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放年假的前两天，我忽然收到赵章来的微信，说他正在来省城的路上，问我明天是否有空一起吃午饭。我买的是后天返乡的车票，便说好啊。他问我住在哪里，并把他要去的地方告诉了我。我打开手机地图一查，那个小区跟我住的这边刚好一个城东一个城西，便说我明天还要上班，要不干脆到我单位附近见面，那里在城中心。他说好呀，好。

我不禁为他高兴。看来他日子过得不错，在省城也买了房。说不定他的孩子也已经在省城工作并结婚成家了。我对赵章来那一届的学生，还是有感情的。他是我中师毕业后教的第一届学生。虽然是师生关系，其实班上有几个学生比我小不了多少。甚至，他们会做的事情比我还多，比如骑自行车。我用头两个月的工资买来了一辆自行车，就是班上几个学生利用晚自习后的时间在操场上教会我的，其中就有赵章来，另一个是李红星。赵章来是班长，李红星是劳动委员。刚开始是我临时指定的，过了几个星期大家熟悉了再选举，赵章来还是班长，李红星则由副班长改任劳动委员。其他人选也出入不大。选赵章来当班长是看他既憨厚实在，又处事果断。看档案，他在小学那几年也是担任班长的。李红星是班里个子最高的学生，让他当劳动委员绝对是人尽其才。他们轮流或合力抓住自行车后架，让我用力蹬踩，他们跟着小跑。不知不觉间，他们松开了手，而我以为他们还在抓着后架呢。等我反应过来，车子扭了几下竟然没倒，他们高兴地拍了拍手，说我已经学会了。

有了这些经历，他们出入我宿舍就频繁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当时几乎每一个同事的房间里都住了学生，有的是自己的子女弟妹，有的是亲戚或其他什么人的孩子。他们会带其他同学到房间里来玩。学校没有教师办公室，中午或下了晚自习，赵章来他们也习惯到我房间里来汇报班里的情况。遗憾的是，我只教了他们一年。第二学年，我被学校派到刚成立的学校分部去教书了，等我调回本部时，他们已经初中毕业了。那个班上的学生，大多考上了城里的高中，几年后，听到一些学生考上了大学，有几个还是很不错的大学，但始终没有赵章来和李红星考上大学的消息，我也始终没有再见到他们。

再次跟赵章来联系上，是那年正月，我在省城过年，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赵章来。我马上激动起来，问他在哪里，他说在县城，正跟周水天等几个同学一起喝酒。周水天也是那一届的学生。说着他把电话给了周水天。我还记得周水天的声音，隔了这么多年，竟然没什么变化。他说自己现在在县开发区工作，他要我晚上就去县城，他派车来接。如果不是看到外面黑魆魆的而且还下着雨，我几乎就答应下来了。我说已经比较晚了，你们继续喝酒，我们下次见。放下电话，我在客厅来回走动。老婆说，也许他们是喝多了酒，你还真想去呀。我说，不就是两三个钟头的路吗，有时候，为了见好久没见面的朋友，我隔两天跑一趟县里也是有的。不过，他们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呢？老婆揶揄道，你是名人，县里有那么多熟人，找你的电话还不容易。她这是话里有话。有一次她回县里办事，在车上见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谈起我，那人说跟我很熟，到过我单位和家里，跟我一家人都很熟。她一路憋着，等下车跟我打电话才爆笑出来。我父亲有时候也想利用我的关系找人办事。老婆说，还好你没做官，不然早被拉下水了。实际上我也的确帮人办过一些事情，比如在省报上刊登一两篇新闻稿，或联系记者做一些采访。还帮人写过起诉书和答辩状。其实有时候也是稀里糊涂办成的。比如一个初中同学在外面承包了什么工程，对方欠了他的钱不给，跑来找我。他以为我是记者，而记者经常跟在领导屁股后面，说话很管用。我说我不是记者，他说不管是不是，你帮忙打个电话，看他怎么说。我虽答应下来，却踌躇了好几天。本来我想说我是报社的，但电话接通后，我还是实话实说，说了我实际的单位名称。我说有个事想麻烦一下，×××是我同学，那个工程款，如果方便的话请你们想办法早点给他。说完我也没有把握，之后就这样不了了之。过了大半年，又一个同学来找我办类似的事情，我忙推辞，说上次×××来找我，就没有办成。他说，我就是从他那里知道你能行，他说你电话一打，他第二天就收到了工程款。那家伙竟然连个消息都没发给我。

