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我成家后的前七年，是在柳巷度过的。

作为太原最大的传统商圈之一，当年的柳巷和如今一样繁华，而且更加名副其实。至少从柳北北口到现在的贵都百货一带，还生长着不少粗壮的柳树。大概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吧，好像是一夜之间所有的柳树都被砍伐殆尽。至今我都对作出这个粗鲁决定的人心怀龃龉。城市绿化升级，栽种一些名贵树种自然是桩好事，但如果不按理出牌，一拍脑袋作出决定,就显得太过轻率了。想想看，柳巷没有了柳树还怎么能称作柳巷？对于城市建设来说，众口难调也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你能有什么办法？

在柳巷失去柳树的一段时间里，我对季节的判断变得模糊起来。你不能指望柳北那两株千年以上树龄的唐槐准时地春发芽夏成荫，它们能有一搭没一搭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奇迹。好在柳巷还有另外一道风景。有一年早春的中午，我去楼下修理自行车，修车的彭师傅是柳巷的老住户，他用扳手指指柳北街面上穿着漂亮裙装的年轻女士们说，你看，天气不冷了，春天来了。

在柳巷，季节总是与女人结伴而行。从这个层面上讲，把当年的柳巷看作我们城市最大的时装橱窗毫不为过。如果你是一个时尚女子，你只需稍稍驻足，会有各种款式的着装穿梭而过，无论你有千万种的选择，柳巷大小店铺都能满足你。如果你是一个男士，驻足柳巷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在这方面，我可以用年轻时的柳巷生活经历作证。那时我经常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注视着柳巷，心情也会随之一点点的变得好起来。一般来讲，从下午到黄昏的这段时间，是柳巷里人潮汹涌和美女上镜率最高的时辰。

1995年，我在一篇以柳巷为背景的小说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夏天终究会下雨。雨丝从天空落下来，街两边的植物均呈现出平日难得一见的质朴的绿色。一株古老的中国槐斜卧在街中央的绿化栏内，雨水顺着褐色的枝条悄悄流淌。还有一只猫。猫在如织的雨雾里迅速通过了柳北的三岔路口，它的行动有些诡秘，一串梅花状的美丽蹄痕印在了略显泥泞的马路上。

我喜欢在雨天站在临街的窗户前眺望柳巷。我的心绪在雨天里宛如一只敛翅归巢的鸟儿，轻盈、寂静而且充溢着柔情。这样的心绪非常适合眺望。如果你在雨天的柳巷发现某扇窗户后站着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那个人就是我。

围绕柳巷展开的系列小说，留住了我对柳巷初始的记忆。可以这样说，我庸常凡俗、柴米油盐的市井生活，就是从凝望柳巷开始的。

那时我刚刚从学校毕业，完成了从青年学生到单位小职员的身份转变，在一个新成立的单位从事宣传工作。寻常的工作就是接接电话，出去到相关部门会签一下文件。或者四处搜罗材料给媒体写个小稿子，搞点宣传报道。有时还随机为单位的各种活动拍拍照片，当时用的相机是一部上海产的海鸥DF—1，后来还用过一部尼康MF2，都是胶片时代的机器。偶尔也会出差下乡，跟着领导一头扎到地市县搞调研，回来忙忙乎乎写几天报告。提交后大抵是发回重改，改了誊好再交，如此反复数个回合才能定稿。浮躁轻狂的内心被一点点掏空，也一点点地消磨得沉静下来。

几年后的某一天，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介绍蒙古人驯鹰熬鹰的纪录片。看罢认真地想了想。联系到自己的工作经历，大抵和熬鹰的过程相差不多，对机关工作的种种不适和抱怨，好像一下就少了很多。人活一世，不能总和自己较劲，坦然接受命运和秩序的安排，做好当下事情。遇事安详，和缓处之，自然而然万事都会顺遂畅快起来。

新单位有新单位的好处。当我的同学们大多开始在城郊接合部租农民房构筑爱巢时，我分到了单位一套位于柳巷的两居室住房。那真是幸福的年代，只要是有单位的人，房子不用自己多操心，排好队等着，熬到了或赶对点了房子自然就有了。我没有分到单位统建的新房，房子也小了点，旧了点，但邻友和善，生活便利。房子到手后，约了两个大学同学一起帮忙收拾，刷了大白，买了一卷地板革，用尺子、裁纸刀比当着铺好地板革，然后忙不迭地置办了家具和家电。万事俱备后喜宴一摆，小日子就算正式过起来了。

