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活零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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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林嫂是鲁迅笔下的人物，这么多年来，我从她那儿只学到了一句话：“我真傻，真的。”比如，我原以为文学只是一棵树，后来才知道文学还有那么多的根。树不过是风月和风景，根才是生命和灵魂。比如，我一直以为，巫山云雨说的是天气的事，我怎么也想不到，有人会把脆弱的爱情，推到悬崖之上，将两性的电光石火，置于随时幻灭的险境之中。比如，我原以为裁缝师、酿酒师、面点师、机械师等等这些职业，与文学毫无关系，后来才知道作家更需要掌握这些手艺，不会剪裁怎么行，不会发酵怎么行，不会和面怎么行，不会驾驶飞机怎能让文学飞起来？比如，我知道肉类是不能注水的，但到了茶叶，却只有注水才会显得更加真实。这让我明白了小说的“废话”，所有必要的“废话”都可看作是贵重文物上等的包浆。它们一旦被某一句或某一段唤醒，则通篇瞬间生辉，有了深意和寓意。正是不被注意的草蛇灰线，往往会成为决胜千里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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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绝对是一种个性化的存在。文学的一大特点，不管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全都跟中医同理，头痛医脚，腿疼治腰。更为重要的是，它的主要功能不在治病，而在预防，重在对情绪和心理的调理和疏导，对价值观的培养和对审美的引领。一篇文章，可能只为酝酿一种味道，可能只为置换一种气息，可能只为制造一种氛围，可能只为激发一种情感。文章本身甚至什么都没说，即便说也是全然与你无关的事。作家刘震云说，哲学想把生活说明白，有一部分它能说明白，剩下不能说明白的部分，便交给了文学。其实，不光哲学“哲”不明白的交给了文学，而是凡是宗教“宗”不明白的，美学“美”不明白的，历史“历”不明白的，社会“社”不明白的，民俗“民”不明白的，命运“命”不明白的，都交给了文学。换句话说，所有“不明白”的领域，都归属于文学驰骋的天地。所以便有了“文学不存在写什么的问题，只存在怎么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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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楼，跳下去可能会死，也可能会成为植物人，真是一个让人尴尬的楼层。台湾年轻女作家林奕含通过《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表达着自己的忧伤。这个生命终止于26岁的漂亮女孩，对馊掉的橙汁和浓汤，对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已是极度厌恶。既然已经看透生活，按说不可能抵不过关于爱的迷惘。可事实是，对“人间失格”太宰治抵不过，对“黄金年代”王小波抵不过，对“春暖花开”海子抵不过，对“侵略者暴行”张纯如抵不过……作家作为一个“与生活零度角”的群体，是不应选择背离生活的。只能说，生活的洪水对任何一种职业和学说都能做到“降维打击”和“大水漫灌”。只能说，在生活这根脆弱的麻绳上，积结着太多的扣子，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将其一一解开。凡是试图这么做的人，必然会打开无奈和幻灭之门。殉道者不仅不会比别人多解开一个扣，而只会让生活又多出一个新扣。生活洪流的强大裹挟性，会让“同流合污”者酿成悲剧，但对“奋起抗争”者同样不会留有情面，这似乎是道难解的二律背反题。不要说历史有很多迷雾，即便眼下的生活照样奥妙无穷。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无真相无共识无确定的特质，会让一切试图探求人类社会或宇宙世界的学问都会倍感乏力和捉襟见肘，这里面自然也包括文学。假如生活是似是而非的路标，那么文学只能是似非而是的抵达。因为生活永远都是新鲜的，但你永远保持住新鲜感不容易。生活永远都是超乎你所想象的，但你永远保持住想象力不容易。生活永远都是有痕迹的，但你想真实地记录下这痕迹不容易。生活永远都是有道理的，但你想找到这其中的道理不容易。所以，只能百年孤独，只能似水年华，只能未来简史，只能家春秋，只能人间喜剧。为什么人类一万年以前就已经解决了定居问题，一万年之后心灵仍然无处安放呢？作家们可以不去抢答，但必须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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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追随着电视纪录片《文学的故乡》，与它一起去仔细寻觅贾平凹、阿来、刘震云、毕飞宇、莫言、迟子建这六位大作家与文学相遇的原点，看这五个地瓜蛋和一片雪花他们的文学能量到底由何而来。
启悟便是：一切文学艺术都是灵性人的事业，真正的好作家都具有先天性。他们都是荒野上的独狼，具有野蛮生长的能力。他们沉默，孤独，思考，不断磨砺思想的利刃。他们纯粹性的坚守，让他们在回望故乡和回味生活时，都保持着同样的眼神和姿势。由是，《平原》不平，《透明的红萝卜》红了，《秦腔》拉开了腔调，《白雪乌鸦》飞舞，一切《尘埃落定》。显然，文学是作家个人独自所拥有的思想苦旅、心灵展示和想象力的无限放飞。老实人，木讷人，按步就班的人，不敢面对自己的人，不敢戳破过往、现在和未来的人，只能体会到自己的痛苦而感受不到他人痛苦的人，只知道自己有尊严而毫不顾及他人尊严的人，没有勇气又缺少智慧的人，根本从事不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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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品需要调动自己全部的积蓄吗？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一部作品都必须要消耗掉成吨的素材。恰恰相反，好的作品往往都是“低碳”的。日本作家新美南吉《去年的树》，一篇不过五六百字的童话，写一只鸟与一棵树的故事，清浅，质朴，却价值沉沉。铁凝的《哦，香雪》，不过一群小女孩和一个小车站，却写出了穷乡僻壤与远方文明的链接。张炜的《一潭清水》，不过三个人和一个西瓜园，却写出了人心灵中的隐秘一角。