那次终究还是没能去县里。后来电话又响起，我说晚上还是不去了，明天再说。周水天说那我明天派车去接你。见老婆那样看着我，我对她说，你别担心回来的车票不好买，大不了叫学生再送我回来。老婆冷笑一声，说，那你先等着他们来接你吧。第二天，我整理了一下行李，做事有点心不在焉。说实话，在省城过年还是不好玩，有时候很想回县里热闹一下。老婆总以为我没多长根脑筋，其实她不知道，或许我不过是想给自己找个在春运期间回一下县里的借口。但他们的确没再联系我。也许头天晚上他们说的真是酒话。

有时候，我很怀念刚参加工作的那段时光。自己有想法，也有热情。我深入了解每个学生的个人情况与家庭情况。有一个漂亮女生竟然是个孤儿，班上最注意穿衣打扮的一个男生，竟然是家里经济条件最差的。教室其实是个小社会，既是未来的雏形，也是过往的缩影。有一天，我发现有几个学生写字的姿势很奇怪，明明桌子有足够的宽度（两个人一张桌子），可他们写字时都喜欢侧着身子，作业本上的字也统一朝着一个方向倒去，像被大风吹了一夜的庄稼。我让他们纠正过来，可没多久，他们的身体和字又都向一边伏倒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他们读小学时养成的习惯，那时往往三个学生挤一张课桌。他们来自同一所小学。

知道我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学生们似乎很崇拜我。

无论哪个班都有几个特别调皮的学生。后来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不管怎么分班，班上所谓好学生与差学生的比例总是差不多。我想，即使把每个班的尖子生都放到一个班上，恐怕情况也是一样。或许这就是社会的构成，整个世界的构成。其实无所谓好生与差生，每个人都可能是好学生，也可能是差学生。回想起来，我自己在学生时代，也从来就不是什么三好学生。我喜欢有点调皮有点创造力的学生。成绩太好的学生往往比较冷漠，好像他在你班上读书是给你面子。似乎无论什么老师教，他们的成绩也都会很好。

赵章来他们无疑属于前者。他们的成绩不好也不坏，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处理其他事情的能力。当时班里有一个学生是乡信用社主任的儿子，叫郭腾飞，仗着有点儿背景，瞧不起老师，更瞧不起这些父母都是农民的同学。他看什么都斜着眼睛，好像很叛逆。其实我不怕学生调皮，也不怕学生叛逆，但见不得郭腾飞这样老是一副吊儿郎当的表情。