我住在了柳巷，住在了这个城市的心脏地带，并能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城市充满活力的律动的脉搏。

二

在柳巷居住的那些年，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在清晨楼下一家羊杂割店排队人群的喧闹声中醒来的。

那时的鼓楼街唱经楼尚未进行修缮，飞檐倾颓，斗拱将坍，楼顶蒿草丛生，在风中一副颤颤巍巍的样子。仔细端详之下，它的风骨和灵性依旧有模有样，贵气犹存。

羊杂割店初始的店面就在唱经楼之下。

太原人一直有喝羊汤的传统，一年到头不分季节。每每走过杂割店时，那口硕大无朋的铁锅永远都是沸腾的样子，白色的汤汁在锅里上下翻滚。水汽氤氲间，剃着板寸的老板手拿长勺立在灶前，脖子里搭着一条白羊肚毛巾，年轻的他威武而壮实。当伙计把盛好羊肉粉条的海碗递到手里，他一手持勺，一手持碗，舞动长勺舀汤、撇汤重复几次。随手在灶边盛满白色油脂秘料的碗中，用长勺轻巧地一点，旋即在海碗边一磕，就会有力道恒定的铁勺碰瓷的丁当声响起，一碗热腾腾的羊汤就递到了顾客面前。羊杂割店常年都有食客排队，老板则是一碗一碗亲力操持。每每在擦汗的瞬间，他偶尔会抬头向店外排着的长队望上一眼，眼神里充盈着显而易见的自满和自足。

彼时的羊杂割店老板在柳巷鼓楼街一带刚刚成为邻居们口中的传奇。在街巷间的口头传播史里，一个人要想成为传奇大抵得具备以下两个要素：一是要在某一方面取得超常的成功；二是个人经历奇崛独特，最好经历过大起大落。这两点羊杂割店老板正好全都具备。

柳巷里的店铺成百上千，像杂割店长年排队的店铺，无疑是大家眼中一头生产现金的母牛，只要门店一开，现金流就喷涌不止。在刚解决温饱的九十年代，这样的场景能让人看着不眼红吗？周遭一些好事的邻居们开始暗地里计算估摸着杂割店老板每天的收入。也有邻居开始搜寻翻腾起他的过往经历，说他少时如何顽劣，如何由奇人传授了煮羊汤的绝技。也有的猜测说杂割店的羊汤里肯定有奇特的调料，要不夜间煮肉配料的时候门关得紧紧地不让邻居们进去？言语间气壮理直。还有人说，你看人家老板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天生就是富贵相，你得信命，能发财真的全靠命。

我在距此处很近的南肖墙大观园澡堂和杂割店老板接触过几次。那时老板每天下午基本都在澡堂里泡澡喝茶，以此抵消一早一午的劳作辛苦，并为漫长的营业晚间时间储备充足的体力。当他裹着浴巾从大浴池转进休息室时，登时就成为人气明星。作为柳北街区当然的名人，浴客们大抵又都是周边的邻里，大家都争相和他打着招呼，他面容沉静很有风度地扬起手一一回应，然后麻利地撕开一包当时算是非常高档的红塔山香烟，给大家散出一排子，认识不认识的，反正见者有份。就有浴客装腔作势，半带讨好、半带明知故问地说道，“哟，老板，塔山不倒啊。”“嗯，塔山不倒。”他痛痛快快很响亮地回应一句，休息室里烟雾与水汽迅速地纠缠在一起。看得出，他很享受这样的场面和过程。

真是创业的好年代。

杂割店在柳巷一开就开了三十多年，后来又在其他城区陆续开了多家连锁店，如今已成为这个城市标志性的网红美食小吃。前阵子我在抖音里刷到一则杂割店老板接受媒体采访的视频。画面中曾经的邻居剃个光头，面色红润，脸上的笑意撑得很开，居然没有一点明显的褶子。算起来他的年龄也不小了，岁月为他增加财富厚度的同时，并没有在他的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沿着羊杂割店向东转弯再向北，走不了几十米，对着唐槐的路西有一间书店。上午的时候，阳光会把老槐树好看的影子洒在书店的橱窗上，让这间不大的店面多了几分静谧幽雅的色彩。

记忆里匾额上字样好像是某央媒的山西读者服务部。这也是我在上学期间就经常光顾的地方。书店虽说不大，新书周转极快，先锋书籍、稀缺书籍以及各大社的上榜新书，这里大抵都能找到，在太原人文社科类读者群中，有着极高的江湖地位。

