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约恩·福瑟
卑尔根
挪威卑尔根是约恩·福瑟的故乡，这里也是他大部分作品故事发生地，使用的写作语言也是当地的一种新挪威语（Nynorsk），但他现在住奥斯陆。
20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约恩·福瑟成为卑尔根当地最伟大的文化人物。在卑尔根市中心，有一座以卑尔根伟大音乐家格里格命名的音乐厅，音乐厅属于Lille Lungergardsvannet湖畔KODE艺术区的一部分，而就在湖对岸商业区往深处走几个小巷子，有一个以约恩·福瑟命名的“福瑟客厅”，“福瑟客厅”在卑尔根文学之家里。
福瑟客厅
卑尔根文学之家是卑尔根当地的一个文化地标，2月上旬，卑尔根国际文学节就在这里举办文学活动。在为期5天的文学节，从上午到晚上，卑尔根文学之家二楼的活动室轮流举办着对谈、朗诵会，今年的作家以挪威当地作者为主。尽管几个月前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约恩·福瑟并没有出现在家乡的这场文学盛事里。“福瑟客厅”的房门也依然紧闭着。
卑尔根文学之家
正在举行的卑尔根文学节日
卑尔根文学之家二楼的文学节活动一场接一场，作者、读者在楼下餐厅休息聊天，一楼的书店也开始忙碌起来。女店员和顾客闲聊中，不时谈起约恩·福瑟的书，说他的作品比以前卖得好多了。但在书店各个显著的角落，并没有想象中摆放着约恩·福瑟的书，当然也没有各种海报，就像在其他挪威城市的书店和图书馆景象一样。问店员，福瑟的书在哪儿？店员指着远处靠墙的书架说，大概就在那一个书架上。
各个版本、各个年代、英语和挪威语版的福瑟作品挤了两层，但并不显眼。反而和它们放在同一个书架的卡尔·奥韦·克瑙斯高6卷本《我的奋斗》特别醒目——又多又厚。选了福瑟英文版的《七部曲》、《晨与夜》和《三部曲》，结账时问店员，福瑟经常来书店和“福瑟客厅”吗？店员笑着回答，“我工作到现在还没见过福瑟，当然我也没见过他来这里办活动。你知道，福瑟是个很害羞的作家，他不会出席公共活动的。”这是第一次听到挪威人用“害羞”形容约恩·福瑟。
店员在结账的时候，指着窗户玻璃对面的一个工作室说，你从中国上海来，应该去那里看看，那家店的老板Ben也是从中国来的，我这里有几本他们做的书，非常漂亮。其实就是Ben建议我来一下文学之家，看看这个卑尔根国际文学节。那天Ben的工作室关着门。
2月的卑尔根很早就天黑了，天也开始下起了大雪，《三部曲》中阿斯勒和阿莉达在雨中游荡的比约格文——卑尔根的旧名——那些旧巷子就在眼前，整个卑尔根陷入橘色城市灯光点缀的阴郁和幽暗之中。在福瑟的作品中，那些普通人总是被困在峡湾的迷雾和黑色的海浪中，阳光总是微弱地努力穿透蒙雾和云层。
在KODE艺术区的卑尔根美术馆，大部分游客冲着二楼的几十幅蒙克作品而去，但在一楼的一个小展厅，一屋子挪威伟大画家约翰·克里斯蒂安·达尔的风景画，峡湾、暴风雨、海浪、悬崖是他的主题，在那些绘画作品里看到了约恩·福瑟。
奥斯陆
从卑尔根去奥斯陆的前一天，收到转来的福瑟经纪人的短信，她用“relaxed”形容福瑟可以接受会见的状态。松了一口气，纠结了几次之后，约恩·福瑟终于答应见面了。
“我很害羞，所以不喜欢出来见人。”见面的第一句话，福瑟也用“害羞”这个词形容自己。
约恩·福瑟现住在奥斯陆王宫附近的公寓里，我们约在他家附近的一间小艺术空间见面，那里有咖啡馆、餐厅、当代艺术展厅，也许还有一间艺术教室。
约恩·福瑟沿着王宫旁边的小树林缓慢走过来，身体壮硕，戴着围巾穿着灰色大衣，标志性的络腮胡，更像一名退休多年的重金属乐队乐手。奥斯陆也许有着全世界最多的重金属爱好者。
他说话缓慢，但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害羞不善言辞，说自己害羞也许只是与周围人群保持距离的一个礼貌。这些年来，有太多人想采访和会见福瑟，他只好用这个词来减少会面次数。我对他说，你也许就是中国年轻人流行的i人。他觉得挺能理解年轻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福瑟习惯于宅在家过着安静的退休生活，只有阅读和写作，其他事情交给经纪人打理。
