们公司已于一年前搬离那家酒店迁到了高新区的一幢写字楼上。我站在十字路口，像一个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努力辨认着这座城市。我以前从未来过高新区。曾经的生活就像一张被阳光曝晒的照片，已渐渐失去了原有的色彩。高超去了一家新创刊的晨报做了新闻编辑，每个晚上都要加班加点；而鹿平则在半年前就已经销声匿迹。也许我们的生活早已朝一个未知的方向斜逸而出，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烦恼，就像一条年久失修的公路带着它的坑洞。我拿着在国外的寂寥中写的一撂诗稿去找一位在文联工作的老乡。我们重新聚集了一帮热爱文学的家伙。

一天晚上，我的老乡孙念召集大家去上岛喝咖啡。一行人闹闹嚷嚷地上到二楼，进了最大的包间。在咖啡上来之前，我从包里掏出鹿平的诗集，要为大家读两首我喜欢的诗。可是，当我用饱含感情的语调读完之后，并没有收到期待中的反响。有个又瘦又矮胡子拉碴的家伙正凑在老孙的耳边窃窃私语，嘴角还带着一丝轻佻的笑意。我坐回椅子上，闷头喝着刚送上来的咖啡，一股苦涩的味道从舌尖漫延到全身。旁边的架子上摆着一本摄影杂志，我顺手拿过来，封底是一片荒芜的原野，迎风站立着几个肢体残缺的塑料模特。后来我想到，正是通过那个咖啡馆之夜，我才真正明白，鹿平的消失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城市根本就不需要一个爱情诗人。他穷困、固执，从来引不起更多的关注。而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也渐渐对自己丧失了信心。所以，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分，他毅然走进了一片迷雾之中，再也没有回来——他变成了迷雾的一部分，连自己也不能触摸到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