老板姓靳，是个斯文读书人，说话的声音不急不缓，态度温和可亲。后来才知道老板本人就是山西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长，更巧的是竟然是我熟悉敬重、亦师亦友的诗人李杜先生的胞弟。这间书店在柳巷开了若干年后，转到双塔西街发展，取名尔雅书店，一直以来都是太原市最具影响力的书店之一。

古老的槐树仿佛就是一种隐喻。现在杂割店的总店早就迁址到了它的对面。包括尔雅书店，它们三十多年的长盛不衰，或许与柳北的这两株唐槐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关联。太原人应该感谢曾经的老市长岳维藩，八十年代初柳巷北口拓宽改造时，他力阻砍伐，用汉白玉围栏对古槐进行了保护。时至今日，只要路过柳北，就能看到那两株古老槐树的树干和丫杈间，挂满了人们用来祈福的红色布条，在风中微微飘动，有很强的装饰感和仪式感。在太原旧城区北肖墙、西缉虎营、皇华馆、狄村、小店以及远郊的晋源、晋祠等处，都散落有一些古老的槐树，它们在太原被称作北京前后就出现在了这里，无一例外都得到了细心的照顾和呵护。古老的槐树仿佛是太原人的图腾崇拜和精神寄托，更像是太原人不事张扬、质朴顽强的性格标识和地域性标记。

从柳巷北口一直往南走有不少的百年老店，双合成、六味斋、认一力、清和元等，这些老店承载了好几代太原人舌尖上味蕾里的美好记忆。双合成和六味斋这些年发展尤盛，连锁店越开越多，是当下太原副食界巨无霸式的存在。太原可以称为时尚的东西，也大多是从柳巷发端发韧的。比如婚纱摄影影楼、夜总会、酒吧，甚至各类品牌的洋快餐，不管它们后来在哪些地段找到了更合适的发展环境，最初都与柳巷有过亲密的接触。就一种时尚或新潮商品而言，如果不在柳巷露个面，报个到，让太原人认同好像很难。某些时候，与其说是对时尚或是商品的认同，还不如说是太原人对柳巷的认同。

2021年，钟楼街改造工程全部完成。这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柳巷商圈第三次大规模的升级改造。

柳巷的寸土寸金也就不足为奇。

鼓楼街向西，经过唱经楼和1919年成立的山西银行旧址，就到了南北向的食品街，与我柳北的住所仅有一步之遥。食品街店铺林立，平日里熙熙攘攘，那些年上班时必须横穿此处。我在这个街区一住经年，后来在新千年的夏天一个细雨迷蒙的清晨，像个叛逃者一样选择了离开。

我只是从一种喧嚣躲进了另一种喧嚣。

近十多年来，我经常回到柳巷附近去走走。一来是安慰一下怀旧的情感，二来鼓捣相机拍一些片子。街拍是件容易让人着迷上瘾的事情，它能使平凡的物象瞬间变得神秘有趣起来，甚至能借助周遭的物象逼近和剖析自己的内心。在清晰或朦胧的背景中，触摸到某些让人悸动的时辰。这一点和写诗非常类似。

2020年春天那波漫长的疫情刚一解封，我就到柳巷商圈拍了一整天片子。依照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的流行趋势，我天真地认为，生活自此如初，天下再无疫情。我从来没有像那天一样热爱密集熙攘的人群。我拍这些从封冻的冷库里走出来的人们的脸，那一张张欣喜的脸，正是我街拍中希望找寻的东西。

三

从柳巷南口出发，穿越迎泽大街，就到了青年路。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团校、山西省青少年报刊社都曾集中在这条路的北端，这大概就是这条路名的来由。这附近还有一个叫满洲坟的地方，是旧时清朝统治者满洲人的坟场所在地。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踪迹全无，只单单留下这样一个地名。

从上大学开始，我就频繁地出没在这条街上。缘由是因为诗歌。

据诗人李杜讲，1984年下半年，他和潞潞在宿舍楼偶然相遇，聊及建立诗社的事，随即迅速行动，创办了山西大学北国诗社。李杜出任社长，潞潞、任有辉任副社长，著名诗人、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马作楫担任名誉社长，北国诗社迅速成为山西各大院校诗歌运动的核心。1985年，潞潞和李杜在山西大学编辑出版了《北国》诗刊创刊号。诗人潞潞在《有关北国的记忆》里这样回忆道：