有一次，我正在讲课，郭腾飞又捣起乱来。我瞪了他一眼，他斜着眼睛似乎在向我挑战：你不是说你不会打骂学生吗？我倒要看看是不是真的。那天不知怎么回事，我实在忍无可忍，走上前甩了他一耳光（当时体罚学生很常见）。他没有躲避，而是昂首挺胸、似笑非笑地望着我，以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明，他是一个胜利者。他虽然挨了打，却迫使我中了他的计。我不禁怒火中烧，索性又甩了他几个耳光。当时我也是失去理智了。我左右开弓，他脸上噼啪作响，像在放鞭炮。他家庭条件好，养得白，奇怪的是，他的脸仍没红，好像他体内根本没有血，或者说，要有也是冷血。他骄傲地望着我，我猜想这件事会惹来麻烦，但我等了好几天，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他没有找家长让我很感意外，当然，我也知道，很多家长希望我把他们的孩子管得更严一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放任他们，为此，有几个成绩好的学生还跑到教务处告我的状。很多同事在知道我不体罚学生的原则后，也颇有些不以为然。我终于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赵章来和李红星在课后找了他。起先郭腾飞还梗着脖子不理他们，但赵章来答应带他去见一个人，他才表示合作。那个人是全县有名的罗汉，跟赵章来是一个村子里的，而且两家关系还挺好，那个人的一个表婶是赵章来的姑妈。也不知赵章来还跟他讲了什么，反正此后他对赵章来是客客气气的。我来省城工作后，有一年发大水，全乡灾情严重，不久政府推行移民建镇政策，每户人家补贴两万块钱购物券，到指定经销店买建材，其中的钢材就让郭腾飞一人垄断了。

毫无疑问，赵章来这个班长的确是挺能干的。他（们）帮我省了很多事。我发现自己在处理这些事情上还没有他们成熟。有时候，他们似乎知道我想怎么做但有所顾忌，便自作主张去帮我做了。记得是快放寒假的一天，我走进教室，看到一个叫焦华英的女生在那里哭。她本来就有点爱哭，一受委屈就红着眼圈，眼泪“啪啪”掉个不停。我以为又是哪个男生欺负她，便朝她旁边的吕斌望了一眼，说你们又怎么啦。他俩为了一条三八线没少吵架，不是这个把墨水甩到那个的衣服上，就是那个把这个的文具盒摔到了地上。以往我要是讲了吕斌几句，焦华英就会擦干眼泪挺直胸脯，这次她仍哭个不停，且声音有扩大之势。我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焦华英说吕斌拿了她的钢笔，这是她爸几天前才给她买的。她爸爸我知道，是一所村小的民办教师。我说吕斌你把钢笔还给人家。吕斌说我没拿。焦华英说你怎么没拿，下课时我把钢笔放在文具盒里，刚才打开就没有了。旁边的同学下课都到外面活动去了，就你在教室。我说同学之间偶尔玩个恶作剧也不是不可以，但也要有个度，吕斌你还给她吧。吕斌说，你要是不相信尽管搜好了。焦华英就伸手到他的抽屉里去找。我心想这个女孩子脑子真简单，若真是吕斌拿了她的钢笔，他怎么会让人搜到呢？焦华英果然一无所获，她眼巴巴望着我，似乎希望我亲自去搜吕斌的抽屉。我说还是先上课吧，焦华英你下课后再找找别的地方，说不定是掉到哪里去了。我想不管谁拿了笔，在一节课的漫长时间里，他（她）完全可以想好究竟是把它悄悄拿出来还是继续据为己有。当然，吕斌也不是没有偷笔的嫌疑。说实话，这个学生总让人看着不舒服。怎么说呢，他不是那种调皮捣蛋的学生（前面说过，我不讨厌这样的学生），他看上去很听话，甚至还有点可怜兮兮的——脸上有一块灰白色蛔虫斑，衣服也总是皱巴巴的——但有时候特别固执。有一次他和焦华英在课间不知为什么事吵了起来，上课铃响了，因为他座位靠过道，焦华英必须要经过他后面才能到座位上去，他把凳子往后一拉，就是不让她过。刚好接着是我的课，焦华英红着眼圈望着我，我只好去处理，谁知他仍然不让。我很奇怪，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我问他，他也不回答，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这样的学生，简直比郭腾飞还麻烦。就像他脸上的蛔虫斑，即使吃药把蛔虫打下来，那斑还会留在那里。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不能为了这事耽误上课。我只是纳闷，如果他像郭腾飞那样希望我打他耳光，来挑战我不体罚学生的原则，那他还有个奋斗目标，可他并不是这样。他性格里有一种可怜又可嫌的东西。它们纠缠在一起。我决定不理他，叫后排的学生搬动一下桌子，让焦华英回到座位上去。

