牵手《人民文学》的日子
作家的成长，往往都是从一本书或一本杂志开始的。我走上文学路的起源，就来自《人民文学》这本杂志。
1988年，我母亲到我大舅家串门，回来时，除了带回一兜子好吃的，还带回来几本杂志和几份报纸。母亲说是大舅专门送给我的，让我好好学习，学好了以后再写信就不用犯愁了。那时候，我大舅在鸡西市做文职干部。他家有个大书柜，上面摆放着很多各式各样的书籍，大的、小的、薄的、厚的，五颜六色，琳琅满目。我这人好像对书籍天生就缺乏免疫力，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书，就特想翻一翻看一看。因为我家住在偏远农村，当时，交通闭塞，文化生活枯竭，别说看文学杂志了，就是想找本小人书都很难。所以，一下子看到这么多书，我就感到特别地惊喜和亲切。可是大舅却制止了我的举动。尽管他的口气还算柔和，但是话锋里却透着不容商量的果断和坚决。爱惜书、不愿意外借，这是大多数文人的通病，我是后来才体悟到的，因为我也是那样的人。可是我当时真的很生气，发誓以后再也不去他家了。
这回母亲又去他家，本来是想带着我的，被我断然拒绝了。我猜想，大舅一定还记得阻止我翻动图书的事情，想用这几本杂志缓和跟我的关系吧。说来我这人也挺没骨气的，既然看出了大舅的“企图”，干吗不拒绝呀？至少也应该在母亲面前保持一点儿矜持的态度吧。可是一看到那么多报刊摆放在面前，我立刻就原形毕露了，就像猫见了鱼，鱼见了水一样，那种迫切、不顾一切地渴望，是那样的热切和疯狂，我完全把持不住自己，就像我自己已经不再属于我自己了似的，心里只装着一个念头，那就是看书！看书！！看书！！！在当时，天下的事对我来讲，真的没有比看书更重要的事情了，至于我跟大舅之间的那点儿不愉快的隔膜，自然也早就抛到了脑后。于是，我把吃了几口的面包往桌上一扔，收起那堆报刊，就钻进了自己的卧室。
我记得很清楚，我翻看的第一本杂志是1988年第1期《人民文学》，我先是扫了一眼目录，然后就凭着视觉带给我的第一印象，直接翻到了儿童栏目里的《青金草》那篇小说，想不到那篇小说竟然带着一种勾魂射魄的力量，看着看着就把我的魂勾走了，想放都放不下了。不管是文采还是故事，都美得让我透不过气来。之前，我曾学到过“如饥似渴”这个词，但是并没有切身体会，这回我却真的体验到了。那个晚上，我通宵阅读，一夜都未曾合眼，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
也就是从那天开始，我成了《人民文学》杂志的忠实读者，每次进城，都忘不了钻进新华书店逛上一圈，看看有没有新到的《人民文学》杂志，有就买上两本。但是，我那时还一直把自己定位在“普通读者”的范畴之内，从不曾有过“当作家”的非分之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2年，在一次偶然“事件”的冲击之下，“作家”这个词才像盘古开天地那样，在一片蒙昧的混沌中逐渐明朗起来，并且跟我的人生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我后来把这种意识上的转变称之为我文学之路上的“破冰”现象。
事情还得从1991年说起。那一年我的事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寒”。那段日子，沉重的思想负担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因为身边没有能聊得来的朋友，就经常一个人在大山里疯跑，在大山里大喊大叫，大哭大笑，直到累得筋疲力尽，瘫倒在大山的怀抱里。那时候，我感觉这个世界真正能包容我、理解我的，好像只有大山，也好像只有大山才肯不厌其烦地听我述说忧愁，才肯心甘情愿地为我疗伤。
那天正值春分，天气晴朗，朝阳的山坡上，积雪已经有了融化的迹象，然而，料峭的寒风中似乎还藏着一把把看不见的小刀子，“割”在脸上还是有点儿麻酥酥的疼。不过，这点疼我一闯入了大山的深处就感觉不到了。我一个人在大山里拼命地奔跑，拼命地攀爬，拼命地哭，拼命地笑，拼命地大喊大叫……大山以回音的方式不断回放着我的情感，我知道，一定是大山在怜惜我、体恤我，才把声音弄得如此浩大，有如惊涛拍岸，一浪挨着一浪地回荡在山谷间。正热闹着，声音却一下子戛然而止了。当时，如果有外人在场的话，那种仓促和突兀，那种听觉乃至视觉上的愕然和不知所措，一定会让他们联想起儿童动画片里常看的那组画面：漆黑的夜晚，一群可爱的小精灵们在一束射向天空的手电光上正玩耍得起劲，手电却突然被关闭了，于是他们在惊恐的喊叫中纷纷落地┅┅所不同的是，动画里那是漫画家们的奇思妙想，而我制造出来的这种错愕，却纯属自然状态下的一种自然反应。因为这时候，一株极不平凡的小黄花猛然闯入了我的视线，那神情，那姿态，分明是一位花枝招展的小姑娘在一蹦一跳地奔走宣告：“春天来了，春天来了！”我的心顿时颤栗起来，急切地扑了过去┅┅
啊，冰凌花，这是一株何其艰难生长着的冰凌花呀！它的根系扎在岩石的缝隙中，上面只覆盖着几片枯烂的树叶和一丝残土。可是，它却奇迹般活下来了！随风摇曳的花束，看上去尽管有些枯瘦，却挺拔坚韧、不屈不挠，残冰败雪在它的周围一点点隐退着，那一滴滴晶莹的水珠，“叮咚、叮咚”地叩击着大地的沉默。从这种水珠与大地的震颤之中，我听到了冰凌花的欢笑，也听到了一种来自我心灵深处的急切的呼唤┅┅
蓦地，泪水一下子模糊了我的视线，心在燃烧，血在沸腾，浑身都在颤抖！我竭力克制着，一边抹着涌泉般流淌的泪水，一边急急地往家里跑去。回到家，找出纸笔，一口气写下了那篇直击灵魂的文字——《冰凌花》。