创刊号刊登了北岛、江河、顾城、海子、骆一禾、西川和大量山西青年诗人的诗作。这样的阵容使得《北国》一开始就具备了广阔的视野和包容度，它不仅是山西大学的一本诗刊，也不仅是北中国的，它突破了地域的局限，是那个时候全中国最具现代性和先锋性的诗刊之一。

我是在《北国》诗刊创刊号出刊的翌年进入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的。虽然彼时潞潞、李杜们已经毕业离校，但山大校园诗歌的热度不减，所以我在进校后一头扎进诗歌中也就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山西大学北国诗社后经历任社长刘峭、杜国华、徐建宏、我、王显威、杜星亮、许凌云、张云、孟绍勇等薪火相传二十余届。新千年初，还有山大的文学院在校学生找到我，帮他们的诗刊写过一个刊首语，可惜没看到出刊后的东西。话说回来，在整个八十年代，没有真正接触过当代诗歌的大学生恐怕不多，春风文艺出版社《朦胧诗选》那时发行了多少册不得而知，但肯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万千青年学子的枕边之物。

黄金年代的诗歌。诗歌的黄金年代。

当时山西青少年报刊社旗下的《山西青年》杂志在国内青年类刊物中风光正盛，一时无二。杂志主编李坚毅老师早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是当时省城有名的诗人。好像是1987年，他曾依托《山西青年》杂志举办过一次全国性的短诗大赛。李坚毅性格宽厚儒雅，乐于助人，尤其对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关爱备至。所以身边自然网罗了一批毕业去向不太好，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以山西大学毕业的居多数。有些人毕业无着落时也在此暂且容身，有些人分配到省城之外，又以此处为跳板重回省城。在大学读书和刚刚参加工作的前几年，青年路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我晚间所要抵达的重要的目的地之一。

每每在工资发放日，或者某某人领到一份还算像样稿酬的日子，相互在单位的电话里一通招呼，大家就会在华灯初上的时辰呼啸而至青年路某处。时隔经年，在城市改造中青年路如何变化模样已然记不清楚。但从青年路北口到太原五中一带大小街巷中，我对各类饭店的沿袭变迁非常熟悉。现在每当我路过青年路，总能记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夏夜，青年路地摊食档上涌动的人头和电石灯发出的“噗噗”的声响。

去年深春的某天快下班时，和诗人宋耀珍、赵树义相约在青年路喝酒。耀珍因为孩子尚在五中上学，至今住在青年路新南一条单位宿舍区的房子里。他问我想吃什么？我说你们对面某某家的包子。他说，那个店没了，疫情开始后撑了一段时间就关了。听闻后酒兴立马少了一大半，真是悲哀的事情。

在中国传统文化浩荡的历史过程中，文人相轻和诗人抱团取暖，一直是一对高度对立又并行不悖的存在。相较于小说家、散文家等其他文体作者而言，诗人之间情感上的相互支撑和认同真是个有趣的话题。或者可以这样说，诗歌不止于表达，它本身就是一种生存和生活方式，诗歌本我的力量异常强大，所以诗人们更容易结成精神上的同盟或至交。

诗酒趁年华。那时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寄情诗酒，可供挥霍。对当时这个刚刚开始扩容的北方城市而言，我们是一群操着和这个城市不相兼容的语言体系的浪子，心怀良善却离经叛道，行为懦弱又口出狂言，理想和现实在异常激烈的冲突中渐行渐远。我们越留越长的头发在暗夜的风中自由飘荡，将这个城市的夜色越涂越深。这伙青年勾肩搭背，横穿马路，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时常引路人侧目。青年路不管不顾地敞开胸怀拥抱和安抚了这些充溢着激情的困顿灵魂。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某个夏天的晚上。记不清是外地的哪个诗人朋友来太原出差，也记不清是哪位慷慨的诗人兄弟请的客。那天的酒局定在了团省委大院门口左手拐角处的饺子宴饭店，那也是当年我们聚会所能承受的最高级。真是一场欢宴。记忆里参加人大致有金汝平、唐晋、徐建宏、郑凤歧、王奋强、王进等济济一桌十二三人。那时山西诗人聚会时大都会有读诗朗诵环节，酒桌上自娱自乐的唱歌之风尚未兴起。大家一首一首朗诵，朗诵一首，喝一大杯。工夫不大，六七瓶太原高粱白酒就见底了。不知谁又从门口的小卖部买回一大捆的天龙啤酒。酒至酣处，有人从椅子上跌落下来，有人双手伏桌开始沉睡，还有人频繁往复于酒桌和卫生间之间，亦有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宾主尽兴，主客相融，人世间或浓或淡的如意不如意，都在酒精的升腾奔涌间高蹈入云，或隐入尘烟。四十岁前的我，产酶旺盛，逢大酒有时尚能力撑不醉。唐晋是大家公认的至尊饮者，几十年来诗人朋友间拉力赛般的漫长酒局，很少见唐晋喝高的时候。他总是那个酒场将散时在饭店门口拱手送别大家的人，酒风浩荡，谦卑有礼。