202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约恩·福瑟被巨大的声浪裹挟着，但他并没有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公共舞台上，甚至在挪威也不太能见到他的身影。他用疯狂和嘈杂形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日子，接到无数的邀请，多数情况下他和他的经纪人选择了拒绝。
于是，他既没有出现在家乡卑尔根的文学节上——虽然他们已经邀请了很多次，也没在世界各地长途旅行做巡讲。他已经厌倦了长途旅行。有15年的时间里，约恩·福瑟作为一名剧作家一直在世界各地长途旅行，他还记得在日本的几天一直失眠，最后靠着使馆工作人员提供的“非法药物”才入睡。如今，他只想在欧洲的几个度假小屋待着、生活着。
但诺贝尔奖的名声让他的许多作品在世界各地出版。“至少诺贝尔奖打开了一扇窗，在那些不认识我，没有出版过我作品的国家，也开始出版我的书了。”
艺术空间的几位服务员显然并不认识这位他们国家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恩·福瑟点了一杯绿茶。他的好友彼得·汉德克多年前在上海，见面聊天时一杯又一杯的红酒下肚。70岁不到的福瑟早已变得更加温和，与他粗粝的外表有着强烈的反差。
在挪威各处，路牌、车站名最常见的一个词是“fjord”——峡湾，这是挪威夏季旅游最热门的项目，而对于很多挪威人来说这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fjord”是福瑟作品里的一个高频词，因为这就是他的生活。
约恩·福瑟出生在卑尔根郊区的一个小社区，可以看到峡湾、海浪，家里还有一艘小船，父亲保留着它。那里人不多，上学时班上只有十几个人，在一年天色最暗的日子里，屋内只有一盏灯，一点点的灯光，房子外面是巨大的山脉和峡湾凝视着他。儿时这个挪威的冬天场景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写作，反复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一直到19岁，他搬到了卑尔根生活了30多年。“但我依然与那块荒无人烟的土地保持着联系”，在父母的土地上造了一栋小木屋，可以远眺大海，通向峡湾。
我们的餐桌上，摊放着在卑尔根文学之家购买的福瑟作品，他从中挑出了英文版《三部曲》，“这是新版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你看，封面上都是卑尔根的老照片，这是老码头，这是鱼市场。这个封面和小说很配。” 古老的比约格文（卑尔根旧称）以十七世纪，或十九世纪，也可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模样在他的《三部曲》和《七部曲》之间流动。福瑟说，就算他在维也纳郊外住所写作，脑子里依然是挪威西部海岸的这些风景，那些气味，还有那里的语言——新挪威语（nynorsk）。
约恩·福瑟是一位用新挪威语写作的挪威作家，这种语言在挪威只有50万人使用，主要局限在挪威西部。福瑟出生和生长的乡村以新挪威语为主要语言，这是他的母语，也是在学校学习的语言，这种少数人的语言与这片土地有关。福瑟讲了他祖母的故事，她只会新挪威语，她无法用城里人的挪威语说话，挪威语对她来说就是另外一种语言。所有的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语言，出于历史和政治原因，它被分成了四个版本，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和新挪威语。“这是一件好事情。在世界上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因此拥有了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学传统，不同的声音。”与此同时，斯堪的纳维亚2000万人彼此之间是可以理解交流的，就算是50万人使用的新挪威语，也能被2000万人听懂理解。“这是一份礼物。”