我一边上课一边想着怎么处理钢笔的事。我偶尔用力盯吕斌一眼，看他脸色是否有什么变化。不过他肯定不会脸红的。其实就算脸红，也不能断定就是他拿了焦华英的笔。因为我自己有这方面的经历。我读初中的时候，有一次也是班里一个同学丢了笔，老师想把偷笔的同学找出来，他看到我脸红了，便以为是我偷的，把我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循循善诱，希望我承认。自然，我让他失望了，并且他把这失望一直贯彻了下去，直到我初中毕业。这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自己做了老师后，我下决心不让这些重演。也许，一代代教育者，就是要不断地纠正前辈们犯下的错误，那样才能体现进步。问题是，有时候我仍然会滑进前辈们跌进过的陷阱。我想也许我跟焦华英一样，错误地怀疑了吕斌。从心理角度来看，他不会那么明目张胆地偷焦华英的钢笔。谁都认为某个人偷了东西，那往往反而不是那个人偷的。这样的悲剧还少吗？下课后，我把焦华英叫到一边，叫她不要着急，也许拿了她钢笔的同学是出于好奇或恶作剧，现在她这么一嚷，对方反而害怕了。所以要给对方时间，让对方找个时间巧妙地把钢笔还给她。

焦华英听了我的话，回到座位上不吱声。但过了好几天，那支钢笔还没有出现，她又红着眼圈来找我。这个学生，你都不能跟她说重话，不然她泪珠子会“啪啪”往下掉。你若叫她别哭，她反而哭得更凶。

看这架势，我若不帮她找到钢笔，她就会一直哭下去。

我把赵章来他们叫到房间，一起想办法。没想到，他们也一致认定是吕斌拿了钢笔。李红星说他知道有一次吕斌偷过人家的饭票。赵章来说他调查过，吕斌从读小学起就有小偷小摸的毛病。李红星说最好在班里开一次批判会，把吕斌好好教育一下。我说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都只是猜测，没有证据。赵章来说，这还不容易，我保证这两天把证据拿到。

结果第二天，赵章来就把钢笔找到了。连同钢笔一起交到我手上的，是勾着脑袋、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的吕斌。我说把焦华英叫来。焦华英一看到那支钢笔，马上说是她的。吕斌说不是她的，是他自己的。我说，你什么时候买了一支跟焦华英同学一模一样的钢笔？你在哪里买的？有人作证吗？吕斌说，钢笔是他爸买的，他爸在县城工作，昨天回了趟家，就给了他这支钢笔。他本来不想带到学校里来，因为它跟焦华英那支钢笔太像了，但还是忍不住带来了，就被赵章来他们带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审问，要他承认，不承认就不让他上课。他们还打他耳光。

我仔细一看，他脸上那块蛔虫斑好像终于有了点血色。这样好看多了。我问焦华英，这支钢笔真的是你的吗？焦华英点头，说是她的，不过狡猾的吕斌把墨水由纯蓝换成了蓝黑。吕斌说，本来就是蓝黑，他只有蓝黑墨水。我说要不这样吧，吕斌如果你要证明这支钢笔是你的，你回去叫你爸爸写张证明，说这支钢笔是他给你买的。

但此事再也没了下文。吕斌一直没把他爸的证明拿来，我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那支钢笔就是焦华英的。谁不希望证明自己不是小偷呢？