相互作别后我和唐晋同道而行。我住柳巷北口，他住解放路东头道巷某科研所宿舍。我去过他彼时的居所，天马行空的唐晋，在居所的屋顶亲手画满了类似西方神话风格的超现实主义油画作品。那夜我俩边走边聊，聊到彼此正在创作的小说，兴致所至，就在青年路北口靠近迎泽大街附近的一条长椅上坐下细聊，后来酒劲上来，俩人靠着长椅沉沉入睡了。再醒来已是凌晨两三点。迎泽大街街面上，那家售卖浇肉揪片面的安徽籍摊贩正在打烊收拾。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空，两人相视一笑，跨过迎泽大街，向柳巷进发，偌大的城市，仿佛独独被我俩占领。

十多年前，还写过一首在青年路附近夜饮的诗。记录了太原五○、六○后诗人和八○后诗人饮酒的场景。世事沧桑，我们在青年路喝酒时出生的那茬孩子，已然开始和我们在一起喝酒论诗了。诗中提及的诗人郭志勇哥哥驾鹤西去，屈指算来已有五年了。

夏日夜饮

这断肠的酒，起先只是装在

那些漂亮而矜持的瓶子里

它们在登场之初

就精确预判到了今夜剧情的结尾

正如所有的恋爱

都会有一个羞羞答答的开始

小杯的对碰，起于礼仪

又仿佛是战争开始前的侦察与窥视

更替更大的杯盏之后

在满天星光环侍之下，一场夜宴

迅速演变为攻城掠寨式的征伐和博弈

举杯若电光，倾杯似火石

仿佛都有鲸吞南海的壮志豪情

这是中国北方夏日寻常的夜晚

雪野、志勇、树义、文青、晋侯和我

与几位八零后的小弟

仗酒论诗，吐胸中块垒

最先倒伏者是诗人童天鉴日

活在当下，所谓英雄豪杰

遍寻不遇一个醉卧沙场的人

只有这些扳倒酒瓶或被酒瓶不断扳倒的人

四

距青年路不远，五一广场稍稍往北的方向，有条巷子叫上官巷。上世纪90代后期至新世纪前，因为孩子上幼儿园的缘故，我在上官巷二号院和柳北的住所来回切换，历时大概两三年。二号院有套岳父早年工作期间分得的福利住房，位于一幢砖混结构建筑的四层，因为顶层的缘故，加之楼板较薄，到了盛夏还是感觉有些热。其实太原是个非常适合夏季居住的避暑城市。记忆里，在一部老旧电风扇疲沓冗长的轰鸣声中，夏天中最热的那么几天就来了。

这是省直某政法机关的宿舍院，大多建筑是上世纪70年代建成的，房子有些旧了，但管理有序。院子里植有几株当时还不算高大的梧桐树，从春到秋，在适宜的天气里，总有几拨离退休老干部在树下下象棋。我曾经驻足观看过几次，他们嗓门很大，到关键处观棋的人吵得很凶，搞得执棋者举着棋子游移不定，像过堂似的。他们所用的行棋术语和一般人下棋时的用语大相迥异，高频出现的词汇大抵有“专政”“法办”“打击”等等，结合棋局琢磨一阵子好像似有所悟，感觉大致是专用于车马炮等行棋走法的特定称呼，往更具体处解读则感觉一头雾水，执棋的人则心领神会一点就明。我不由得感慨，这些老同志离休退休看上去很多年了，职业生涯留下的印记依旧很浓很深，看来政法人的职业素养和叱咤风云的霸气特征历久弥新，不是一时半会能消解掉的。