而在他用新挪威语写作的维也纳郊外，熟练使用标准德语的福瑟，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德语方言，同样的事情也会在意大利遇到，更不用说方言纷繁的中国。对于语言多样性的推崇，也让福瑟并不介意外界借用可靠的英文或德文译本进行转译，中文版福瑟剧作《有人将至》等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我不担心这种转译，只要能用中文再现其中的节奏、动作、诗意就可以。”
福瑟很自豪，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了50多种语言。而他自己也是一位勤劳的译者。他翻译过卡夫卡、伯恩哈德，还有他感到惋惜的奥地利诗人格奥尔格·特拉克尔《梦中的塞巴斯蒂安》，“他诗中的声音、感觉、氛围至今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他十几岁第一次读到奥拉夫·H. 豪格（Olav H. Hauge）翻译的特拉克尔时，被这位早逝去的诗人深深打动。
时间临近中午，艺术空间逐渐嘈杂起来。一队队当地中学生来上课也可能来参观，随意坐在我们周边，然后离开。像这些孩子这么大的时候，福瑟说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温和的马克思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这是他那个年代西欧青年都会经历的成长经验，墙报和辩论充斥着校园，但他远离那些激烈的政治纷争。“一年后，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人们不再读马克思，开始读法国后现代作品。”那个时候，福瑟是卑尔根大学哲学系的学生，读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尔库塞，尤其是20岁起读到的海德格尔，对他的影响很大。他并不避讳存在主义哲学对他写作的影响，“或者我就是存在主义者，至少是接近存在主义。”
也是在那时，福瑟开始写作，也树立他的文学观。经历这一段政治纷争的年轻人，不再接受以政治方式写作，文学的价值在于它自身，而不是作为实现政治和其他目的的工具。“你可以说，所有的写作都有政治意义或伦理意义，但我不把它作为一个主题来写。”这可能也是他与同为剧作家朋友、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彼得·汉德克之间的区别。在过去的十年中，同为剧作家标签的约恩·福瑟和彼得·汉德克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竞争者，但私下里却是很好的朋友。“我很高兴之前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汉德克，我们属于同一个团体，但我们又是两代人，他比我年长一些。我是80年代进入文坛，他早在60年代就进入文学圈了。”“彼得·汉德克非常不喜欢伯恩哈德，他们属于一代，甚至是竞争对手，可惜伯恩哈德很早就去世了，否则肯定会拿诺贝尔文学奖。”
很多人说约恩·福瑟受到了伯恩哈德的影响，但他强烈不认同。“他非常激进，极具讽刺意味，而我更加平和、诗意。”“所以毋宁说是伯恩哈德，不如说格奥尔格·特拉克尔对我影响更大。”
那么易卜生或贝克特呢？约恩·福瑟把贝克特形容为自己写作道路上的父亲并产生了深刻影响。“我想写得像他一样，但最终还是要避免那样。我有一个比喻，贝克特就像父亲，但最终你将离开甚至反叛他。”
吵闹，又安静下来，那些中学生进进出出，如此反复。而反复，语词的反复，主题的反复，环境的反复甚至人名的反复，都构成了福瑟作品鲜明特征。比如在《三部曲》和《七部曲》里，男主人公的名字都是“阿斯勒”，《三部曲》里三个短篇跨越了一百多年历史，“阿斯勒”这个名字如一个鬼魅一样，既是一个家族悲剧的源头，又是宗教性的原罪和救赎。到了《七部曲》里，阿斯勒的不同分身形成了小说的不同部分，就像漫威拍烂的那些多元宇宙电影，每一个阿斯勒既独立又相互影响，最后无法辨识。“这些小说都没有答案。你可以说是一个人，也可以说是两个人，他们甚至互相交谈。”
而在更多时候，他的作品里没有人名，是男人或女人。“用了名字，就成了一种局限，成了一种简化。直到今日我都不喜欢在作品里用人名，那我只有两种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不用人名或只用同一个人名，比如阿斯勒。”