后来听说吕斌家庭关系不好。他爸妈老是吵架，闹着要离婚，但一直也没离成，只能接着吵。后来我调到了学校分部，再也没见过吕斌。两年后我回到学校本部继续任教，有个初一女生很会读书，同年级的榜首位置往往非她莫属，据说她就是吕斌的妹妹。我曾经在全校的歌咏比赛上见过她，觉得她泼辣张扬，跟吕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至于吕斌，在那件事之后，似乎更不爱说话。他像个幽灵一样来去，无声无息，可有可无。但他是否真的拿了焦华英的钢笔，因为后面发生的事情，我至今也不敢完全肯定。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感觉赵章来等几个跟我过从较密的学生（有的是班干部，有的不是）似乎有了些微妙的变化。有一次，李红星也在我这里借了一本外国文学书，我有点意外，因为他是不读小说的，更别说外国的。果然，后来我发现他根本没看，他把它借给其他同学看。因为这本书我在课堂上提过多次，并且比较珍贵，不容易买到。他似乎想据有这本书，再把它借给别人，以获得支配权。有一次，我胃痛又犯了，到乡卫生院去开药，走到操场上，刚好下课，学生们拥了过来。一个学生忽然跑过来叫了我一声，他说老师你脸色不好，是不是哪里不舒服？说着伸出手来搭在我肩膀上，显得很亲密。我本来就不拘这些小节，并不以为不妥，后来我听另一个学生说，这个学生跟邻班的同学打赌，说他可以拍我肩膀，赌一根雪糕。这种感觉很不好，我想，是不是我过于随和宽容了呢？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赵章来他们有点神秘，好像在瞒着我做什么事情。有时候，他们几个人在教室或其他什么地方嘀嘀咕咕的，见到我，便不作声，或朝我有些诡异地笑笑。我说你们在搞什么名堂呀，他们说没搞什么。我估计他们又在商量搞什么吃的。有时候，他们会去学校附近的菜地里拔人家的萝卜。怕我批评，干脆把我也拉下水，让我共享——其实，他们完全可以不让我知道。也许他们觉得这根本不是个什么事。因为也从来没有谁来学校告状，说学生拔他家的萝卜。其实那时候，到了晚上，我跟他们一样饿。一饿，我好像也回到了学生时代。下了晚自习，他们没回宿舍睡觉，到我房间来拿了饭盒到校门口去买馄饨，回来边吃边聊天。我房间就在教室旁边，为了方便，他们几个把饭盒放在我房间里，一放学就能很快冲到食堂去打饭。我还给了他们一把钥匙。李红星也要帮我买馄饨，我说不用。晚上校门口照样有几个卖夜宵的摊点。那天赵章来说邻班有个同学偷人家的油条，被他看到了，他抓住对方说要告诉老师，结果那个同学把油条往他手里一塞，飞快地跑掉了。

他们从这件事里尝到了甜头。后来他们有意寻找偷东西的同学，看到了就把赃物缴获过来据为己有，如果看对方不顺眼，还会多要对方几张饭票，他们再拿这些饭票去摊子上换吃的。有一次他们在我房间里说得忘乎所以，我从外面进来刚好听到了。我把他们批评了一顿，叫他们以后不要这样做。此后他们也的确没有再这样做。但我总觉得班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究竟是什么不对劲我一时也说不清楚。

有一天我忽然明白过来，班里太安静了。其实我不喜欢这种安静。那几个平时爱捣蛋的家伙，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上课时，无神地望着黑板。他们像被抽了筋，或吃了什么药。刚开始我还真以为他们病了。每次课堂提问，也没有了以往的活跃气氛，虽然一定会有人回答，但没有谁抢着回答，而且回答得都比较标准。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他们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不想给我添麻烦。其他同事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说，班里最近怎么回事，你用了什么方法，把他们搞得这么服服帖帖？