出二号院西门，向北拐弯处有一面古老的影壁，影壁北面是一片屋顶上蒿草丛生的建筑，深秋和初冬时节荒草随风倒伏，衰败而凌乱，画面感很强。若干年后，阅读肖刚绘著的一本名叫《太原名街老巷》素描绘本时我才知道，那时日日路过的那片旧建筑，黄色的琉璃瓦顶，龙形装饰，居然是我国古代建筑等级最高的皇家建筑，且山西省内仅此一例。周边居民叫它万寿宫或皇庙。一查资料，该建筑准确的名称正好就是民间俗称的集合体，就叫万寿宫皇庙。具体始建年代不详，大致建于明朝晋王朱棡就藩太原前后，距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比北京太庙还要早几十年。耿彦波主政太原时开始了大规模的修缮，目前修缮工作已接近完成，这里是记录明代锦绣太原城盛景最好的实物佐证。

沿皇庙建筑往西走是条细细短短的巷子，叫万寿宫。若干年前，我曾经在这条巷子里拍过一张一群篮球少年逆光而行的剪影。古老冷清的旧街巷，因为少年们拍着球走过而突现生机。片子是用仰角拍的，匆忙间抓拍聚焦不准，成像后有些模糊，技术上的瑕疵非常明显，因为影调和味道我特别喜欢，所以片子至今留存。

巷南现在是五一路省级集中办公区的北墙。行文至此时，适逢连续不断的公差缠身，搁笔有一两个月。再续前文时，我已从工作三十三年的原单位，奉调至位于五一路集中办公区的省作家协会工作，这真是件神奇的事情。造化弄人如鬼斧神工，出其不意又暗合内在的逻辑。

巷北的几个院子各具特色。靠东的第一处院子门牌是万寿宫三号。距上官巷二号院西门不过三五十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和妻子约会时常在此处集结，并由此为起点，用双脚不停丈量太原市的大街小巷，俗称压马路，是物资匮乏年代恋人们相聚时的主要活动方式。

其实早在一百二十多年前，就有一对异乡人，从很远的地方，也是一路用双脚丈量着来到了这里。万寿宫三号院竟有一段值得咀嚼的传奇。

1900年，来自山东的小哥俩，哥哥叫张天俊，时年七岁，弟弟张天杰，时年五岁。兄弟俩一路风餐露宿，不知走过了多少路程，经历了多少磨难，从东到西越过太行山，在讨吃要饭流浪中来到了太原。得知家中内情、充满爱心的太原百姓一阵唏嘘后，收留了俩兄弟。后来张家兄弟在基督教会资助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老大张天俊考取了北京的大学，老二张天杰考入山西大学法律系。大学毕业以后，哥哥当了教师，弟弟进入当时的山西省邮政局工作，最终做到了局长。1923年，张天俊、张天杰为了报答教会的养育之恩，捐出3000块大洋，修建了一座教堂，就是现在的万寿宫基督教堂。又在紧邻教堂旁修建了一处自住的宅院，就是现在的万寿宫三号院。这个院落有正房七间，南房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据说此处原来还建有一处中西合璧的漂亮花园，现已损毁湮灭再无痕迹。

前些天太原大雪。午后我专门去看了看这两处建筑。踏着嘎吱作响的积雪走进巷子里，基督堂门前挂着一把大锁，透过铁栅栏门向里望去，精致小巧的基督堂已修缮一新，与旧时相较毫无违和的感觉。在大雪的映衬下，反倒透出一种睿智老者般常有的庄严和慈祥。三号院还是原来的老样子，南房临街的窗户上还留着当年的铁条护栏。院门门头的砖饰剥蚀严重，院门紧锁着，大抵已经没人居住了。开春后如果能彻底维修一下，有如此可以共情的传奇故事做背书和支撑，这里应该就是体察和了解民国时期太原城风情的绝佳去处。

雪中的万寿宫巷，人影寂寥，安静而忧郁，与今年北方入冬时节至寒的天气暗自呼应。起风了，街边在树梢上的积雪扑簌簌落了下来。想起年轻时写过的一句诗，“风能吹走雪，吹不走雪的白”。联想到年少轻狂的矫情和自矜，心里兀自暗笑了一声。

五

太原文庙在上官巷的东端。

一个有风的上午，我穿着厚重的冬衣从办公楼出发，用了大约三五分钟的时间，就走到了文庙附近。

现在我站在正对太原文庙牌坊的街道上。牌坊在街角的北端，牌匾中央两个繁体隶书大字非常厚重耐看。文庙始建于北宋初期，经明代重修扩建，是国内存量极少的省府文庙之一。建国后长期为山西省博物馆所在地。新世纪初，制式浩大的山西博物馆新馆在汾河西岸投入使用后，这里被省文物部门改为山西省民俗博物馆馆址。这次我来文庙，发现大门入口处的牌匾又改换成了山西考古博物馆。哪天时间宽裕时进馆看看，一探究竟。