整部《七部曲》包含了福瑟其他作品的很多记忆甚至是他的个人经历，从某种意义上，他用这样更具有形式技巧性的方式写了他学生卡尔·奥韦·克瑙斯高6卷本《我的奋斗》的故事，当然两者最大相似之处还是都很厚。
1980年代，约恩·福瑟曾在霍达兰创意写作学院（Skrivekunst-akademiet i Hordaland）任教，克瑙斯高是他的学生。在克瑙斯高《我的奋斗》里，写到了自己的老师约恩·福瑟：
他摆动脑袋的方式是前后向的，活像只鸟儿，有时候又像在对什么大吃一惊，或者撞上了什么，他说这些话时犹豫不决，充满了停顿、打磕巴、哼哼哈哈、嗤鼻，不时来一口深呼吸，无不散发着紧张和不安，但是他的话却以另一种方式充满了确定性。他自信满溢，绝无质疑的余地。他现在说的，都是真理。
在约恩·福瑟的记忆里，当时他27岁，克瑙斯高20岁，相仿的年纪，师生关系非常好。“我们是朋友，到现在还是朋友。但我很多年没有见过他了。我对他《我的奋斗》取得的成功非常高兴。”
克瑙斯高写到福瑟在写作课上对他诗歌作业的评论非常刻薄：
然后他（福瑟）亲自来分析这首诗。第一行，他说，是陈词滥调，你可以划掉。第二行也是老一套。以及第三和第四行。这首诗里唯一有价值的部分，他把每一行都删掉后说，就是“宽屏天空”这个词。这就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你可以留着。然后其他的都可以删。
“但是这首诗就什么也不剩了。”
“是不剩什么了，”他说，“但是对自然的描述和赞美都是陈词滥调。在你的诗里没有任何阿斯楚普的神秘色彩，你把它完全平庸化了。但是，宽屏天空这个词，我说过，还不算太差。”
“他的诗我不喜欢，很糟糕，但如果你是老师，必须诚实。我觉得老师不能只表现得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必须诚实。” “他写他自己的生活，事无巨细，但和我的文学观是相反，我对他说不要写任何现实的东西，你必须文学化，改变它，改造它，赋予它形式。但我亲爱的学生做了相反的事情。”
福瑟回忆起他和克瑙斯高这群同龄学生一起在下课后聊天、抽烟、喝酒，喝很多酒。在几十年的时间里，福瑟喝了太多酒，直到有一天他决定戒酒。“我喝太多了，不得不戒酒，否则没法继续写作。这不难，不喝酒对我没有任何问题。”甚至在诺贝尔奖晚宴上，面对提供的多种多样酒水，他都能拒绝。“在基督教里，酒象征着基督的血。对我来说，酒是个好东西，但有一段时期，我喝酒后就写不出东西了，写出来的也很空洞。有一段时间我酗酒，从早喝到晚，什么都写不出。”后来他在白天写作晚上喝酒，然后彻底戒掉了。
戒酒的同时，他皈依了天主教。在他的《三部曲》中，就可以看到非常浓重的宗教意味和隐喻。福瑟非常诚实地写到了普通人的绝望，但又给他们救赎的道路。福瑟承认自己在早期的作品中写了太多的绝望，但写这种绝望使用的节奏更加平和，不是重金属和摇滚。“在《三部曲》里绝望不是主题。”“说我给他们指出了救赎的道路，这个我承认，这毫无疑问是因为受到了宗教的影响。”
已经到了午餐时间，学生们都消失了，进来就餐的成年人陆陆续续进来很多。
福瑟说，出门前的早上，他一直在做翻译，等下回去继续做这件事情。“翻译和写作，是一对很好的组合。”福瑟叹了口气，而在此前的一段时间，他主要工作是回复电子邮件，大量的电子邮件，大量的时间回复。这也许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点点代价。
从十几年前开始，媒体一直认为，总有一天会等到瑞典学院念出“约恩·福瑟”这个名字。“但有太多的作家没能等到这一天，科马克·麦卡锡刚刚过世，他已经80多岁了。伯恩哈德要不是50多岁就死了，肯定能拿诺贝尔奖。还有很多很多。”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来说，每一年总会“有人将至”。
上海
约恩·福瑟也期待能回到上海。他对2010年在上海戏剧学院观看《有人将至》的经历记忆犹新，他说这是一部“令人惊叹”的作品，是他所有改编作品中最好的作品之一。而就在这几天，他的另一个剧作《一个夏日》正在上海话剧中心上演，我给他的邮件中附上了10分钟的演出片段，期待他会说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