那年春天，我请了两天假，到市里参加一个会议。回来后，发现一个叫刘卫东的学生退学了。这个学生成绩不好，不管什么考试都是倒数第几。他在班里算不上捣蛋鬼，但就是笨。上数学课时，一道很简单的题他居然不会做，气得数学老师打了他两巴掌，问题是，他还不躲避，好像嫌数学老师打得太轻，仍然梗着脖子，像是在挑战。数学老师气不打一处来，又甩了他几个耳光。他依然没什么反应，就像打在水泥墙上，反倒是数学老师自己的手掌被打痛了。赵章来说，刘卫东后来跟他说，他在家里经常挨打，有时候他爹还把他吊在房梁或树上打，他不挨打骨头反而会发痒，数学老师打他根本不算什么，就像在给他搔痒，而且还没有完全搔到地方。我问赵章来他们几个，刘卫东为什么退学了，他们说，刘卫东不想读书了。上课时，看着刘卫东的空位子，我又觉得哪里不对劲，班里气氛也怪怪的。有一两个同学，眼神躲躲闪闪，似乎想跟我说什么却又没说。虽然刘卫东考试老是拖全班后腿，但这样的学生哪个班没有呢？如果因为成绩差就退学，那学校和老师就失职了。

不久就期中考试了，我们班几门主要课程的平均分大都是同年级第一。赵章来他们有点沾沾自喜，看上去比老师还高兴。后来我隐约听说，是赵章来他们把刘卫东逼退学了，不想让他拖全班的后腿。

当时学校时不时地会来一次公开教学。我有点所谓的名气，来听课的老师比较多，一进教室，我看到教室后面密密麻麻坐满了人，不免脑袋嗡的一声，虽然上公开课也不是第一次了，但这次来的人比以前多，还有几个陌生面孔，估计是分校或其他学校的老师。其实我教书并不算认真，从未刻意下什么力气，但作为语文课老师，如果有一些创作经验就更容易让学生理解课文，尤其是分析结构之类，往往打个比方就说得一清二楚。当时让学生死记硬背的老师还大有人在。正因为如此，我教的班级，平均分很少第一，但在同年级的五六个班级中，不是第二就是第三。不知什么原因，全校的最高分和最低分也往往在我班上。

这次公开教学出奇地顺利。每次提问，几乎每个学生都举起了手，而且回答得很好。我刚说上句，他们几乎就异口同声地说出了下句。这是一种让人陶醉的节奏和氛围。我知道有的同事在公开教学前，会安排一些学生回答问题，甚至是讲已经讲过了的课文，但我绝不会这么干。我有点奇怪。公开课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发现郭腾飞竟然没来上课。

课后我问赵章来，郭腾飞怎么没来上课，他有些得意地说，他们让郭腾飞请假了。说着他把郭腾飞的请假条给了我。我又问他今天课堂上怎么这么整齐，他起先支支吾吾不肯说，后来才告诉我，他们把我桌上的教学参考书拿了去，把相关内容抄在黑板上，让大家都抄下来背熟了。因为在他们看来，我的前几次公开教学不怎么成功，尤其有郭腾飞这样的家伙捣乱。

他们的好意让我不寒而栗。他们竟然以为我的前几次公开教学不成功，便把我这次的公开教学当成了一次演出，而我，似乎成了他们的道具。

其实此前我也隐约有这种感觉，只不过这次更强烈更明显罢了。他们仿佛知道我想做什么事情，便代我去做了。即使我不同意，他们仍会背着我这么干。他们认为这样干天经地义。他们总有办法让我很舒服。或者说，他们以为我很舒服。

第二天我在单位办了些杂事。马上放年假，单位不少同事已经请假回老家了。但我一整天也没接到赵章来任何信息。我有点奇怪，心想他若有别的事情也该跟我说一声。我翻出昨天的聊天记录，没错，是说今天见面的。刚好我也有一件别的事情要办，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他始终没跟我解释那天为什么爽约，我也始终没有问他，虽然我隐约有些担心。好在很快就过年了，他给我发来了祝福短信，我也回复了他。好像那天说的吃饭见面的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

陈然，男，1968年生，江西湖口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江西省文联。已出版小说集《幸福的轮子》《捕龙记》《一根刺》《犹在镜中》、长篇小说《蛹蝶》《隐隐作痛》等。作品多次被各大选刊转载并入选多种年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