原先文庙前有一个小广场，西边南边还开有几间古玩店，记得家中一个好看的民国风格香炉就是在这儿淘到的。前几年城市整治时，靠西的这部分改为了停车场。这是国内各大城市共同面临的窘境，人车争地，在老城区尤甚。这里曾经是儿子幼时的乐园。轮滑小子的童年和少年在小广场上飞驰而过。时间真不经用，现在依旧清晰地记得他用稚嫩的童音，在这里呼朋唤友时的样子。仿佛只在倏忽之间，他已二十大几了。

紧靠着文庙的西墙，是一条很古老的街道，叫狄梁公街，因该处曾建有奉祀唐初贤相——梁国公狄仁杰的祠堂而得名。街道大约有八米宽，长不足二百米。深春至初夏，两排发芽迟缓的高大国槐枝叶在空中相交，遮天蔽日，形成了太原老街巷中少有的一条林荫小道。道路两侧红墙相映，午间烈日当空，或者黄昏时斜阳西照，都有很好的景致，也是当年我遛娃时的绝好去处。

街道的北端有座初建于唐代的崇善寺，传承法系属净土宗，很长时间以来是山西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大隐隐于市，名副其实的藏于闹市的三晋名刹。短短的狄梁公街，非常轻巧地将两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自然而然连接在了一起。每当佛历的重要节日，平常秩序井然的崇善寺周围变得嘈杂喧闹起来，摩肩接踵，人车相拥。

崇善寺是我重操相机以来拍摄次数最多，且用时最长的拍摄地。春夏秋冬，天晴天阴，霜雪雨后，有时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慢慢地等，慢慢地拍。摄影是个留住时间瞬间的活计，需要预支更多的时间去兑换和交易。英国摄影师戴维·诺顿将此定义为等待的游戏。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则讲得更为具体和透彻：

拍摄让头脑、眼睛和心灵处于同一瞄准线上。

就我个人来说，摄影是一种理解的方式，不能与其他视觉表现方式分离开来。它是一种呐喊、一种释放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去证明也不是去表明自己的与众不同，它是生活的一种方式。

这些话鼓励着我学会等待。有时我就在祟善寺院内院外，枯燥无聊待上较长的时间。这样的等待还是有收获的，当我希望之中的元素集齐时，有趣的照片就诞生了。这些年我在这里也曾拍摄到几张自己喜欢的片子，我将有趣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让人欣喜的收获则更多来自巧遇。

夏日的太原常常有出其不意的好天气。凉爽。晴空中有大块的云低垂。某个黄昏从崇善寺经文庙巷转出，夕阳的光线非常舒适地洒向东边的新城街街口，不软不硬，老旧的街道散发出迷人的光泽。我停下了脚步，在文庙高大的东墙下四下张望。两个中学生模样的孩子走来了。女孩在街中央迟疑踟蹰了一下，走近了街边的小吃店。我预料到将有什么发生，快速取出了相机。期待中的场景出现了，男孩坐在小吃店门口的一辆电动车上等待姑娘，姑娘在等待煎饼，店主从环境复杂的小吃店伸出头向外张望，显然他发现了正在拍照的我。人物相互之间的指向明确而清晰，一切刚刚好，这是让人欣喜的时刻，我随即摁下了快门。

还有一段时间，我常常从上官巷向南转到文津巷街拍。文津巷东侧就是文庙，西墙内就是1902年创立的山西大学堂旧址，山西大学是近代中国的第三所大学。代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文庙和现代高等教育发端学府仅仅一墙之隔，这里自然属于文化荟萃之区，故名文津巷。我非常喜欢这个地名。文津巷尽头正对着太原大学外国语师范学校第一附属小学，属于太原市重点小学，是我妻子的小学母校。山西大学堂旧址现在为太原师范学院附中使用，师院附中属省级示范中学，是我儿子初中阶段的母校。校门在文津巷西转的侯家巷街面上，就是著名的侯家巷9号，清朝时用庚子赔款建设的主楼和围墙还是原有建筑，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12月，入选第二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这里也是我惯常的拍摄地。

多年前一天，我以改造前的文津巷北口的路标为拍摄背景，拍下了一组黑白片子。90毫米镜头，8-10米的距离，没有过分抵近的冒犯，又能非常舒服地拍到人的全身。斑驳的砖墙，匆匆掠过的各色人等清晰的面影，普通人在寻常巷陌间的生活场景，我喜欢老街巷中自然弥漫的这种气息。片子的成像和影调都还不错，想过一堆照片题目，都不那么贴切，最后还是以文津巷加所拍人物的出现次序来命名。