俗话说，机会永远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在我身上真的应验了。1992年快到春节的时候，我在收音机里头一次听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439播音室”节目，节目中播放的散文，大多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朋友，或许是因为文章在带给他人美感的同时，也都特别感人、特别励志的原因吧，我越听越爱听、越听越着迷。那天，猛然就想起了自己写的那篇稿子，总感觉节目中播放的散文跟我自己写的那篇稿子，在风格和内容上都十分相近，于是就翻找出来，改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改得不能再改了，才壮着胆子投了出去。接着，我就在度日如年的煎熬中，一天到晚地掰着手指头嘀嘀咕咕，暗自盘算着那封信走到哪了？编辑收没收到？大概过了三四天吧，我就更沉不住气了，每天都是早早地守候着收音机的旁边，唯恐错过了自己的那篇文章。大概是过了第八天吧，终于收到了好消息：我投出去的散文《冰凌花》，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439播音”室节目采用了！
那是1992年2月6日（农历正月初三），那天，因为妻子不在家，我是在我妈家吃的午饭，不知怎么就忘记了时间，等我吃过午饭，才猛然想起“439播音室”的事儿，眼看播出的时间就快到了（13：30播出），我顿时急出了一身汗，因为我妈家没有收音机，我只得往自己家跑。当时，我们连队刚建新址，我妈家在新区住，我家在老区住，两地相隔有三里多路，由于太着急，我一路跑得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一到家就赶忙把收音机打开了。真是太及时了，我刚一打开，里面就传出了节目主持人魏东老师那充满感情的磁性的声音：春节一过，在遥远的黑龙江，冰凌花就要开放了。请听黑龙江省密山县金沙农场18连孙丙杰写的散文《冰凌花》。接着，音乐响起，魏东老师就随着背景音乐的节奏，开始了声情并茂的朗诵：“冰凌花，又叫报春花，在中国的北方极普遍┅┅”听着这熟悉的台词，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耳朵离那台半导体收音机也是越贴越近，越贴越近，但还是觉得不过瘾，于是抱起收音机就跑到房山头的邻居家，一进门就声音颤颤地喊起来：“发了，发了，我的文章发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期“439播音室”节目，农场有好多人都听到了，于是，一时间，我成了农场的名人。他们都很好奇，都不相信我能写出这么美的散文，更不相信我第一次投稿就能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段日子，经常会有人来找我答疑解惑、讨教经验。我说，我的经验很简单，就是常看、多看《人民文学》。我还告诉他们，《人民文学》杂志是中国国家级杂志，是代表中国文学期刊水平的标杆杂志，所以，里面发表的文章都是精品，经常看《人民文学》，就等于经常跟文学大师对话，时间长了，你就是想不进步恐怕都不行。
他们也都很认同我的观点，说我的这个学习方向太对了，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就是应该多看《人民文学》这样的高端杂志。
其实，我说的也都是实情。自从1988年牵手《人民文学》以来，我一直都在接受着《人民文学》杂志那一篇篇精品力作的滋养，自然也一直都在进步，每次给我大舅写信，他都对我的文笔又惊又喜，说我将来会成为一名作家。
那时候，全国正在掀起文学热，一夜成名的作家比比皆是。我们农场虽然地处偏远，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波及，好多人都怀揣着文学梦想，期待着有朝一日也能出名，也能通过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在我的带动下，那几年，我们农场《人民文学》杂志的订阅量，跟前几年相比，一下子翻了好几番。
后来，我的那篇散文又被收入《四季风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439播音室散文精品，更加提高了我在当地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也更加激发了我的写作动力和学习热情。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心里才真正萌生了当作家的愿望，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年都会有几篇散文和小说在各级报刊上发表。
能从一个对文学概念一片荒芜的门外汉，到逐渐成为一个能对文字自由驾驭的成长中的作家，这和我一直都在不断地吸允着《人民文学》杂志中那一篇篇精品力作的营养分不开。现在我终于可以像雄鹰一样，在广阔的蓝天上自由地飞翔了，但是，我深深地知道，不管我飞得多高、多远，永远都不会飞出《人民文学》那双如母亲一样关切的目光。这辈子，我是离不开她了，同样，她也舍不得我。我想，这种彼此依恋、彼此牵挂、彼此扶持、彼此成长的关系，才是杂志与读者之间最好的桥梁纽带吧！
祝《人民文学》越办越好，祝《人民文学》与读者的友谊地久天长！
作者简介：孙丙杰，男,1966年生，黑龙江人，1992年开始发表散文和小说，作品散见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脊梁》《文学月刊》《检察文学》《三角洲》《六盘山》《佛山文艺》《牡丹》《北大荒文学》《北大荒文化》《黑龙江日报》《农垦报》《北大荒日报》等省内外多家报刊。并有小说获《小说选刊》笔会奖、散文获全国散文征文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