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不过一片海和一条船，却写出了心如风暴的力量。雪莱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不过说出了句大实话，却道出了认知的智慧。顾城用“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短短两句话，便概括了整整一代人。北岛的诗《生活》，全诗只有一个字：网。一个字，已经足够了。乡村的爆米花，从来都是用半碗米炸出一篮子花，城里的气球从来都是仅用一口“气”便吹得半空飘荡。有没有因为阅历太丰而导致作品旁溢斜出的？有没有因为文化太杂而导致思想脉络不清的？肯定有！一个写作者，假如不能通过一方小切口完成一个大手术，不能用一只小花篮装下一整个春天，其他都是奢谈。把简单说得复杂大概率是学问，把复杂说得简单必须得有智慧，有道是：大道至简，大乐必易，大音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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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重和羡慕作家的“爆发力”。萧华气韵悠长的长征组诗，汪峰撕心裂肺的灵魂之唱，小个子吴碧霞的红楼梦组曲，聂耳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刘邦的大风歌，曹操的短歌行，岳飞的满江红，苏轼的赤壁怀古，李白的将进酒……春风和煦大珠小珠落玉盘是一种美，但飓风狂飙式的美可能更加让人提气和震撼。一部作品，能同时拥有诗性、野性和神性，该是多么难得，必须先让心灵自由舞蹈，然后拿起笔来让翅膀卷起风暴，心也随之一同呼啸。惊人的“爆发力”，一定会产生惊艳的“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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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强调“胸有成竹”，郑板桥坚持“胸中无竹”，两位仁兄到底谁说的对？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人给他一巴掌，罚他们的站，让他们各自好好反思，否则这个问题无解。因为他们都说对了，但又好像都说错了。主题和内容谁先行，形式和内容谁重要，鸡和蛋谁先有，这些事谁能说得清！生活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创作也可说是从无到有。创作可以说是从有到无，生活也可说是从有到无。皆因文无定法，多元包含，不会框于一格。生活亦如是，一如“唯物”和“唯心”，想必也只是为区别而匆忙起的名，因为一个“唯”字已经注定两下里都错了。如果从哲学眼光去看，相信这动静相依的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彻底决裂和两相绝对的事。一如“危”和“机”这两个字，必得把它们组成一个词，说起来才顺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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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卫视的欢乐喜剧人节目，有一期开心麻花团队推出了一个《善恶终有报》的小品，说的是武大发现家里种植的红杏出墙了，老往西门方向长。为此上天电闪雷鸣，第一次遭雷劈时，武大与潘金莲肉体不变灵魂互换，然后一番有趣的台词。第二次遭雷劈时，武大与西门肉体不变灵魂互换，然后一番有趣的台词。第三次遭雷劈时，武大与武二肉体不变灵魂互换，然后一番有趣的台词。第四次遭雷劈时，西门庆与虎肉体不变灵魂互换，然后一番有趣的台词。我不知道麻花团队读没读过卡夫卡，但从这小品看，却是很着其道。眼下也有视频号让一些帝王画像开口高唱：江山笑，烟雨遥，红尘俗世知多少？这不是恶作剧，这是一种高明的手法。生活有生活的逻辑，艺术有艺术的逻辑，它们当然可以交叉叠加，当然更可以“悬磁浮”，好的作品一定会自行创造一种逻辑。由此延展，文体之间到底有没有边界？李修文可以用小说笔法写《山河袈裟》，莫言可以把断行的《饺子歌》当小说去发，《人类简史》《北纬40度》一类书籍到底是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时间简史》到底是文学著作还是哲学著作，写人记事的笔记体到底是散文还是小说，电视栏目《典籍里的中国》到底算穿越浪漫还是算现实回归，这一切都注定给不出明确答案。古与今，虚与实，长与短，上与下。界与无界，时与无时，动与不动，变与不变，静与不静，飞与不飞。对于这些很笼统的词，一旦把它们与文学创作联系起来，可能就不笼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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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这样体味：所谓小说的结构，就是结构小说的时间，尤其是短篇小说；所谓小说的布局，就是布局人物的命运，尤其是长篇小说；所谓小说的营造，就是营造小说的人物关系，尤其是中篇小说；所谓小说的反转，就是反转你此前的铺垫，尤其是小小说。写长篇就是用粗锥子纳鞋底，求一个厚实和耐用；写短篇就是用绣花针绣花，要一种美感和情调；写中篇就是用两根勾针织毛衣，求一种新颖款式和复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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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一个人所能达到的高度，受这四种因素的影响：原生天赋、成长环境、个人努力、所处时代。据说，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高度，受这三个方面的影响：底蕴、胸怀、审美。对写作者来说，或许语言是1.0的，语言是水，生活是面，主要看你和得柔软不柔软。技巧或许是2.0的，技巧是刀，切割的是时间和空间，主要是看你懂不懂得“黄金分割”。美或许是3.0的，美是引子，发酵的是素材，是所有世俗和一切生活粗粮，主要看你能不能酿得成美酒。认知或许是4.0的，认知是思想，是观点，是判断，主要看你能不能把凌乱归于有序。禅意或许是5.0的，不管使用哪种交通工具，主要看你能否身心空灵、轻松飞翔和自由穿越。最高处的无相无色无味无用，或许是6.0的，一般很难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