太原对我这种不太专业的街头拍摄还是极其宽容的，甚至是慷慨的。在另外的城市，我的街拍不时会遭遇到充满敌意的目光，咄咄逼人的盘问，甚至不问青红皂白地兀自谩骂。某年在桂林搭乘漓江上的游船，突然间竟有一对中年男女嚷嚷着要抢我的相机，我耐着性子让他们在视窗里逐一查看了片子，确认并没有将他们纳入镜头，一番无理的纠缠以他们的讪讪离开为终止。后来在外旅行时，我大多时候用手机拍片子。手机摄影的大众性和镜头指向的隐蔽性，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无论如何，现阶段的手机拍摄效果和质量还不足以完全取代专业相机。

单从街拍这个角度而言，太原是自己的城市，我因熟悉而心中有底，但常常能意外收获到太原对我的美意。在老街巷拍摄时，鲜有居民说三道四。有时会有人围拢过来，大多也是说，多拍拍吧，没准啥时候拆了，他们知道这些老街巷的价值所在。所以经常有不认识的居民帮我固定三脚架，照看摄影包。

有一次在上马街附近拍摄，深入到了一位年近八旬老婆婆的住所。三间老屋中间是厅堂，东西各连着一个卧室，屋子里利落干净。卧室的一角，散落着一个琴箱，皮质的箱面完整洁净，里面据说是一把坏掉的小提琴，没有维修的价值了，但一直舍不得扔掉。据老人讲，她家世代居住在太原，年轻时上过新式学校，退休前在一所学校当音乐老师。老伴去世了，孩子都成家另过，有的还在外地。她的眼神有种超越年龄的明亮和沉静，像一束光。言语不多，诚恳而淡定。记得我给她拍了一组坐在窗前逆光的片子。她认真地配合我拍摄至中午，执意挽留我在她家吃个便饭。这种骨子里的善良，也从侧面印证了我拍摄老街巷的意义。老人对我的关爱超越了摄影本身，对我的鼓励也是多维度的，蕴含着浓浓的、化不掉的乡情和亲情。

六

总喜欢在黄昏的街头漫无目的地行走游荡，这也是柳巷生活留给我最深的烙印。

许多年前，我经常从柳北古老的唐槐下出发，穿越府东街到达街北的另一棵唐槐附近，我以为，这就是喧嚣与宁静之间的距离。

有一阵子经常溜达到新民中街、新民东街附近。从这些熟悉的老街道走过，如果微闭着眼睛，仅凭气息和味道，我基本可以确定街区的具体位置。又有一些房屋即将被拆除了，墙上已经涂写上了一些标志性的符号，我没有拍。我将镜头对准了那些陌生又熟悉的面孔，他们让我着迷。尤其是街边的小贩，他们朴素的表情就是这个城市的表情。

想起近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的一句话:“小贩是街道的鹦鹉，是伊斯坦布尔永远的欢乐和生命所在。”他说得真好。

当老街巷被时光带走了旧日的荣光，城市中曾经庞大的树荫被林立的楼群切割和覆盖。当远行的游子归来，无法再嗅到那些飘散于梦中深谙的气息。夕阳依旧会照耀这个格局日渐放大的城市，依旧会把夕光洒向尚存的古老街巷，像老人们散淡而遥远的笑脸。

我们走在城市的心脏部位，被一扇古老的木门，一对石头狮子，或一面砖雕影壁吸引。我们驻足，凝视，或者伸出手小心地触摸一下，能真实地感觉到街区的苍老和内心的游移。我们要一个怎样的城市？让它表里和谐，与应该葆有的历史相互匹配，不要让它随秋天的落叶被风带去，像一个不再归来的故人。

这个城市里生长着很多古老和年轻的国槐，是太原市的市树。最喜欢它们在初冬季节呈现出那些写意的枝条，当它们与新老建筑交织在一起时，我们能体察到朴素的安宁从心底涌起，那种来自远古的，可以穿透时光的安宁。

我们无法回到城市的昨天，就像我们无法穿越直接进入城市的未来。所幸还有这些照片，帮我们留住了时间的一个个剖面，这短暂的瞬间，已足够温暖。

【温建生，山西交城人，著有诗集《与时光书》《偶然路过我的身体》。现居太原。】